第十三章 一 “在柳家寨劳动教养所改造的右派们，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终于明白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劳动当作人生的崇高事业，而且自食其力，这是知识分子是否得到改造的重要标准，更是证明党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英明和伟大。”这是来这里视察的省级官员对劳教全体人员讲话的核心内容。 但劳教人员在大跃进中对每天 16 个小时的劳动强度早已精疲力竭，人们没有精力去认识什么是英明和什么是伟大；不是不想歌功颂德，而是他们一直不能忘怀的是说死就死了的难友。连那么心软面善的彭所长，对通讯组说，“这谁都没办法，我又不能变成粮食让人们多吃一口，对我来说，我相信眼下还不至于发生人吃人，这就还能对对付付支撑下去。” “咱们的粮食不是还能吃个六七成饱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架不住上峰直接没完没了地来跟你要粮食，只要来一个人就得一二百斤打发，这种搬腾，你就是粮仓也得给你捣腾空了。” “他们这样做是为单位？” “谁这时候还为单位呢？爹娘老子都不认得了，他们的原则是，自己别饿死！” 在这种情势下，劳教所的右派们也多少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但说真话，明白这一点可不是听哪位首长的报告，而是老百姓唱的歌：社会主义好（啊），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吃不饱……来劳教所作报告的首长还要求劳教人员，一定要有信心把自己改造好，因为社会主义还是给大家出路的。 应该说那位省级官员的讲话没有任何不当，只是人们怀疑，他到底来劳教所干什么来了？因为有人亲眼看到这位官员的车后备箱给放进了五面袋子大米，而且，竟是那位郜大队长亲自把大米袋子扛过去的！ 显而易见，这位官员也处于饥饿状态，以视察名义，行索要之实，原来他来劳教所表演的是“欲盖弥彰”的把戏。在那个极特殊的时代，这是极为罕见的，也是极胆大妄为的，一旦被告发，那会受到极严厉的处分。 实事求是说，这位官员的行止卑鄙而无耻，劳教所的大院、小院几乎人人皆知，但人们并不议论，只是私下很气愤地说说；郜大队长给大官员扛米袋子，能白扛么？官大压死人，而郜大队长深知此时的拍马屁决不会白拍！何况他见着大官立马就变成任意驱使的小伙计。可一见到右派像被妖魔点化了一下，立时就变成了颐指气使的大管教，而且他又神气十足地强迫你对他毕恭毕敬。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缩影，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此风此景，时时处处，都能让你看得眼花缭乱， 但，柳家寨劳教所所长彭光磊，他几乎成了劳教人员的精神支柱。他设想的建猪场、鸡场和澡堂子不仅按计划实现了而且早已开始使用了。人们还记得 23 位女劳教人员搬到在鸡场、猪场中为她们盖的住房时，她们彼此抱在一起，有高兴跳起来的，有激动而哭泣的，好像她们的生命重新有了依靠，有一个还说，这回我们永世告别蚂鳖了。而劳教所有澡堂子的，大概只此一家。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和黄若愚县委书记从县粮库借了很多粮食，让人们能熬过这场大饥饿的灾难。他向黄保证，今年借，明年还。在这一过程，彭所长突然有个想法，从今年收秋开始，把劳教所打的粮食的一部分储存在县粮库。这当然要掩人耳目，还需要技术方面的深思熟虑。目的就是别让首长们把粮食倒腾到自己家里。 饥饿使社会形势越来越恶化。耿介民对通讯组的几位说，这个时候咱们得保护好彭所长，唯一办法，就是有什么事都找队长，队长不解决也不去小院，让几位队长觉得我们与彭所长的距离越远越好。否则，我们就害了彭所长。我们一定要清楚，这里的所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大小干部和干警，他们最拿手的就是打压、威胁和恐吓；而彭所长强调的是人性化管理，使我们有面向未来的勇气。 彭所长的危险在于：现在不讲人性！只讲人的阶级性。（在这点上，耿介民悄悄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以各种借口维护革命的阶级利益，大量地屠杀异己，其残忍凶恶令人发指。斯大林被愤怒的俄罗斯人扔出了红场陵墓，认为他是共产主义世界的第一位暴君。而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伟大领袖就在那种时候，竟然无所顾忌地而且是尽最大努力为斯大林百般辩护，甚至公然向全世界宣布，斯大林依然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在劳教所的人们，总觉得我们之所以给打成右派，与斯大林的完蛋恐怕是有点关系。 怎么叫是否有点关系？没有斯大林的完蛋，会有东欧的混乱么？没有东欧的混乱，我们的整风会瞬间改为反右么？要知道所谓匈牙利事件，一个最惨烈的镜头是，布达佩斯市委书记和市长走出大门时，竟遭到报复性地枪杀，而开枪射击的恰恰是“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想想看，“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统而称之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当然不放心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可能如法炮制，更何况长期以来就把知识分子划进了资产阶级。他不愿意承认中国知识分子满腔都是爱国主义，更不相信知识分子愿为社会主义鞠躬尽瘁。 宁慎在通讯组表达了上述观点，让几个人听得几乎心惊肉跳 ! 耿介民想了想说，“从表面看好像是这样，如果假定苏联没发生什么事，匈牙利和波兰也没有任何内乱，伟大领袖就不搞反右运动了？我怀疑，这个历史之谜，我们很可能永远破解不了，但，一旦破解它可能令全世界惊心动魄！” 宁慎补充了一句。接着他说：“前些日子亭亭来看我，说他爸爸在《内参》里看到，‘庐山会议’党内斗争非常激烈，彭德怀元帅写信给毛主席，信的中心内容是，彭德怀建议停止大跃进，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危机，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老百姓不仅吃不饱，人饿死的太多了，在广大农村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谁也没想到，看过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极大的愤怒，好象内心郁积的一切，像一颗威力极大的炸弹顷刻就要爆炸，当时就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顶替他的是林彪。中央的震动自然波及地方，首先坐立不安的就是地方各级党政官员。根据过去的经验，肯定会出现一大群替罪羊。谁胆敢表示“三面红旗”丧失了国家元气，不把你锁进大牢才怪呢！” “他决定的一切，必须 100 ％的贯彻！不管正确与否，任何人都不能持有异议！譬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灾难，那也不能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错了。谁胆敢说错，立马先把你打倒再说。从历史上看，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宁慎补充道。 “这就是说，毛泽东肯定不会善罢干休了！费德福一边摇头一边小声说。” “当然了，不要忘了，毛泽东对搞政治运动可谓情有独钟，得心应手。”文笑寒说。 没人回答，不过宁慎接着说，亭亭告诉他，她爸想起在延安时候，一位从江西苏区来的老革命叫邝祖宁的对他说过：我这条命能活下来，还能来到延安跟做梦似的，在江西差点儿脑袋给砍掉了，当时的罪名 AB 团，那时错杀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有一个军给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谁都可能被打成奸细或是叛徒，关押他们的领导说，这个时候若是打起仗来，把你们抓出几个就枪毙了…… 耿介民特别严肃地说，“宁慎所讲这些，骇人听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不要以为劳动教养所最多就是让咱们累死累活，一旦风吹草动，从我们这拉出几个也会枪毙的！斯大林事件一出来，有人就知道，斯大林害怕被颠覆，他就大开杀戒，从波罗的海东边的列宁格勒（彼得堡）到远东符拉迪斯沃克，一路杀来冤魂累累，而在莫斯科，在他的地下室惨死的，身上的层层勋章都被自己的鲜血染红了。” “斯大林曾说他身边、他眼前有很多敌人。只要斯大林认为谁是敌人，他就有理由除之。与此相联系，我们也发现，建国以来多次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的，这是不是意味我们就是毛泽东眼前的敌人？