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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于政治又败于军事 斗勇不行斗智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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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劳逸 王建朗 王知贤 《报刊荟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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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战败是美国支持不力吗?
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尽管国民党军队是疲倦而残破的,但它看上去仍比共产党军队强大得多。确实,在内战初期,即1946和1947年初,政府军的向前推进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他们深深地进入了东北,在通往哈尔滨的道路上越过了长春;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亦为其所得;1947年3月19日,在一片大肆宣扬的胜利声中,他们占领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指挥部。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得意洋洋地预言将在六个月内取得对共“匪”的胜利。但是,从1947年下半年起,战略的有利趋势无情地转移到了共产党一边。
对于这场内战的这种戏剧性的质的变化如何解释?对它的研究数十年来引起了热烈的——常常是愤激的——争论。国民党的忠实党徒把谴责之手指向美国,认为它未能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装备。例如,他们坚持主张说,乔治·C·马歇尔将军强加了从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的十个月的禁运,禁止美国向中国运送军火。随后,1948年4月的《援华法案》所授权的战争物资,在经过了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很长时间的拖延后才送到国民党军队手中。
奇怪的是,对“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是立足于中国方面资料的基础上,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于英语文献,特别是国务院文献和国会调查文献。这种文献中的证言是如此充满着影射,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主张是美国的亲共分子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结局,尽管压倒性的证据与此相反。然而,各种不同的中国方面的资料显示出,国民党军队被击败,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务院内共产党同路人的行动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出卖。接着到来的讨论主要立足于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国民党将军们的回忆录和官方的国民党出版物。后者中最有名的是一部六卷本的专题研究,书名是《剿匪重要战役追述与检讨》(以下书中简称《追述》)。这一研究准备于在大陆垮台后不久的1950年,由包括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内的17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所进行,大概是由国防部印行。这样做显然是要向国民党的领导人们提供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作为未来的一个指南。与其他的中方资料一起,它清楚地揭示了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是它自己无能的结果,是它与一个远为有效的军队作战的结果。
士气不足——失败的第一因素
美国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实际上持续到1947年5月。如果这种禁运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武器的缺乏到1947年下半年就会非常明显,然而,在这一年的9月,国防部报告说,自1945年8月以来,它已经积极地重新武装了它的第二线部队。从那时起至1947年6月,它向二线部队提供了423,422支步枪和253挺轻、重机枪。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省份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供给,其他的次要省份的60%以上的部队也得到了装备。国防部还补充说,这一装备全国范围内所有二线部队的工作将在1947年底完成。人们可以推定,如果二线部队都能得到充足的武器,第一线部队的短缺就不可能是确实的。
事实上,《追述》并没有提及装备的缺乏,没有把它作为到1949年初为止的任何反共战役的一个因素,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防守扬子江,阻止共产党渡过去。此外,1949年的短缺,并不是由于国外物资输入的不足,而是由于早些时候在东北和华北的灾难性损失。共产党宣称在从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四个半月中,他们缴获了1,709,000支步枪、卡宾枪和手枪,193,000支自动步枪,37,000门炮和12,000辆汽车。
