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将领宣侠父被暗杀之谜 (图)

作者:穆玉敏

　　二○○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报刊、荧屏、网络上等常见到和听到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名字，左权、刘志丹、杨靖宇、张自忠，等等，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里，没有他——宣侠父将军。在抗日将领英烈榜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然而，他的确是抗战中死于国民党之手的中共最高级将领之一，并且尸骨无存。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员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之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就是人们惯称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多钟，宣侠父离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后突然失踪。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军代表林伯渠马上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断定宣侠父遭了国民党毒手，因为蒋介石一直视宣侠父“脑后生反骨”，便数次向蒋介石要人。蒋介石当然矢口不论，因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一致团结”对外时期，承认杀了宣侠父，岂不等于承认破坏国共合作?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一直被国民政府长期严密封锁。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九五一年二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检举线索，抓获了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佟荣功后，才破解了这个悬疑十三年之久的历史谜团。因涉及胡宗南与中共的秘密交往等历史秘密，这宗谜案一直没被公开报道。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时，笔者愿拂去覆在这宗历史重案上六十七年的尘埃，以告慰宣将军在天英灵。


　　凶手被挖出，宣侠父失踪案大白，毛泽东欣然提笔批示：“北京的办法很好!”


　　一九五一年三月的一天，辽宁沈阳皇姑区富贵街一百一十号的王记杂货铺，进来几个便衣警察，对着杂货铺老板王子明喊道：

　　“佟荣功!你藏不住了!跟我们回北京!”

　　当时正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期，抓几个国民党特务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王记杂货铺的老板可不是一般的小特务，皇姑区的百姓很快就都知道了，敢情王记杂货铺的老板不姓王姓佟，叫佟荣功，以前是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副处长，还担任过戴笠的警卫长，郑介民的随从副官，逮捕过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等等。

　　早在三年前，佟荣功就被中共情报人员跟踪了。佟荣功十八岁就做了军统北平站的情报员，上司见他是干特务的材料，第二年把他送到国民党杭州警官学校。在特警班受过严格的训练后，他被派往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地从事军统特务活动，后又长期在北平特务机构任职，罪恶深重，血债累累。北平城一解放，刚成立的北平市公安局就把他列入了抓捕对象的名单。但是，二十三年的特务生涯，使他侥幸脱逃。

　　佟荣功被押解回了北京。因为他的很多罪行都是公安人员事先掌握的，比如逮捕、迫害进步学生，秘密杀害三名共产党员，指挥北平大搜捕，抓捕近千名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逮捕革命志士余心清等等。所以，预审员让他着重交代潜逃和潜伏的经过。

　　因为佟荣功在上海、西安等地的活动大受军统上司的赏识，他于一九四O年被派到北平做特工。佟荣功依仗自己是北平人，根基厚，情况熟，卖命效劳，从少校警卫组长一路升迁为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稽查所中校所长、上校督察长、上校副处长。一九四八年底，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大小官员纷纷南逃，佟荣功奉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的命令潜伏下来。哪知道，他早就被中共北平城工部的情报员注意了，情报员首先动员佟荣功戴罪立功，把藏匿的大批武器和电台上缴。佟荣功认不清局势，拒绝投诚，召集稽查处的特务们说：“现在时局危急，大家各自想办法藏身吧!”然后，他把妻子儿女转移到新住所，花钱买通关系，摆脱城工部情报员的跟踪，搭乘空军飞机逃往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青岛，又与保密局特务崔汉光、谷正文等同船逃到了上海，准备逃往台湾。

　　上海聚集了很多从北平逃来等候去台湾的大小特务。佟荣功身后没有了中共情报员的跟踪监视，却察觉所有他认识的军统特务看他的眼光都不对。终于有人告诉他说：“毛惕园要找毛人凤告你的状，说你投靠中共了。”

　　毛惕园是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佟荣功是他的副处长，北平被围前，为了安抚人心，毛惕园不敢声张自己也准备逃走。毛惕园逃走的那天，佟荣功带人追到机场，拦住正在登机的毛惕园，指责他不管弟兄们的死活，只管自己逃命，要他回去和大家同生共死。急于奔命的毛惕园拿出一百块银元，分发给佟荣功和弟兄，给大家请罪，又给佟荣功下跪，佟荣功才放他走了。看来毛惕园是要报胯下辱之仇。

