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世间，偶然性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1988年7月29日晚，我去兰州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乘272次直达快车由吉林去北京，就遇到了这样一件老同学邂逅的巧事。
那天，我买的车票是软包2号车厢5号下铺。我上车后，刚放下提箱，脱下外衣，打开风扇，等待开车。不一会儿，列车员引进了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稍为年轻些的妻子，还有一个十五、六岁模样、满脸稚气的女儿。
那个中年男子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有些秃顶，嘴上留有一溜胡子，颇有学者风度。他们带着两个很大的旅行包。
“你们是来吉林旅游的吧？”
中年男子说：“我们到北戴河度假。天热，想到凉快的北方走走，去了哈尔滨，又来了吉林，游了松花湖，可惜未能上长白山。因护照规定时间已到，要回去啦！”
“在北京工作吗？”
“联合国。”他平静地答道。
我有一个高中的老同学，在联合国工作，和此人长相极像，因此不禁脱口而出：“你是李我焱吗？”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他们一家三口瞪大了眼睛，不胜惊讶的样子。
“我是蒋光宜呀！还记得中大`附中高秋二甲的同班同学吗？我们分别整整40年啦！”
‘怎么不记得呢，啊，蒋光宜！真是太巧啦！我还以为什么部门盯上我了呢？“
我们谈附中，谈数学老师邰明秋，音乐老师杨雪，历史老师林兴尚，还谈班上同学陈自明、周以骏、马光辉、余庆贻……。我简略地谈了参军及转业后当记者的经历，一直谈到深夜。在摇晃的车上，我睡了，他却竟夜失眠。
第二天，他带着淡淡的苦味，向我倾谈了别后的如烟往事：
抗战胜利后，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我父亲到高雄接管铝厂，当厂长。1948年末，局势很乱，家里要我到台湾去。
在班上，我就参加办《同路人》刊物，思想比较进步。到台湾后，还给周以骏、余庆贻写信，探讨马列主义的问题。当时台湾当局已开始检查信件，我写的信全部落入台湾当局者手里。到台湾才一个半月，说我是闹学潮的，就把我关了起来，一下子关了7 个月。同时一起关的有一个中央大学的学生叫张诚学，是张发奎的儿子，他因支持曾三领导的东江纵队而被捕。后来因他父亲的交涉，只关了3个月就提前释放了。张诚学对我影响特别大，是他教了我辩证法的原理。因为我仅仅是思想认识，并无行动，关了一段时间就释放了。在监狱里我得了一身疥疮。
1949年9月，我考高雄中学以第一名进校。1950年秋，以第六名考入台湾大学电机系，直到1954年毕业。大一，我安安分分，不敢活动。大二，组织了一个叫“群社”的读书会，先是3个人，后发展到6个人，外围发展到200多人。到大四，核心组成员有13人。其中还有师大的，还有女同学。我们还到扩充兵员中撒过传单。30%的力量到农村去发动。当时已列入黑名单，有个当特务的同学曾提示我们要小心。
台湾规定大学毕业生要到奉山预备军官训练班受军训一年。到受训的第4个月，因撒传单，我们“群社”的同学被抓了一个。台湾当局很有经验，很快把他放了。那个同学第一周没有行动，第二周开始写信，结果我们13个核心组成员全部被捕。台湾当局把我们单独关押起来，用强灯光照，24小时疲劳轰炸连续审讯，终于一点一点凑出了一些影子。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把我的膀子卸下来，如1个小时内不按上，神经损伤，就终身残废了。还用竹筷子夹手，十指连心，疼极了。我还被通电，把两个电极通在身上，一通电，“突”地一下，人就昏过去了。还用撒慌的办法，使你神经受不了。我们都是一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不能看书报，不能听广播，什么都不能接触，关久了，人都会发疯的。
我们落入的是中统，叫司法行政调查局。他们还派人来策反，装成犯人，同我们混在一起，但他是无忧无虑的，很快就看出是派来的。我们关了一年以后才允许会客和放风。后两年放风的时间长些。后来又允许看书报。这段时间我读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一关就是5年，1955年关到1961年初，因为查不出什么组织，就被释放了。
1961年放出来，找工作非常困难。正好这时台湾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复校。我于196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研究生。当时考交通大学电子研究班也考取了。但我还是读核物理硕士研究生，读了两年，于1963年毕业，留在学校当助教，还兼另一个学校的讲师。1964年9月被批准出国进修，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吴健雄教授、李政道教授进修，到1970年获核物理博士学位。