若不，毛主席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老有不除不快的感觉。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恨不是始于建国以后！无论在江西还是延安，清洗的主要对象就是知识分子。而且可以预测，只要老人家健在，这种清洗绝不会结束。”文笑寒坚定表示。 费德福沉思片刻，小声说，“我去医务室看病时，看到桌上有份《河北日报》，因为那儿坐着郭大夫，我没敢细看，只拿眼一扫，看见‘庐山会议七月’字样。这就是说‘庐山会议’是上个月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是清洗高手，而凡清洗高手无一不是最残酷最无情的独裁者。根据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谨慎再谨慎，不是忍辱求荣，而是千真万确地是忍辱求生。我们所有言论仅限在这间小屋。” “这么说来毛泽东还要搞运动？”潘星辉一脸愁绪。 “当然喽，运动就是斗争，而斗争绝对让毛泽东亢奋，使他的战争思维迅速活跃，从而再次证明他的策略指向百发百中。我敢断定，毛泽东很快就会发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文小寒这样预言。 “整谁呀，知识分子都趴了。”潘星辉问文笑寒。 “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国民经济大倒退，或是谁说‘三面红旗’劳民伤财，谁就是这次运动的目标。毛泽东的眼里那是真正不能进沙子的！他的性格最本质特征，就是唯我独尊。有文章说，这源于他的帝王思想。谁不认识这点，让你什么时候完蛋，你就得什么时候完蛋！即便你说的是救民于水火的话，毛泽东也会火冒三丈痛斥你是在煽动反党情绪，不把你清除，留你干什么？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就是唱独角戏，别人要唱，那就叫与毛泽东唱对台戏！” “这么说，这次运动又有倒霉的啦？”又是潘星辉问。 “岂止倒霉！如果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当然是党政各级官吏是重点，他们若是各陈己见，或是相互推诿，相互揭发，非常可能又有抹脖子上吊的，在中国根本没有不死人的政治运动！”耿介民说。 费德福觉得怪了，他说，“反右倾机会主义不是在反右时就搞了？” 那次“反”，是警告各级领导在反右时绝不准心慈面软，要他们也包括大左派在内，必须认识到反右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的路线斗争。而这次，如果真搞“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比前时搞的只会更残酷更恐怖。因为，运动对象都是从最高层往下推和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如果，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受到对他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的指责，或是暗示他应该承担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责任，那就很可能出现难以预测的结果。 咱们国家老是搞运动，把人整的死的死伤的伤，谁还有心思搞建设！把农村弄得鸡飞狗跳的，农民种粮食却吃不到粮食，这还不算，让农民都成为炼钢能手，就咱们所看到的，炼的钢在哪儿，没见到钢，却知道村村几乎天天有死人…… 二 彭所长千方百计，保证了柳家寨劳教所人员的粮食标准每人每月 28 斤，这之前是 30 斤，应该说在全国大饥荒的年代，能有这个定量，右派们自己说这是天之骄子的待遇。当然吃不饱（每月 30 斤时也吃不饱）但可都是玉米是玉米、大米是大米，是真正的粮食。麸子、糠皮子和各种野菜什么的都没有掺进窝头，这指的是现在（ 1959 年）的时候，尽管吃的是正经粮食，因量少活重，劳动时间太长，还是有很多人双腿浮肿了。彭所长非常坦诚说，我保证不了你们的健康，我尽最大努力别让你们饿死。 出人意外，苗家堡支书苗长发来找彭所长，他们谈了很长时候。 苗长发还没坐稳就说，“农村也搞反右运动。” 彭所长一愣，“什么，农村反右？也搞大鸣大放？” “不搞鸣放，基本上犯两样就定了。一是从人民公社撤走的农户，捎带把你带进公社的马、牛、车和其它农具私自弄走；二是大说特说吃不饱，咒骂人民公社坑人害人比旧社会地主凶恶多了，农民没活头了。” “农民群众怎么反应？” “农民 100 ％赞成退出人民公社！你说我怎办？中国农民从来没有过分要求，能够吃饱就心满意足，现在不行了，就是吃不饱，不光是吃不饱，我们村三天两头的饿死人，这都是事实。我不能昧良心啊，人民公社确实把各村所有积蓄吃光喝尽了，大炼钢铁不仅把地撂荒了，还使大片良田都烧烤得板结了，有几块土地几乎像砖一样了，哪能种庄稼？想当初，农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就是因为给了农民土地！现在好了，地不能种了，真的，农民一天天在死，还让农民怎么拥护？农民想换个活法，就是“反”么？可怕的是上边还反复强调要站稳阶级立场，要认识到当今农民也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而且要求‘有反就肃’！” “你怎么肃的？也发动群众采取批斗形式？” “不用！像当年报名参军一样，都愿意当右派。不过上边说了，右派是资产阶级的，农民阶级不能产生右派，所以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其实定什么分子都无所谓了，有人说，都划拉到监狱里才好呢，总能给个窝头吧。” “那要把他们怎么处理，真要送劳改队？” “还没得到指示，我去过县劳改局，他们说，你们爱往哪儿送就送哪儿，反正我们不要。一个村子就是几十个，大点的村子百八十号，全琢鹿得有多少万人，往哪儿放他们？现盖监狱，谁给钱？” “县里说的也对，再说，所谓农村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都是家里的劳动力，把他们关起来，农村会稳定么？逼着农民没生活，谁会安分守己！农村乱了，这可是大事，这和城市的右派不一样。我觉得你先沉住气，看看，中央不能光让人们整，整出来不会没有处置规定。不过你要特别注意，万万不能让农民成群结伙进城市打砸抢！” 听到这些情况，彭所长非常焦虑。 “您这劳教所能给收几个不？” “劳教所不是学校可以招生，都是由市里各单位把右派名单报上去，再由市委市政府决定送到劳改队还是劳教所，我哪有权想收谁就收谁呢！再说，我这里也已经饿死不少了。” 彭所长跟苗长发解释了半天，苗长发最后都流出了眼泪，“我也没办法了，我告诉您一个消息，去年冯文义救下的苗立本，一家三口喝农药死了，您说农民还有啥奔头？我能管住还有点吃的人，我可管不住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的人。彭所长，我不难为你，往死了饿人这是天塌的大事，不能怪我这共产党员没能耐！” 苗长发走了，留给彭所长一大堆难以释怀的痛楚。重要的是他毫无办法帮帮苗长发，可是劳教所谁来阻止别再死人了？几乎普遍浮肿，这还用说么，浮肿就是没有足够的粮食造成的，几百亩水田旱田，谁来种？我咋办？病号需要葡萄糖，我到哪里能弄到葡萄糖？一点办法没有，大家都挨着吧……彭所长更担心的是若再死下去，家属呢？是通知还是不通知，死人的事可以不了了之？ 苗长发走后，彭所长站在窗前呆呆看着窗外，硕大的老杨树枝叶繁茂，每片叶子都油亮油亮的，每根枝条都展示着生命的旺盛，好像自然界并没有冷落任何角落，并没有亏待任何生命。树能这么绿、这么壮，直接证明没有干旱！怎么人就面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饿威胁？他走出办公室，在小院里一边漫步一边继续排解心中的疑虑。末了，他索性走出小院，直向稻田区走去。 稻田也是一片翠绿，而翠绿不证明干旱。好几百亩稻田的即将成熟的稻穗，像欢迎它的主人，在清风中摇摇曳曳，真是稻浪滚滚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彭所长心说，至少我们这里没有丝毫旱情，也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的任何迹象。他在稻田区碰到耿介民，问他：“耿介民，你估计今年稻田的收成怎样？” “肯定丰收，您看稻田的水，一周前就放干了，就等稻田能经住人踩了；大概国庆节一过，就准备开镰了。” “亩产能达到多少斤？” “这个我不知道，去年我问过郜大队长，他教训我说，亩产数目这是国家的机密，大概你又有忘了你是什么人。不过我可以告诉所长，今年的产量肯定高于去年。” “为什么？有根据么？” “不敢说是根据，我说出来，您看看有没有道理。” “你说，何况稻子还没收割呢，谁也没能力保证没有不测风云。” “第一，自然界给我们风调雨顺；第二，由于我们多次清除稻田里的稗子；第三，我们防范了稻田倒伏。这几个关键因素，使我们的稻田才有现在的样子。” 彭所长向他点点头以后，向去年那片蒲草塘走去。他好象走进大森林迷了路，他没能立时找到，因为眼前都是长势非常好的稻田。正这时，郜大队长走过来，主动对彭所长说，“这块儿稻田就是去年那片蒲草塘，怎么样？