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先，还是＂安内＂先？（ZT)

（大兵原创）“攘外必先安内”引发的深层思考（三）
作者:jeffreytony 日期:2008-10-27 18:59:00
3
推荐
“攘外”还是“安内”？毛泽东和蒋介石
不同的抉择
 
中国有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句至理名言的正确性，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民意是政治家面对重大决时所必须清楚的。抉择是需要慎重的，特别是对于一言九鼎的国家领袖而言这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作为领袖他们一言定乾坤，一个正确的抉择可能力挽狂澜，同时一个错误的选择也可能“一招之失满盘皆输。”
内忧外患这是我们经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处于困境时的情景，一个国家内部的动荡可以给外敌入侵造成可趁之机，同时外敌入侵有可能激化国内矛盾而引发内乱。因为内忧和外患总是结伴而来，中国有句俗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残酷的现实总是如此，同样面对内外交困的艰难局面，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曾经决定中国命运的领袖人物做出不同的抉择。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在剿共还是抗日的抉择中选择了前者。然而二十年后，毛泽东在解放台湾还是出兵朝鲜的抉择中却选择了后者。蒋介石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毛泽东选择的是“先攘外而后安内”。也正因为此，中国在相似的环境下走出了两段不同的历程。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看他们分别所处的历史背景：
1927年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大权，随即开始地二次北伐，1928年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至此通过几年的北伐蒋介石至此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北伐战争宣告了北洋军阀混战时代的结束，但是国民党新军阀的崛起不久便引发了新的战火，先是蒋桂战争，后是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最终蒋介石因东北军的支持而取得胜利。就在军阀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此时蒋介石忙于与军阀大战而无暇顾及给了红色革命发展以良好契机，军阀混战这也成了当时毛泽东提出“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重要依据。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调集兵力围剿中央苏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派兵侵占东北。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出现了。
此时蒋介石面临着打与不打的抉择，如果进行还击那势必导致与日本开战，这样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剿共计划必将搁置，让共产党趁机壮大实力以星星之火而燎原是蒋介石所绝不允许的。其次在国内问题尚未解决和对日战争尚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还没有形成，军队尚未进行整编，此时与日本开战蒋介石没有把握。再次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大战，元气还未恢复，国家民不聊生，此时进行经济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客观地讲从1927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间的这十年是民国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被国民党当局称为“黄金十年”，此时如果开战经济建设必然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因此左右为难、骑虎难下的蒋介石选择了一条不战不和的折中选择，不抵抗也不投降以观局势变化，“以空间换时间”默许了日本人对于东北的占领，以争取时间加紧对苏区进行围剿。也正是基于这种目的，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随着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的向前推进美军正式介入战争，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朝鲜战局立刻发生逆转，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跨国北纬38度线。此时朝鲜告急！中国边境的安全受到美军直接的威胁！然而此时年轻新中国刚刚度过一周岁的生日，东南沿海、西部广大地区还没有解放，全国很多地方剿匪任务还没有完成，盘踞于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毛泽东正在紧锣密鼓的部署攻台，此时来自北方威胁出现了，朝鲜战端的半路杀出打乱了毛泽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宏伟计划，何去何从毛泽东也犹豫了。
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横加干预，解放台湾难度陡增，因此攻台的计划不得不被迫暂时搁置。然而对于是否出兵朝鲜中国领导高层曾经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终毛泽东还是豪迈的气魄、必胜的信心和精辟的分析征服了大家，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即使是在没有得到苏联空军支援，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志愿军仍然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了鸭绿江。毛泽东何尝不知道这是一着险棋，志愿军将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悍的敌人，这场仗打赢了对中国的好处自然不在话下，然而一旦输了后果将是可怕的，不仅仅是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甚至可能危及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然而通过三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用最强有力的声音告诉世界：中国赢了！
从上面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两段历史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区别，接下来我们就两者的异同进行分析：