这时，1969年到1970年，全美华人中正发起一个保卫钓鱼岛运动，几乎波及美国所有的院校。钓鱼岛是琉球群岛附近的一个小岛，应属于中国。美国占领琉球群岛后，把琉球群岛和钓鱼岛都给了日本。钓鱼岛很小，没有淡水，也无人居住，但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我们成立保钓委员会，因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代在岛上立过碑。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也认为是中国的。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约有130多个城市、4万多人。到华盛顿游行示威，向日本使馆、美国国会和国民党使馆递交抗议书的就有5千多人。纽约是美国保钓运动的中心，我当时是保钓三巨头之一。因参加保钓运动，我荒废了研究工作。但由于我们的抗议活动，乔冠华代表中国提出中日双方都不采取行动，等下一代再去解决。日本至今不敢碰它。
这时发生了一件决定我命运的事情。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9月约见我们第一批保钓运动领导人，一共5个人。（以后又会见了第二批、第三批。）我们5个人第一次到北京，先是一般工作人员来了解情况，以后来科长，又来处长、局长、总理秘书，等了一周也没接见，但让我们等着，那儿也不要去。到第7天的半夜1点钟，突然来了红旗轿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由周总理亲自接见。总理说本来早就要接见你们的，因为最近忙得不得了，党内发生了大事情，把一切都打乱了（指林彪出逃事件）。我们本来准备要向总理介绍台湾的形势，海外留学生报效祖国的心情，但周总理一口气谈了4个小时，无所不谈。当时台湾报纸登出吊销我们5个人的护照。周总理说，每个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他提出希望我们这些懂外语、懂得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学者参加联合国工作。我们一批80多人都是博士学位，有学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由于我们相信周总理，全部参加联合国工作。现在还有70多人坚持着。有10 多人已退出，又搞专业去了。我们从中国回美国是先到巴基斯坦卡拉奇，住了两周以后认为没有危险才回去的。（此时李我焱爱人沈静插话：这时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的妻子何理良曾找他，让他不用担心。 沈静是`我的苏州同乡。她原是学庭院艺术的，现在在美国教国画，为此她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过。）
联合国共有国际公务员4万人，其中中国人有400人。我一开始在纽约总部。1973年成立联合国环境总署，有500人，地点在非洲肯尼亚的内罗比。现在我是联合国环境科技资料系统的局长级负责人。这个系统有20 多人，有全球联络网，和159个国家的环保局有联系。我到过79个国家，为他们提供最新的环保科技知识与手段。
李我焱还向我介绍了美国的生活、教育、医疗、人权、失业救济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次在车上共行进21个小时，除了晚上睡一小会儿，加上吃饭以外，我们一直在促膝深谈，一直谈到北京，仿佛还是没有谈够、谈畅。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起40年前在中大附中时李我焱大声唱歌、大声发言的情景。如今，我在远离母校的松花江畔笔耕，而他却面向全球，浪迹天涯。在这一生中，我们还能有机会再见面吗？在北京分手时，情不自禁地彼此拥抱，紧紧地紧紧地……
后记：1989年初我收到来自非洲肯尼亚、内罗毕47074信箱李我焱写于1988年12月31日的贺年卡：“光宜兄：火车上偶遇，实为万幸，竟日长谈，畅快曷似！四十年不见，一切如梦如烟，人世沧桑，同窗得以再聚，真是缘份！遥维公私迪吉，阖第康泰，时为颂祷！ 我们随后去上海探亲，曾去太湖一游。苏州亦留二日，河水污染甚为严重。上海苏州河臭气熏天，可叹，治理起来怕所费甚钜。 八月中返内罗毕，匆匆又三数月兮，一切如恒。小女明夏将入大学，目前正申请中，希望进入美国长春藤学校。 望保持联系，敬祝顺遂，新春百吉！ 弟我焱、沈静敬上1988”
1990年初，我又收到来自内罗毕的贺年卡，这次写得比较简单：“光宜兄嫂：希望再有机会畅叙。 我焱、沈静 1989”