这证明我们也能改造世界，更证明我们与天斗、与地斗的胜利。” 彭所长眯缝着眼睛向他笑笑。没搭茬儿。郜大队长绝对不明白所长只“笑笑”的含义。 在不远处的邢文海大队长，以为彭所长有什么事，便向这边走来。彭所长对他说，“看样儿今年丰收在望了。” “只要不出意外，能丰收。” “你说的意外是什么？” “不怕风不怕雨，就怕冰雹子在收割以前来袭。” “不可能！”郜大队长插了一句。 “你能管住冰雹不来？”彭所长笑眯眯地问他。 “不是我能管住冰雹，而是不等冰雹来，我们就颗粒回仓了。” 郜大队长说得有道理。现在是秋分，寒露时节这里就全收割完了，满打满算就是半月 20 天的事儿。 “这当然最好了，我是说，假定来了冰雹，我们有办法没有？” 两位大队长相互看了看，邢文海说：“没办法，而且毫无办法。” “这就是说，我们还得靠天吃饭！” “没错！” 郜大队长补充说，那也不一定，毛主席说，我们可以与天斗！是我们让桑干河为咱们效劳的，若不，这里就只能成为一片荒滩、处处杂草。 “按郜大队长说的，有冰雹也无所谓，我们就和天斗斗了。好吧，你们忙你们的，我回场了，顺便去看看旱田，前些日子我去看过，玉米穗和高粱头长得挺壮的，看样子收成也错不了。” “那肯定的！”郜大队长有点不失时机地迎合着说。“再说，就是这时候来了冰雹，我们也不必采取什么么措施，就是玉米叶子和高粱叶子对冰雹也能抵挡一阵子。” 彭所长回头向他挑出大拇哥，说声“你说的好”。 彭所长来到旱田区，庄稼长得确实喜人，就等再爆晒些日子，让籽粒的水分再蒸发些，就可掰棒子、割高粱头了。他周遭查看了一阵，忽然发现好些玉米秆子上没有玉米棒子了，显然是有人偷青了。这个情况当然是严重的，让他作难的是，他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偷青事儿的发生，尽管历来偷青是犯法行为，逮着是要坐牢的。但，看来偷青者也未必不知道偷青犯法，只是无所谓罢了。他想起苗家堡的支书苗长发，把他们村现在的生存状况向他讲了。他也想了，这么好的年景，种地的农民居然有很多很多饿死了，这是老天无情么？他明白了，农民出身的伟大领袖，原来并不了解农民，他想提前跑进共产主义，没想到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了，千百万农民却倒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了…… 让彭所长非常不安的是，人们快饿死了，还怎么安定？为了抢口饭吃，谁还怕铤身走险？彭所长在旱田区愣了半天，非常无奈，深深呼吸即将成熟的庄稼的气息，他自言自语，“让这片庄稼就这样吧，能给剩多少算多少，人能吃一穗棒子，没准就能多活一天，就让这片庄稼也积点德吧……” 三 彭所长往西看了看，涿鹿城满是沧桑地矗立眼前，想到苗长发的事。觉得实在是太严重了，不妨进城和黄若愚谈谈，这方面的事他一定知道很多。他进了城，走进县委院子。 黄若愚好像心理压力太大，见彭光磊来，苦涩一笑，只说快坐下，立马就说，“你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愁死我了。” “我知道你有啥事儿让你愁死了？当右倾了？” “当右倾倒好了，琢鹿城乡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这个县委书记能坐得住么！长此下去，农民不闹事儿么？大人孩子还有些机关干部，浮肿病像瘟疫普遍传染开了，不光是我，谁都干瞪眼，医院那点葡萄糖还不够他们自己用呢。” 彭光磊把苗家堡的情况讲了，俩人都唏嘘不已。不过他说，“饥饿席卷全国，作为你我个人，对此束手无策。” “你知道么，若是琢鹿这地方饿死人，那山区呢 ? 一亩地打不了百斤的坝上各县呢，不用谁报告，那里饿死的，谁敢把真实情况上报？也该着，说的好好的要独立自主，可就是什么都向苏联学习，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农业，人民公社这不就是苏联的集体农庄么？光看电影就以为集体农庄是天堂，是共产主义，其实正是集体农庄把丰腴的俄罗斯大地变得荒芜了，我去过苏联，参观过集体农庄，农庄女人化了妆，穿着花裙子，给我们唱歌，农庄是有，但看不到粮仓。眼眉前也能看到几片庄稼。后来才知道斯大林的农业政策祸国殃民了。”黄说 “原来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首先就是搜刮农民，让千百万农村立时陷入赤贫，把农民的粮食都弄去买外国机器。我们到乌克兰去，按说乌克兰是苏联的大粮仓，可是在集体农庄以来，仅乌克兰饿死的就有 1300 万！你看咱们紧随苏联集体农庄之后，咱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这不饿死人，还有别的么？”黄说。 “你是说我们的农业政策会跟苏联一样失败？” “当然啦，已经失败了，天天饿死人，还得怎样才算失败 ?! 可恨的是有些地方官员竟为了讨好，虚夸亩产千斤万斤，这不仅要死更多的人，还可能给社会造成混乱。你想呀，就按亩产一千斤，自然就得按你报的产量的比例上缴公粮，如果你实际产量亩产不过是二三百斤，连缴公粮都凑不够数，老百姓还有的吃么？不就得等死么 ?! ” “这么说，咱们肯定比苏联严重，你有数字么？” “就现在说，全国饿死的足有 3000 万人，看 60 年吧！” “哎呀，八年抗战的胜利，我们牺牲 3000 万人。饿死的难道还要翻番么 ?! 这就可能逼迫农民铤而走险了！” “你以为不可能吗？我觉得肯定会发生！因为守法的，得饿死；犯法的，不能马上死，谁去守法！这个时候什么什么主义还有用吗？” “要是有人群抢粮仓呢？你是县委书记，你下令公安干警开枪么？” “我不会下令，即便因此撤职查办，乃至枪决，这跟饿死一样！” “你我这样的共产党员可能被认为是另类，明知道在风口浪尖上，也不变其宗！” “到现在能坚守良心这个堡垒，我想马克思不会说咱们背叛了他！” 彭所长与黄书记紧紧握手，彼此有很难再见面的感觉。黄书记说，“老彭，你回去问问耿介民，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民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土地？如果土地集体化了，国有化了，谁保证供给农民粮食？” “别费这个事了，马克思与我们的政策没有多少关系。” 彭所长又回到他的小院。先找来冯文义和郭亮，开口就问，“有没有——” 两位大夫知道所长问的是什么，两人都回答说没有。彭所长让他们回去。 彭所长的心老是静不下来，他走到劳教所大门口，值班的警卫小唐冲所长说，“您出去呀？”彭所长嗯了一声，看看表，“小唐，你去找个警卫替你值班，跟我去趟苗家堡。” 在警卫班里，小唐是最机灵、心眼儿最好的一个，不仅所长喜欢他，连劳教人员也都愿意和他打个招呼。有时候所长去哪儿都想带他去。他们走在一起，就象是父子。 现在他们走在苗家堡村的田野上。苗家堡人对劳教所的印象不错，去年冯文义义不容辞地制止了那场凶杀案，让苗家堡老少一提起来就很感动。现在的苗家堡，被饥饿严重地困扰，没人知道这场大瘟疫还要肆虐多久！好像谁都可能随时就倒下了。 彭所长去年在这里还看到地里的庄稼的长势非常好，现在就在同一块地上，几乎连原来的地垄都看不见了，基本看不到庄稼，零零散散的小高炉几乎布满了整个庄稼地。小高炉没炼出钢铁，倒炼出跟石头一样硬的非铁非钢的东西，老百姓说，那些东西，是我们对 15 年“超英”的奉献！ 彭所长蹲下来，用手抠抠地，竟然抠不起一点土，他让小唐抠抠试试，一样抠不动。小唐急着说，“这地都让小高炉烤的成水泥了，不能种地了。” “不能种地，那农民吃什么？” 正在他们面对已经荒芜的土地感慨万端时，从背后有人喊道：“是彭所长吧？” 彭所长回头一看，他跑过去，“咱们有缘呐，在你的地面上又见面了，长发同志。” 苗长发握着他的手，说，“所长，怎么想起来村子走走。” “这得说是你来劳教所说的那些事把我的心悬起来了，尽管我毫无办法，心也放不下呀，今天得空，我带上小唐来看看。” “咳，有啥看头？不光是我们苗家堡，说句‘反动话’，坐吃山空一阵子，所有农村都败了，自古以来这日子也不能是这样的过法。如果这就是共产主义，你有工夫去问问每一个农民，他们会告诉你，这样的共产主义谁敢要啊！可把农民害苦啦！” “长发同志，别说了，你是苗家堡一村之主，可别这样说了。”彭所长问：“那么一大片烤焦了的农田，有没有治理的办法，得让它重新长庄稼呀！” “我的彭所长呀，你不是都看见了，地都给烤成砖了，谁有能耐把砖头再变成土地？地是废了，瞎子害眼——没治了。” “所长，您别操这个心了，人家苗支书都说没治了。”小唐也是怕所长上火，为此再得点病，这是何苦呢！ “我初步有个想法，等社会稳定了，各行各业都有章可循了，我打算把村子部分地搬到那片已经废了的土地上，在那里盖房没问题；腾出一些土地种庄稼，谁都得先有饭吃呀，像现在这个样子，有多少人饿死了？光我们村你知道饿死多少？” “你千万别告诉我，我知道有饿死人的事就行了。” “那我笼统说吧，苗家堡不算死人最多的，这么说吧，村村有饿死的，而死人最多的是蓝家窑。” “什么？”所长盯着苗长发。 “烧窑的活儿，即便你吃饱了，几次装窑、出窑很快就又饿了，烧窑的活儿，最棒的小伙子都怵头，有半点奈何，谁想去烧窑？何况如今只吃个半饱，不死等什么？” 其实不用多想就明白了，要让地长庄稼，首先得停止大炼钢铁运动，保护好耕地，地才能长出庄稼，若不，谁都得等死！就是神仙也没辙。 “小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行了，别信口开河，外交部院里都有小高炉，你不知道就罢了，今后对谁也不谈大炼钢铁的事，国家兴衰与你没多大责任。记住没？” 记住了。