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声
文笑寒、潘星辉在他们离开劳教所时，有点庆幸，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最后一批解除劳教的，这批要走不了，就没机会了。所以他们走出柳家寨劳动教养所大门，立时看到自己的人生有一丝光亮了。
但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批，不对了，劳动教养所这是新生事物，正处在茁壮成长的过程，它不会关门的。只是走的走了，自然，来的又来了，要知道劳教所只要能放得下，劳动力资源那是要多少有多少，就柳家寨劳教所来说，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小分队，加之老资格的最后没走了的右派，据说总人数不会少于 300 人。可也是，几百亩稻田和百多亩旱田总要有人种的，更何况那些劳力都是非常廉价的！不过又有消息说，现在在劳教所的右派，可能被当作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将被送到别处去。将会有什么结局不得而知，但会更可怜更悲惨！从这点看，文笑寒和潘星辉坐的还不是末班车，这样比较起来，不管是几班车，对他们的人生也是极其珍贵的了，什么事儿也得有个多角度，你觉得在劳教所圈了 5 年怎么也该放人了，错了，再圈你五年你有屁尿？别以为解除劳教就什么都干净利索了？
尽管摘帽和解除劳教，并没有从根本上还给他们应有的权利，但还是觉得身份是不一样了，买张票看电影，没人让你交代什么，银幕上的喜怒哀乐也照样能感染自己。怎么也该说比劳教所好多了。当然还没有就业机会，当然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在另册汇总簿里的“摘帽右派”还常被单独审问，这也没什么不能理解。当一切都被政治所涵盖，就不要再幻想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属于自己。正相反，所有大小案情包括杀人放火以及各种破坏和扰乱社会治安的事件，公安方面首先追查的就是有前科的人，摘帽右派当然隶属前科之列。这种情况很快得到证实。
其中文笑寒有这样的经历。离大堡有 10 公里 的大山沟里发现有外文传单，公安局找到文笑寒，他们历来是先声夺人，厉声问：“最近你有什么活动？”
“在大河里筛沙子。没干别的？别的没得干！”
“听你口气，还有不满情绪。”
“这是首长误会了，在大河里筛沙子必须全神贯注才能筛出合格品，如若是有什么情绪连铁锨也拿不动。”
绕了两分钟才正式审问：“你学过外语么？”
“学过一点。”
“学过一点？你糊弄谁呀你！我都看过你翻译的作品，那叫学过一点么？”
“我种了 5 年稻子，而且什么书都不许看，会那么一点外国字早忘干净了。现在只知道《毛泽东选集》四卷，您问哪卷和哪篇文章，说出来，我试试给您背背看。”
“把这个看看，告诉我，上面写的什么。”
文笑寒看了看，“是英文还是俄文我都分不清了。公安机关有这方面的人才。我不懂！”
……类似的麻烦几乎“摘帽右派”大都遭遇过。一位“摘帽右派”当了木匠，当木匠的自然有刨子、斧子、锯子等等木工用具。可巧大河里出现了一具无头尸，公安人员立时想到了当木匠的“摘帽右派”。不仅审问还拿走了几件工具……
还有，就在这个城市，一个当大夫的姓郭的“摘帽右派”，不知又受到什么让他过不去的事，自杀了。（当初自杀多好，不是免得在劳教所劳役五年！）
一个王姓的“摘帽右派”（中学教师），不知说了什么或是干了什么，被抢决了。
