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余江县：“瘟神”一去不复返“红旗”飘飘五十年 (图)

余江树立了全国血防第一面红旗，毛泽东为此写下著名的《七律·送瘟神》。年代久远的诗篇让人产生血吸虫早已绝迹的错觉。实际上，血吸虫从没有在中国被灭绝过。2006年，吴仪副总理在余江县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批评部分地区“以为已经达标了，就把人员撤了，经费撤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她说，在巩固成果方面，余江县树立了一个典范。

8月21日傍晚，赣东小县余江县城仍很闷热，我跳进了穿城而过的白塔河。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河里嬉戏，女人们站在水里用捣衣棒捶打着石板上的衣服，几个老头在垂钓，一个渔夫立于船尾点击竹篙逆江而上，河水清澈，不时有水草飘过，空气里是落日、河水和炊烟的味道。尽管一个游泳的男子忠告我前天有两个大人在不远处淹死，奔腾的水流让我手忙脚乱，但我还是兴致高涨地来回游弋。这里不是广州装满自来水的游泳池，没有门票，没有消毒剂，没有重金属和人尿酸的污染。

但是———我突然打了个激灵———会不会有血吸虫呢？我从小在鄱阳湖长大，身边不少亲友都感染过血吸虫病，余江县虽在1958年宣布消灭了血吸虫，毛泽东还为此欣然写下著名诗篇《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作为那个火热时代的写照，至今还被许多农民贴在家门口的对联上。但近些年的媒体都在说，血吸虫又卷土重来了。想到这，我似乎看到它们那灰白色的线状身躯钻进我的肌肤，侵入我的血液、脊髓、大脑。

我大声问身边那男子：“你不怕有血吸虫吗？”他得意地哈哈笑了：“毛主席早把那瘟神送走了，几十年都没来过。再说，这么急的水也根本没有血吸虫。”

我畅快地再次投入河中。上岸后，我开始追寻血吸虫的足迹，寻找那个特殊年代为何至今仍为人们追忆和自豪的答案。

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

离我游泳所在地5公里的港边村，我找到了能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她是76岁的邓梅汝老人，笑声朗朗，戴着草帽、穿着拖鞋刚从地头回来。她的一生都与血吸虫相关，但在1950年她从外村嫁到这里时，她和当地人一样都不知道血吸虫为何物。

她只看到又一个萧索村庄，人们大多面黄肌瘦，干活有气无力，有些人不分男女都挺着一个大肚子，有的就此病死。邓梅汝“从出生就苦起”，先是父亲病故，11岁时日本侵略军烧了她家，母亲带她去寺庙避难，最后病死在庙外的石磨上。一个做地主的叔叔收养了她，但下雪天她还在打着赤脚割猪草，需要轮换着把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背上才不至于让它们冻僵。17岁那年，当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介绍她嫁给姐夫的弟弟时，她决心开启新的生活。

她的肚子渐渐隆起，却迟迟不见分娩，而且同那些“大肚子”病人一样日见消瘦，“身上发软，锄头都拿不起。”余江一首民谣这样唱：“锄头两斤铁，拿到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想困。”在县送瘟神纪念馆展厅，张贴着她当年肚大如鼓、低首愁眉的半身像，旁注也是一首民谣：“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多年难闻婴儿声，十家九户绝后代。”

“我老板开始冷落我，有好吃的也藏在婆婆房间，还好婆婆对我好，会拿出来给我吃，而且承担了大部分家务。”邓梅汝坐在凉席上回忆起往事，“那时候大家都说是‘水不好’，哪知道是得了血吸虫呢。”

生活在广州等大城市的年青人对这个寄生虫知之甚少。它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现形，但能量惊人。被感染的人或动物的粪便中会有大量的血吸虫虫卵，虫卵在水中孵化出毛蚴。毛蚴找到它的惟一宿主———钉螺后，就可以发育成胞蚴，一个胞蚴可以发育成千上万的尾蚴，人或哺乳动物接触疫水10秒钟，尾蚴就会脱去尾巴变成童虫钻进身体，21天后就变成成虫，在人体内存活最长可长达三四十年。患者症状有发热、上吐下泻、四肢酸软、肝脏肿大(即民间所说的“大肚子病”)。