李我焱1971年考入联合国，先在秘书处工作，两年后到联合国环境规划总署工作19年，最后升任助理署长。20年来，他公干出访，到过98个国家和地区，走遍了世界的大街小巷。因为担任中国环保工作的联合国协调人，他多次回国协调指导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对祖国的环保工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关于这次车上奇遇，李我焱自己也写了一段：“这边迪斯尼乐园经常播放的一首主题歌，反复重述《It i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到底还是一个小小世界)，有时还真有道理。 1986年春夏之交，我们全家在国内休假。南方太热，我们北上长白山和松花湖，从吉林搭卧铺夜车回北京。一进车厢，同房一位中年书生劈头就问：“你是李我焱么？”我自然大吃一惊（敢不曾被盯梢了么？）细谈之下，原来竟是中大附中同窗老友蒋光宜，他乘同一列车赴京公干。整晚上就谈不完别后种种了。40年不见，在举世60亿人口中要约会一个特定的人，已是困难，而毫无事先安排的不期而遇，其概率应是微乎甚微，而竟然发生了，到底还是一个小世界！”
又记：2005年8月5日清晨，王荣钧从网上传来2005年8月4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一次不为人知的华人精英运动：三十五年“保钓”梦》，里面提到李我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伤心事，读后为之黯然：
“当时的全美保钓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因为参与保钓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工作被取消。其间疏忽家庭事务，幼子病重，无人照顾，最终夭折！这成为他一生难以言说的痛事。34年后，从联合国工作岗位上退职的李我焱，已经72岁了，定居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在家中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而当年的失子之痛，无疑是对太太一生的愧疚。
“这场运动，象一阵狂潮把我整个卷进去了。幸好联合国环境保护总署成立，给了我一个机遇，还算未虚度此生，”1972年，中国进入联合国，李我焱响应祖国号召，放弃了核物理的专业，进入联合国工作。
“当时和李我焱也作出相同选择的还有八十多人，大多放弃学业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1970年代末，联合国环境总署成立，李我焱申请调入，远赴非洲肯尼亚，一直工作19年，一度做到助理署长的位置。”
1988年7月29日晚，我去兰州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乘272次直达快车由吉林去北京，就遇到了这样一件老同学邂逅的巧事。
那天，我买的车票是软包2号车厢5号下铺。我上车后，刚放下提箱，脱下外衣，打开风扇，等待开车。不一会儿，列车员引进了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稍为年轻些的妻子，还有一个十五、六岁模样、满脸稚气的女儿。
那个中年男子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有些秃顶，嘴上留有一溜胡子，颇有学者风度。他们带着两个很大的旅行包。
“你们是来吉林旅游的吧？”
中年男子说：“我们到北戴河度假。天热，想到凉快的北方走走，去了哈尔滨，又来了吉林，游了松花湖，可惜未能上长白山。因护照规定时间已到，要回去啦！”
“在北京工作吗？”
“联合国。”他平静地答道。
我有一个高中的老同学，在联合国工作，和此人长相极像，因此不禁脱口而出：“你是李我焱吗？”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他们一家三口瞪大了眼睛，不胜惊讶的样子。
“我是蒋光宜呀！还记得中大`附中高秋二甲的同班同学吗？我们分别整整40年啦！”
‘怎么不记得呢，啊，蒋光宜！真是太巧啦！我还以为什么部门盯上我了呢？“
我们谈附中，谈数学老师邰明秋，音乐老师杨雪，历史老师林兴尚，还谈班上同学陈自明、周以骏、马光辉、余庆贻……。我简略地谈了参军及转业后当记者的经历，一直谈到深夜。在摇晃的车上，我睡了，他却竟夜失眠。
第二天，他带着淡淡的苦味，向我倾谈了别后的如烟往事：
抗战胜利后，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我父亲到高雄接管铝厂，当厂长。1948年末，局势很乱，家里要我到台湾去。
在班上，我就参加办《同路人》刊物，思想比较进步。到台湾后，还给周以骏、余庆贻写信，探讨马列主义的问题。当时台湾当局已开始检查信件，我写的信全部落入台湾当局者手里。到台湾才一个半月，说我是闹学潮的，就把我关了起来，一下子关了7 个月。同时一起关的有一个中央大学的学生叫张诚学，是张发奎的儿子，他因支持曾三领导的东江纵队而被捕。后来因他父亲的交涉，只关了3个月就提前释放了。张诚学对我影响特别大，是他教了我辩证法的原理。因为我仅仅是思想认识，并无行动，关了一段时间就释放了。在监狱里我得了一身疥疮。
