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很多年前,我生长在地球上一个叫湖北宜昌的大山里。 我是藤本植物, 我的藤蔓一出生就会尽量向高处爬去占领阳光。 我很调皮也很能干, 我的植株可以在方圆几十米寻找可以攀爬的高大植物, 一棵有时可以占领一片林子。
我的爸爸妈妈是雌雄异株,妈妈雌株的花里虽有雄性和雌性花蕊,但雄性花蕊只是摆设,产生的花粉不能孕育果实,必须依靠爸爸雄株花蕊上的柱头花粉。爸爸妈妈鲜花盛开可以孕育时要有蜜蜂或其它媒介授粉。下图猕猴桃花朵。
我的家族世世代代已经在宜昌的大山中生长了好多好多年。 1900年八国列强打入大清朝时, 山里来了一位和打仗无关的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 威尔逊看见了毛茸茸的我很喜欢, 叫我奇异果, 还带着我走出深山来到宜昌, 并将我的种子寄去了英国和美国。 可惜那时他不知道爸爸妈妈生宝宝的秘密。种子虽然都发芽了 ,可都是爸爸没有妈妈。我的长辈们的第一次远征,不幸没有成功。
在宜昌口岸, 威尔逊有一位邻居苏格兰福音会的女教师伊莎贝尔(Isabel Fraser),他把猕猴桃分给大家吃的时候,伊莎贝尔也得到一份。 细心的她很喜欢我的滋味,就把种子留了下来。并且带到了新西兰。 下图 - 100多年前, 伊莎贝尔家客厅中我的照片。
下图是伊莎贝尔的照片。
我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变化。 这回我跨越了赤道,来到了南半球的新西兰德普基(De Puke). 1904年, 伊莎贝尔将我的种子交给了当地果农,我被收养了。
我很喜欢新西兰的气候。 这里冬天没有宜昌那样持续的低温, 春天没有凌厉的霜降,而且土壤又疏松透气。幸运地是, 这次我的种子里长出了一个爸爸, 两位妈妈。 在收养家庭的细心呵护下, 1910年, 我的爸爸妈妈们终于第一次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孕育了孩子。 幸运眷顾了新西兰和我的养父母们。
开始的时候, 我的家族只在养父母的朋友和有种植爱好的人中传播。 在养育和驯化中, 我的果实渐渐的不断增加着酸甜口感层次。在物种相对贫乏的新西兰,大家开始对我的味道不断研究和改进。 由于一般同一个地方的人会有相近的口味和饮食习惯,科学家还专门招聘刚到当地,口味还没有改变的外来人进行测试。
测试时他们把我的样品装在相同容器中, 并以灯光遮掩色差, 打乱编号使人们对品质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总之, 尽量排除外界干扰,聚焦果实味道本身。 我的味道就这样越来越好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果实很软,不易存放,怎么把我长途运送到其它的地方呢? 奇迹又一次降临到我身上。
1928年, 一位新西兰园丁在他种植的40株猕猴桃中,发现其中一株的果实大口感好,而且易储藏。这个品种的猕猴桃后来以他的名字海沃德命名。 海沃德猕猴桃可以走向远方,这大大点燃了新西兰对我的热情。 我开始被大面积种植。
每年四月是我的收获季节。 果农们早就成立的组织从采摘,包装,运输,到留种和再种植,都有一系列科学规划。经过严密的甜度,硬度,味道分析之后, 我在最好的综合状态下被采摘下来, 运往全世界。 我在新西兰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而我的故乡中国, 是新西兰出口的最大市场。
这就是我, 猕猴桃的环球旅行奇迹 - 1900年,我被带出中国湖北宜昌的深山;1904年, 我的种子被带到新西兰; 1910年我在新西兰结出果实,并有了新名字,中国鹅莓(gooseberry); 1928年我华丽转身, 成为广泛种植的水果;1952年我从新西兰出口,并有了一个以新西兰国鸟命名的新名字,kiwi fruit; 如今我远销世界59个国家和地区,是新西兰的国果。
(照片来自网络或相关的书)
前些日子有网友谈及英国的“樱桃谷”瘦肉鸭,也是北京鸭不远万里前往美国,又从美国到了英国,现在成为行销世界的著名鸭子。
老外是从宜昌取得种而已。不过野生猕猴桃很酸不好吃。
新西兰商业化猕猴桃很成功,但坦率地说,商业化也就意味着没有熟就采摘保鲜处理,其实口味不怎样,好处是大小一致,卖相好。如果你吃过四川攀枝花的黄猕猴桃,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猕猴桃好吃。
“Chinese Wilson: A Life of Ernest H Wilson 1876-1930” by Roy W. Briggs
纪录片 《中国威尔逊》《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by CC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