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战乱，很多人都穷的看不起病。我爷爷就经常免费给人家看病，可是用药用时，自己也是一大家子人口要他养活。社会治安也不好，经常被偷被抢，家里当时的情形，其实已经是外面看着光鲜, 里面已经虚空了。家里的佣人也只剩下一两个曾经几代人都为我家扛工的佃户家的女人。他们很是忠心，非但没有因为爷爷那不出工钱给她们，而离开我家。还时常拿些吃食给几个小孩。
大伯父在县里读书，费用差不多都是他丈人给出的。那人其实是一个奸商，日本人打来这些年，他家非但没有变穷，而且资产比原来膨胀了好几倍。当年定亲的时候，两家还算是门当户对，可是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要不是我大伯父特别出息，很给他长脸面，也许早就很我家悔婚了。
后来大伯父要考大学，要知道，那时候，大学的费用是十分昂贵的。据说当时一个一般地主家庭，都供养不起两个大学生。以我家当时的状况，只有卖房卖地，才可能让大伯父上大学。不过他的丈人说了，只要旭少爷和他的女儿完婚。这一大笔费用，就由他来出。可是我大伯父其实从心里是十分抗拒这段婚姻的。那个裹小脚，目不识丁的商人家的小姐，根本不是他理想中的对象。
这样耽搁了几年，几番抗争无济于事以后，旭少爷还是完成了他自幼定下的娃娃亲。把他的第一任妻子娶进了蔡家。婚后，他开始刻苦学习，准备报考大学。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制度和现在并不一样，有点类似现在的美国大学录取制度。每个学校单独招生，单独录取。所以会出现同时收到几个大学的录取通知的现象。我大伯就是如此。他报考了包括北大，复旦在内的几所大学，全部收到了录取通知！
当他正在考虑上那所大学的时候，家里收到了姨奶奶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说：“听说旭哥要报考大学，请千万要报考上海的学府。到上海来，可以住在姨妈姨爹这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毕竟是姐夫的长子，我们决不会亏待他。”这样一封家书，让蔡家上下都很感动。就连他的丈人，也是十分乐意省下这笔供女婿读书的钱。所以也支持他到上海去。可是他和他的女儿那里想得到：旭少爷这一离开家乡，就再也没回去。直到现在：公元2004年。
于是, 大伯父去了上海, 就住在我姨奶家里。他和他的弟妹一样称呼我姨奶奶为姨妈, 称她的母亲为姥姥, 叫她的先生为姨夫, 或者姨爹。而他的这位姨父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 让家里的下人依旧叫他旭少爷, 姥姥, 姨妈和姨夫则叫“旭”，或“旭哥儿”。
大伯上了复旦大学，修读的是新闻系。开学之初，和现在一样，要经历军训的。那时正值盛夏，酷日当头，教官们就躺在树荫下面的躺椅上，扇着扇子，喝着凉茶。而军训的学员们，却不得不站在大太阳底下立正，常常一站就是一天。每天都有体质不好的人中暑晕倒。
大伯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是一个很活跃，进步的人。不仅是学生会的骨干力量，而且还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那时正是我国的国内战争时期，他和其他很多年轻学生一样，在敌后做出了很多贡献，例如，购买大量药物，偷运给解放区。他们时常开组织会议，或者是和联络员联系。而地点又常常就安排在他住的唐公馆里！这叫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特务怎么也不会想到，地下党的会议就在高级军官（他的姨夫），和特务头子（姨妈）家的客厅里召开！
不过，他的姨夫多多少少看出了一些弥端。1949上海解放前夕，姨奶一家和其他国民党高官一样，带着金银珠宝，举家准备逃往台湾。就在临行之时，全家上下怎么也找不到旭少爷。姨奶当时正怀着她的长子，挺着大肚子，急得不知怎样才好。这时，她的丈夫说话了：“别找了，旭，不会和我们走了。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了… …” 其实, 当时大伯父就躲在暗处, 这一切, 他全看着眼里。
解放以后, 大伯在上海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 曾任某区的副区长。后来，调到北京。开始是在新闻处任机要秘书，后来，就调到国家教委工作。就在大伯的事业稳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噩耗从家乡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