作为曾经叱咤风云，影响中国命运的领袖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的忠实拥护者和实践者，军阀割据时代的斗争经验让他们深深地明白夺取并巩固政权是多么的重要。于是在“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宁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宁愿顶着对日妥协的骂名也一心要剿灭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解放战争末期毛泽东毫不理睬国民党“划江而治”的谈判条件，坚决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号召。从这里可以看出斗争了几十年的老冤家毛泽东和蒋介石谁都希望彻底消灭对方，虽然最终谁也没有消灭对方，然而毛泽东以更加灵活的处理方式争得了更多的主动。
无论是日本入侵东北还是美国介入朝鲜战争都是发生在中国刚经历了大战，整个国家满目疮痍，经济百废待兴之时，此时的中国人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家破人亡、山河破败，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主观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能够得到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他们何尝不希望如此呢？但是外来侵略者可不会高抬贵手，给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蒋介石一再退让希望能够换来短暂的和平，然而随着日本人的步步紧逼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战争的劫难。毛泽东则选择了战争，他明白“止戈为武”的含义，他明白只能正义的用战争去消灭非正义的战争，用打赢战争去换取和平。因为他明白只有打得赢战争才可能得到持久和平，只有准备战争才可能拥有和平，和平不会垂青于懦弱的守望者，和平只属于战场中的强者。
蒋介石和毛泽东所面对的敌人都是强大的，一个是图谋独霸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一个是一心想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无论是和日本还是美国交战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以弱击强，尽管是敌强我弱，然而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妥协退让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和平时需要用实力来支撑的，没有对等的实力就不可能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在任何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不但不能得到对手和平的响应，反而助长了敌人的威风，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蒋介石为了避免战争曾经对日本做出了一系列让步：日军占领东北中国军队没有抵抗，后来又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一系列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然而蒋介石所赠送的“礼品”并没有满足日本侵略者，反而更加刺激了他们的侵略野心，加速了全面侵华的步伐。最后在实在不能再拖的情况下被迫开始抗战，只是之中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虽然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是付出了极其惨重代价换来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惨败，而中国惨胜。
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志愿军果断相主动出击，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和强大的美军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我军展略部署正确，战术运用得当，在战争中始终牢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最终迫使高傲的美国人乖乖的回到了谈判桌上。在当时美苏争霸的背景之下，即使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也不敢轻易越过鸭绿江入侵中国，从保卫中国本土来看似乎中国并非非出兵不可，毛泽东的这招险棋看起来似乎违背了中国人“慎战”的传统思维方式，其实不然，因为中国人“慎战”并不是“避战”，毛泽东出兵朝鲜是通过了谨慎分析论证之后才决定的，而蒋介石在“九一八”到“七七”这段时间里完全是出于消极避战的状态。“慎战”思想强调后发制人，后发即战略上的防御，而制人者需要战术上的进攻。也正因为毛泽东的果断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仅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而且还获得了朝鲜这块重要的战略缓冲区域。
当然我们在比较毛泽东和蒋介石决策之时不能简单地进行评判，因为毕竟他们所面对的情况还是不同的，至少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虽然有众多相似之处，但是事实上蒋介石所面对的形势要比毛泽东面对的情况要复杂严峻的多。国民党党内矛盾重重，派系、军阀之间相互猜疑、混战，接连不断的内耗大大削弱了整体的合力，而且蒋介石还要面对的是士气高涨，正处于不断发展的共产党的挑战；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配合默契，团结一心，内耗少，人心齐，而且面对的是士气低落、狼狈逃窜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从这点来看蒋介石所面对的“内忧”要远远大于毛泽东。
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奉行的是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其敢于与强大的英美开战可见其气焰之嚣张，而且日本是亚洲区域大国，早在田中义一那篇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里便指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可见征服中国是其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部分，获得中国的自然资源也是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不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日本人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战争一旦爆发必将是一场决定存亡的全面战争而不可能成为一场为了有限目的的局部战争；然而朝鲜战争则不同，美国历来“重欧轻亚”，因此美国不希望和中国在远东大打一场而影响了美苏冷战的全局部署，而且美国如果入侵中国势必会引起苏联的强硬动作，甚至会引发美苏之间的大战，美国不会冒这个险，因此朝鲜战争注定只是一场有限度的局部战争。就此来看蒋介石所面对的“外患”也要比毛泽东严峻得多。