还有一个没送去劳教，留在单位的“摘帽右派”（抗战末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每天就是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再不就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那样子，真让人心酸，让人心寒。后来他死了，不知是死于精神分裂症，还是死于痴呆症。据说他的妻子（老共产党员）在运动初期就自杀了，留下一个将要成年的女儿。
由此可见，“摘帽右派”的恐怖阴影依然笼罩在他们的身前身后……
这让文笑寒选择干什么活儿，得有两个要点，一是干什么活儿，都要在阳光下，让人都看得见；二是一般人不想干的苦活儿、脏活儿、累活儿他来干！
其实文笑寒也可以干些别的活儿，但他觉得已经这般情景了，干什么也一样！没挑头！
春节是在苏敬山老人家过的。几乎都劝文笑寒和江雨把婚事办了，文笑寒对大伙说，“你们听听江雨怎么说。”
江雨说，“我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文义和小芬乃至宁慎和亭亭，组建家庭没有任何干扰。可我们不行！首先单位就得炸了窝，没人知道我和笑寒的关系，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旦知道我和笑寒结婚，就会以欺骗组织或是早就和右派一块反党的借口，开除我公职，而且 100 ％是这样。我只能跟你们说，出版社是最有是非的地方，领导人大多是来自延安，论资格一个比一个老，而且几乎都有背景。所谓背景就是你身后是谁，这一点非常重要，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在到延安之前你是在谁的领导之下。具体说你是周扬的心腹还是冯雪峰的朋友，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出版社的其他人，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是最小的。我多次看到他们的批斗会，激烈的程度，粗暴的吼叫，乃至撕扯殴打，完全是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的搏杀！文人的儒雅风范一点都没有了。
试想，我俩结婚总得有个住处，笑寒根本进不去北京，我来大堡的话，那派出所不知怎样折腾我俩！用阶级观点一扫，我俩就可能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嫌疑分子；再让笑寒隔三岔五地去交代，再派警察到我单位外调，那日子还能过么？甭说住一块了，笑寒要留下孩子的照片，我都不敢给他，这还用说嘛，经常搜家抄家这不是司空见惯么？想想，笑寒是有前科的，只要社会有点风吹草动，大左派光顾笑寒，搜出照片，那不就是大灾大难么？
我觉得亭亭的做法太棒了，你们不给我丈夫平反，我就不伺候这个社会。北京有请，就去北京，不挣国家钱，吃自己挣的饭钱，你说我犯什么了？可我比不了亭亭，我学的专业是文学，现在谁都清楚了，在中国搞文学是最危险的职业。我给你们说一个情况：茅盾是文学大师吧，可他得到通知，要他修改《子夜》，特别是对主人公的修改，因为主人公吴荪甫美化了资产阶级，茅公坚决不修改，从那以后一字不写！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要他修改后半部祥子和虎妞露骨地调情，老舍领命修改，但越改越不是祥子和虎妞了，最后小改，没动筋伤骨。你们说正直的作家还敢写书吗？三十年代著名作家们的作品，除了鲁迅，基本上都被批判扫荡之列，现在在书架上的作品大都是革命作家的作品，只是题材太窄了，大概主题也没有几个。你们没见呐，把作家斗的都是反党，很多老作家给折磨得就是想以死解脱！可是笑寒，他却情愿做人间最低层的苦活儿。你们猜他想干什么，就是为将来写书做准备，他说古有十年磨一剑，他准备二十年写一书，为我们的婚礼庆贺。我也想过了，二十年后我 51 岁了，我们的儿子女儿都快 30 岁了，那时候大概没有反右运动了吧。