而且,国防部明确地肯定,弹药和武器的短缺不是军事崩溃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标有“绝密”等级的文件中,国防部谈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39个师完全装备了美式武器,其他许多师得到了剩余的美国供给品。那么,问题就不是缺少美国援助,国防部报告的结论是:“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他供给品不足的结果,我们对剿匪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解不当,我们士气不足,我们的政府、经济和计划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战争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错误的战术和战略——失败的第二因素
是去进攻共产党,还是与他们拥有城堡要塞的部队在一起——通常是在处于交通线上的城镇里——他们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消灭敌人。《追述》说,许多指挥官“过分注重他们的个人安全。因此,所有的人都踌躇不前,并以对共产党之凶猛的恐惧感互相传染。结果,他们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使得共产党能够任意来往驰骋。
这种战略上的消极,与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精神和高度机动性结合在一起,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一个难以应付的困境:
由于防点守线,我们的军队被钉住了,失去了机动性并难以取得主动权。例如,当我们进攻共产党时,如果我们削减了各个要塞的部队人数,那么匪军将避免与我主力部队决战,而代之以到我军后方打击薄弱据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地的安全,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去进攻。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进一步说,当匪军主力部队攻击我方一据点时,如果我们的援兵不及时赶到,这一据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援兵及时赶到了,那匪军就可能转而攻击另一据点。结果,这就使得我们总是跟在敌人后面转,每一个地方都陷入被动。
缺少合作——失败的第三因素
个人关系和派别组合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军队里各个部队的不同特性显得更为重要。无论他们的渊源如何,过去的敌意和猜疑——主要是在一些地方指挥官之间以及地方指挥官与中央军指挥官之间——常常依然是强烈的。甚至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之间,嫉妒和敌意也在指挥结构上造成了很大的裂缝。
内战时期,在军队中占优势地位的能决定所有其他派系取向的派系集团是陈诚集团。陈诚先任军政部长(1945年12月—1946年6月),后任参谋总长(1946年6月—1948年4月),由此而扩展了人事权。那些不属于他的圈子的将军们说他把军队的高级职务给了属于他的派系的黄埔毕业生,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战斗经验有限,而那些具有才能和经验的指挥官被降调到无关紧要的管理或训练岗位上。例如宋希濂将军,他曾是美国训练的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一位集团军司令,他被调到新疆,在那里他只能指挥只有200名学生的一个军校。据说是由于嫉妒,陈诚解除了陈明仁将军的指挥,尽管他曾经在四平街战役中取得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重大胜利。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央军校校长的关麟征感到,陈诚最终任命他指挥一支非常残破的士气低落的部队,只是因为陈诚希望他被共产党人击败,由此而使他丢脸。
在战斗中,这些敌意和抗争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在1948年末的著名的淮海战役中,邱清泉将军受命去解救被共产党包围的黄百韬兵团,但是邱在10天里只前进了8英里。当黄百韬自杀以及他的大部分部队向共产党投降时,邱离他还有12英里的距离。据称,自从黄接受了蒋介石给予的特殊荣誉以来,邱一直嫉妒他。当他第一次得到黄的兵团被包围的消息时,据传他愉快地评论说,现在黄能够证明他是否确实值得授予那些给予了他的荣誉。
《追述》说,在战争中,我们的指挥官们“常常(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以至使整个形势受到损害”。国民党指挥官在战场合作、协同作战或援助他人等方面的勉强,扩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常常使他们能够分割消灭国民党部队,这对国民党的最终失败起了重大作用。
倒戈和部队补充的困难——失败的第四因素
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部队投向共产党的第一次重大倒戈,发生于1945年10月31日,高树勋将军与他的整个部队一起投向了河北的共产党。此后,倒戈部队的数目迅速增长。共产党宣称在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间抓获了370万俘虏,但是这些俘虏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倒戈过去的。倒戈常常发生于战斗中间,许多战斗的结果都是由这些突然的投降所决定。
共产党以他们著名的优待战俘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更易倒戈。所有同意留下来的俘虏和倒戈者都被收编进共产党军队,或在一线作战,或作勤务工作。《追述》记载,其他太过于虚弱的或由于某些其他原因不能雇用的,则发给通行证和路费予以释放,以使他们能够回到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吸引有特殊技能的军官投奔他们,共产党给予高职衔,增加其薪水。《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的俘虏待遇与他们这方面的全然不同,它使共产党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这样的方法还使共产党人得以在1948年中获得了对国民党的数量上的均势。
