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自从工农兵学员落选之后，家里给我来了封长信。主要是安慰我，说明年还有机会。更主要的是给我带来了一个消息，我可能有机会调回上海。
几乎张铁生白卷事件曝光的同时，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及毛的回信也曝光了。中央为此开了会，加强了知青工作。精神一级一级下传后，各地都很重视下乡知青问题。于是有小道消息说，根据政策，凡家中父母身边无子女的，可将下乡知青的子女调回城到父母身边。无风不起浪，当时的小道消息一般是很准的。我是家中独苗，理所当然属于政策范围。我落选后，本来就情绪不好，再听到此消息，更无心工作了。所以我又要求回沪探亲，领导也同意了。
回到上海，通天的渠道比较多，消息也一天天明朗。我呢，很多时间泡在威海卫路和黄陂路（茂名路？）口的一个大弄堂内。为什么去那儿呢？因为在那个弄堂深处，有一个小别墅。这个小别墅就是当年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所在地。那里总是聚集了很多人，知青及家长，在打探和交流信息。那弄堂很大，即使容纳几百人也不会满到马路上去。多年后，我去乌鲁木齐路美领馆签证时，发现那里的情况和这个弄堂里情况十分相像。也是一大堆人在打探和交流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息一天天向positive发展。终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去拜访了市乡办的接待处。我和接待员谈了我的情况后，他说，你回去等调令好了，不会等很长时间。
于是我放宽了心，想上大学，回上海后也不是没机会。在上海高高兴兴地到处玩了一圈后又回了江西。
到了公社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重新下放下去。我虽在公社广播站干了两年多，但我算是“借调”而不是“上调”。我的关系还在下面。幸亏是“借调”，如果是真是“上调”的话，现在我该“上吊”了。因为成了正式公社干部的话，我将无法调回上海。为什么当初不上调我呢？因为当正式公社干部要政审，广播员政审尤其严格，恐怕我过不了关。公社又想用我，就打个擦边球了。其实我的政治背景也不算太坏，虽母亲出身资产阶级，但她是党员。父亲方面亲属就更好，伯父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在保密单位工作。婶婶更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嫁给高干。但就是因为外公的右派，还有很多海外关系，还是不过关。据说工农兵学员未录取也有此原因。大概是这个原因，我后来在找对象的过程中，下意识地进行了私人“政审”。现在回想起来很好笑，我谈过多次恋爱，对象竟然都是出身好的团干部。最小的是团支部书记，有一位团委书记。最后结婚的是一位解放初从工人提拔起来的区委干部的女儿，读大学前也是团总支书记。别以为我是大官，我只是一个普通团员。不过大概因为当时我其他各方面条件不错，人也正派。她们都不嫌弃我，反而主动接近我。
又扯远了，当我回到江西之后，原来公社的各个知青点都不复存在。李庆霖的信，及中央开了知青会议传达下来后，公社领导很重视。考虑到知青分散于各知青点难于管理，也难于处理和当地老乡的关系。公社专门建了一个知青农场，所有知青，除了和当地人结了婚的，全部集中起来。
因此，我要下放也只能下放到农场去。公社让我仍在公社工作，只将关系下放到农场去。我不想留尾巴。便告诉他们，我也不可能留很久了，如有需帮忙时，随叫随到。
我来到农场，这是一个四面房子围起来，中间一个大广场的地方。除了知青，还有些“农业顾问”。我不知称他们什么，反正是教知青种田的老农。干部是很照顾我的，知道没种过几天地，便安排我到食堂当伙夫。我愉快地接受了，干什么都行。
我发觉当时在农场的知青都在实行一种被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体系。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少则四五个，多则七八个男女知青混合的，自行组配的集体户。在这种集体户中，男女知青互相帮助，女的干轻活，如洗衣服，洗碗。。。。男的干重活，如挑水，去食堂打饭。。。。。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当然集体户中有不少对恋爱对象，或潜在恋爱对象。我一时竟无法找到愿意接纳我的集体户。这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快会走。再者，大家也认为我公社里有个女朋友，一位漂亮的江西姑娘。因此，我不受未找到恋爱对象的女知青的青睐。最后，还是刚下乡时和我同知青点的三位女知青念我当时帮过她们忙的旧情，接纳我进她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连我有七人之多。本来他们三男三女挺好的，我硬插了进去。
我的心已飞到上海。在农场中又不用干农活，当伙夫也就是个帮手。没事老往公社跑，会老朋友，也去过去任教的小学，及原知青点的村子，看望钳子。其实我最想看望的是那位女报幕员，
