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南方周末编者按： 2005年8月4日，本报刊发了《三十五年保钓梦》一文，重温了35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海外保钓运动，该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极大的反响。
文中提到，1971年的国庆前夕，这场运动中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不少读者对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本报记者经过多方努力，今天得以让他们中的三位打破多年的沉默，第一次站在我们的面前。
周总理要求，这次会面，第一不上报纸，第二不合影。
周总理说“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输了，就往家跑”，劝我们在外面多历练，寓才于外。
1970年至1971年间，为了抗议1969年《美日联合公报》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有的声明，美国高校的华裔学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外保钓运动。
彼时，中美尚未建交，大陆赴美的留学生寥寥无几，所以参与者多为港台留学生，并与台湾岛内的保钓热潮遥相呼应。但新中国政府并未袖手旁观，亦积极介入。
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后，举世震惊，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打破沉默，率先对此事进行详细报道；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表示，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的维护民族主权的爱国正义运动，“将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与此同时，一个由5位保钓学生组成的归国访问团，也正悄然往来于美国与新中国之间，铺设起了特殊岁月里海外爱国学子与新中国政府的沟通管道。多少因为他们的影响，一批批海外学子得以循着相同的管道，竞相访问大陆，并催生了新中国第一拨海外留学生归国报效的热潮。
1971年的国庆前夕，由海外保钓运动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首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多小时。基于当时的两岸形势，这次访问自始至终，“不上报纸，不拍照片”，成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片段。
而紧随其后的1972年访问团才始为人知，被当时媒体误以为“第一团”，这使得真正的第一团便成了亲历者眼中的“第零团”。
2005年7月，久违的历史记忆被本报记者重新发掘。这更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当年的访问团员，一共5人，已有一位与世长辞，其他四人大多流散国外。本报记者多番努力，得以找寻到四人中的三人：团长李我焱、团员陈治利、王春生。他们均已近七十高龄，定居于美国，在整整34年的沉默后，第一次站在了公众面前。
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钓运动在最初游行示威的激情过后，进入了反思和总结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学生竞相开展的国是讨论会，议题也渐深入至中国前途的讨论上，促使两岸统一成为许多留学生的共同选择。这一年9月的安娜堡国事大会上，“去新中国看一看”成为许多与会者热切的愿望。
几天后，当时的全美保钓运动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获悉了新中国政府拟邀请海外保钓学生组团访问祖国的信息。因为当时中美关系的微妙，这一邀请并未公开表示，而由当时新成立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委托李我焱的同学伍经元代为传达，对外名义是参加1971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1971年9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陈治利突然接到电话，“是东部李我焱打来的，说要组团回中国参观，征求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学业不致受影响的人加入”。
其时美国还未完全承认新中国，但两国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美国刚刚通过一议案，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游，这成为访问团顺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权，大概是为了万一出现意外，团员依然能够回到美国。”李我焱回忆说。