所有倒戈的部队几乎都是地方部队,而不是中央军。地方部队的指挥官特别易于倒戈,是因为他们感到受歧视,许多人认为中央当局把他们从他们的省调出来,派他们去与共产党作战,是期望他们被消灭掉。因此,早在1946年初,地方部队中对内战的反对意见就较强烈,尤其是那些广西和云南的部队。这就加深了中央当局对他们的不信任。为了防止倒戈,他们在这些地方部队安置特务。中央当局还分割大编制的地方部队,拆散这些有联系的部队,以师级或更小的规模分别插入更为忠诚的中央军部队中。这样的措施降低了地方部队的倒戈率,但却无助于激发他们的战斗精神。
众多的倒戈事件自然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下去,没有什么地方比军队下层更明显地缺乏士气。征集制度至少是像抗战时期那样腐败,因此军队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充兵。大多数部队由此而远远低于编制力量。《追述》抱怨说,共产党在动员人们参军方面的困难就小得多,这一差别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结局。被拉来服役的国民党士兵们,对于他们被要求为之战斗的事业并不信奉。他们得到的食物可能比抗战时期还要少。因此,内战时期,部队几乎全无战斗精神。1948年中期正任国防部长职务的何应钦认识到这一点,他宣称他的首要任务是要恢复部队的士气,从头到尾他一再说“缺吃少穿的人是不能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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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部队的不满。他们对准国民党心理的薄弱点展开猛烈的宣传攻势。宣传传单着力描述国民党统治下生活的艰难,指出政府夺去了人民的粮食,不断有饥荒和洪水,在有钱人过着舒适奢侈生活的同时贫苦人则不得不去军队服役。传单强调指出,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并受其长官的虐待。对于地方部队,共产党写道,蒋介石一方面把他们送到远离家乡的战场上来,牺牲他们,另一方面优待和保护他们的中央军力量。宣传小册子还说,在解放区人们同心同德,经济富足;它不像国统区那样有乞丐、小偷和土匪。因此国民党士兵应该停止杀害中国人,投降过来的人将会得到优待。有一本小册子要国民党士兵们放心,共产党并不像蒋介石的宣传所说的那样活埋俘虏或剥皮。
情报失误——失败的第五因素
《追述》不断地抱怨缺少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它认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化的,它“并不比报纸上关于部队部署的讨论多点儿什么”。国民党特务无法渗透到共产党机构中去,结果,国民党军队常常不知不觉地走进共产党的陷阱。相反,共产党的特务非常成功。邓文仪将军回忆说:“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因此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们的军队难以避免被共产党所包围和俘获。”
尽管邓文仪可能像许多国民党的权威人士一样,过分夸大了对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担忧,但事实上共产党情报人员确实对共产党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人处于要害位置上。例如,在1948年4月山东潍县的重要战役中,国民党第96军的参谋长就是共产党特务。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据报告,第二绥靖区的作战处向共产党泄露了国民党的整个作战计划(再加上第84师在关键时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在中国关内第一个省会的陷落)。
然而共产党渗透的最戏剧性的一例还是令人吃惊的刘斐将军。刘在抗战和内战的大部分时期内担任着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次长,同时,他是共产党的特工。从他的高级办公室基本上能够向共产党报告国民党军队将要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他还把另一个共产党特工郭汝槐安插到战争计划厅厅长的重要岗位上。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遭到灾难性的失败,这两个人受到了怀疑,因为据这一战役的国民党最高指挥官刘峙将军所说“我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都常常被共产党所预知”。然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可能是因为刘斐是一个典型模式化的国民党官员——自负、官僚化,以及以批评每一个人而闻名。
1949年春,刘斐又被派作另一项微妙的工作。他仍然得到国民党最高领导的信任,被任命为一个6人代表团的成员,于1949年4月1日飞往北平去与共产党和谈。由于有刘在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中,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地位,他能得知他的对手的每一项考虑和行动。