险恶的局势也从客观上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这是蒋介石之所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先攘外而后安内”而制定了一直以来广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也是受其客观条件所影响的。“事物存在就有其合理性。”“重内轻外”的思维方式是经历了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的考验，至少说明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在中华文化熏陶下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的背离传统，也不可能完全的抛弃“重内轻外”的思维方式。
蒋介石的做法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不是蒋介石掌权换一另个人也许他还会做出同样的决择，甚至更为彻底，因为历史上很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所犯的错误并不在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本身，而在于政策的执行过于死板顽固，缺乏灵活。中国有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强调的就是灵活。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命令中国军队不抵抗而丢掉东三省之后，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口诛笔伐，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东北之外，在大多数地方的民众中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抗日浪潮，这时的共产党在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下，也并没有明确提出抗日的主张，而是一心执行“反蒋”的武装暴动，并且在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兵变，希望能够联合中共反蒋抗日，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博古、李德并没有给与回应。从这点来看当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认为：“阶级矛盾重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此时，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深入，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已经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此时中共适时地将“反蒋抗日”路线改为“联蒋抗日”，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随后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这也显示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认识到了日本入侵对于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抗日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此时的蒋介石试图效仿弗朗哥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逆潮流而动，犯天下之大不韪，最终铸成大错。中共的深明大义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共两党的民心所向。 “西安事变”的爆发和日军步步逼近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样蒋介石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没有获得好处，反而吃了“对日妥协”、“消极抗战”的哑巴亏，使自己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界。
不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近代一位出色的政客，能够在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战乱时代，力压群雄，脱颖而出，其政治才能至少在玩弄权术方面是出色的，他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熟悉中国国情的他深知在中国“内忧”总是重于“外患”，如果“内忧”得不到解决，也不可能集中精力解决“外患”，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历朝历代开国君主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从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角度来看这点无疑是正确的，于是他采取并坚持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但是蒋介石却不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他总是用政治思维去思考军事问题，而没有以一个军事家的视野去审视对日妥协对于军事作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一枪不发放弃东北对于中国军队的士气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和侵华的信心。其次，妥协退让使我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自然资源，反而让对手有了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作为扩大侵华的大后方，便于敌人以战养战。再次，将敌人引入本国腹地进行决战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来说是比较明智的，但是这样不可避免的要带来更大的损失，特别是军用设施和平民的伤亡。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和日军伤亡悬殊并不很大，但是平民的伤亡数量却是惊人的。再次，由于日军是否全面侵华心存侥幸，战备工作不充分，这也导致了战争中特别是战争初期时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丢失了大片国土，损失惨重。
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则》中曾经写到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满蒙到中国，再从中国到世界，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和扩张的基本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日本全面侵华只是时间问题，蒋介石送出的一块块肥肉只能解其一时之馋，而不可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者征服和扩张的欲望。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一味的消极避让并不能称作为“后发制人”。后发制人重在制人，“后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策略问题，是为了制人而后发，然而蒋介石完全是在逼不得已，无法退让的情况下被迫应战的，这样的“后发”是盲目的，也是很不明智的。明知不可而为之，自欺欺人的后果当然可悲的。而抗美援朝时毛泽东则准确地把握住了战略后发和战术先发之间的辩证关系，果断出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攘外必先安内”想到“和平崛起”
 