可是我不敢老去找她。觉得那样做不道德。既然自己没把握给别人什么承诺，又为何让人家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希望呢？但有时控制不住自己，还是请她去县城或鹰潭吃饭，她总是爽气地接受邀请，但总是闷闷不乐。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说穿过我们的关系，但都是心知肚明。我曾想将我的手表留给她，但她坚决拒绝，以为是我给她的临别赠物。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到上海就会忘记我，我说这是决不可能的。我确实兑现了我的承诺，别说到上海，就是后来美国也没忘了她。我想知道了这一点，她也应知足了。这是我们俩最好的结局。
别的和我类似情况的知青都接到调令回上海了。可我的调令迟迟不来，我真等烦了。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就拉着范老师去县知青办查询。知青办的人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我的调令，OMG，已经来了快一个月了。我顺道去了县广播站，杨秘书处，及吴司机处道别，他们都为我高兴。吴司机问我几时走，他说，你下乡接你的是手扶拖拉机，你回上海我要用吉普车送你。我说不用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帮我出次车，我想将自己用不着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全部送给钳子。
急于想离开江西回上海，可是真到走时，却对这片红土地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恋情。我知道我是留恋这红土地上的人。
钳子，你是教我种田，带我捉甲鱼和鲇鱼的朴实的农民。
大队民兵排长，在我与老乡发生冲突的危急关头救了我。
洪会计，是你将我引入了公社广播站，并一直为我在公社干部前说好话。
范老师，你对知青就像你自己的子女，连恋爱婚姻都管。
杨秘书，你为我的前途竭尽了你的全力。
当然，还有，女报幕员，你给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初恋。
还有，很多，很多。。。。。。。。。。这年，我还未满二十。
多年后，我在美国一个大城市和大家一起筹备一个知青联谊会的活动。一位老兄很有文才。他为大会写了一幅对联：
插兄插妹青春祭黄土汗洒泪滴终造就一代人杰
游子学人壮志酬大洋魂牵梦扰最难忘知青岁月
我还是拣起我的老本行，翻录了电视剧《磋砣岁月》的主题歌来营造气氛。
会场中回响起关牧村悠扬的女中音：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河儿弯弯汇成歌，
一首歌，一首深情的歌，一首歌，一首磋砣岁月里谱写的歌。
希望和憧憬是那么多。。。。。。。。。。
一首歌，一首难于忘怀的歌！
几乎张铁生白卷事件曝光的同时，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及毛的回信也曝光了。中央为此开了会，加强了知青工作。精神一级一级下传后，各地都很重视下乡知青问题。于是有小道消息说，根据政策，凡家中父母身边无子女的，可将下乡知青的子女调回城到父母身边。无风不起浪，当时的小道消息一般是很准的。我是家中独苗，理所当然属于政策范围。我落选后，本来就情绪不好，再听到此消息，更无心工作了。所以我又要求回沪探亲，领导也同意了。
回到上海，通天的渠道比较多，消息也一天天明朗。我呢，很多时间泡在威海卫路和黄陂路（茂名路？）口的一个大弄堂内。为什么去那儿呢？因为在那个弄堂深处，有一个小别墅。这个小别墅就是当年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所在地。那里总是聚集了很多人，知青及家长，在打探和交流信息。那弄堂很大，即使容纳几百人也不会满到马路上去。多年后，我去乌鲁木齐路美领馆签证时，发现那里的情况和这个弄堂里情况十分相像。也是一大堆人在打探和交流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息一天天向positive发展。终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去拜访了市乡办的接待处。我和接待员谈了我的情况后，他说，你回去等调令好了，不会等很长时间。
于是我放宽了心，想上大学，回上海后也不是没机会。在上海高高兴兴地到处玩了一圈后又回了江西。
到了公社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重新下放下去。我虽在公社广播站干了两年多，但我算是“借调”而不是“上调”。我的关系还在下面。幸亏是“借调”，如果是真是“上调”的话，现在我该“上吊”了。因为成了正式公社干部的话，我将无法调回上海。为什么当初不上调我呢？因为当正式公社干部要政审，广播员政审尤其严格，恐怕我过不了关。公社又想用我，就打个擦边球了。其实我的政治背景也不算太坏，虽母亲出身资产阶级，但她是党员。父亲方面亲属就更好，伯父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在保密单位工作。婶婶更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嫁给高干。但就是因为外公的右派，还有很多海外关系，还是不过关。据说工农兵学员未录取也有此原因。大概是这个原因，我后来在找对象的过程中，下意识地进行了私人“政审”。现在回想起来很好笑，我谈过多次恋爱，对象竟然都是出身好的团干部。最小的是团支部书记，有一位团委书记。最后结婚的是一位解放初从工人提拔起来的区委干部的女儿，读大学前也是团总支书记。别以为我是大官，我只是一个普通团员。不过大概因为当时我其他各方面条件不错，人也正派。她们都不嫌弃我，反而主动接近我。