谈判破裂之后,刘斐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仍然留在北平,而不是回到南京。此后,刘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得相当舒适,并得到了一定的荣誉。实际上,当刘在1949年被特邀为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毛泽东评价了他的地下活动,公开赞扬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功臣”。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激增。尤其是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丢失东北、淮海战役失败和金圆券改革破产,国统区的士气骤然跌落。《追述》指出,甚至在军队和政府内部“机会主义、不团结和失败主义的现象也在微妙地发展着”。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很容易发展新的情报人员。戴戎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得到蒋介石完全信任的黄埔学生。然而,当共产党在4月20日夜里发起他们的渡江登陆作战时,戴命令他的处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的部队,调转枪口去攻击其他的国民党防守部队。共产党渡越这条大江的进攻是有危险的,魏德迈曾说,国民党“能够以扫帚柄防守住扬子江,如果他们有意防守的话”。但是,得到戴戎光反叛的帮助,共产党横扫长江,4月23日进入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统治的结束近在眼前。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共产党特工,在决定内战结局方面显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那些企图为国民党失败辩解的学者们完全无视历史的这一方面。他们反复地搜寻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最微小的线索以说明由此而导致1949年的失败。很难想象现实政治因素对历史学家的事业的扭曲有比这更为令人吃惊的例子了。
共产党会打仗、得人心——失败的第六因素
与对他们自己军队的批评形成对比的是,《追述》的作者们对其共产党对手有相当的赞扬。他们的评述清楚地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既败于斗智又败于斗勇。据《追述》所述,在战斗之前,共产党要作广泛的准备。他们“充分地说明他们的想法,统一意志……研究地势,掌握敌人的情况”。这种详尽的讨论与国民党保持秘密的徒然的努力截然不同。《追述》说:“至于我方,出于保密的考虑,战前不谈论任何准备事项。由于内部的这种情报封锁,所有的战斗都打得糊里糊涂。我们甚至对研究和分析敌人的情况缺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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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说,共产党只有在他们持有优势的时候才展开战斗。一旦开始后,他们“不躲避任何困难,不吝惜任何牺牲,勇敢、坚决地进攻,不达到消灭我们的目标,进攻决不停止。但是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迅速地毫不犹豫地退出战斗,转而攻击其他地区的我军”。《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共产党总是掌握着主动权,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不平衡和守势之中。
在战术上,共产党强调出其不意,在没有预料到的时间、地点展开攻击。《追述》说:在每次战斗中,共产党“首先采用奇袭,然后他们发起强攻。……在强攻中,他们为奇袭创造出机会”。国民党的将军又补充说,但我们“总是进行阵地进攻,我们很少准备或采用奇袭或强攻”。
《追述》强调指出,使共产党格外具有力量的是战地指挥员有很大的决定自由。因此,如果他们面临失败,他们就能迅速撤退,由此而使他们的损失减至最小限度。与之对比,国民党则“常常陷入(士兵们必须)战斗至死的境地……高级指挥官缺少独立行动或立即改变计划的授权”。这一点尤为令人悔恨,因为高级计划参谋们对战场的准确形势一无所知,但他们却常常以官僚主义的方法发布不允许有任何讨论或修正的命令。这两种相反的方法所导致的结果是,共产党甚至在他们被击败时也能避免重大损失,而在他们成功时,他们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国民党的伤亡则巨大。《追述》评论道,这是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劣势地位转入优势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军事胜利的原因是复杂的,《追述》附带提及了影响了内战结局的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共产党军队中的提升或降级完全以“战绩”为考核基础,“但是我们是以学校和财政背景、社会和政治后台作为提升的基础。战绩是次要的”。《追述》评论说,国民党的军事努力被官僚政治所损害。例如,在东北的战斗中,共产党使用雪橇和马来回运动。然而,只有经过数不清的会议之后,国民党军队才能够获得这些东西。共产党军队还有雪地使用的伪装和铁铲,但国民党部队被习惯和财政短缺所碍,未能调整适应环境的要求。
最后,《追述》佩服共产党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例如,共产党使老老少少都成为了望哨,全部民众构成了一个情报网。如果共产党部队的粮食暂缺了,他们能够与民众家庭一起吃饭。由于动员了群众,共产党很少把伤员留在战场上。但是在国统区,《追述》指出,“政治不支持军事”,因此“我们不得不纯粹依赖军事力量来作战”。
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证明:军事和政治的灾难,随着禅功效验,至少给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带来了一些启发。“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这一思想给了他们何等的嘲弄。当然,与老百姓拉手所要求的是一种政治行动,而不是一个身体动作。它将要求根本的改革,要求一个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政府、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以及一个能够超越个人和派系利益以追求更大的国家利益的行政管理和领导。然而,国民党从未怎么表现出这些特点。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但另一方面,它失败的真正原因则在于这个政权本身的性质。