这当然是后话，但现在决不敢掉以轻心！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我来大堡（笑寒根本不能去北京），三年五载能见上一面，行了！也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真没别的办法了？”宫小芬急着问。
“都想过了，第一我们不能回老家重庆，更不能回黑龙江，中国地方是大，就是容不得摘帽右派离开原先工作的城市，别说想动动窝了，一旦让单位知道我们情况，罪名多啦，非法同居了，爱右派就是幻想资本主义复辟，到那时，我也完蛋了，没准儿把我补成右派的！现在怎么说，我也有公职，在生活上笑寒总会比劳教所好些。好在我们有两个孩子，笑寒的劫数总算过了一个大坎，他倒是挺有信心的，他表示大难没死，小难留点心，能过去！”
“就这么两地呀？”还是小芬问。
“两地才有相对的安全，真的，只能这样，这很不错了，我 16 岁爱上他，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见着他呢，过了四年，没想到又碰上了，我们同居了几天，他走了，这一走，再见面就是 10 年后的今天。你们说，是不是命！”
“江雨姐，你们太苦了。”亭亭搂住江雨。
“比较说呗，有两口子都打成右派了，都发配到荒野绝塞的原始森林，丈夫死了， 14 岁的儿子在学校受欺负，跑到原始森林想来到母亲身边，可是她儿子被狼吃了。鲁迅写的祥林嫂有她惨么？”江雨又说。
“中国有一百万右派，一个比一个惨！我还有两个孩子，我还有一个等待和期盼。震惊整个世界的反右大冤案就这么堂而皇之写在中国现代史上？不会吧？我真不相信到我 50 岁时‘反右惨案’还是铁案 ?! 难道让人家败人亡的‘反右运动’谁都忘干净了？肯定有伟大的政治家站出来，关注所有的冤假错案！那时候我和笑寒就要举行婚礼了。”
宫小芬抱住江雨哭得泣不成声。
“别为我们难过！要说实情，谁愿意两口子 10 年 20 年地吊着？可是吊着总比整死你好点吧？现实太狰狞了，太恐怖了，我们只要想想，我们有多少生存权利？还有人要什么自由和民主吗？就是你把话说对了，但不对心思，这就是犯罪！一个人说他的一棵白菜 520 斤，明明是天大的谎言，但受到赞赏；如果你说那是欺骗，立马监狱的一扇大门为你打开了。就因为是这样的社会环境，笑寒直到现在还没看到他的亲生骨肉！我不敢提，笑寒不敢问，再有个十几年，儿子娶了，女儿嫁了，还没见过老爸的面，你们说这样的社会还不残忍吗？而我们能为夫妻的恩爱做什么呢？只能在心里坚守！”
亭亭父亲叹口气，问笑寒：“你有什么打算？”
“什么活儿都想干干，可是想来想去，要可能的话，学点手艺是正路，没有手艺老了怎么办？比如木工什么的，老了就得靠手艺吃饭了。有时候我也异想天开，什么生活都体验体验，万一咱们国家也时兴民主了，不再倡导今天你揭发我，明天我去告密他，如果真的象江雨说的，有大人物出来伸张正义了，我也不是右派了，又让我当干部了，那时，我就先写它一部长篇小说，也让人们知道，我不仅没被整死，还积累了各种生活素材，也积累了人生历程的一些体验，我想，总得让江雨有笑的时候。”
“有这个志向对江雨也是个安慰。越是在不公正的社会，人的志向就越宝贵，就是怎么不得志，也问心无愧，活一回没白活！好在年轻，一定会有机会看到美好。”
比文笑寒早摘帽的宁慎和冯文义都有了安置。宁慎在机械厂当临时工，日工资⒈ 52 元。按万魁元的想法至少得定五级技工（日工资⒉ 54 元），但苏敬山不同意，理由是避免麻烦，人们不看你够不够五级，而认为是凭他老丈人的资格，万魁元不得不给他定五级。其实临时工里也分普工和技工。按技工论，宁慎拿个五级工，没得说！但人们对级别、对谁挣多少非常敏感，有时还非常气愤，有时还有无事生非的冲动。没办法，这种心态可能是农业文明的后遗症。苏敬山不想给人无事生非的机会，主张级别小点，钱挣少点。