陈治利在征得妻子同意后，又主动推荐法学院的陈恒次同学参加，陈恒次得以成为访问团里惟一的台湾本土籍留学生。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刘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电话邀请，在与朋友的一番深思数虑后，他选择了放弃，理由是“条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而正在威斯康辛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王春生则没有太多的犹豫，她是经由师兄程明怡的举荐得以入选的，“当时出于性别考虑，希望中西部高校出一个女性代表，我正好适合。”她回忆说，“我的父亲王民当时是台湾《新生报》社长，也算是国民党高干，我并不害怕什么迫害。”
最终成行的访问团一共5人，李我焱为团长，四位团员分别是陈治利、陈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这5人均来自台湾，基本都是保钓运动各个地区的联络人，做了很多工作，算是实至名归。”陈治利说。
王春生至今记得当年的意外与兴奋杂糅的心情，“我们在台湾自小受过反共教育，在美国读书又身受反战运动的感染，对于当时的左派思潮十分向往，可是新中国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与好奇， 9月底，保钓访问团“秘密”启程了。
“当时的唐人街还没有一家旅行社开办去大陆的业务，我们委托的那家应该是加拿大大使馆特意安排的，但老板依然很小心，把我们叫到店铺后面的屋子里才开始办。”王春生说。
为了赶在国庆节前到达，访问团5人和美中友好协会、华侨代表团一行三十几人，经香港，从罗湖进广州，再至北京，下榻北京华侨大厦。
在飞机上，王春生遇见了也去中国访问的美国黑豹党创始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休伊·牛顿，“当时美国的许多左派团体与新中国关系频繁。”
出发前夕，5人特意经纽约参加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集会，并在旅途中传来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消息。访问团群情激昂，“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破冰之旅。”34年后的今天，陈治利提及往事依旧难捺激动。
国庆游园活动后，保钓访问团被单独安排在了民族饭店，静候会见安排。
“但恰逢加入联合国的影响，国务院各单位异常繁忙，座谈会时间难以敲定，一拖再拖。本来我们预计在国内停留35天，结果被拖延，多逗留了一个月。”
这一个多月里，保钓团被安排在国内各地参观旅游，以便对新中国建设成就加深了解，他们的足迹遍布上海、南京、杭州、大寨等地，瞻仰了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等纪念胜地，11月初回到北京，继续等待。
“10月底吧，在游玩途中，一天，随行的接待人员拿了一份报纸给我们看，是《中央日报》海外版，把我们五个人的名字全登出来了，列为‘文化特务’，说是‘回大陆接受培训’，取消了我们的台湾护照，这反而令我们有了一份为历史牺牲自我的悲情。”
座谈会是经由国务院单位一级一级往上开的。第一次会谈，接待访问团的是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先生。“我们提了许多问题，包括海外学生回国服务，钓鱼岛问题、中美关系等，唐先生不停地记笔记，并答应回去研究。整个会见持续了约三小时。”
其后，统战部罗长青同志会见，大抵询问了海外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以及台湾目前的状况。
又过了几天，当时的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邀请他们参观颐和园，“颐和园当时还未对外开放，接待那天，整个颐和园就我们五个游客，有点冷清，但景色优美。”
会见期间，五人不止一次提出会见周总理和毛主席，但一直没有肯定或否定的回复。“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直到一天吃晚餐时，接待人员叮嘱我们晚上不要离开房间。我们隐隐觉得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晚上9：30，有车接我们到人民大会堂，我们终于从随行人员那里知道，晚上周总理要接见我们！”
“与周总理的会见被安排在新疆厅，我们问能不能安排在台湾厅，回复说，台湾厅还在装修，没有布置好。大约晚上十点多，周总理从新疆厅偏门出来，身着灰色呢布的中山装，气色很好。”陈治利回忆说。
“我们立即起立，总理挨个过 来握手，我是最后一个，总理说‘欢迎你们’，一双温暖的手充满力量。
“总理询问我们，留学生在国外各地区留学工作的情况，台湾现在的局势，他还亲自介绍国内的建设情况，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我们当场建言，官方有关台湾的谈话，最好不只是言及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同时也应该提到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对海外学生而言，台湾问题是情理并重的事情。”
两天后，陈治利发现《人民日报》对台文章已经引用“骨肉同胞”的称呼了，速度之快让他吃惊。