不过小唐又笑嘻嘻地说“所长，我不傻，我知道，不该说的都不说，就是平素能说的，现在也不说了，您放心，我不会捅娄子的！” “现实是人民公社把土地给弄的没名没姓了，农民不知道给谁种地，所以没什么积极性了，而农民最大理想就是过温饱日子，没这个温饱的奔头，什么信仰都是零！” 彭所长从苗家堡回来的当晚，彭所长和孙科长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孙科长来到通讯组。让文笑寒和潘星辉跟他去蓝家窑劳教分所。孙科长只说去了解了解那里情况，你们去采访，有值得报道的你们写些文章。 他们走后，宁慎、郁大千、费德福三人你看我我看他，愣了一会神儿，郁大千憋不住，问：“那边是不是出事儿了？”费德福看看宁慎，好像随口一说，“不会吧！” 宁慎摇摇头，“中央都有分歧了，地方上还能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常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可是带有规律性的名言。” “那，你说给我们听听”。费德福郑重其事地问。 “与大跃进有关系。” “能具体点儿么？” “现在可以说到处死人，而且与伤寒、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无关，得的都是饥馑病，具体说，都是饿死的！” “可是中央只说自然灾害严重，没说饿死人的事！”费德福不大相信宁慎的话。 “只要我们没被饿死，我们迟迟早早一定会看到真实情况。” “宁慎说的可能在谱，我也听到东来西往的老乡们愤懑地说，某某村子又饿死 10 几口。” “中央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费德福又问，还很怀疑地。 “怎么不知道？彭德怀经过调查后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了。老费，你是不是得健忘症了，前几天我不是说过这件事儿，正是彭德怀的报告招致自己的身败名裂，所以毛泽东还要发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整风。” “反右那会儿不是反右倾了？” “我已说过了，那是怕领导干部不敢给右派上纲上线，现在是反上层、反各级领导。”宁慎答。 “那他就不管老百姓死活了？” “怎么不管？已经昭示全国，饥馑现象的造成，源于特大自然灾害，这是一，其次是苏联专家撤离。与三面红旗没关系。再则，毛泽东也顾不上饿死人的事，此刻他的全部精力准备通过运动收拾不同政见者。” 宁慎的话说到这儿，费德福终于点头，好像才恍然大悟，他说，“明白了，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凡经常发生的事就没必要大惊小怪；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毕生的神圣事业，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面对任何事物，要分析其矛盾性质，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千头万绪，只要主要矛盾解决了，一切都迎刃而解；而老人家穷其一生都认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资产阶级及旧社会残余势力企图复辟是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阶级斗争。所以，死多少人不是什么主要矛盾，毛泽东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中国不怕核战争，不就是扔几个原子弹嘛，中国人死三亿，还有三亿，我们照样能建设社会主义。” 直到很晚很晚还没见文笑寒和潘星辉回来。宁慎几个睡了好几觉了，费德福脑子里纷纷出现各种猜想，说什么也睡不着了，他把郁大千宁慎叫起，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有个时辰天都亮了，太不正常了。” 没多大事儿吧，文笑寒和潘星辉是跟孙科长走的，难道还能遭路劫？不可能啊！郁大千歪着脑袋看宁慎。 “甭看我，我又不是诸葛亮，不过，我可以断言，一定有大事发生了——” 四 有人敲他们的门，费德福什么都没问，把门开开，是耿介民进来。开门见山说，“邢大队长奉彭所长之命，让我和你们三个还有冯文义马上跟邢大队长去蓝家窑。” “真出事儿了？”费德福心跳得厉害。 “肯定出事儿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耿介民边说边催他们穿好衣服。 他们一行 6 人用很短时间已经走了一大半路程，朦朦胧胧中看到村里人影晃动，不时听到伤心欲绝的哭声，他们顾不得打听村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更加快了脚步，到蓝家窑时天色依然朦朦胧胧。 邢大队长到了队部，没见着许小队长，一个警卫告诉他，“许队长在窑上，”“孙科长呢？”“也在窑上忙乎呢，从下午直到现在。” “深更半夜的，你们这里又搞夜战了？” “窑出大事儿了。” “什么大事儿？有逃跑的啦？” “不是！是死人的事！” “怎么死的？许队长动手啦？” “不是！” 邢大队长愤怒地命令警卫站好，大声责问“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爽快地告诉我？” “许队长不让随便说。” “我让你说，马上说！窑上死多少人？” “还没有准数，离离落落地没断了死……” “大概有多少？” “估计有四五十口子。” “怎么死的？” “都是饿死的！” 邢大队长脑子嗡嗡响，他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他对耿介民说，“走，咱们都去窑。”这时夜色灰暗了，星星好像也累了，闪不出多少亮光，路径又不熟，心里的一个死字，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容易走到窑那儿，邢大队长近前一看，影影忽忽地觉得孙科长和许小队长在砖坯垛前弯着腰，再近前，耿介民发现文笑寒和潘星辉正帮着抬尸体。郁大千、宁慎、费德福还有冯文义几个都跑过去。他们听见文笑寒大声说，“东头第三窑口还有两个，你们给抬过来……” 在一长溜砖坯垛旁边摆着一长溜尸体，孙科长对邢大队长说：“ 58 口。” 邢大队长问：“封窑没有？” “我下令封的！要是把窑里砖都推出，还得死人。老邢，你来得正好，咱们商量一下，得拿出一个初步意见，尸体如何处理？白天是秋老虎天气，尸体有个几天就臭了。” “孙科长，怎么处理我看得先报告彭所长——” 他们是一边往场部走，一边说这个事儿，忽听身后一声枪响，他们回头一看是许天明栽倒了！邢、孙二人越发觉得事态严重了，当即喊来一个警卫，命令他保护现场，又命令耿介民和宁慎马上跑回柳家寨，把死人的数和许天明的自杀报告彭所长，又让冯文义去看看其他人，让他们好好休息，又找来炊事员，熬一大锅稀粥…… 邢大队长让孙科长找个地方打个盹儿，“已累了这么长时间，你别再出事儿！”邢大队长和那位警卫一道保护自杀现场。孙科长找了一块苫砖坯的草帘子，就地躺下，忽然一个大疑问钻出来：许天明为什么要自杀？当然与这 58 具尸体有关，是吓坏了还是另有隐情？刚躺下的孙科长又起来，来到自杀现场，对邢大队长说，“文海，我有个建议你看合适不？在窑上上夜班的，都让他们回去休息吧，让他们喝点粥，好好睡一觉，明天也不上窑了，什么时候开窑现在定不了。砖窑现场不许进入，我已让通讯组的几个人用草帘子苫了尸体。天大亮时，还得你去找这里的干事，人家又不怎么认识我，我不好让人干什么。让他们把死人的名单写清楚，写完了交给我，我好去查档案。” 此时蓝家窑反而比往常静谧多了，据说人的灵魂受到巨大惊吓的时候，周围一切都跟着死寂。其实世间所有吵闹、喧哗都是人干出来的，是人自己让自己过不去！ 太阳在东山升起老高了，耿介民和宁慎又跑回蓝家窑，孙科长和邢大队长几乎异口同声问：“彭所长什么时候到？” 耿介民和宁慎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说，“有水没有，有脱水的感觉。” 孙科长连忙倒了两大碗水，递给他们，嘱咐说，甭喝急了。 耿介民说，“彭所长让我们转告二位领导，蓝家窑劳教人员全部休息，派警卫看守窑场；关于尸体和许天明的自杀，所长说他马上去找县委书记黄若愚商量，看看他有什么可行的处理意见，大概他和我有同样的意见，就是必须报告市公安局；他说，局长知道了，他恐怕还得请示市委书记，所长表示，不管市局来不来人，我们十点前一定赶到，所长最后说，什么也不要动，更不要着手调查。” 通讯组五个人还有耿介民和冯文义躺下来就睡着了。孙科长和邢大队长看他们困倦的脸，知道他们早已筋疲力尽，孙科长对邢大队长悄悄说，“他们中有三个是党员，有五个是大学学历（有两个是大学讲师），有两个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你知道文笑寒么？音乐家、作家， 1948 年 7 月被敌人逮捕，同月到东北解放区。” 邢大队长更小声说，“知道，我听过他的文学讲座，讲得挺生动的。不是有这样的说法：艺高人胆大。他太年轻了，坦诚近乎天真，轻信近乎幼稚。他毁于真话说多了。” 蓝家窑事件处理完不久（没人清楚是怎么处理的），彭所长在所务会议上提出几点建议：在大院排房前后之间的空地，翻地作垄，赶种秋菠菜；家属院也一样，派两个班去帮助，各家各户，爱种什么种什么，生产科提供种籽。