　　佟荣功怕毛惕园恶人先告状，就找到来上海向毛人凤领命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帮助求见毛人凤，他要抢在毛惕园之前，向毛人风揭发毛惕园擅离职守和贪污等问题。

　　佟荣功和王蒲臣素日关系不错。王蒲臣说，毛人凤正患病，时局又正紧迫，劝他还是别告毛惕园了。佟荣功只好作罢。

　　在等待赴台的时候，佟荣功在一个宴会上遇上了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和军统局高级干将白世雄。杨清植和白世雄是与毛惕园同机来上海的，佟荣功在北平机场拦截毛惕园那一幕，被已经登上飞机的杨清植和白世雄隔窗看了个正着。饭桌上，二人毫不留情地讥讽和挖苦佟荣功做事太绝，白世雄的内弟也趁机声讨佟荣功叛变。佟荣功害怕到了台湾后受杨清植、白世雄和毛惕园他们排挤陷害，被当成叛徒惩治，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放弃了去台湾的打算，匆忙返回了青岛。

　　佟荣功到青岛后，已经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份了，青岛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正忙着撤退，佟荣功觉得自己成了丧家之犬。台湾不能去，恨他的人太多，早晚会把他给杀了；青岛眼看也被共军占领了，看来只能回华北了。他想，自己的家人和亲属都在京津，凭自己当了二十多年特务的本领，暂时隐藏在社会下层是不成问题的，等国军反攻回来，自己还能升官发财。于是他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妻子询问情况，妻子说北平形势很紧，不能回来。他让妻子带上孩子马上到天津自己哥哥佟浩如的家里去躲藏，自己也想办法回天津。
　　佟荣功找到从上海回到青岛的王蒲臣。王蒲臣刚被毛人凤任命为保密局青岛办事处处长。王蒲臣给佟荣功出具了一份派遣证明，并在天津安排好了情报联系人，把佟荣功派回天津潜伏。

　　佟荣功到了天津后，妻儿和母亲都从北平到了天津。为了伪装成为贫民，他把自己的高档西服和妻子的水獭大衣等贵重品统统卖掉，更名王子明，蛰伏在家里，极少外出。

　　尽管佟荣功像冬眠的蛇一样，但还是被发觉了。开国大典刚过的一天，北京警察派出的眼线在天津的一个早市上发现了佟荣功的踪迹。狡猾的佟荣功甩掉跟踪的眼线，连夜携家眷仓皇逃离了天津。花钱买了通行证后，十一月中旬辗转到了沈阳，用特务活动经费买了房子，开了一个饭馆，后又改成杂货铺，请了一个当地的人当帮工，自己躲在后边不露面。他心想，这回肯定安全了，沈阳没人认识他，北京的警察也不会想到自己藏在这里。没想到，刚藏了一年零四个月，北京警察就出现在面前。


　　佟荣功在交代历史罪行时，提到曾被保密局派到西安当特务，这引起预审人员的注意。深挖后，佟荣功被迫交代了一九三八年七月参加暗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宣侠父的罪行。

　　这个重大情况立即被上报到公安部。至此，曾任察哈尔抗日盟军军 委常 委和吉鸿昌精锐五师师长、浴血抗日从侵略者手中夺回察哈尔多伦的宣侠父将军西安失踪之谜才被解开。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佟荣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一月二十九日执行了枪决。北京市委把佟荣功等一批罪大恶极的特务人员被挖出、历史罪行被肃清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央。毛泽东主席阅后，感到很满意，欣然提笔在报告上批示：“北京的办法很好!”