“有关钓鱼岛，我们向总理建议，现时不妨仍交由台湾管辖，将来时机成熟一并回归。我们更建议，中国对世界公开宣布，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团员陈恒次为了这次访问，还特意准备了一篇论文，主要阐述在两岸统一的基础上，如何保障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他希望在统一之后的台湾，行政管理机构能更多任用台湾人。”王春生依稀记得。
以后的形势发展，使这类建言只能高束楼阁。乒乓外交之时，日本与中国建交，基于大局考虑，钓鱼岛问题被延搁下来。而在临回美国前，陈治利在张贴报纸的橱窗里，看到了《人民日报》对这个导弹靶场的建议有一篇两寸见方的报道。
访问团团员还将海外学子渴望回国的愿望告诉周总理，希望依照钱学森的例子，再度组团回国服务。出乎李我焱意料，周总理的回答是国内当时的形势不适合海外归来的学子一展抱负，“周总理幽默地以‘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输了，就往家跑’作比喻，劝我们在外面多历练，寓才于外嘛，打消了我们组团回国服务的念头。”
“我们不甘心，提到个别情况，总理说个别情况个别对待。”陈治利说。
继而话题一转，周总理说到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倒是十分需要中英文俱佳且熟悉国外办事方法的华裔留学生，经过考试参加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他说，这也是报国之途，大家不妨考虑。”
王春生当年才25岁，因为紧张和腼腆，没有多发言，她的注意力被总理身边的陪同人员吸引着，“凌晨的时候，总理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但那些随同的干部都在打盹，有些人甚至都睡着了。”但周总理并不计较，这让年轻的王春生觉得不可思议，“我当时就在想，要是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台湾，这些下属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理呢！”
事过境迁，许多会谈的细节，王春生已经记不清楚，但她对总理的一段话记忆犹新，并坦言深深改变了自己。“提及美国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总理说，既然在外面留学，不要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应该多参加美国社会的活动，主动融入美国社会。”
等到话题终结，会见即将结束时，陈治利看了一下表，吓了一跳，“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不知不觉居然谈了6个小时。”
这时，周总理笑着问大家是不是饿了，招呼厨师给大家做碗馄饨，但厨师说，没有馄饨了，只有稀粥，于是就着咸菜，访问团团员与总理共进了一份白粥加咸菜的早餐。
第二天，陈治利专门查看《人民日报》等报纸，翻遍也没有会见新闻，事后才从接待人员处知道，为了保护团员们回美国后的处境，周总理特别交代，此次会见不登报纸，不拍照片，一切从简。 因为通讯不便，在大陆访问期间，访问团无法与美国学校和同学联系，眼看时间超出预定归期越来越多，无不心急如焚。
“接待的同志担心我们马上回去会有危险，一直拖到11月中旬才办护照，返回的路线也与来时完全不一样了，借道欧洲，从北京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这里因故逗留了一个礼拜，再至巴黎，到加拿大多伦多，最后开车回到密西根，回程整整花了十天时间。”
“妻子已经心急如焚，见到我不禁热泪盈眶，说，如果不再回来，她已打算毕业回中国找我。”陈治利说。
因为既定的归期被延搁，访问团成员回到美国后，“没办法交代，失业的失业，失学的失学，可算是乐极生悲了”。
李我焱的研究室老板勃然大怒，停了他的教职和研究工作(当时他已在哥大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并作研究员)。而王春生的父亲王民则因为女儿的“反叛”，被迫辞去《新生报》的职务，写悔过书，并在报纸上公开与女儿断绝关系。
返美后不久，访问团团员在各地留学生的要求下，四处演讲，陈恒次和陈治利两人，更是开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在中西部、南部学校间穿梭，将他们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义不容辞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后，李我焱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经联合国考试录取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生一下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受访问团演讲的影响，去往联合国工作以作报国之途的留学生共有80多人，“他们几乎都有博士硕士学位，大多是放弃自己的专业，改而从事语文工作，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王春生也毕生记取周总理当年“融入美国社会”的教导，致力于美国社区民权凡二十余年。
保钓第零团的访问成功，更是开通了海外学子与祖国定期沟通的渠道，其后1972年，1975年，保钓第一团(见报)，第二团(见报)，接连循着他们的足迹，跨过大洋。