鉴于蓝家窑的教训，咱们的生产要求一定要量力而行，蓝家窑的许天明，就是不考虑生产人员已经体力不支了，去趟茅房都费劲，这个样子只能休息，许天明却以向国庆节十周年献礼的名义，驱赶人们多装窑、快出窑、出好窑，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而我们只能做点善后。 我强调一下，市局领导严厉警告我们，一定杜绝蓝家窑的事件，谁不按规章办事或管理生产而任意胡为，不管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律就地免职，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追究其法律责任。 就蓝家窑 58 具冤魂来说，比谁都清楚的是文笑寒和潘星辉，就连孙科长也没他俩了解得清楚。孙科长曾问过他俩，而他俩尽管比孙科长清楚些，好像也有顾虑，何况的确没谁向他们反映什么；有些情况是他们直接看到的，直接看到的往往是表面的，比如你看到俩人打架，可是你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孙科长要他们说说情况，这么大的事儿万一说不到点子上，会有影响的。孙科长知道他们有顾虑，怕将来成为事件的证人。 孙科长想，还是由市局的调查组去亲自调查吧，大家也免去了不少麻烦。 没想到市局的调查很快有了结论：许天明是自杀，但因他是共产党员，他这种非正常死亡，一要向有关组织部门报告备案，还得向其家属有个明确交代。至于对 58 位死亡的劳教人员，只建议劳教所自行处理。就这样在劳教所看来很棘手的问题，好象没经任何处理就没问题了。没人深入了解 58 位劳教人员怎么会死？如果他们家属问起来，怎么回答？谁来回答？还有，许天民本来是在大队长和管教科长后面跟着走呢，他干吗要开枪自杀？ 如果真若是按司法程序，死者家属肯定会问是怎么死的，理所当然地要有合乎逻辑的解释。可以这样设想：调查组并不想深入调查，因为他们至少知道一点，许天明的虐待是导致劳教人员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许天明已自杀身亡，已经失去追究责任的必要了。所以，也不能责怪市局不负责任。假如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跳出来举报许天明，又，如果举报人是右派分子，对他肯定会有这样的结论：这个右派分子借机中伤和诬陷管理你们的共产党员许天明；这足以证明你仇恨共产党。 右派们的这种联想决非子虚乌有，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耿介民等从蓝家窑回来之后 , 一个个都像大病了一场 , 眼窝陷了 , 脸色苍白了。好像人是从蓝家窑回来了，魂儿还在那儿，有些事悬在心上。 晚饭后，耿介民和冯文义脚前脚后来到通讯组，大家自然谈论蓝家窑。重点谈的是 58 位劳教人员的死亡与许天明的虐待有重要关系。这个结论看起来毫无瑕疵。许天明绝对是残酷虐待过的。但在市局的结论里，没有死者在饥饿状态下从事重体力劳动导致死亡的结论。就是说，结论里有虐待而没有饥饿。给人的印象，他们不忌讳虐待而回避饥饿！稍加诠释：虐待仅仅是个人行为，而饥饿导致死亡，却带有社会性了；如果追究虐待者，人死了，一了百了，如果追究社会责任，官方早就声明了——自然灾害。这等于说，死就死了，谁都没责任。 谁死谁命短，这是天命！ 但，我们不把百万、千万饿死者看成是天命，而应看成是人为的，看成是我们政策的失误造成全国空前的全民大饥饿。这样看，错了吗？反动吗？我们假定，没有大跃进，没有人民公社，我们还会让伟大领袖七个月吃不上肉吗？如果我们的政府真正了解农民，尊重他们对土地的热爱，不在庄稼地上大炼钢铁，农村还能几乎家家断炊吗？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们还不慌不忙、不心急火燎，不行啊！我们的政府是应该赶快调整政策，救民于水火，不能再继续不管人民死活！ 五 一天傍晚，彭所长和孙科长来到通讯组，不一会儿耿介民和冯文义也来了。文笑寒机灵地给潘星辉使了个眼神。其实领导来的目的，几个人都很清楚，自然是蓝家窑的事儿。彭所长开门见山说：“我来为难你们了。直接说吧，市公安局调查组在蓝家窑没调查出有价值的证据，收集有关材料也很困难。到现在许天明的自杀案仍然无法结案，家属已向有关单位上访，并且扬言要去省里上访。家属态度非常坚决，事情弄不清，不许火化，许天明的尸体仍在火葬场冰冻室。” “市公安局调查组因有其它案子撤出蓝家窑，市局责令我们调查。 我和孙科长想来想去想到了你们，你们千万别误会，我们希望你们的帮助，因为你们都多次去过蓝家窑，很多人都认识你们，你们在那里也认识很多人，而且你们和他们可谓同病相怜；也可能我估计错了，具体说吧，他们不敢和我们说的话，可能敢对你们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在我们手里，一旦把话说走嘴了，怕惹麻烦，再碰上倒霉运气加重了罪行，岂不是这辈子熬不出去了？他们是太怕意外了，有一个和我哀求说，所长，您别再问了，我死也不会说一句了，饶了我吧，我输不起了……几乎个个对案情不提供任何证据，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他们对你们绝对没有这个戒心，特别是对文笑寒，他们大多数曾对你很崇拜，通过整个反右过程认识你是个正直而心胸坦荡的人。所以我和孙科长都相信，只要你问他们，他们决不会向你隐瞒。” 费德福问了一句：“假如对许天明的自杀提不出有力证据，劳教所要承担什么责任？” “应该说没有多大责任，”孙科长回答。“许天明犯了错误后，是他自个要求去蓝家窑的，他觉得没法面对这里的一切，所长对我说，同意他去蓝家窑吧，留在这儿，一个没有威信的人，还能干什么？这当然是组织上的好意，我的责任是没有常去督促检查，我以为他会接受教训，对他放任了。当时我还有个顾虑，担心王立春会咬扯，他会认为自己留场查看处理重了，却把许天明调到蓝家窑照样工作。所长说，不要考虑那么多，王立春不会胡搅蛮缠，俩人的错误性质根本不一样。你告诉许天明别再做蠢事就行了。现在说这些都是多余的了，不过我要替所长说明一点，市局把未了的案子交给我们，我们又不好和市局掰扯，所长又觉得案子到这为止，对不起那 58 具亡灵。所长最大疑点是，他说，假若我没派你带文笑寒和潘星辉，半夜又派邢大队长带五个人去，许天明肯定会谎报实情，他一见所里来了人，知道难脱干系，才畏罪自杀。他的自杀任何人都没有责任。” 孙又说 , “ . 所长的着眼点就是已死了的 58 个人。所长说这才是案子的核心。我希望咱们通讯组把了解到的情况应该都说出来，帮助把案情弄清了，大家的心里都好受些。看看你们谁开个头？” 耿介民说，“所里这样做，第一、算我们对 58 具亡灵的祭奠；第二、间接警告个别人，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格的尊严。咱们应该相信所里的决定，我想，谁了解的多些就先说吧，咱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咱也没必要怕当证人。” 性急的郁大千捅了一下文笑寒，很不客气说，“你绷个什么劲，别让我看不起你！” “那时候咱们不是商量，咱们知道的可别说出去；是我不想说么？” “我也了解些，若不，我说。”潘星辉诚心诚意地。 “你说什么你？你知道要害在哪儿？”文笑寒语出惊人：“请领导派人连夜把管小粮库的陶大牛逮起来，他肯定在。” “是那个工人陶大牛？”孙科长问。 “就是他！许天明自杀倒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我想把他和许天明的事儿说完，领导就会基本清楚事情的原委。”文笑寒继续说，“蓝家窑窑场干活的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是 35 斤，许天明擅自减为 32 斤，这就是每月扣下 3 斤，全所 200 人，每月就有 600 斤进了许天明和陶大牛的个人粮库；就水稻说，我们一亩地遇上好年景，往好了估计，也打不了 400 斤稻子，许天明和陶大牛每月就收获 600 斤纯粮！这不是喝人血吗？缺大德了！ 本来，就是按原定量，因劳动强度之大，人们都很难应付，而许天明却还要人们加班加点，放卫星，创高产，在窑场上挂有一横标：多快好省地放卫星迎接国庆十周年！” 孙科长听到这里对所长说，“我带几个警卫先把陶大牛抓起来。” “你留在这儿听，他们讲的非常有价值。我骑车去县里，先和黄书记谈谈，抓人的事还是由县公安局执行，合乎司法程序，咱也能抓，可是把人抓来之后还得交给公安局。好，就这样，我先谢谢各位。” 通讯组的每个人好像就要为 58 具冤魂平反昭雪似的，心里好生畅快。许天明这个披着党员外衣，蛇蝎心肠的人渣，实质上却是中国版的法西斯刽子手；你死了，就以为一切都了结了，那么多冤魂能答应吗！ “许天明心是太狠了，”潘星辉说，“人们悄悄告诉我，他没有一天不打人的，而且每天挨耳光的、挨踢的、挨粗柳条抽的不下几 10 人。他打完人，还撂给你一句话：天高皇帝远，在这蓝家窑我一个说了算，对付你们这群反党分子，就得用专政手段！谁要不认识什么是专政，找我来，我马上让你认识。那些死者本来饿得就不能上窑了，许天明又强迫他们劳动献礼，还要恫吓，还要抽打，结果都死于非命。” “对，”宁慎很肯定说。“因为在窑上不管是推坯的、装窑的、烧窑的、出窑的，一律光着上身，下身只穿短裤，可说是半裸着身子，对那些尸体，多半我都看过，都有被打的痕迹。惨不忍睹。有 20 来个在额角、头部、肩头和胸口我发现有血迹，不像是打的，冯文义说不准是什么伤。” “这个我也看到了。”