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冒了

我感冒了

我又感冒了。不是春天那种流点儿鼻涕，打几个喷嚏，像过敏似的。是真正的感冒，扑天盖地，来势凶猛：喉咙先痒又疼，然后嘶哑说不出话；流清鼻涕，准备一卷纸巾（paper towel  而不是tissue ）备用，然后一张接一张往垃圾桶里丢；喷嚏一组一组地打，惊天动地，牵动着五脏六腑；从胸部深处爆发的咳嗽，不得不蜷缩身体；头闷头痛剧烈，让人坐卧不安，。。。喝水，猛灌水，虽然平时我的水瓶从不离身；少吃或吃清淡点儿，虽然平时我就吃不多，还时不时减去一顿，怕食重积食；畏寒，浑身酸痛，不能去走或骑车了，这时开始严重怀疑平时那些锻炼都去哪了？头痛吃tylenol也不济，只好置“毁容”而不顾，借助咱老祖宗的办法，拔火罐。对，你没听错，是拔火罐，在额头上。额头上一左一右拔了两个。火罐吸得很紧，也很疼，就鬼哭狼嚎叫老娘救我。老公受不了了，直说取了吧、取了吧。坚持了不到十分钟，心里麻烦，心跳加快（这是岁数大了才出现的现象），取了火罐，额头上两个有黑没红，或者说红得发黑（不是红得发紫）的印记赫然显现。随着两个“军功章”的出现，头痛头闷减轻了一半。但心跳还是快，一查，每分钟112次。难怪呢，平时80次／分钟以上我就不舒服了。呀，不行了，得赶紧上卫生间！虽然这时的尿看似水一般，也不能撒在裤子里或者床上呵！

从小我就得这种感冒，特别是春夏、秋冬季节交替时。感冒一来，所有的步骤一个不少。那时国内没有什么纸巾，用的手绢根本不管用且接不上，妈妈就给我找来旧的被单、被里，剪成小块（听上去像给婴儿剪尿布，是不是？），以助供不应求之急。天冷时洗过的“手绢”一时干不了，就把炉子上架的烟筒擦干净，把“手绢”裹在烟筒上，很快就干了。开始头疼时吃阿司匹林、正痛片，把胃吃坏了（有一次我居然注意到舌头上一层厚厚的舌苔）头痛却没有减轻。在我们当地，人们生病头疼拔火罐很常见，看到额头上有红印，就知道对方病了而且头疼，少不了嘘寒问暖，饮食起居嘱咐一番。小孩子额头上顶着红印去学校比较少见，特别是从外地转来的学生，看到后吃惊得很。正是因为如此，我就得了一个临时性的绰号“四眼儿”。说是“临时”，因为一个星期后红印就消失了。“四眼儿”也不确切，因为有时候我会在额头拔超过两个火罐，那就成了“五眼儿”，甚至“六眼儿”了。再就是“四眼儿”是那些小小年纪就戴上“二饼子”的专属绰号，我只是借感冒之机，“享受”了一下。

上面说的喊妈妈相救，也却有其事，只不过夸张了点儿，而我母亲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小的时候生病不舒服，我倒是不会大喊大叫，而是看着妈妈说：“妈妈，不舒服了”。妈妈会用怜爱的眼神看着我，用温暖宽厚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妈妈知道”。我知道她是在想如果我能替孩子生病就好了，就像我们做了母亲后也会怎么想而做不到一样。然后妈妈就看着我按时服药，做一些清淡的、能引起食欲的饭给我吃。当时能做的不过是汤面、疙瘩汤（我们那里叫‘拌汤’）之类的。难受不想起来吃还不行，到时候妈妈就端过来了，清清的汤上还洒了一些白胡椒粉。有一次我得了痢疾，在床上天昏地暗地躺了几天几夜。也就是那时，我知道了“里急后重”是什么感觉。妈妈尝试做不同的饭菜来调我的胃口。不知道她从哪儿听说的偏方，用晾干的全水萝卜带缨子熬水喝能治痢疾，她每天给我熬这种水喝。那个期间，我那位被打成右派的舅舅要结婚，我妈妈当然要去。舅舅那时已经四十多岁，屡次相亲，对方都被他头上的“帽子”吓跑了。这次总算成了，了却了我母亲的一桩心事，而她也早已悄悄地准备好了礼品（我知道其中有很漂亮的被面）。那天母亲安顿好了我，就走了。她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不知道。昏昏沉沉中醒来的我，大概算了一下，可能就是半天时间。“右派”分子的婚礼不会太长，而妈妈更担心在家生病的我。

人们生病时感情会脆弱。虽然感冒不是什么大的疾病，但我还是会想到母亲，想到她的耐心、呵护、照顾以及无微不至。至于我自己，还在继续不断地了解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还会注意饮食，锻炼身体。不过我已经警告了我老公：你下次再感冒的时候，不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