陈治利说，这一批海外学子及侨胞，虽然至今未见“保钓”在单一事件上的结果。但的确参与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史实。(记者 朱红军)
文中提到，1971年的国庆前夕，这场运动中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不少读者对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本报记者经过多方努力，今天得以让他们中的三位打破多年的沉默，第一次站在我们的面前。
周总理要求，这次会面，第一不上报纸，第二不合影。
周总理说“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输了，就往家跑”，劝我们在外面多历练，寓才于外。
1970年至1971年间，为了抗议1969年《美日联合公报》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有的声明，美国高校的华裔学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外保钓运动。
彼时，中美尚未建交，大陆赴美的留学生寥寥无几，所以参与者多为港台留学生，并与台湾岛内的保钓热潮遥相呼应。但新中国政府并未袖手旁观，亦积极介入。
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后，举世震惊，新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打破沉默，率先对此事进行详细报道；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表示，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的维护民族主权的爱国正义运动，“将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与此同时，一个由5位保钓学生组成的归国访问团，也正悄然往来于美国与新中国之间，铺设起了特殊岁月里海外爱国学子与新中国政府的沟通管道。多少因为他们的影响，一批批海外学子得以循着相同的管道，竞相访问大陆，并催生了新中国第一拨海外留学生归国报效的热潮。
1971年的国庆前夕，由海外保钓运动的五位骨干成员组成的“保钓访问团”首次踏上祖国大陆，其间一场与周总理的倾谈，从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多小时。基于当时的两岸形势，这次访问自始至终，“不上报纸，不拍照片”，成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片段。
而紧随其后的1972年访问团才始为人知，被当时媒体误以为“第一团”，这使得真正的第一团便成了亲历者眼中的“第零团”。
2005年7月，久违的历史记忆被本报记者重新发掘。这更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当年的访问团员，一共5人，已有一位与世长辞，其他四人大多流散国外。本报记者多番努力，得以找寻到四人中的三人：团长李我焱、团员陈治利、王春生。他们均已近七十高龄，定居于美国，在整整34年的沉默后，第一次站在了公众面前。
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钓运动在最初游行示威的激情过后，进入了反思和总结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学生竞相开展的国是讨论会，议题也渐深入至中国前途的讨论上，促使两岸统一成为许多留学生的共同选择。这一年9月的安娜堡国事大会上，“去新中国看一看”成为许多与会者热切的愿望。
几天后，当时的全美保钓运动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获悉了新中国政府拟邀请海外保钓学生组团访问祖国的信息。因为当时中美关系的微妙，这一邀请并未公开表示，而由当时新成立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委托李我焱的同学伍经元代为传达，对外名义是参加1971年的国庆观礼活动。
1971年9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陈治利突然接到电话，“是东部李我焱打来的，说要组团回中国参观，征求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学业不致受影响的人加入”。
其时美国还未完全承认新中国，但两国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美国刚刚通过一议案，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游，这成为访问团顺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权，大概是为了万一出现意外，团员依然能够回到美国。”李我焱回忆说。
陈治利在征得妻子同意后，又主动推荐法学院的陈恒次同学参加，陈恒次得以成为访问团里惟一的台湾本土籍留学生。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刘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电话邀请，在与朋友的一番深思数虑后，他选择了放弃，理由是“条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而正在威斯康辛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王春生则没有太多的犹豫，她是经由师兄程明怡的举荐得以入选的，“当时出于性别考虑，希望中西部高校出一个女性代表，我正好适合。”她回忆说，“我的父亲王民当时是台湾《新生报》社长，也算是国民党高干，我并不害怕什么迫害。”