耿介民接着说，“一个人告诉我，当时有两个人向许队长请假，说是特难受，站都站不住，实在不能推车了，没等话说完，两个人就坐地上了，许队长骂他们：你们装死呀，一人给他们一脚，两个人躺下了……正要推车走的，回头看了一眼，许队长又骂：看什么看？说着，他用粗柳棍子对着回头看的后背狠狠捅了一下，小车猛地往前一推，立时一溜独轮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都倒下了，三十多个人谁都没能再站起来……人们说，每天推砖坯的独轮小车，都是一辆跟一辆，一长溜有 30 多辆，每辆车载 500 多斤，能平稳推到窑门口已经很困难了，但许天明总是在旁边挥着粗柳条棍子，骂道：你们慢腾腾的，磨洋工呀，糊弄日本鬼子糊弄惯了，是吧？这里是共产党，知道么？” 费德福慢悠悠地说：“证据足够了，但，得有证据提供人的签字才能有效，那么，我们能把谁给我们提供证据的人说出来么？” “这是关键！”宁慎眉头紧缩。 “我这样想，”文笑寒好像胸有成竹说，“只要抓住陶大牛，公安局绝对有办法让他供出一切，这个时候以克扣劳教人员口粮为手段，肆意盗取国家粮食高达××斤，这就足够定罪了。如果别的方面取证画押困难，咱也甭执意要求那样，法院信不信都无所谓。” “我同意笑寒的意见，如果非要提供证据人签字画押，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何况许天明已经畏罪自杀，追究多少罪名也没多大意义。只要能证明许天明是畏罪自杀，他的家属就不会没完没了地纠缠了。” “我也同意。”潘星辉表态，他说，“要我看许天明对劳教人员如何打骂、如何折磨等虐待行为提不提两可。因为充其量是他个人的品质问题，一般说也就是个教育问题，没理由掺进刑事犯罪范畴。许天明有一个贪污盗窃罪名，够了。” 孙科长非常重视潘星辉的发言，他敏感地意识到，潘星辉要求免去许天明虐待劳教人员的指控，是怕引起其他管教人员的误会，甚或不满。他心里一定在说，只要是犯人或准犯人，在劳改队在劳教所，挨打受骂受些折磨，乃至人格侮辱，都是很正常的，是司空见惯的，中外古今，历来如此，概无例外。 郁大千粗声粗气地说，“常说人死了，一了百了，可是许天明的家属太不识趣，好象好好一个人说死就死了，没病没灾地他干吗自杀，不是被逼的么？殊不知他是自己逼自己！没想到家属趁机还想捞点钱，真是异想天开！这个女人也是太俗不可耐，难怪许天明——” “许天明他还有别的事儿么？”孙科长有点好奇地问。 宁慎盯着问：“你怎么啦，你讲课也常使‘破折号’？” “不是，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是很严肃的话题，真不好意思说。” “你说吧，让我们也轻松轻松。” “这可是孙科长您让我说的啊！” 在一旁的耿介民笑笑说，“大千学会磨叽了，烦人！” “你们听好了，”郁大千故意咳嗽一声。“谁也不知道许天明怎么和一个有夫之妇睡在一块了，这个女人就在蓝家窑住家，她丈夫在拉脚时翻车砸断了腰，且腰以下瘫痪，她男人整天躺着，能吃能喝能拉。女人靠养鸡、喂猪和娘家给点生活，女人才二十几岁，她不想也不忍抛下丈夫，觉得丈夫可怜。但她丈夫说话了：‘你找个男人来家吧，让你怀上个孩子，你将来也有个指望；你要不答应，你就准备给我收尸吧。’最后，女人答应了，但不知是谁给‘引荐’的，许天明钻进了那个女人的被窝，偶尔有人看到许天明大白天也去，据说那个女人除了跟许天明，没有别的男人上过她的炕；又据说，女人已经怀上了……” “真是节外生枝，许天明还有采‘花’能耐！丢人！”孙科长气愤地说。 在农村，女人的炕上躺着别家的男人，即使人们知道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有几个会戳女人脊梁骨的，一般说，因为谁都了解那是女人的无奈，生活不下去了，招招野汉子也是活命的一条路；不过像与许天明姘居的这个女人，那就是个别的了，所以，同村的一些男人女人不仅背后对她没有讥笑，还说她没做错，甚至对她始终不抛弃丈夫还给予赞赏，说这是一般女人很难做到的。据说，许天明想让这个女人打离婚，女人说，以后你别来了，我若想离婚，真离婚了，我还未必就嫁给你！他是我丈夫，你是我的姘头，事先咱们就讲好了，我不是卖，只是借你的种怀上孩子，活一回女人只想当上母亲。 这个女人的命也真够苦的，她不是坏女人，她是太让人同情的女人。 “这么说，有一个问题来了，她若知道许天明自杀了，她能坐得住么？”费德福问。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陶大牛揭发许天明给这个女人送去几百斤粮食，怎么办？如果按常规去搜查，这个女人能挺住么？”潘星辉有点忧心忡忡。 “还别说，这还是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弄不好，一旦惊吓着她，怕有麻烦。”文笑寒说。 孙科长问文笑寒，“你告诉我，怎样才能不惊吓她？怎样才会没有麻烦？” “孙科长，别介！这么大的问题又不能像写小说可以虚构，我可回答不了，其实您早有答案，故意看看我们的态度。那，您让耿介民回答吧。” “那好，文笑寒说你能回答，怎么样？给大家一个回答。” “我想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我们谨慎对待。若按常规肯定会出事。如果我们能把着眼点放在那个女人身上，同情她的遭遇和不幸，就应该把她从许天明的案子剥离出去，即便许天明给过她多少粮食，大可不必再追缴回来！从本质上说，这个女人是受害者，咱们应该对她有点人性的关怀。因此，为保护这个不幸的女人，如果陶大牛真的揭发许天明的这件事，我建议领导事先和有关方面特别是这个女人所在村子的有关人通融好，不理睬陶大牛的揭发。这样，许天明的案子和这个女人就毫无关系了。” 大家一致赞成耿介民的意见。不过，文笑寒又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女人一知道许天明自杀了，很可能会吓得魂不附体，而且她是有孕在身的，一旦心理承受不住也会出问题，因此我建议，孙科长是否和蓝家窑村支书商量，最好对这个女人进行些安抚……” 六 死的死了，活的还得活下去，尽管活下去未必有多少意思，还得遵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箴言。无论是在柳家寨还是在蓝家窑，几乎所有的劳教人员都在死亡的阴影中走出走进，任凭命运调遣吧。一个不可抗拒的逻辑演绎着生与死：知识分子既成了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活，自然是太难了；相对说，死，还算比较容易。认识到这个极富中国现实特色的现实，它的逻辑的另一起点则是：生也能被证明不如死。 郭亮医生一如既往地把所内某些动态当作消息告诉了冯文义。他告诉冯文义：许天明的家属灰溜溜地回去了，陶大牛揭发许天明贪污的粮食足有 6000 斤，卖了不少，大约卖有 1000 多元。但鉴于许天明已经自杀身亡，其贪污罪免于进入审判程序，有同样罪名的陶大牛给判了 3 年。 郭亮说到这儿给事情做了几句注释：据说，许天明分给陶大牛的是每月 100 斤。瞧瞧，一年下来不过 1200 斤，都领刑 3 年，许天明若活着，我看至少也得判他 10 年，何况他还是主犯！更何况他是执法犯法。我早看出许天明有这一天呢，以为自己是党员，在部队当过副排长，转业到公安局，趁新建劳教所缺人手，打发来了，当了个小队长，带上手枪了，你看他那劲头那架势，晕了；怎么样？死了，也让人唾骂，这是专政机关的蛀虫！ 其实郭亮只听到桌面上的事儿，对许天明他也只了解个皮毛，而对陶大牛为人处世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陶大牛三十出头，是个光棍，人很机灵，他和许天明究竟谁拉谁先下水已无法查证。但有一件事却是与他陶大牛有关系，即许天明和那个年轻媳妇姘居应该说他是中间人，论说起来那个年轻女人是他远房宗亲的妹妹，就有人托他给办那件事，陶大牛见他这位远房妹妹实在可怜，就想到了许天明。许天明去见了面，一见相中，很快俩人姘居了。实际上，在这之前，许天明早已和陶大牛勾结一起盗窃粮食。一次许天明托人从北京花了 120 元买了一块上海表，让陶大牛给他老婆送去，告诉他老婆，说这阵子大跃进特别忙，回不了家，得时时防范劳教人员闹事儿……眼擦黑时，陶大牛去了许天明的家。一口一个嫂子叫的挺亲热，把那块上海表放在女人手上说，这是许队长让我给嫂子送来的，又将许天明的话讲给了嫂子。嫂子说，“他已经有些日没有回家了，大跃进什么时候完？” 陶大牛说，“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的，没人知道啥时候完。我知道一到夜里黑灯瞎火的，嫂子一个人又怕又寂寞，心里老有一把火点不起来，这么着，嫂子，我来给点这把火，我可是个没挨过女人的粗人，怎么样？试试！” “你这大牛胡说什么呀？看你挺厚道的，肚子里倒缠着花花肠子。” 陶大牛要抓他奶子，她打脱了，说一句“别胡闹”！到这个节骨眼陶大牛两眼充血，已经摆出如不答应就会不计后果的架势，因为陶大牛已经脱光了衣服，嫂子并没有扭过脸，却直盯盯看着，猛地回手把门关上，许是她很久没有得到男人的雨露，见陶大牛那个勃然坚挺粗壮如棒的东西恶狠狠地冲着她，她的欲火骤然凶猛燃烧，却又莺歌燕舞般柔声细语说，“你倒给我脱呀，我倒要试试你是不是一头公牛。” 30 多岁没碰过女人的陶大牛岂止是一头公牛，简直就是一头饥饿的猎豹…… 那以后，嫂子竟希望“大跃进”长期搞下去，陶大牛让嫂子的性感觉陡然十分强烈，她不仅离不开陶大牛，好像一躺在炕上就想听到陶大牛大气粗喘的呼吸，只要他来，一干那事儿，嫂子就要求他必须让她有虚脱的感觉为止。 