　　蒋介石旨意：秘密制裁宣侠父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旨意：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宣侠父秘密制裁。

　　蒋鼎文先是感到释然，接着是一丝惋惜。释然的是，总算能去掉宣侠父这个大麻烦了。惋惜的是，宣侠父既是自己的同乡，又是自己黄埔一期的学生，并且还是个才子。

　　宣侠父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来之前，周恩来就明确告诉他，他在西安的任务就是协调国共的关系。所以，宣侠父在西安直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蒋鼎文。宣侠父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鼎文在宣侠父的那个学员队当过队长，工作关系加上师生关系，外人看起来他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其实则不然，宣侠父是中共党员，蒋鼎文是国共的忠实官员，二人政见立场迥然不同。

　　蒋鼎文对宣侠父来往穿梭于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做统一战线工作感到十分不安，劝宣侠父留学法国去深造。宣侠父却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本人不敢奢求个人前途而置民族利益于脑后，还是等胜利以后再提此事吧!”蒋鼎文一直不给八路军补充应得的武器装备，因为上边有命令，口头上答应给八路军提供应有的补给，但实际上什么也不给。无奈，宣侠父只好上门反复协商，搞得蒋鼎文头昏脑涨，内心烦躁，表面上还得笑脸相迎。

　　按照职责分工，蒋鼎文把秘密制裁宣侠父的任务交给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张毅夫领导的军统西北区与西安行营第三科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张毅夫同时也是西安行营第三科科长。接到命令的张毅夫心里明白，这是自己汇报给军统的有关宣侠父在西安“逆行”的材料起作用了。蒋鼎文特意吩咐张毅夫说：“宣侠父这人是共党，狡猾得很，共党派他来专门和咱们打交道，他很不简单。他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你们要特别监视他的活动，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报给我。”

　　张毅夫接到蒋鼎文布置的任务后，不仅对宣侠父严加监视，还动员军统局西北区所有能用得上的情报力量和手段对付宣侠父，把他的言行举止都整理成材料，报告给军统局。军统局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整理了宣侠父五条罪状向蒋介石汇报：(一)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老共产党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二)宣侠父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集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三)宣侠父在西安以黄埔同学关系为名，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四)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的言论；(五)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

　　由于张毅夫刚刚接到戴笠的调令，正准备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职务，所以，他把密令旨意又转给了接替自己三科科长职务的徐一觉。


　　跟踪四个月，秘密杀害宣将军


　　徐一觉立即伙同情报组股长丁敏之召集行动组组长李翰廷，秘密协商暗杀事宜。李翰廷同时还担任军统西北区西安站站长、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侦缉队队长的职务。李翰廷带着物色好了的三个队员佟荣功、李俊良和丁善庆来见徐一觉和丁敏之。

　　佟荣功是一九三八年年初被保密局从汉口派到军统西北区的，西北区区长张毅夫安排他在李翰廷手下当行动队员。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暗杀的，“行动”和“制裁”是特务们的行话，如果说谁被“行动”、“制裁”了，就是指被暗杀了，行动队员个个是杀手。

　　徐一觉说：“奉行营蒋鼎文主任转奉委员长来电，秘密制裁宣侠父。他是黄埔一期的，现在是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高级参谋。”

　　丁敏之接着说：“宣侠父住在西安北大街通济坊五号，蒋鼎文主任说，明天上午，他陪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军代表林伯渠到蒋鼎文主任的公馆接洽公务。”

　　李翰廷指着佟荣功、李俊良和丁善庆说：“你们三个明天去蒋公馆附近监视，记住了宣侠父的模样，以便下一步动手!”

　　徐一觉强调说：“切记不能贸然动手，制裁宣侠父是政治需要，一定要等他身边无人的时候下手，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否则就可能引发政治问题。”

　　第二天一早，佟荣功、李俊良和丁善庆就到了蒋鼎文公馆外，等候宣侠父到后识别他的相貌。约摸九点钟左右，一辆小汽车驶到蒋公馆门前停下，三个特务六只眼睛立即盯住了小汽车。

　　身着便衣的林伯渠和宣侠父下了车，二人目不斜视，威严并迅速地进了蒋公馆。三个特务看到的都是他们挺拔的背影，谁也没看清宣侠父长得什么样。于是，三个特务又化装成小商贩和平民，埋伏在通济坊五号宣侠父住处附近守候，等宣侠父外出时辨认。