最终成行的访问团一共5人，李我焱为团长，四位团员分别是陈治利、陈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这5人均来自台湾，基本都是保钓运动各个地区的联络人，做了很多工作，算是实至名归。”陈治利说。
王春生至今记得当年的意外与兴奋杂糅的心情，“我们在台湾自小受过反共教育，在美国读书又身受反战运动的感染，对于当时的左派思潮十分向往，可是新中国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与好奇， 9月底，保钓访问团“秘密”启程了。
“当时的唐人街还没有一家旅行社开办去大陆的业务，我们委托的那家应该是加拿大大使馆特意安排的，但老板依然很小心，把我们叫到店铺后面的屋子里才开始办。”王春生说。
为了赶在国庆节前到达，访问团5人和美中友好协会、华侨代表团一行三十几人，经香港，从罗湖进广州，再至北京，下榻北京华侨大厦。
在飞机上，王春生遇见了也去中国访问的美国黑豹党创始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休伊·牛顿，“当时美国的许多左派团体与新中国关系频繁。”
出发前夕，5人特意经纽约参加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集会，并在旅途中传来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消息。访问团群情激昂，“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破冰之旅。”34年后的今天，陈治利提及往事依旧难捺激动。
国庆游园活动后，保钓访问团被单独安排在了民族饭店，静候会见安排。
“但恰逢加入联合国的影响，国务院各单位异常繁忙，座谈会时间难以敲定，一拖再拖。本来我们预计在国内停留35天，结果被拖延，多逗留了一个月。”
这一个多月里，保钓团被安排在国内各地参观旅游，以便对新中国建设成就加深了解，他们的足迹遍布上海、南京、杭州、大寨等地，瞻仰了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园等纪念胜地，11月初回到北京，继续等待。
“10月底吧，在游玩途中，一天，随行的接待人员拿了一份报纸给我们看，是《中央日报》海外版，把我们五个人的名字全登出来了，列为‘文化特务’，说是‘回大陆接受培训’，取消了我们的台湾护照，这反而令我们有了一份为历史牺牲自我的悲情。”
座谈会是经由国务院单位一级一级往上开的。第一次会谈，接待访问团的是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先生。“我们提了许多问题，包括海外学生回国服务，钓鱼岛问题、中美关系等，唐先生不停地记笔记，并答应回去研究。整个会见持续了约三小时。”
其后，统战部罗长青同志会见，大抵询问了海外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以及台湾目前的状况。
又过了几天，当时的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邀请他们参观颐和园，“颐和园当时还未对外开放，接待那天，整个颐和园就我们五个游客，有点冷清，但景色优美。”
会见期间，五人不止一次提出会见周总理和毛主席，但一直没有肯定或否定的回复。“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直到一天吃晚餐时，接待人员叮嘱我们晚上不要离开房间。我们隐隐觉得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晚上9：30，有车接我们到人民大会堂，我们终于从随行人员那里知道，晚上周总理要接见我们！”
“与周总理的会见被安排在新疆厅，我们问能不能安排在台湾厅，回复说，台湾厅还在装修，没有布置好。大约晚上十点多，周总理从新疆厅偏门出来，身着灰色呢布的中山装，气色很好。”陈治利回忆说。
“我们立即起立，总理挨个过 来握手，我是最后一个，总理说‘欢迎你们’，一双温暖的手充满力量。
“总理询问我们，留学生在国外各地区留学工作的情况，台湾现在的局势，他还亲自介绍国内的建设情况，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我们当场建言，官方有关台湾的谈话，最好不只是言及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同时也应该提到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对海外学生而言，台湾问题是情理并重的事情。”
两天后，陈治利发现《人民日报》对台文章已经引用“骨肉同胞”的称呼了，速度之快让他吃惊。
“有关钓鱼岛，我们向总理建议，现时不妨仍交由台湾管辖，将来时机成熟一并回归。我们更建议，中国对世界公开宣布，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团员陈恒次为了这次访问，还特意准备了一篇论文，主要阐述在两岸统一的基础上，如何保障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他希望在统一之后的台湾，行政管理机构能更多任用台湾人。”王春生依稀记得。