又扯远了，当我回到江西之后，原来公社的各个知青点都不复存在。李庆霖的信，及中央开了知青会议传达下来后，公社领导很重视。考虑到知青分散于各知青点难于管理，也难于处理和当地老乡的关系。公社专门建了一个知青农场，所有知青，除了和当地人结了婚的，全部集中起来。
因此，我要下放也只能下放到农场去。公社让我仍在公社工作，只将关系下放到农场去。我不想留尾巴。便告诉他们，我也不可能留很久了，如有需帮忙时，随叫随到。
我来到农场，这是一个四面房子围起来，中间一个大广场的地方。除了知青，还有些“农业顾问”。我不知称他们什么，反正是教知青种田的老农。干部是很照顾我的，知道没种过几天地，便安排我到食堂当伙夫。我愉快地接受了，干什么都行。
我发觉当时在农场的知青都在实行一种被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体系。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少则四五个，多则七八个男女知青混合的，自行组配的集体户。在这种集体户中，男女知青互相帮助，女的干轻活，如洗衣服，洗碗。。。。男的干重活，如挑水，去食堂打饭。。。。。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当然集体户中有不少对恋爱对象，或潜在恋爱对象。我一时竟无法找到愿意接纳我的集体户。这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快会走。再者，大家也认为我公社里有个女朋友，一位漂亮的江西姑娘。因此，我不受未找到恋爱对象的女知青的青睐。最后，还是刚下乡时和我同知青点的三位女知青念我当时帮过她们忙的旧情，接纳我进她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连我有七人之多。本来他们三男三女挺好的，我硬插了进去。
我的心已飞到上海。在农场中又不用干农活，当伙夫也就是个帮手。没事老往公社跑，会老朋友，也去过去任教的小学，及原知青点的村子，看望钳子。其实我最想看望的是那位女报幕员，
可是我不敢老去找她。觉得那样做不道德。既然自己没把握给别人什么承诺，又为何让人家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希望呢？但有时控制不住自己，还是请她去县城或鹰潭吃饭，她总是爽气地接受邀请，但总是闷闷不乐。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说穿过我们的关系，但都是心知肚明。我曾想将我的手表留给她，但她坚决拒绝，以为是我给她的临别赠物。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到上海就会忘记我，我说这是决不可能的。我确实兑现了我的承诺，别说到上海，就是后来美国也没忘了她。我想知道了这一点，她也应知足了。这是我们俩最好的结局。
别的和我类似情况的知青都接到调令回上海了。可我的调令迟迟不来，我真等烦了。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就拉着范老师去县知青办查询。知青办的人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找到了一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我的调令，OMG，已经来了快一个月了。我顺道去了县广播站，杨秘书处，及吴司机处道别，他们都为我高兴。吴司机问我几时走，他说，你下乡接你的是手扶拖拉机，你回上海我要用吉普车送你。我说不用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帮我出次车，我想将自己用不着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全部送给钳子。
急于想离开江西回上海，可是真到走时，却对这片红土地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恋情。我知道我是留恋这红土地上的人。
钳子，你是教我种田，带我捉甲鱼和鲇鱼的朴实的农民。
大队民兵排长，在我与老乡发生冲突的危急关头救了我。
洪会计，是你将我引入了公社广播站，并一直为我在公社干部前说好话。
范老师，你对知青就像你自己的子女，连恋爱婚姻都管。
杨秘书，你为我的前途竭尽了你的全力。
当然，还有，女报幕员，你给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初恋。
还有，很多，很多。。。。。。。。。。这年，我还未满二十。
多年后，我在美国一个大城市和大家一起筹备一个知青联谊会的活动。一位老兄很有文才。他为大会写了一幅对联：
插兄插妹青春祭黄土汗洒泪滴终造就一代人杰
游子学人壮志酬大洋魂牵梦扰最难忘知青岁月
我还是拣起我的老本行，翻录了电视剧《磋砣岁月》的主题歌来营造气氛。
会场中回响起关牧村悠扬的女中音：
青春的岁月象条河，河儿弯弯汇成歌，
一首歌，一首深情的歌，一首歌，一首磋砣岁月里谱写的歌。
希望和憧憬是那么多。。。。。。。。。。
一首歌，一首难于忘怀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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