　　可是，一连十多天，宣侠父要么是被汽车接进接出，要么就是闭门不出，三个特务一直没找到机会。还是李翰廷主意多，他让人拿来一身警察制服，让佟荣功换上，跟在派出所一个户籍警察身后，到宣侠父的住处“查户口”。这才看清了宣侠父的相貌。宣侠父身材高大，红脸膛，浓眉厚唇，英武中透着儒雅之气，说起话来干脆又儒雅，像文化人又有军人风度，待人很礼貌。


　　接下来，就是找时机动手了。特务们监视发现，宣侠父的活动场所主要有三处：位于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蒋鼎文公馆和西安北大街通济坊五号自己的住处。

　　前两处显然不适合动手。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是个极为敏感的地点，它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窗口，是国民党特务监视的焦点，也是共产党戒备最为严密的地方。蒋鼎文公馆附近也不能动手，最好的下手地点是宣侠父的住处与八路军办事处之间的路上。

　　但是，由于宣侠父的工作非常忙碌，每次外出不是与人结伴，就是行踪不定，一走数日不回。两个月过去了，特务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

　　一晃，又过去了两个月，一直等待消息的戴笠很恼火，直骂西安特务笨蛋!窝囊废!骂完了，又命令军事委员会西安别动队增派了王宝元等三名行动队员，又派了一辆小汽车，以尽快干掉目标。戴笠恼是恼，但是，他还是告诫第三科，一定要秘密进行，不要引起破坏国共合作的风波。

　　特务们又进行了明确分工，丁善庆负责临场指挥；佟荣功认识宣侠父，就在宣侠父住处外监视，负责指认目标；李俊良和王宝元藏在汽车上，随时准备配合抓捕；另外一个特务负责跟踪和交通联络，李翰廷则在附近指挥督导暗杀行动。

　　七月三十一日这天下午五点多钟，佟荣功突然发现宣侠父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住处出来，马上用手势告诉了丁善庆。丁善庆立即和一个特务骑车尾随宣侠父，佟荣功上了汽车，跟在丁善庆他们后边慢慢行驶。

　　宣侠父上身穿白绸汗衫，下穿土黄色西裤，蹬着自行车，穿过北大街，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方向而去。

　　盛夏傍晚的阳光，已经不那么烈了，宣侠父身上的绸汗衫在风中轻松欢快地飘动着，他的心情很好。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后，他被党派到西安办事处，协助林伯渠开展工作，他利用在黄埔军校学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威信和影响，宣传拥共抗日，团结陕西地方名流，动员大批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为民族利益，为党的事业大展宏图……

　　宣侠父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下了自行车，一个年轻同志欢快地跑过来：“宣将军，我去练练车!”就从宣侠父手里接过自行车，推到附近的革命公园练习骑自行车去了。宣侠父平易近人，和办事处的同志关系极亲密，办事处条件差，只有几辆自行车，大家都想学，所以，每次宣侠父骑自行车来，都主动让小伙子们推去随便练习。

　　尾随的丁善庆断定，宣侠父办完事后，会到革命公园取车，然后再回住处。于是他示意佟荣功乘坐的汽车停在革命公园附近。

　　果然，十多分钟后，宣侠父和两名青年学生模样的人从办事处出来，一路说笑着向革命公园走去。那个练车的年轻同志把车还给宣侠父，热情告别后，宣侠父骑上自行车匆忙原路返回。

　　丁善庆做了一个准备动手的手势。佟荣功乘坐的汽车加速，超过宣侠父后，停在了宣侠父必经的新城路西京医院门前预伏。丁善庆和另外一个特务则继续骑车紧随宣侠父。

　　当宣侠父行驶到西京医院门前时，佟荣功从汽车上首先跳下来，举枪拦住宣侠父的去路。与此同时，藏在医院门里的李俊良、王宝元和汽车司机也蹿了出来。

　　“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闪开!”宣侠父下了自行车，义正词严地说。

　　这时，尾随跟踪的丁善庆也赶到了，一伙特务不由分说，抓住宣侠父就往汽车里推。李俊良恶狠狠地回答：“早知道你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蒋主任请你去讲话!”