1905年，中国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民的粪便里检出血吸虫卵，据此宣布发现第一个血吸虫病人。解放初中国患者增至1000万，感染者1亿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血吸虫是世界第二大热带流行病，仅次于疟疾，全世界患者超过2亿人。

《余江县血防志》记载，该县解放前30年，血吸虫患者死亡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荐头村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号称荐头府。解放时只剩下8户、24人，成了荐头组。兰田邓家村的邓咱福，是全村幸存的最后一根独苗，被两次转卖两次改姓，人们叫他邓、艾、宋咱福。

兰田坂老人刘金元告诉我，村里和他同年出生的5个伙伴，全都不到16岁就死于血吸虫病，而他和爷爷、父母、3个妹妹、1个弟弟也都感染了这个病。原副县长陈则民亲眼目睹了上黄村的一幕惨剧：晚期血吸虫病人黄万明腹胀难忍，用剪刀戳腹泻水，陈则民赶来时已经死亡。

1951年，余江县被省卫生厅证实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省血吸虫病防治所迁至余江。

毛泽东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遂向毛泽东写信反映。1955年11月，在充分实地调研之后，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任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九人小组。很快，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提出7年消灭血吸虫病。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

针对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步骤，余江县决定至少打个对折，“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

同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令“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1000多名专业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给患者治病，谋求消灭血吸虫的方法。

媒体后来评价说，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的不断的督促，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1956年，邓梅汝所在的港边村来了几名医生，每家每户讨要他们的大便，村民们不知道这是检测是否含有血吸虫卵，只是觉得稀奇，称他们是“屎医生”。《余江县血防志》说，村民多文盲，最初对血吸虫茫然无知，血防人员就把钉螺放在显微镜下，村民透过镜子能看见活蹦蹦的尾蚴，离开镜子就什么也看不见，以为是变魔术，不是真的。

邓梅汝和丈夫、婆婆都被检出是血吸虫病人，但她第一个搬起被子去了设在邻村仓库的临时医院。此时很多村民对治疗还抱有怀疑，政府不但减免费，而且补贴工分。邓梅汝记得，医生态度特别好，由于条件简陋，病床就铺在地上，医生每次打针都要双膝跪在地上却毫无怨言。33天后，她的肚子平了。村民们惊奇之后，都跑去医院打针吃药。

土埋灭螺，余江经验的发现

邓梅汝出院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在为消灭钉螺而沸腾，而钉螺正是以前村民们去河里打鱼、洗衣，去水塘里牵牛，去沟渠里引水，去水田里劳作时踩在脚下的与泥土一样的平常之物。现在，政府号召他们“开新沟，填旧沟”，把所有钉螺杀死在厚厚的土层之下。

与其他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一样，余江县对灭螺试验过多种方法：火烧、药杀、水田改旱地、群众捡螺，但效果都有限。一次，在全县大规模查螺行动中，人们揭开几年前因为兴修水利而掩埋的旧沟渠，发现里面的钉螺全部死亡，变成了白色的螺壳。

这个偶然发现让余江走在了中国血防的最前面。1955年冬至1958年春，仅13万人口的余江县发动全县所有3.6万多劳力，开展“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大会战，填旧沟382华里，开新沟334华里。

“老百姓听说消灭钉螺可以治好大肚子病，都很踊跃。”原副县长陈则民说。而对邓梅汝来说，更多是“对共产党的感恩”。红旗猎猎，人声鼎沸，号子声声，歌声飘扬，邓梅汝身处一个梦幻般单纯、热烈的世界。每次挑担她都要求“再加满一点”，原本羸弱的她，工分居然是生产队妇女里最高的。她当上了队妇女主任。

陈则民那时候在水利部门工作，“卫生部门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看到，先要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1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3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

毛泽东后来在《送瘟神》一诗中写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就是对余江人们“开新填旧”大场面的浪漫写照。

“第一面红旗”与《送瘟神》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第三版头条发表了余江县委第一书记李俊九的文章《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宣称“取得了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实现了疫区人民多少年对消灭血吸虫病的夙愿”。