(原载《蒋介石与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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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尽管国民党军队是疲倦而残破的,但它看上去仍比共产党军队强大得多。确实,在内战初期,即1946和1947年初,政府军的向前推进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他们深深地进入了东北,在通往哈尔滨的道路上越过了长春;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亦为其所得;1947年3月19日,在一片大肆宣扬的胜利声中,他们占领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指挥部。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得意洋洋地预言将在六个月内取得对共“匪”的胜利。但是,从1947年下半年起,战略的有利趋势无情地转移到了共产党一边。
对于这场内战的这种戏剧性的质的变化如何解释?对它的研究数十年来引起了热烈的——常常是愤激的——争论。国民党的忠实党徒把谴责之手指向美国,认为它未能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装备。例如,他们坚持主张说,乔治·C·马歇尔将军强加了从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的十个月的禁运,禁止美国向中国运送军火。随后,1948年4月的《援华法案》所授权的战争物资,在经过了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很长时间的拖延后才送到国民党军队手中。
奇怪的是,对“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是立足于中国方面资料的基础上,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于英语文献,特别是国务院文献和国会调查文献。这种文献中的证言是如此充满着影射,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主张是美国的亲共分子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结局,尽管压倒性的证据与此相反。然而,各种不同的中国方面的资料显示出,国民党军队被击败,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务院内共产党同路人的行动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出卖。接着到来的讨论主要立足于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国民党将军们的回忆录和官方的国民党出版物。后者中最有名的是一部六卷本的专题研究,书名是《剿匪重要战役追述与检讨》(以下书中简称《追述》)。这一研究准备于在大陆垮台后不久的1950年,由包括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内的17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所进行,大概是由国防部印行。这样做显然是要向国民党的领导人们提供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作为未来的一个指南。与其他的中方资料一起,它清楚地揭示了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是它自己无能的结果,是它与一个远为有效的军队作战的结果。
士气不足——失败的第一因素
美国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实际上持续到1947年5月。如果这种禁运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武器的缺乏到1947年下半年就会非常明显,然而,在这一年的9月,国防部报告说,自1945年8月以来,它已经积极地重新武装了它的第二线部队。从那时起至1947年6月,它向二线部队提供了423,422支步枪和253挺轻、重机枪。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省份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供给,其他的次要省份的60%以上的部队也得到了装备。国防部还补充说,这一装备全国范围内所有二线部队的工作将在1947年底完成。人们可以推定,如果二线部队都能得到充足的武器,第一线部队的短缺就不可能是确实的。
事实上,《追述》并没有提及装备的缺乏,没有把它作为到1949年初为止的任何反共战役的一个因素,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防守扬子江,阻止共产党渡过去。此外,1949年的短缺,并不是由于国外物资输入的不足,而是由于早些时候在东北和华北的灾难性损失。共产党宣称在从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四个半月中,他们缴获了1,709,000支步枪、卡宾枪和手枪,193,000支自动步枪,37,000门炮和12,000辆汽车。
而且,国防部明确地肯定,弹药和武器的短缺不是军事崩溃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标有“绝密”等级的文件中,国防部谈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39个师完全装备了美式武器,其他许多师得到了剩余的美国供给品。那么,问题就不是缺少美国援助,国防部报告的结论是:“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他供给品不足的结果,我们对剿匪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解不当,我们士气不足,我们的政府、经济和计划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战争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错误的战术和战略——失败的第二因素