1949年9月，我考高雄中学以第一名进校。1950年秋，以第六名考入台湾大学电机系，直到1954年毕业。大一，我安安分分，不敢活动。大二，组织了一个叫“群社”的读书会，先是3个人，后发展到6个人，外围发展到200多人。到大四，核心组成员有13人。其中还有师大的，还有女同学。我们还到扩充兵员中撒过传单。30%的力量到农村去发动。当时已列入黑名单，有个当特务的同学曾提示我们要小心。
台湾规定大学毕业生要到奉山预备军官训练班受军训一年。到受训的第4个月，因撒传单，我们“群社”的同学被抓了一个。台湾当局很有经验，很快把他放了。那个同学第一周没有行动，第二周开始写信，结果我们13个核心组成员全部被捕。台湾当局把我们单独关押起来，用强灯光照，24小时疲劳轰炸连续审讯，终于一点一点凑出了一些影子。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把我的膀子卸下来，如1个小时内不按上，神经损伤，就终身残废了。还用竹筷子夹手，十指连心，疼极了。我还被通电，把两个电极通在身上，一通电，“突”地一下，人就昏过去了。还用撒慌的办法，使你神经受不了。我们都是一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不能看书报，不能听广播，什么都不能接触，关久了，人都会发疯的。
我们落入的是中统，叫司法行政调查局。他们还派人来策反，装成犯人，同我们混在一起，但他是无忧无虑的，很快就看出是派来的。我们关了一年以后才允许会客和放风。后两年放风的时间长些。后来又允许看书报。这段时间我读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一关就是5年，1955年关到1961年初，因为查不出什么组织，就被释放了。
1961年放出来，找工作非常困难。正好这时台湾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复校。我于196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研究生。当时考交通大学电子研究班也考取了。但我还是读核物理硕士研究生，读了两年，于1963年毕业，留在学校当助教，还兼另一个学校的讲师。1964年9月被批准出国进修，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吴健雄教授、李政道教授进修，到1970年获核物理博士学位。
这时，1969年到1970年，全美华人中正发起一个保卫钓鱼岛运动，几乎波及美国所有的院校。钓鱼岛是琉球群岛附近的一个小岛，应属于中国。美国占领琉球群岛后，把琉球群岛和钓鱼岛都给了日本。钓鱼岛很小，没有淡水，也无人居住，但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我们成立保钓委员会，因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代在岛上立过碑。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也认为是中国的。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约有130多个城市、4万多人。到华盛顿游行示威，向日本使馆、美国国会和国民党使馆递交抗议书的就有5千多人。纽约是美国保钓运动的中心，我当时是保钓三巨头之一。因参加保钓运动，我荒废了研究工作。但由于我们的抗议活动，乔冠华代表中国提出中日双方都不采取行动，等下一代再去解决。日本至今不敢碰它。
这时发生了一件决定我命运的事情。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9月约见我们第一批保钓运动领导人，一共5个人。（以后又会见了第二批、第三批。）我们5个人第一次到北京，先是一般工作人员来了解情况，以后来科长，又来处长、局长、总理秘书，等了一周也没接见，但让我们等着，那儿也不要去。到第7天的半夜1点钟，突然来了红旗轿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由周总理亲自接见。总理说本来早就要接见你们的，因为最近忙得不得了，党内发生了大事情，把一切都打乱了（指林彪出逃事件）。我们本来准备要向总理介绍台湾的形势，海外留学生报效祖国的心情，但周总理一口气谈了4个小时，无所不谈。当时台湾报纸登出吊销我们5个人的护照。周总理说，每个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他提出希望我们这些懂外语、懂得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学者参加联合国工作。我们一批80多人都是博士学位，有学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由于我们相信周总理，全部参加联合国工作。现在还有70多人坚持着。有10 多人已退出，又搞专业去了。我们从中国回美国是先到巴基斯坦卡拉奇，住了两周以后认为没有危险才回去的。（此时李我焱爱人沈静插话：这时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的妻子何理良曾找他，让他不用担心。 沈静是`我的苏州同乡。她原是学庭院艺术的，现在在美国教国画，为此她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过。）