　　载着宣侠父的汽车飞快开走。佟荣功没有上车，他骑上宣侠父的自行车迅速离开现场。

　　绑架行动在瞬间完成，来往路人甚至来不及看清发生了什么事，现场就又恢复了常态。

　　汽车往东仓门西安别动队队部驶去。车上的宣侠父很镇定，明白自己被绑架了，刚才李俊良的话，暴露出他们是蒋介石的人了，绑架他肯定也是蒋介石的指令，自己处境危急。他严厉地说：“蒋主任请我讲话?谎话!他会和我有什么话说?!你们放了我!胡宗南约我有事相谈，耽误了时间你们担待得起吗?!”

　　说话间到了西安别动队队部，李翰廷和丁敏之等已经等在那里。

　　宣侠父被从车上拉下来，他知道这里是别动队队部，也知道自己被弄到这里生还基本无望。别动队就是鬼门关，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自己这回难逃蒋介石的黑手了。当年，宣侠父和吉鸿昌等爱国志士一起搞起了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蒋介石曾下令通缉吉鸿昌和宣侠父，四年前，吉鸿昌死于蒋介石的暗杀屠刀。那时，国共还没实现第二次合作。而在“一致对外”的幌子下，蒋介石剿共的气焰依然嚣张!

　　李俊良提着毛瑟手枪，把宣侠父推到院子东头的一个篮球场上。他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不由想起了吉鸿昌临刑时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转回身，瞪着李俊良和他身后的特务们，义正词严地斥责道：“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有本事，你们去打日本人!”

　　李俊良的手枪连着响了两声。宣侠父站着不倒。手枪又连着响了两声。宣侠父还是站着不倒。李俊良一连打了七枪，宣侠父才不甘地倒下。


　　欲盖弥彰，制造宣侠父逃跑假象


　　当夜，别动队的特务把宣侠父的尸体装进麻包，扔进下马陵东城根一个枯井内，用土填平。害怕事情败露，别动队派人在附近看守，防止宣侠父的尸体被共产党发现。

　　发现宣侠父失踪后，林伯渠立即派人多方查找无果，根据调查线索，断定是国民党所为。于是，林伯渠问国民党军 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人。蒋鼎文装作无辜地说，现在正是国共合作一致团结对外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动共产党的人?林伯渠明白，国民党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如果承认了绑架宣侠父，岂不是承认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

　　蒋鼎文唯恐宣将军被军统暗杀的真相暴露，引发国共双方的政治争端，命令西安警察全体出动，在整个西安城以“清查户口”为名，寻找宣侠父的下落。同时，蒋鼎文叮嘱李翰廷他们，吩咐手下，不能有任何破绽，否则就可能引起西北的政治问题。李翰廷命令手下严加看守宣侠父的尸首，并让佟荣功把宣侠父的自行车拆成零件卖掉，彻底销赃灭迹。

　　一个月后，蒋鼎文以为事态平息了。可就在这时，西安别动队内部又出了乱子。参加暗杀宣侠父的别动队队员王宝元嫌领到的奖金太少，被队长关了禁闭，从禁闭室逃跑后，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信，说自己知道宣侠父的下落，约办事处派人和他在西安东大街的世界大舞台见面实情相告。因为所有寄往八路军办事处的信件都被军统邮检处拆开检查，所以，王宝元的信被发现查扣了。


　　蒋鼎文火冒三丈，命令务必抓住处死王宝元，别让这小子坏了事。别动队和第三科行动组出动大批人捉拿王宝元。狡猾的王宝元逃离了西安。

　　因为王宝元知道宣侠父遗体的埋葬地点，蒋鼎文让别动队立即转移宣侠父的遗体，以免被共产党抓到证据。别动队于深夜把宣侠父的遗体从枯井内挖出，运往城外。不敢走大路，他们从城墙上用绳子把遗体递到城外，城墙下接应的别动队员抬到城南外的一个道沟里掩埋。