对此，苏亭亭坚决主张全家迁回太原。在职工医院的冯文义和宫小芬也特别同意亭亭的主张。他俩之所以同意，决不是因为级别和待遇（宫小芬有医师级别证、冯文义按在县医院时的待遇），而是觉得大堡这个城市在整体上缺失文明。他们想回山西，但又不好明说，怕伤害了亭亭父亲收留他们的一片心意。
一次趁休大礼拜（隔一个礼拜休一次）时，文笑寒先找到耿介民（潘星辉结婚了，文笑寒不忍打扰他的新婚），然后和冯文义、宁慎在一起聊天。
他们谈到一个话题：在劳教所时，就想一件事，就是早点走出劳教所，哪怕讨吃要饭也愿意；而出来没几天脑子想的就多了，甚至对人、对事又有看法了。看起来 4 、 5 年的改造还没成为残废。对人、对事有看法，这说明咱们的大脑还没受到伤害，脑子就要运动，否则，痴呆症会不期而至。
耿介民给老难友“上课”：在劳教所时，想的自然是什么时候出去，不可能想未来。这叫存在决定意识，而所有存在都在变化，人的意识自然也随之变化。但对我们有一个相对长久的不变，就是必须对社会现象麻痹到底，做到不闻不问，有问也是一问三不知；一定要清醒，咱们的右派帽子就在离你我不远的人们的手上，一定认识到，我们也亲自体会了，我们国家的旗号是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专制独裁。而人民大众想要点民主和自由，于是就有矛盾，解决矛盾就得搞阶级斗争；如果阶级斗争再搞个 20 年，我们有没有希望都无所谓了，只是会把所有的好人都变成敌人！到那时，我们的无产者左派们，是否会去解放全世界在水深火热中的被压迫民族？马克思没有预言过，不过我们伟大领袖对此信心百倍。而对你我，严格一点说，咱们的自由，就是拉屎撒尿不用喊报告了。
这是难友们很辛酸的一次聚会，既没有回忆，也没有任何向往。只有苦涩的叮咛。
苏敬山对女儿要回老家的主张考虑很长时间。他还真的和市委书记专门谈过。他还记得进书记屋时，可巧彭光磊（他现在是市纪委副书记）也在。他们对他都很尊敬，论级别苏敬山是省部级， 1932 年入党的在大堡只他一人，给他配车，他不要，给他配勤务员他也不要。他亲自到市委，让市委书记感到一定有重要的事。苏敬山不善客套，更不会拐弯抹角，张口说出打算携全家老小回太原，在山西的老人们都老了，我自己也快 60 了——
“”什么？您快 60 了，不对吧？您刚 55 岁，您 1908 年出生，对吧。上次去省委开会，书记再三叮嘱，让我们要特别关注您的生活和身体健康。您现在突然要走，而一走就不回来了，您说，我敢说您走就走吧？老领导，您可别难为我，您的调离也好，告老也好，那得省委定呀。从另个角度，您说山西有您合适的位置么？
“”这就把事儿说两岔去了。我在大堡不当官，我跑到山西怎么会当官呢？怪我没说明白，我往清楚说是亭亭妈要回太原“同济堂”照顾她的老父亲，我能不回去么？再则，亭亭死活要跟她妈走，接着就是亭亭的爱人和孩子都得走了。我能拉住她们谁？你了解我，我可不是觉得大堡有什么亏待我，于是想回老家去当官；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比别人早入党几年，就该高官厚禄！在延安，我是给人看病；在大堡，我仍然是给人看病，说到底，咱就是个郎中而已。共产党员的天职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么！当然社会上有个说法，你可能也听到了，说不入党就当不了官，这话不算瞎话，但这里有个疑点，入党是为了当官么？表面上可能会有一致的回答，其实在一些人的心里有不同的回答。
“关于我个人的请求，你说得对，得请示省委，这么吧，我求你给省委打个报告，这没问题吧？”苏敬山总算把心愿说明白了。
之后，一直也没什么信，加之冯文义两口子执意要回怀仁，亭亭妈也想顺便去拜谢冯德望，便带上闺女女婿和外孙子一块去了怀仁。
苏敬山一人留守职工医院。至于留守多久，谁也说不准了。
二 O O 八·八·八第二稿
二 O O 九·八·三 第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