后来听说，许天明老婆还去陶大牛服刑的机械修理厂探望过，应该说这也是人的一种活法，比起那 58 条已死的生命，他俩活得也是挺滋润的，也算没白托生一回男人和女人。人，没有把作为人的权利丢失殆尽，就算没白活！何况 3 年后他俩可能“名正言顺”了。 陶大牛和嫂子的故事，猛一听觉得挺荒唐的，挺无耻的，岂不知生活在底层的男男女女，在生活里有什么乐趣能属于他们？即使就是偷人养汉吧，也比那些以权占有女人，以势吞纳财富的所谓位高权重的大人先生高尚得多。 当然，生活中类似的人生插曲，与劳教人员的命运没多大干系，但总比脱胎换骨和重新做人受听。公正说，郭亮所讲的也不是谁都能听到的，只是，冯文义一边听一边琢磨郭亮的情绪。他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能有如此强烈的幸灾乐祸的心态！一旦身边的同志谁谁犯错了，谁谁出事了，郭亮就异常地亢奋，津津乐道，是否在标榜自己如何完美有如一尘不染的优秀干部！不过，冯文义心里说，管他什么心思，能让自己知道点情况，也没啥坏处，只是这种人万万得罪不起，因为这种人希望谁都倒霉，谁的日子也不好过，他郭亮就得意了，心里像注入春风，让他的整个胸膛，一下子万紫千红了。 郭亮看到冯文义很专注地听自己介绍情况，他像获得类似被人欣赏的心理满足，越发地神情盎然，每一“自然段”都配合上恰到好处的面目表情。他继续介绍：公安系统的省市领导前几天来检查“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进行情况，市委统战部长也来了。但没人问蓝家窑死人的事，真的是死就死了，没人还记得它！市局局长说，省厅对柳家寨劳教所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从特定角度，劳教所的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生事物，如何“劳”和如何“教”，都没有经验；而柳家寨劳教所在彭光磊同志领导下，在干警共同努力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到两年，劳教所的农业收成，按亩数的可比性超过全市的农业收成；另一个，柳家寨劳教所的劳教人员都能遵纪守法，在劳动中能够积极主动地完成任务，这说明劳教所的领导，正确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资产阶级右派改造的方针。 市局局长表扬完，接着说，现在我们请省厅劳改处领导史纲指示。 史纲笑微微地站起来，高兴地说，方才市局局长孔立群同志讲的很好，也是我要讲的，希望大家好好座谈座谈。我不罗嗦了，我只说一句：柳家寨劳教所在大跃进中是经受住风吹浪打的红旗单位。我代表省劳改处向你们祝贺。 郭亮像一个多年被搁置的演员，一旦给他一个角色便全神投入，讲得不仅绘声绘色惟妙惟肖，还有种如影随形的效果。接着有点神秘地问冯文义：“你说市委统战部部长，要论级别比那两位讲话的孔立群和史纲还要高点吧，他咋不讲话呢？” “你这不难为我么，这个问题你得去请教大人物，郭大夫，你可甭高抬我，我摔得够惨了。我没什么对不起你郭大夫的吧？” “让你误会了是不？其实我怕自己估计的不准，想听听你的见解，你想多了，这一年多了，你还品不出我的为人？那好吧，我说说我的看法。劳教所是公安系统直接管理的，所以他们是主人，统战部部长是客人，不是有句话叫客随主便么，这意思大概是客人得听主人安排。所谓统战，最好的时候也就是随帮唱影，讨主人高兴，必要时吹吹喇叭，拍拍手什么的。冯大夫，你觉得我的看法在谱不？” “真对不起，方才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郭亮好象受到意外打击，所有的兴致给扫光了。不过他还是问冯大夫那时想啥了？ “我想蓝家窑埋在山脚下的那 58 条命，他们的家人咋不来看看呢？他们也没犯死罪吧，我亲眼看到他们，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怎么也应该再活几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也那样给埋了。” “不是说你们知识分子迂腐嘛，这可真没说错， 58 条命，不是还给埋在山脚下了么，你见过山旮旯、沟壑里光露露的尸体吗？那是给狼、给野狗、给秃鹫准备的！蓝家窑那儿还给埋了，相当不错了，老话说了，入土为安。这是——我不说了，再说离当右派不远了，告给你吧，类似的死，时时有、日日有、月月有！咱可是哪说哪了……” 最后郭亮还告诉他，“邢文海大队长调到蓝家窑负责全面工作，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恢复到 35 斤。听说还有人事小调动：大队长邢文海去了蓝家窑，管粮库的自然不能再用陶大牛那类人，但孙科长问了几个，没有一个愿去蓝家窑的，几乎都表示在那睡不好觉，死那么多人，啥地儿呀。后来所长让孙科长找耿介民谈谈，就在劳教人员当中找一个，让耿介民给推荐，我不相信没人管不了粮库。让右派管小粮库，这需要胆识，我在想，往后的生产活动也让右派自己管，没准这要算创举哩。你认为有没有可能？” 冯文义笑了笑，“你太抬举我了。” “我还有后话呢。耿介民推荐了朱瑞祥。但是孙科长找到朱瑞祥，他坚决表示不离开柳家寨。而且话头挺硬，他说让我死都行，就是不离开！孙科长有点纳闷，问耿介民：朱瑞祥为啥这样 ? ” 耿介民回答：可能是他离不开费德福。费德福打成右派只有一个“罪名”，为朱瑞祥辩护。所以两人都到这了，朱瑞祥曾对我表示，只要有一天出去了，他就伺候费老师后半辈子。 “这么说，若把费德福调离，朱瑞祥就不想在柳家寨了？” “很可能。” 没过几天，邢大队长回来领走了费德福和朱瑞祥。让最早的耿介民班的难友为他们的调离很是伤感，在通讯组那儿人们真是以泪洒别，相互祝福，祈祷有缘再见；共同的叮嘱：咱们都争取活着走出劳动教养所。 冯文义又得到了消息，郭亮说，“费德福到蓝家窑当的是总班长，往好听了说，是邢大队长的助理，朱瑞祥腰带上挂着库房的钥匙，谁买菜他都跟着去，每天打出多少粮，花多少菜钱，一笔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七 彭所长一直在想，劳教所怎样的管理模式才有利于劳教人员思想稳定，能够把劳动生产当作自己唯一的出路。那些以为通过强制性劳动能改造什么思想立场，那是他们根本不认识人是何等动物。就“右派”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更谈不到有什么犯罪。比如，文笑寒说市委书记不懂文艺，这就是反党？他这个思想怎么改造才算改造好了呢？文笑寒说得好，就是你这个市委书记懂文艺，我说错了，这就是反党？想想看，劳教所有能力让文笑寒认识到，他说市委书记不懂文艺就是反党么？诸如此类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再比如，朱瑞祥就说个“吃不饱”，就当右派，我们的一些共产党人是不是一点道理也不讲了？不是有官员从我们这儿悄悄拿走大米吗？他们吃饱了还干偷偷摸摸的事儿么？他们莫非真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 现在谁都亲身体会到不仅吃不饱，还亲眼看到到处有人饿死。如果谁把这个社会真实说出去，是不是也是右派？朱瑞祥仅仅说“吃不饱”呀！他当时若说有人饿死了，那岂不得给枪毙了！彭所长叹了口气，缓缓说，“说真话，不管谁说真话都是右派……彭所长有种绝望情绪，自言自语：这就是说，在中国没有真话了，古话说：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所以，首先成为谎言家的必然是我们的各级官吏。” 彭所长看到大跃进的一个材料，在农业大跃进中水稻放了卫星，亩产高达 1 ⒊ 0434 万斤，小麦放的卫星，亩产高达 8585 斤，让人不敢联系的是，官方还一再声称我们遭遇多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么？我们的农作物居然还能达到让全世界都瞪大眼睛、越看越看不明白的高产，若在风调雨顺的年月，我们的粮食，岂不是可以养活全世界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被压迫民族！让我们以为人民公社已经率领数亿农民走进共产主义了。如果说农业的高产卫星满天，让国人喜不自胜，工业的成就则让人们坚信共产主义曙光已在东方的中国升起来了。根据是，工业的核心钢产量就让毛泽东绝口称赞。他说，“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引自《学习时报》罗平汉：《“大跃进”兴起的时代背景》 彭所长随口说出“主席啊，您老人家不能这样说啊，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咱们是刚刚起步啊……”与这种盲目乐观正相反，有人做了初步汇总，到 59 年 8 月，仅华北区饿死的人数已超过 1500 万，而且如此漠视下去，一直用放卫星掩盖，再有一年多，饿死的人数可能翻番。彭所长说，“既然一亩稻子产量高达 13 万多斤，干吗还眼巴巴看着人们一个个饿死？” 多少天来，在夜里他都无法入睡，总听到好像有人问他，我们的领袖长期以来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最危险的障碍，竟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腐蚀剂。