在当前的中国“和平崛起”无疑是一个时髦的名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都大谈中国之“和平崛起”。然而这个看似浅显易懂的名词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含义。大家在对“和平崛起”狂吹热捧之时，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和平崛起”的深刻含义呢？到底“和平崛起”应该是政策还是策略？
我认为“和平崛起”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和平的环境中崛起。这两种解释虽然在字面上看似比较相近，然而在实质上其内在的深层含义则大为不同。前者是实现崛起的方式，而后者则是实现崛起的环境。前者对于中国而言是主动的，中国人可以完全自主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而后者我们并不能完全掌握主动权，维护和平的环境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对于并不具备超强实力的中国而言目前还不能像美国一样具备主宰和平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将不可能改变环境。
从第一种解释的角度来看，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展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侵略性的元朝最终也被中国内敛的传统文化所同化而丧失了王朝建立之初的扩张欲望。中国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政治格局、朝贡体系的外交思维、后发制人的防御战略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华民族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道路，而不像西方大国一样通过征服扩张，在奴役其他民族，掠夺他国资源的基础上发家致富。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中国不扩张的政治传统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历来和平崛起的史实也是世界人民心知肚明的，既然我们一直如此，那我们还用得着整天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是“和平崛起”呢？中国之所以如此问题的根结在于“中国威胁论”的出现。随着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之崛起成为世人不可辩驳的事实，引起了西方敌对势力的不安而将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乎他们便开始大肆叫嚣“中国威胁论”。一时间“中国威胁论”无处不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处处叫嚣、屡试不爽。关于“中国威胁论”争论成为了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其炙手可热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实在有些让我们感到费解，就当今世界而言，美国一超独霸，雄厚的实力天下无双，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干涉别国内政，侵略弱小国家，打压弱小民族，操纵联合国，一心图谋夺取世界霸权而成为了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要说目前世界上谁最嚣张，美国当之无愧。再看看南亚的印度发展迅猛，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积极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积极发展海空军试图成为印度洋霸主，这点丝毫不亚于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不断扩军，更新装备，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国，并向海外派遣部队。
美国、印度和日本不断的扩军备战却没人给他们冠以“美国威胁论”、“印度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西方大国通过扩张和征服实现国家的崛起却没有人说这对世界发展是一种威胁，反而是爱好和平，历来依靠“和平崛起”的中国却成为了威胁世界和平的众矢之的！对于美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西方大国而言“XX国威胁论”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因为这些性格张扬的民族不但不会视其为包袱，而将其看作国家地位提升的象征，因此而感到骄傲自豪。然而对于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则不同，中国有个成语叫：“韬光养晦”还有一个典故叫“卧薪尝胆”。这两个成语都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内敛的性格特征，中国人通常喜欢采取一种低调的发展方式暗自发展，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因此不爱出风头，以防过早暴露实力而遭致对手的警觉。
西方敌对势力正是看准了中国人怕“出头”的这个特点，才凭空捏造了一个 “中国威胁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的荒谬论题却把中国人给吓住了。中国人对于“中国威胁论”十分敏感，其程度程度远远高于对手给我们捏造的其他各项罪名。为了表明中国不会威胁别人的立场，中国人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辩驳，以至于搬出几千年来的历史用以证明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中国人的观点是明确的，证据是充分的，论证也是有力的，然而效果去不甚理想。无论我们如何进行辩驳，西方敌对势力依然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威胁论”，不但没有收敛，凡而愈发嚣张。任凭你如何辩解都无济于事，他该怎么样还是怎样。反而是中国人的辩解被他们认为是心虚的表现，而让他们感到更加得意。