曾当过记者的余江县退休老干部邹华义1991年采访李俊九。李说：“那文章得感谢方政委，是他‘逼’我写出来的。”他所说的方政委，是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省委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组长方志纯。余江是他主抓的实验点。

“方政委对我说，只知干，不善于总结不是好领导。他批评我，不要关起门来打闷仗，要写文章总结经验，鼓舞士气！在他的热情鼓励下，当我县自检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情况下，我叫来秘书一起研究，三易其稿，成文前后都向方政委作了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就这样，那篇文章发表了。”

文章发表的第三天，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派员前去余江复查。半个月后，专家小组审议并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余江县为此举行庆功大会，方志纯亲临大会。与会的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程崇圯教授说：“我在旧社会从事医务工作16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见过哪里曾经根除了血吸虫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献里，根本找不到血吸虫病可以消灭这一条。如今不仅听到了，而且亲眼看到了。”

1958年6月5日，卫生部发来贺电。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第一面红旗——— 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文中称，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过程，也是向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取得胜利的过程。列举的错误思想包括：某些科学技术人员给大家散布悲观论调，说什么国民党统治时期搞了20多年没搞出什么名堂，日本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消灭；有的医学专家迷信全文，硬啃住书本上的长期疗法不放，硬说三日、二日疗法会死人。

当夜，杭州西字湖畔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挥毫写下著名的《七律·送瘟神》。

这一年，邓梅汝的腹部再次隆起，生下一个男婴。后来，她又生下两个男孩、两个女孩。

盛名之下，“血防红旗”屹立不倒

余江自此树立全国血防第一面红旗，名扬海内外。远在非洲的苏丹后来也派团前来参观。它的声名如此显赫，以致如今我向外人介绍我是江西余干县人时，一些人还会误听为余江：“哦，毛主席写《送瘟神》的那个地方。”

实际上，由于余江奇迹诞生在1958年那个特殊年份，它的光芒自然少不了外界的诸多质疑，有些人担心它和大炼钢铁、万亩田一样是“大跃进”的狂热“卫星”。邹华义为此询问李俊九，李讲了一个故事：

“1959年夏收季节，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找到我，说想放个卫星，把四五亩田的早稻集中到一丘田里，算一亩田的产量。我抓住这件事，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宣布，谁放卫星，我就撤谁的职！所以，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没有水分，更没有浮夸！不要一提起1958年出现的好事就皱眉头，那是一种偏见！因为那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战天斗地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年代。”

余江县“开新填旧”正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一次迎来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一级教授苏德隆等专家前来视察，苏肯定了“土埋灭螺”方法的成功，但也建议一些地方可用药杀，比民工填土合算，同时指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当地评价专家组的到来是“好雨知时节”，但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中，苏德隆的正确意见却变成了“刮起一股阴风，否定土埋灭螺”，苏受到非难。

毛泽东激情澎湃地笔书送瘟神之后，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余江县每年还查出很多血吸虫病人。《余江县血防志》记载，1959-1980年，该县新查出病人1475人，治疗病人3087人次，治疗中3人死亡。

另一个现象是，自1958年宣布消灭血吸虫病以后至1983年，余江先后在原疫区发现51次35处残存螺点。

1959年11月13日晚上，县血防站站长杨龙祥呈送新当选的县委第一书记计云棠一份“绝密报告”，请求“阅后烧毁”。原来，查螺员在这年2-6月共计查出9只活钉螺，虽都是阴性，无新感染病人，但却把杨龙祥吓坏了，他叮嘱发现人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泄密了，当心把你打成反革命！”随后清理现场。但党性促使他向县委第一书记密告，他哭着说：“不该有钉螺，不该有啊！”

余江方面当即向上汇报，并在全县上下进行“莫把荣誉当包袱，要把荣誉作动力”的思想教育。

1973年底，有农民在白塔河边发现一只钉螺，县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措施，发动群众3000多人，连续三天三夜沿河查螺39公里，没有发现第二只钉螺。1983年5月，在省水稻原种场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组织民工数百人进行灭螺。