　　蒋鼎文还是坐卧不安。因为，不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没完没了地找他要人，周恩来还亲自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非把宣侠父交出来不可。戴笠电令蒋鼎文，让他必须处理圆满，千万不能让蒋总裁承担破坏抗日的罪名，最好让共党相信宣侠父没死。

　　为了把假戏演到家，他们又自导自演了一场“宣侠父出逃”戏。从警察局挑选了两名侦缉队员，一个假扮宣侠父，另一个假装重要案犯。佟荣功、丁善庆、李俊良和另一名特务扮作押解员，要把“宣侠父”押解到汉口。

　　当囚车在陕西商县附近住进一个小村庄夜宿的时候，按照事先排练好了的，“宣侠父”和那名要犯把手铐扔在公路旁边“逃跑”了。佟荣功等到商县县长那里佯装请求帮助，派人追捕“逃犯宣侠父”。县长把他们送到了保安司令部预备第一师师长谢辅三那里，谢师长见到佟荣功手里持有蒋鼎文签发的护照和押解公文，知道逃跑的犯人是蒋总裁手谕抓捕的要犯“宣侠父”，认为事关重大，马上询问蒋鼎文如何处理。蒋鼎文电令谢辅三师长把佟荣功等“押解”回西安，交行营第三科法办。于是谢辅三派重兵把佟荣功他们押回西安。

　　佟荣功他们回到西安后就被放了，“演出”也就此结束。从此，中共再问蒋鼎文要人时，他便声称：“宣侠父在押解汉口途中逃跑了。”

　　逃到郑州的王宝元也没得到好下场，被郑州的军统特务抓住，押回西安行营第三科。佟荣功等奉命于夜间在第三科汽车库里，用绳子把王宝元勒死，装进麻袋，运往西安南门外小雁塔附近，抛进公路旁的一口枯井里。

　　一切都处理得天衣无缝后，戴笠特意到西安庆功，接见参加暗杀宣侠父的所有特务分子，每人发给奖金一百元。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宣侠父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国共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进行秘密接触。为了表明诚意，中国共产党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并于八月二十五日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反共起家的蒋介石不会轻易与中国共产党握手言和，打着武力会剿的算盘，调集重兵云集西北，并亲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全力进攻红军。于是，爆发了西安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不得不接受国民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国共谈判的步伐加快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内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二十二日，在共产党的催促下，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虽然是以两个政权、两个军队合作为基础的，但却没有一个为国共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没有一个统一战线的正式机构，所采取的，是没有成文，不固定，遇事协商，临时解决两党有关问题的特殊方式。宣侠父所在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承担的就是这个任务。

　　宣侠父是共产党员，代表的是“共匪”。这是蒋介石杀宣侠父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是宣侠父的“原罪”。在蒋介石的骨子里，国共是势不两立的，虽然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但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本意并没有改变。抗战前夕，蒋介石就在庐山训练班提出，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不承认国共合作，而把这种合作说成是政府“开诚接纳”共产党，“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他是要共产党在他“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在一九三八年底和一九三九年初的国共谈判中，蒋介石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等各项建议，公然向共产党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而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蒋介石杀宣侠父的第二个原因是，宣侠父“违抗师命”，属于“宿仇”。

　　事情得从一九二四年宣侠父考入黄埔军校说起。应该说，宣侠父被蒋介石真正认识，就是在黄埔军校。宣侠父文武双全，风流潇洒，但在蒋介石眼里，他脑后生反骨，是不可救药的人物。宣侠父人黄埔军校不久，就闹出了“宣侠父事件”，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在历史上少有记载，人们不知道宣侠父这个黄埔一期的学生曾经与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过。

　　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黄埔军校开学仅二十天，便成立了特别党部。这是孙中山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具体体现。特别党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必须经选举产生。选举的结果，蒋介石、严风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为执委。

　　蒋介石对此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顺利当选，忧的是五名执委中，除自己外，其余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其中金佛庄是学生队队长，严风仪、陈复是副队长，唯一人选的学生是李之龙。蒋介石很无奈，黄埔才兴办不久，广州的苏联顾问和中共人士都大权在握，革命局势正在向左看齐，蒋介石个人的权力和影响都还极其有限，他还不敢像以后那样把民选结果视同废纸。不过依他的个性，又不能强忍这口气。