是去进攻共产党,还是与他们拥有城堡要塞的部队在一起——通常是在处于交通线上的城镇里——他们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消灭敌人。《追述》说,许多指挥官“过分注重他们的个人安全。因此,所有的人都踌躇不前,并以对共产党之凶猛的恐惧感互相传染。结果,他们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使得共产党能够任意来往驰骋。
这种战略上的消极,与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精神和高度机动性结合在一起,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一个难以应付的困境:
由于防点守线,我们的军队被钉住了,失去了机动性并难以取得主动权。例如,当我们进攻共产党时,如果我们削减了各个要塞的部队人数,那么匪军将避免与我主力部队决战,而代之以到我军后方打击薄弱据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地的安全,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去进攻。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进一步说,当匪军主力部队攻击我方一据点时,如果我们的援兵不及时赶到,这一据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援兵及时赶到了,那匪军就可能转而攻击另一据点。结果,这就使得我们总是跟在敌人后面转,每一个地方都陷入被动。
缺少合作——失败的第三因素
个人关系和派别组合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军队里各个部队的不同特性显得更为重要。无论他们的渊源如何,过去的敌意和猜疑——主要是在一些地方指挥官之间以及地方指挥官与中央军指挥官之间——常常依然是强烈的。甚至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之间,嫉妒和敌意也在指挥结构上造成了很大的裂缝。
内战时期,在军队中占优势地位的能决定所有其他派系取向的派系集团是陈诚集团。陈诚先任军政部长(1945年12月—1946年6月),后任参谋总长(1946年6月—1948年4月),由此而扩展了人事权。那些不属于他的圈子的将军们说他把军队的高级职务给了属于他的派系的黄埔毕业生,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战斗经验有限,而那些具有才能和经验的指挥官被降调到无关紧要的管理或训练岗位上。例如宋希濂将军,他曾是美国训练的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一位集团军司令,他被调到新疆,在那里他只能指挥只有200名学生的一个军校。据说是由于嫉妒,陈诚解除了陈明仁将军的指挥,尽管他曾经在四平街战役中取得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重大胜利。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央军校校长的关麟征感到,陈诚最终任命他指挥一支非常残破的士气低落的部队,只是因为陈诚希望他被共产党人击败,由此而使他丢脸。
在战斗中,这些敌意和抗争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在1948年末的著名的淮海战役中,邱清泉将军受命去解救被共产党包围的黄百韬兵团,但是邱在10天里只前进了8英里。当黄百韬自杀以及他的大部分部队向共产党投降时,邱离他还有12英里的距离。据称,自从黄接受了蒋介石给予的特殊荣誉以来,邱一直嫉妒他。当他第一次得到黄的兵团被包围的消息时,据传他愉快地评论说,现在黄能够证明他是否确实值得授予那些给予了他的荣誉。
《追述》说,在战争中,我们的指挥官们“常常(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以至使整个形势受到损害”。国民党指挥官在战场合作、协同作战或援助他人等方面的勉强,扩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常常使他们能够分割消灭国民党部队,这对国民党的最终失败起了重大作用。
倒戈和部队补充的困难——失败的第四因素
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部队投向共产党的第一次重大倒戈,发生于1945年10月31日,高树勋将军与他的整个部队一起投向了河北的共产党。此后,倒戈部队的数目迅速增长。共产党宣称在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间抓获了370万俘虏,但是这些俘虏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倒戈过去的。倒戈常常发生于战斗中间,许多战斗的结果都是由这些突然的投降所决定。
共产党以他们著名的优待战俘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更易倒戈。所有同意留下来的俘虏和倒戈者都被收编进共产党军队,或在一线作战,或作勤务工作。《追述》记载,其他太过于虚弱的或由于某些其他原因不能雇用的,则发给通行证和路费予以释放,以使他们能够回到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吸引有特殊技能的军官投奔他们,共产党给予高职衔,增加其薪水。《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的俘虏待遇与他们这方面的全然不同,它使共产党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这样的方法还使共产党人得以在1948年中获得了对国民党的数量上的均势。
所有倒戈的部队几乎都是地方部队,而不是中央军。地方部队的指挥官特别易于倒戈,是因为他们感到受歧视,许多人认为中央当局把他们从他们的省调出来,派他们去与共产党作战,是期望他们被消灭掉。因此,早在1946年初,地方部队中对内战的反对意见就较强烈,尤其是那些广西和云南的部队。这就加深了中央当局对他们的不信任。为了防止倒戈,他们在这些地方部队安置特务。中央当局还分割大编制的地方部队,拆散这些有联系的部队,以师级或更小的规模分别插入更为忠诚的中央军部队中。这样的措施降低了地方部队的倒戈率,但却无助于激发他们的战斗精神。