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而这里我们遇见的是更浑不讲理的强盗，面对无理取闹的强盗再有力的辩解都是徒劳的。因为世界政坛不是公正无私的法庭，这里也没有公平的法律来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在强者为王、败者寇，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里“强盗逻辑”的存在使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此时不仅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初的中国，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此危急关头，国民党当局军事上不作抵抗，而是让顾维钧跑到国联去控诉日军的暴行，表明中国的无辜和不幸，最终顾维钧的“慷慨陈词”请来了李顿调查团，然后后来的结果怎样呢？中国人的努力并没有能够阻止日军的侵华政策的执行，几年后日本又一次以“丢人”为由制造了“七七事变”，不久日军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当今社会，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才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铁一般的历史和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当今世界国际主义和国际友谊永远是让位于国家利益的。面对残酷而现实的世界格局，现实主义成为了大势所趋。虽然我们不能放弃崇高的理想，也不能放弃和平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但是我们必须以为民族、国家负责的态度去审视现实的问题，做好最坏的打算。中国有句古训：“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解决战争问题的名言在这里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只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才可能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只有准备好了战争才可能拥有和平，也只有做好了非和平解决问题的准备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本节的第一段我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和平崛起应该是政策还是策略？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政策是对内的，而策略是对外的；政策是相对稳定的，而策略则是灵活多变的；政策具有连贯性，而策略则具有阶段性；政策是主观决定的，而策略是根据客观情况而制定的相应对策。从政策和策略特点来看，我认为“和平崛起”应该是我们对外交往的策略，是一个完全的外交词汇，而不应该作为中国发展崛起的政策。
小平同志说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压倒一切的根本，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实现民族的崛起。因此我们在处理一切问题时必须落脚于发展这个中心，朝向崛起这个目标。至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的“和平”只是“发展”与“崛起”的定语而已，作为定语“和平”始终是为主语服务的。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宁愿放弃所谓的“和平”也必须保证我们的发展和民族的崛起。不要为了片面的追求所谓的“和平”而影响了发展和崛起的大计，而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因此，发展和崛起是我们的政策是所在，而和平则是我们需要极力渲染的对外策略。策略服从于政策这是客观规律，这也是我们所必须的。
西方敌对势力极力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其用心是险恶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军事遏制、经济封锁和文化渗透；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这样只允许美国欺负中国，而中国一旦作出反抗或这时表露出反抗的意图则将被视为是中国威胁美国！这是什么逻辑？只许美国放火，而不许中国点灯！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对待这样一个从不把自己和他人同等对待的霸权国家而言可以保持“和平”但是能与之平等对话和共处吗？
此时此刻不仅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往事，日本军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其中每一次事端都是日本人挑起的，然而他们总是栽赃给中国军队，柳条湖事件、虹口事件、宛平事件等等都是如此。按日本人的逻辑来看是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驻防、威胁了日本在华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日本被迫进行的反击。这是何等的荒谬，这简直就可以说是战术级的“中国威胁论”！然而蒋介石为了避其风头，保住这脆弱的“和平”，不断妥协退让，最终蒋介石的“诚意”并没有扼制战争的爆发，反而因为怕被日本人找到中国威胁“中日亲善”的口实，而束手束脚不敢在战争前线大举进行战备。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前，上海市区驻有大量日军，然而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正规军却不能在上海驻扎，以至于开展初期在中国的国土上反而形成了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
蒋介石的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对于“中国威胁论”我们不要怕，敌对势力制造“中国威胁论”目的不就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敌人这招十分的阴险毒辣，这分明是对中国的变相恐吓：“中国持续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必将威胁他们独霸世界的美梦，威胁他们独霸世界必将引起他们的不安，他们不安也就必将会采取不利于和平的措施，这样也就必将会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就是敌人的逻辑。如果我们为了避免“出风头”而自缚手脚，不敢放手搞建设，特别突出的表现在国防建设上，这样我们岂不是正中敌人下怀，敌人不费一枪一弹便实现了束缚中国发展的目的！
第一种意义上的和平崛起强调的是中国崛起的方式，而第二种意义上的崛起则是强调中国崛起的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崛起都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战乱和动荡是不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因此对于一个希望实现强大和崛起的民族争取和平稳定当然是第一要务。