以后的形势发展，使这类建言只能高束楼阁。乒乓外交之时，日本与中国建交，基于大局考虑，钓鱼岛问题被延搁下来。而在临回美国前，陈治利在张贴报纸的橱窗里，看到了《人民日报》对这个导弹靶场的建议有一篇两寸见方的报道。
访问团团员还将海外学子渴望回国的愿望告诉周总理，希望依照钱学森的例子，再度组团回国服务。出乎李我焱意料，周总理的回答是国内当时的形势不适合海外归来的学子一展抱负，“周总理幽默地以‘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输了，就往家跑’作比喻，劝我们在外面多历练，寓才于外嘛，打消了我们组团回国服务的念头。”
“我们不甘心，提到个别情况，总理说个别情况个别对待。”陈治利说。
继而话题一转，周总理说到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倒是十分需要中英文俱佳且熟悉国外办事方法的华裔留学生，经过考试参加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他说，这也是报国之途，大家不妨考虑。”
王春生当年才25岁，因为紧张和腼腆，没有多发言，她的注意力被总理身边的陪同人员吸引着，“凌晨的时候，总理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但那些随同的干部都在打盹，有些人甚至都睡着了。”但周总理并不计较，这让年轻的王春生觉得不可思议，“我当时就在想，要是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台湾，这些下属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理呢！”
事过境迁，许多会谈的细节，王春生已经记不清楚，但她对总理的一段话记忆犹新，并坦言深深改变了自己。“提及美国当时正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总理说，既然在外面留学，不要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应该多参加美国社会的活动，主动融入美国社会。”
等到话题终结，会见即将结束时，陈治利看了一下表，吓了一跳，“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不知不觉居然谈了6个小时。”
这时，周总理笑着问大家是不是饿了，招呼厨师给大家做碗馄饨，但厨师说，没有馄饨了，只有稀粥，于是就着咸菜，访问团团员与总理共进了一份白粥加咸菜的早餐。
第二天，陈治利专门查看《人民日报》等报纸，翻遍也没有会见新闻，事后才从接待人员处知道，为了保护团员们回美国后的处境，周总理特别交代，此次会见不登报纸，不拍照片，一切从简。 因为通讯不便，在大陆访问期间，访问团无法与美国学校和同学联系，眼看时间超出预定归期越来越多，无不心急如焚。
“接待的同志担心我们马上回去会有危险，一直拖到11月中旬才办护照，返回的路线也与来时完全不一样了，借道欧洲，从北京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这里因故逗留了一个礼拜，再至巴黎，到加拿大多伦多，最后开车回到密西根，回程整整花了十天时间。”
“妻子已经心急如焚，见到我不禁热泪盈眶，说，如果不再回来，她已打算毕业回中国找我。”陈治利说。
因为既定的归期被延搁，访问团成员回到美国后，“没办法交代，失业的失业，失学的失学，可算是乐极生悲了”。
李我焱的研究室老板勃然大怒，停了他的教职和研究工作(当时他已在哥大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并作研究员)。而王春生的父亲王民则因为女儿的“反叛”，被迫辞去《新生报》的职务，写悔过书，并在报纸上公开与女儿断绝关系。
返美后不久，访问团团员在各地留学生的要求下，四处演讲，陈恒次和陈治利两人，更是开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在中西部、南部学校间穿梭，将他们在国内的所见所闻，义不容辞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后，李我焱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经联合国考试录取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生一下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受访问团演讲的影响，去往联合国工作以作报国之途的留学生共有80多人，“他们几乎都有博士硕士学位，大多是放弃自己的专业，改而从事语文工作，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王春生也毕生记取周总理当年“融入美国社会”的教导，致力于美国社区民权凡二十余年。
保钓第零团的访问成功，更是开通了海外学子与祖国定期沟通的渠道，其后1972年，1975年，保钓第一团(见报)，第二团(见报)，接连循着他们的足迹，跨过大洋。
陈治利说，这一批海外学子及侨胞，虽然至今未见“保钓”在单一事件上的结果。但的确参与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史实。(记者 朱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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