联合国共有国际公务员4万人，其中中国人有400人。我一开始在纽约总部。1973年成立联合国环境总署，有500人，地点在非洲肯尼亚的内罗比。现在我是联合国环境科技资料系统的局长级负责人。这个系统有20 多人，有全球联络网，和159个国家的环保局有联系。我到过79个国家，为他们提供最新的环保科技知识与手段。
李我焱还向我介绍了美国的生活、教育、医疗、人权、失业救济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次在车上共行进21个小时，除了晚上睡一小会儿，加上吃饭以外，我们一直在促膝深谈，一直谈到北京，仿佛还是没有谈够、谈畅。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起40年前在中大附中时李我焱大声唱歌、大声发言的情景。如今，我在远离母校的松花江畔笔耕，而他却面向全球，浪迹天涯。在这一生中，我们还能有机会再见面吗？在北京分手时，情不自禁地彼此拥抱，紧紧地紧紧地……
后记：1989年初我收到来自非洲肯尼亚、内罗毕47074信箱李我焱写于1988年12月31日的贺年卡：“光宜兄：火车上偶遇，实为万幸，竟日长谈，畅快曷似！四十年不见，一切如梦如烟，人世沧桑，同窗得以再聚，真是缘份！遥维公私迪吉，阖第康泰，时为颂祷！ 我们随后去上海探亲，曾去太湖一游。苏州亦留二日，河水污染甚为严重。上海苏州河臭气熏天，可叹，治理起来怕所费甚钜。 八月中返内罗毕，匆匆又三数月兮，一切如恒。小女明夏将入大学，目前正申请中，希望进入美国长春藤学校。 望保持联系，敬祝顺遂，新春百吉！ 弟我焱、沈静敬上1988”
1990年初，我又收到来自内罗毕的贺年卡，这次写得比较简单：“光宜兄嫂：希望再有机会畅叙。 我焱、沈静 1989”
李我焱1971年考入联合国，先在秘书处工作，两年后到联合国环境规划总署工作19年，最后升任助理署长。20年来，他公干出访，到过98个国家和地区，走遍了世界的大街小巷。因为担任中国环保工作的联合国协调人，他多次回国协调指导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对祖国的环保工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关于这次车上奇遇，李我焱自己也写了一段：“这边迪斯尼乐园经常播放的一首主题歌，反复重述《It i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到底还是一个小小世界)，有时还真有道理。 1986年春夏之交，我们全家在国内休假。南方太热，我们北上长白山和松花湖，从吉林搭卧铺夜车回北京。一进车厢，同房一位中年书生劈头就问：“你是李我焱么？”我自然大吃一惊（敢不曾被盯梢了么？）细谈之下，原来竟是中大附中同窗老友蒋光宜，他乘同一列车赴京公干。整晚上就谈不完别后种种了。40年不见，在举世60亿人口中要约会一个特定的人，已是困难，而毫无事先安排的不期而遇，其概率应是微乎甚微，而竟然发生了，到底还是一个小世界！”
又记：2005年8月5日清晨，王荣钧从网上传来2005年8月4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一次不为人知的华人精英运动：三十五年“保钓”梦》，里面提到李我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伤心事，读后为之黯然：
“当时的全美保钓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因为参与保钓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工作被取消。其间疏忽家庭事务，幼子病重，无人照顾，最终夭折！这成为他一生难以言说的痛事。34年后，从联合国工作岗位上退职的李我焱，已经72岁了，定居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在家中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而当年的失子之痛，无疑是对太太一生的愧疚。
“这场运动，象一阵狂潮把我整个卷进去了。幸好联合国环境保护总署成立，给了我一个机遇，还算未虚度此生，”1972年，中国进入联合国，李我焱响应祖国号召，放弃了核物理的专业，进入联合国工作。
“当时和李我焱也作出相同选择的还有八十多人，大多放弃学业从事繁冗的翻译工作。1970年代末，联合国环境总署成立，李我焱申请调入，远赴非洲肯尼亚，一直工作19年，一度做到助理署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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