　　依照健全组织的程序，军校特别党部成立后，接着要成立各区队的党小组和学生队分部，其干部也应该通过选举产生。蒋介石决定要在这个问题上拧劲儿。七月十一日，蒋介石以校长、军校特别党部执委、监委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学生区队的党小组长，并规定党小组长要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站起来抗议了。他十分正规地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做手牛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


　　蒋介石看了报告后，气得咬牙，恨不得立即赶走宣侠父。但考虑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处理不好，会影响政治立场和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加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他认为，凭他们是老乡，自己又贵为校长，宣侠父会马上认错。谁知乳臭未干的宣侠父软硬不吃。蒋介石命令宣侠父写出悔过书，否则将开除出校。但是宣侠父不愧是坚定的共产党人，拒不退让，蒋介石以“违抗师命”的理由下令开除宣侠父。宣侠父昂首挺胸，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黄埔军校，由此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唯一的一个被除名的学生。

　　蒋介石杀宣侠父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军统西北区给宣侠父列的五条罪状。其中第三条最被蒋介石所不容：“宣侠父在西安以黄埔同学关系为名，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

　　宣侠父离开黄埔军校后，受中共北方区李大钊派遣，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带一批共产党员到西北军冯玉祥部当宣传员，后又去张家口支持冯玉祥建立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十分佩服他的理论修养和雄辩才能，曾对部下说：“宣侠父的口才能顶二百门大炮。”一九三三年五月，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成立，宣侠父与“不打内战”而与蒋介石决裂的吉鸿昌成为知己。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蒋介石下令通缉宣侠父，宣侠父秘密潜往天津与吉鸿昌会合，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后陪同吉鸿昌到上海，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西北军，西安军界成了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黄埔一期的队长，带兵大将胡宗南、董钊等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蒋介石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本来，他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八路军和新四军控制起来，却没得逞，八路军和新四军一直被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中共也认识到，黄埔系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核心与灵魂，只要争取到胡宗南，就可影响黄埔系，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而且可以直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此，中共特意将原黄埔一期的宣侠父调来西安工作，在黄埔系中展开活动，对国民党各派系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和宣侠父谈话布置任务，宣侠父也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

　　宣侠父初到西安的时候，向来视黄埔生为第一嫡系的蒋介石，本想“不计前嫌”，争取宣侠父为国民党工作，可是宣侠父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嘴脸。宣侠父有很好的口才，到西安不久就和黄埔系的国民党军官打得火热，特别是与胡宗南关系更紧密。胡宗南听说黄埔同学宣侠父参加过冯玉祥的古北口抗战，特意请他介绍抗日经验，为自己的部队编写抗日游击教材，制定抗日作战方案，两人私交越来越深。这让蒋介石不能容忍，尽管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的嫡系，但他不放心胡宗南，他派去监视胡宗南的人报告说，共产党把胡宗南作为了争取对象，周恩来和毛泽东都给胡宗南写过拉拢信。蒋介石正担心失去胡宗南，又来了一个擅长做国民党军方高级将领工作的宣侠父，胡宗南是他的宠将，国民党中央军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万一被共党拉拢过去，岂不威胁自己的政权？!于是，蒋介石认为，宣侠父非杀不可。


　　宣侠父不为人知的一面


　　宣侠父一生没离开军界，在他不长的生涯中，有一连串显赫的头衔：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中将政治部主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抗日同盟军军 委常 委、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五师师长、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等等。

　　可谁会想到，这个戎马一生、一身英武之气的国民党中将将官，却是文人云集的进步文艺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秘密盟员。

　　宣侠父是一个智勇兼备、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一九二九年，他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的时候，以“今秋”为笔名创作了《西北远征记》。一九三一年初，宣侠父来到上海，得知左联成立后，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阳翰笙联系上。阳翰笙读过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评价它“文笔生动、流畅、感染力很强”。

