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遇罗克这个名字我的心里就会产生了一种罪恶感，觉得他的死自己多少也有一份责任——一份当刽子手的责任。然后我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份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因为我并不认识这个比我小一岁的人，他的被抓、被判刑和处死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是在文革过后，听一个关于他的录音报告时，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但是这样的推卸并不能使我完全心安，因为我是当时暴政下的一个非常标准的顺民；而暴政之所以能公开杀害正义之士，就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是顺民的基础上的。
然而我又感到很侥幸，因为遇罗克被处死时我也在北京，但是我没有被叫去参加他的公审大会，否则我的罪恶感可能会更重些。因为如果我被叫去参加，我一定会和其他顺民一样，先高举《毛主席语录》愤怒地呼喊打倒他的口号；然后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表示坚决赞同判他死刑，并且立即执行；然后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热烈地欢呼由于处死他，从而使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辉煌的胜利。最后作为一种参加公审大会的自然而然的回报，我就和其他顺民一起，登大了眼睛仔细观看他以及其他获得同样宣判的反革命被一个个押赴刑场，从而将很快由活人变为尸体，然后又由尸体变为灰烬的刺激性画面。开完公审大会后回到家里一定是很累很饿了，因为光呼喊口号就不知呼喊了多少次，所以无论是吃米饭还是吃馒头，一定吃得很香。
所以有时我觉得鲁迅写的《药》，其实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虽然它是我上高三时语文课中的一篇课文，而且从学这篇课文到文化大革命不过几年的时间，可是它被我忘得几乎一干二净。只记得《药》这篇文章中有一个叫“驼背五少爷”的，而当时班上恰好有一个背稍微有些驼的人，他从此就获得了一个“五少爷”的绰号。而且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当他被我们开心地称为“五少爷”时，出现在他脸上的那副万般无奈的尴尬笑容。因而在我的印象中，“五少爷”不是一个好人。
直到现在又重读了这篇文章才发现，其实“五少爷”这个角色很轻微，谈不上是好人还是坏人，要说也只能说是一个随大流者。比如在茶馆里，他在别人都说那个人是疯子后，他才跟着说了“疯了”这么一句两个字的话，以表示他和大家所持有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想，如果鲁迅的这篇文章写的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五少爷”恐怕比我这个标准顺民还低调得多。如果让他也去参加遇罗克的公审大会，他喊口号一定没有我喊得那么响亮；《毛主席语录》也没有我举得那么高；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我那么爱憎分明。也就是说，如果这齣戏演的是文化大革命，我的背虽然不算驼，但能捞一个“五少爷”当当就相当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