于是随便给知识分子各种称号，在江西有 AB 团，在延安有“奸细”；建国后，先是有胡适信徒、接着是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们心里服么？ 彭所长感到非常恐惧的是，蓝家窑劳教分所已经死了 58 个，柳家寨这儿也死了快有 20 人了，而且死亡还在继续。任其发展，谁能保证右派一边等死一边还接受改造！一个小县的资料：全县各种病人达到 12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9 ％，今年全县共死人⒈ 4272 万人，占总人口的⒊ 4 ％。其中，八、九月份死亡最多，每月都在 2000 人以上。大跃进期间的不到半年时间，河南信阳饿死 8 万多人，另一县饿死近 10 万人，还有一个公社死亡近 4000 人，占总人口的 10 ％，有的队竟高达 30 ％…… 饥荒已经达到索命夺魂的地步，还坚持认为大跃进不是冒进，而是亿万农民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情高涨的表现。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小小的徐水县委书记的弥天大谎竟上了报纸：山药亩产 120 万斤、一颗白菜 52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斤，全县平均亩产 2000 斤。这些谎言真是“大跃进效应”了。 有哪个中国人敢说那颗白菜顶多有 20 斤或 30 斤？实事求是说，这是谁都能一眼看出的荒谬绝伦，但却被认为是“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 但，最大的社会真相终于让人们知道： 1959 年全国人大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刚当选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作了报告，报告直言不讳，“批评了大跃进，他说： 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谈到彭德怀问题时，刘少奇为彭德怀辩护说： 在党的会议上说明事实，直陈己见不能算为反党……” 彭所长对这些有感觉，不管是来自官方的，还是来自民间的，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大问题。党内也有了大问题。但这种情况毕竟与彭光磊没有多少关系，他心里说，党内怎么折腾，社会怎么折腾，甚至国家走到什么路上，我都无能为力。可几百号右派的命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们死吧。什么右倾左倾的，随便饿死人是什么“倾”？中国抗战八年死了三千万，现在饿死的已经远远超出这个数目，如此严峻的现实，说谁对谁错有什么用吗？ 彭所长去了医务室，正好郭大夫和冯大夫都在。 彭所长直截了当说，“据你们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不乐观。”郭亮先回答。 “你看你这个郭亮，“不乐观”能让我了解什么？到这来看病的比往常是多了是少了，都是那类病，普遍是什么病，重病号占多大比例，有多少根本不能出工？有多少人的病我们治不了，这样吧，你们也辛苦辛苦，晚饭后你们分头去各班了解了解，带上听诊器……” 彭所长进了大院直去通讯组，文笑寒几个正忙着收割后的丰收报道。见所长进来，放下笔站起来让所长坐。所长连说“忙你们的，我一来就把你们的灵感扰乱了。” “看所长说的，我们几个能活得比别人好些，真是多亏了所长的关心。”潘星辉很真挚地说。 “不是什么关心，是工作需要。我可不是奉承你们，你们都很有工作能力，而且对比较复杂的问题，都能做到很周密的思考。比如，你们如不提出陶大牛，许天明的老婆索要补偿金和抚恤金就会纠缠得没完没了，陶大牛一出来她什么要求都没有了。这让我一下子就清静了。我要说谢谢你们，你们会觉得我挺“右倾”的。” 郁大千又急了，“您这么说让我们可过不去！我倒建议您无论在大院在小院还是干部院，千万千万别说我们好。那可真会有人说您右倾的。谁都知道彭德怀功高盖世，谁给讲情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若是几个人一块去讲情，那几个人就是反党联盟。” “大千，你胡说什么呀，说好了，咱通讯组不谈国家大事，你瞧你咧咧咧些什么呀！”文笑寒制止郁大千说下去。 “笑寒，你也不能怪大千，他不是说给所长嘛。”宁慎接着说，“文笑寒还有故事瞒着您呐。把陶大牛那事儿给所长讲讲。” “哦，但简单说，我还有事和你们说。”文笑寒把陶大牛和许天明老婆勾搭成奸的事儿简单介绍了，竟让所长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长带点讥讽的口吻说：“还真是人不可貌相！你们也真是够有本事的，什么事儿都能收索到！” “哪儿呀，也是人云亦云进耳朵了。”文笑寒笑嘻嘻说。 “咱们说正事儿，你们先告诉我，你们身体怎样？比如说，浮肿没？” “都有轻微浮肿，走路感到累，不过只要不恶化，还倒不了。”潘星辉说。 “我让两位大夫对全所的人都检查一遍，你们配合着给记记，真不能劳动的就让他休息，关于这个问题，等耿介民回来让他去找孙科长。另外，所有谷物都回仓了，我不懂农业说点外行的话，咱们房前屋后都种上秋菜了，已经拱出几寸了，我想把咱们所有的土地都翻翻整整，都种上秋菜，能长什么样算什么样，总比草强吧，人多少还能多吃点吧，你们帮我问问大伙看看可行不？” “费德福去蓝家窑了，由潘星辉接替他担任组长，耿介民建议把钟谦调来你们通讯组，我看挺好。你们通讯组还是五个人，担子不轻，工作量很大。这些我都看到了。过几天，由潘星辉安排两人去蓝家窑，我会让别人通知冯文义也一道去。” 彭所长回到干部院碰到孙科长，一见面孙科长就说，“小蔡（管教科女干事）跟我说， 23 位女劳教竟有 20 个不来例假了，这是极度营养不良造成的。咱们是不是组织她们到县医院，请妇科大夫好好给检查检查。” “应该马上去！要分几拨去。另外，和生产科研究一下，别让她们养猪了，都去养鸡；从大院的轻病号组织一个班去养猪。但一定把鸡场和猪场通道的门锁死”。 孙科长表示：“我马上去办。” 彭所长进了办公室，坐下喝口水，不知为什么念叨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他有点愤愤然，不是地长不出庄稼，是不让种地。在地上垒砌高炉，原来不是没粮食，而是通过人民公社都共产了，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居然饥寒交迫了。我们年轻的女人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足而没有了经血，这种现象大概举世无双！更不可理解的是，这么严峻的现实不是积极采取措施，拯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千百万群众，而是开动宣传机器掩盖大衰败的真相；更甚之，还在以高压态势，强调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创举！ 他几次想找耿介民，问问他“人民公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他相信曾是党校教师的耿介民，一定知道“是或不是”，但他绝对不会说一个字！ 他实在是太憋闷了，想出去走走，骑上自行车顺路往西，进了琢鹿城才意识到又是来找黄若愚。黄见他开口就问：“过关没？” “你这个县委书记，也不让我先坐下，先喝口水，张口就问过‘关’没。” “我是太挂记你了，因为你对劳教所的人性化管理，他们会给你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我来你这儿了，就证明暂时过“关”了，看明年吧，我觉得 60 年大概能有转机，国家再坏下去，不堪设想。你怎么样？没到你这儿“查关”？” “当然来啦，不过我事先就给几个公社布置好了，把县里的储备粮调去些，要去检查呢，公社食堂就请他们吃一顿，也让乡亲跟着吃顿饱饭。检查组来是来了，但没下去，也许检查组里有几个认识的，他们没难为我。再说，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啥，谁心里都明白，绝大多数党员都认为彭德怀元帅是在为民请命，他没有错；就拿我们县来说，各公社还没有把饿死人数报上来，初步摸底，到年底和到明年开春，大概会达到 5000 人。” “你会向市里如实汇报？其实我觉得能控制在这个数字，很不容易了。” “看市里的态度吧，催得紧，就报点儿，不催不报，即使报，也不能实报。” “嗬 , 你这个年青县太爷，什么时候学了这么深厚的城府？令人刮目。” “事儿明摆着，毛主席坚持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好，咱敢说不好！你没听学生唱：‘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怕风吹和雨打。’……全国都这么唱，咱不会唱，也不敢把意思扭了呀！” “若问到你们县死没死人，你怎么回答？” 我会很痛快地回答：“当然死人了， 都死于各种疾病，都属于正常死亡！ ” “这就是说没有死于饥饿？” “你还糊涂呐，你没听说，学会撒谎，这是大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