　　阳翰笙第一次和宣侠父见面，就感受到了宣侠父儒将的魅力。二人一见如故，谈了很久，宣侠父从他的西北军的经历谈到他的近作，当时，宣侠父正在创作自传体小说《入伍前后》。他从阳翰笙嘴里了解到当时左联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严酷岁月中处境极端困难，很多出版社和期刊社都被国民党查封了，进步书籍出版很困难，就对阳翰笙说：“我愿意支持你们，我可以想办法搞点钱，办个书店，出版左联的书。”

　　宣侠父的义举感动了包括冯雪峰、夏衍、田汉等在内的左联的很多人。在筹办书店过程中，宣侠父认识了夏衍、冯雪峰、楼适夷、杜国庠、丁玲等作家。丁玲对宣侠父的印象十分深刻，在她后来写的《回忆宣侠父》一文中，详细回忆了见面时的情况：“很想见识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无从见识的什么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我一向对那些国民党的军官是陌生的，而且是仇视的。对这位军官，我只知道他想开书店，愿意和我们左翼文人合作，出版我们左翼的书，并且让我们主办杂志。我们筹议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将可以在这个书店出版了。”

　　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好奇心与宣侠父见面的。她说：“我赶到旅馆，找到那间住房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到了不少人。我认识的有左联的阳翰笙、冯雪峰，可能还有别的人，我记不清了。我仔细看那位主人，三十多岁，黑黑的脸庞，长得五大三粗，如果穿上军服，一定像军官。可是现在看来，虽然身穿西服，却像一个刚从乡下来的中学校的体育老师，讲一口不太好的江浙官话，声音柔软，与他的外貌极不相称。”

　　经过介绍，丁玲知道他就是宣侠父。在与丁玲打了招呼后，宣侠父继续与阳翰笙等谈他一本书的构思。丁玲在一旁听着，很吃惊地发现这位“五大三粗的军官”原来也写小说。丁玲以后说：“我用他的谈吐对证他的职业，听得出，他比我有多得多的经历，我只能总是听着，看着，思考着。我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像一个乡村中学校的体育教员。非常朴实、温文、诚恳，是一个有思想、爱文学的以国民党军官为职业的人。这种印象是令人不得不思索的。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共产党员，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内做党的工作的秘密党员，这就解除了我的许多疑问。”事实上，当时左联中有不少人起先也有很多与丁玲一样的疑问。在与宣侠父接触后，不仅消失了这些疑问，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敬意。

　　经过宣侠父的多方奔走，并通过杜月笙的关系，最终在英租界的七浦路找了一个铺面，书店——湖风书局终于开张了。由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就是由湖风书局负责出版的。

　　书店开张后，左联还需要办一个内部指导性的刊物，苦无资金，又是宣侠父慷慨帮助。于是，由冯雪峰和楼适夷主编的左联内部刊物《文学导报》办起来了。

　　《北斗》和《文学导报》成为当时左翼作家的重要阵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均在其中发表了大量文章。《文学导报》同时还刊载左联的各项重要决议和行动纲领，成为当时左联工作的指导性刊物。

　　湖风书局还出版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有鲁迅的译作《小约翰》，以及郭沫若、丁玲、阳翰笙、夏衍、穆木天等人的作品。另外还有高尔基的《夜店》、《母亲》、《我的大学》等。宣侠父的自传体小说《入伍前后》也是湖风书局出版的。

　　湖风书局当时还是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左联的同志们经常在那里碰头，商讨工作。据阳翰笙介绍，湖风书局“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唯一的、自己出版的机构”。

　　这时，宣侠父向阳翰笙提出加入左联的想法，阳翰笙说：“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考虑到宣侠父当时的身份是梁冠英二十五军高级参议，公开加入左联恐怕不妥。经左联党团组织研究决定，吸收宣侠父为左联秘密盟员。这件事只有左联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宣侠父，这个满怀报国志向、才华横溢的年轻将军，在抗日战场硝烟正烈的时候，没有死在对日作战的沙场，却倒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没人知道他失踪的真相，他的名字没能被写入抗日将领阵亡名录。

　　尽管宣侠父的尸骨已无处寻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忠骨就长眠在古城西安。西安，不仅是华夏的古都，更是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方。这，或许使我们能得到些许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