众多的倒戈事件自然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下去,没有什么地方比军队下层更明显地缺乏士气。征集制度至少是像抗战时期那样腐败,因此军队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充兵。大多数部队由此而远远低于编制力量。《追述》抱怨说,共产党在动员人们参军方面的困难就小得多,这一差别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结局。被拉来服役的国民党士兵们,对于他们被要求为之战斗的事业并不信奉。他们得到的食物可能比抗战时期还要少。因此,内战时期,部队几乎全无战斗精神。1948年中期正任国防部长职务的何应钦认识到这一点,他宣称他的首要任务是要恢复部队的士气,从头到尾他一再说“缺吃少穿的人是不能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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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劳逸 王建朗 王知贤 《报刊荟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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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部队的不满。他们对准国民党心理的薄弱点展开猛烈的宣传攻势。宣传传单着力描述国民党统治下生活的艰难,指出政府夺去了人民的粮食,不断有饥荒和洪水,在有钱人过着舒适奢侈生活的同时贫苦人则不得不去军队服役。传单强调指出,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并受其长官的虐待。对于地方部队,共产党写道,蒋介石一方面把他们送到远离家乡的战场上来,牺牲他们,另一方面优待和保护他们的中央军力量。宣传小册子还说,在解放区人们同心同德,经济富足;它不像国统区那样有乞丐、小偷和土匪。因此国民党士兵应该停止杀害中国人,投降过来的人将会得到优待。有一本小册子要国民党士兵们放心,共产党并不像蒋介石的宣传所说的那样活埋俘虏或剥皮。
情报失误——失败的第五因素
《追述》不断地抱怨缺少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它认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化的,它“并不比报纸上关于部队部署的讨论多点儿什么”。国民党特务无法渗透到共产党机构中去,结果,国民党军队常常不知不觉地走进共产党的陷阱。相反,共产党的特务非常成功。邓文仪将军回忆说:“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因此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们的军队难以避免被共产党所包围和俘获。”
尽管邓文仪可能像许多国民党的权威人士一样,过分夸大了对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担忧,但事实上共产党情报人员确实对共产党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人处于要害位置上。例如,在1948年4月山东潍县的重要战役中,国民党第96军的参谋长就是共产党特务。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据报告,第二绥靖区的作战处向共产党泄露了国民党的整个作战计划(再加上第84师在关键时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在中国关内第一个省会的陷落)。
然而共产党渗透的最戏剧性的一例还是令人吃惊的刘斐将军。刘在抗战和内战的大部分时期内担任着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次长,同时,他是共产党的特工。从他的高级办公室基本上能够向共产党报告国民党军队将要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他还把另一个共产党特工郭汝槐安插到战争计划厅厅长的重要岗位上。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遭到灾难性的失败,这两个人受到了怀疑,因为据这一战役的国民党最高指挥官刘峙将军所说“我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都常常被共产党所预知”。然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可能是因为刘斐是一个典型模式化的国民党官员——自负、官僚化,以及以批评每一个人而闻名。
1949年春,刘斐又被派作另一项微妙的工作。他仍然得到国民党最高领导的信任,被任命为一个6人代表团的成员,于1949年4月1日飞往北平去与共产党和谈。由于有刘在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中,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地位,他能得知他的对手的每一项考虑和行动。
谈判破裂之后,刘斐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仍然留在北平,而不是回到南京。此后,刘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得相当舒适,并得到了一定的荣誉。实际上,当刘在1949年被特邀为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毛泽东评价了他的地下活动,公开赞扬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功臣”。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激增。尤其是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丢失东北、淮海战役失败和金圆券改革破产,国统区的士气骤然跌落。《追述》指出,甚至在军队和政府内部“机会主义、不团结和失败主义的现象也在微妙地发展着”。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很容易发展新的情报人员。戴戎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得到蒋介石完全信任的黄埔学生。