余江县血防站站长程响亮说，1958年宣布根除血吸虫病，并不是指完全消灭了钉螺，而是指再没有发现由当地新感染的血吸虫病人和家畜。《余江县血防志》上记载的1959-1980年的新查出病人数，均是1959年前感染但在1959年后检测出的。

1986年，余江县政府动员全民查螺，凡发现一粒奖励30元。2004年，奖励标准提高到300元。但23年来从无一人得奖。程响亮说，1983年后，余江再无钉螺出现，时至今日也无一例病人。

程响亮认为，这个奇迹建立在县委自1958年以来贯彻实施的“长期观察、定期复查、反复斗争、巩固胜利”血防精神之上，始终做到“思想不松、机构不撤、队伍不散、工作不停”。2005年以后，县政府每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部署血防工作。

1998年，当年写下《第一面红旗》的新华社记者刘光辉，时隔40年再访余江，得出一个结论：全国血防战线的“第一面红旗”没有倒！

吴仪：巩固成果，余江树立了典范

随着血吸虫、钉螺死去良久，那个火热的大集体时代也早已消遁。邓梅汝做生产队妇女主任做了20年，直到分田到户的新时代来临。1986年，中央血防领导小组撤销。1998年10月3日，邓梅汝最后一次参加县送瘟神纪念馆举行的座谈会。此后5年，10年，毛泽东发表《送瘟神》45周年，50周年，再没人请她去忆苦思甜。这让她很伤心，她已经做了50年的义务查螺员。可是，她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到了港边村，像当年她第一个住进病房一样，她带头让自己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屋在推土机前轰然倒下。她当时在女儿家，珍藏的血防工作荣誉证书、老照片、党员证都埋在了废墟下面。上面建成村里的公共花园，她搬进了上级拨款建造的褚红色两层“幸福楼”的2号房间，屋前有一棵樟树、一棵水杉。她渐渐喜欢上新房子，虽然孩子们都很孝顺，但老伴30年前死后，她独居惯了。

老伴死的那年，送瘟神纪念馆在县城拔地而起。2003年斥资380万元辟新后，更显富丽堂皇，在里面的会客厅谈话很像省部级以上高官之间的会晤。但二楼的县防疫站办公室就显得寒酸过气，一些旧的桌椅堆在角落布满了灰尘，血防档案躺在几十年前的油漆斑驳的木柜里。长年没有什么病人前来检测，致使这里的化验室基本闲置，除了每年春秋两次查螺行动，医生们可做的事不多。

余江更多是靠展览来证明血吸虫的存在，而年代久远的伟人诗篇更容易让人产生血吸虫早已绝迹的错觉。实际上，血吸虫从没有在中国被灭绝过，前些年更从媒体上不断传来血吸虫卷土重来的消息。

根据《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与展望》发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3万人，其中晚期病人2.9万人，尚未控制传播的县市有109个，钉螺面积38.5万公顷。病情最严重的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此前5年内，已有38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或传播阻断标准县(市、区)疫情出现回升。

媒体提供的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受血吸虫威胁的人口从6189万人增加到9903万人，相当于解放初期。

我的父亲从小在鄱阳湖打渔，在上世纪60年代5次送去医院治疗。40多年过去，我的舅母现在也被诊断出相同病症。由于医疗技术的改进，她无需担心生命安全，但她很难再享受到我父亲那时期的几乎免费的政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周晓农说，除了长江频发洪涝灾害造成钉螺扩散加剧、退田还湖政策使围垦地重新变成钉螺孳生的沼泽地等自然因素外，也有人为因素，比如2001年世界银行贷款血防项目结束后全国血防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加上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实施，限制了基层和群众对血防的投入。

2006年吴仪副总理在余江县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批评部分地区“以为已经达标了，就把人员撤了，经费撤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她说，在巩固成果方面，余江县树立了一个典范。

而正是这个会议，证实我国血吸虫病防治思路已发生变化，从余江经验的全面控制钉螺产生，转到全面控制传染源，防止人畜粪便入水。

但余江奇迹展示的密布基层的防疫公共体系，也是很多地区曾经丢弃而今又正在着力改进的。人海战术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第一面红旗”昭示的那个火热年代里的很多东西，至今还为后人所珍视、收藏和怀念。

□采写：本报记者 袁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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