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这是我们的目标，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和平？什么样的状态才能称为和平呢？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几千年来一个不变的话题，在人们的印象中战争与和平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承认两者对立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战争的状态即为和平。《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是这样对“和平”作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理解和平崛起，那么“和平崛起”便可以理解成：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崛起。
“和平崛起”是否等价于“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崛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推敲。至少我认为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在我看来非战争状态不是我们想要的和平状态。按第二种意义来理解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所需要的是不会发生战争的状态，而非没有发生战争的状态。“不会发生战争的状态”和“没有发生战争的状态”从字面上看虽然仅仅一次只差，但其含义这是有很大区别的。不会发生战争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种动态，即是说过去没有战争发生，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而没有发生战争则代表的是一种静态，一种表象，只能说现在没有战争但并不意味着将来战争不会爆发，通常暴风雨来临之前都是出奇的平静，表面的和平常常孕育着危机。
不进行战争并不代表我们拥有和平，蒋介石一再妥协让步，暂缓了日本入侵的脚步。虽然在1931年到1937年的六年之中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火也没有燃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精华地区，但是蒋介石的让步换来和平了吗？美军在海湾战争之后的十二年中除了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之外再没有对伊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封锁、军事威慑下伊拉克能安心建设吗？朝鲜战争之后的五十多年里朝鲜半岛再也没有爆发过战争，但是朝鲜有条件“和平崛起”吗？
和平就如爱情一样不是一厢情愿，而必须是两情相悦，维护和平需要的是双方共同的努力，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行动都可能导致和平的破坏，破坏和平需要武力。同样也需要用武力去破坏战争状态，而恢复和平状态。和平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是一个力量对等变化的动态过程，当一方力量发生变化时，而另外一方保持不动这并不叫维护和平，反而是纵容战争的爆发，这是对和平的不负责态度。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只有能够打赢战争而让对手不敢发动战争才可能获得稳固的和平，否则这样的和平都是脆弱的。特别是对于“树大招风”的世界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中国的崛起需要和平的环境，这是我们希望的，同时我们的敌人不希望的。真正的和平是需要有保障的，必须用强大的实力作为保障的，要想拥有和平的发展环境我们就必须做好用非和平手段保障中国崛起的准备。要想和平崛起就必须有战争的准备，我们不好战，却不能忘战。为什么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与美国交战，因为他随时都在备战。而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摆脱不了战争的困扰，因为中国人总是忘战。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备战则无战，而忘战则必战。毛泽东主动出击打赢的朝鲜战争而让美帝国主义悬崖勒马而不敢入侵中国，蒋介石一再退让结果引狼入室，终究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前面我已经谈了对于“和平崛起”的两种理解，一种是崛起的方式，一个是崛起的条件。其实这两者应该是和平崛起的两个要素而不应该孤立开来看的。按数学上排列组合的方法，我们可以列出四种情况：1、在和平的环境里用和平的方式崛起；2、在和平的环境里用非和平的方式崛起；3、在非和平的环境里用和平的方式崛起；4、在非和平的环境里用非和平的方式崛起。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和平环境是指战争不会爆发，至少是在崛起所需的时间之内；而非和平环境则包括存在严重战争威胁或处于战争状态。
从以上四种情况来看，第一种情况是最理想的，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古代中国国力强盛、军队强大，在东亚地区首屈一指，实力之强是人和周边国家所不可比拟的，超强的实力让中国的对手望而却步不敢轻易与中国交战。面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又采取了和平的发展方式，自力更生而没有走向扩张和侵略。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他们在工业革命之后，通过征服和扩张，大肆掠夺别国资源和财富而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种情况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这点中国人是深有体会，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命运，戊戌变法也没能实现中国的复兴，1927到1937“黄金十年”的建设成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下也毁于一旦。第四种情况虽然不可能直接实现国家之崛起，但是动用非和平的手段可以改变非和平的状态而为崛起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来说不会选择第二种情况，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选择第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用和平的方式在和平的环境里崛起当然成为了我们的最佳选择。愿望是美好的，中国过去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但是过去毕竟只能代表过去，过去中国如同当今美国一样具有超强的实力，现在有吗？过去中国人不用担心外敌入侵而可以高枕无忧，而现在行吗？中国虽然现在没有战争，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战争的威胁，也并不代表在我们为崛起而努力的过程中不会遭遇战争。时代不同了，情况也变了，我们不能总是用静止的眼光去看问题，过去能行的现在不一定能行了。我们争取最优的情况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用非和平的方式去改变非和平的环境，而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辙一味追求和平而最终不但没实现和平，而没有实现崛起这个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