然而,当共产党在4月20日夜里发起他们的渡江登陆作战时,戴命令他的处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的部队,调转枪口去攻击其他的国民党防守部队。共产党渡越这条大江的进攻是有危险的,魏德迈曾说,国民党“能够以扫帚柄防守住扬子江,如果他们有意防守的话”。但是,得到戴戎光反叛的帮助,共产党横扫长江,4月23日进入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统治的结束近在眼前。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共产党特工,在决定内战结局方面显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那些企图为国民党失败辩解的学者们完全无视历史的这一方面。他们反复地搜寻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最微小的线索以说明由此而导致1949年的失败。很难想象现实政治因素对历史学家的事业的扭曲有比这更为令人吃惊的例子了。
共产党会打仗、得人心——失败的第六因素
与对他们自己军队的批评形成对比的是,《追述》的作者们对其共产党对手有相当的赞扬。他们的评述清楚地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既败于斗智又败于斗勇。据《追述》所述,在战斗之前,共产党要作广泛的准备。他们“充分地说明他们的想法,统一意志……研究地势,掌握敌人的情况”。这种详尽的讨论与国民党保持秘密的徒然的努力截然不同。《追述》说:“至于我方,出于保密的考虑,战前不谈论任何准备事项。由于内部的这种情报封锁,所有的战斗都打得糊里糊涂。我们甚至对研究和分析敌人的情况缺少经验”。
败于政治又败于军事 斗勇不行斗智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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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劳逸 王建朗 王知贤 《报刊荟萃》 2009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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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说,共产党只有在他们持有优势的时候才展开战斗。一旦开始后,他们“不躲避任何困难,不吝惜任何牺牲,勇敢、坚决地进攻,不达到消灭我们的目标,进攻决不停止。但是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迅速地毫不犹豫地退出战斗,转而攻击其他地区的我军”。《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共产党总是掌握着主动权,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不平衡和守势之中。
在战术上,共产党强调出其不意,在没有预料到的时间、地点展开攻击。《追述》说:在每次战斗中,共产党“首先采用奇袭,然后他们发起强攻。……在强攻中,他们为奇袭创造出机会”。国民党的将军又补充说,但我们“总是进行阵地进攻,我们很少准备或采用奇袭或强攻”。
《追述》强调指出,使共产党格外具有力量的是战地指挥员有很大的决定自由。因此,如果他们面临失败,他们就能迅速撤退,由此而使他们的损失减至最小限度。与之对比,国民党则“常常陷入(士兵们必须)战斗至死的境地……高级指挥官缺少独立行动或立即改变计划的授权”。这一点尤为令人悔恨,因为高级计划参谋们对战场的准确形势一无所知,但他们却常常以官僚主义的方法发布不允许有任何讨论或修正的命令。这两种相反的方法所导致的结果是,共产党甚至在他们被击败时也能避免重大损失,而在他们成功时,他们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国民党的伤亡则巨大。《追述》评论道,这是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劣势地位转入优势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军事胜利的原因是复杂的,《追述》附带提及了影响了内战结局的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共产党军队中的提升或降级完全以“战绩”为考核基础,“但是我们是以学校和财政背景、社会和政治后台作为提升的基础。战绩是次要的”。《追述》评论说,国民党的军事努力被官僚政治所损害。例如,在东北的战斗中,共产党使用雪橇和马来回运动。然而,只有经过数不清的会议之后,国民党军队才能够获得这些东西。共产党军队还有雪地使用的伪装和铁铲,但国民党部队被习惯和财政短缺所碍,未能调整适应环境的要求。
最后,《追述》佩服共产党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例如,共产党使老老少少都成为了望哨,全部民众构成了一个情报网。如果共产党部队的粮食暂缺了,他们能够与民众家庭一起吃饭。由于动员了群众,共产党很少把伤员留在战场上。但是在国统区,《追述》指出,“政治不支持军事”,因此“我们不得不纯粹依赖军事力量来作战”。
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证明:军事和政治的灾难,随着禅功效验,至少给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带来了一些启发。“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这一思想给了他们何等的嘲弄。当然,与老百姓拉手所要求的是一种政治行动,而不是一个身体动作。它将要求根本的改革,要求一个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政府、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以及一个能够超越个人和派系利益以追求更大的国家利益的行政管理和领导。然而,国民党从未怎么表现出这些特点。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但另一方面,它失败的真正原因则在于这个政权本身的性质。
(原载《蒋介石与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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