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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岂无翻海鲸---记虎穴中的南京党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

(2010-01-11 10:45:49) 下一个
 南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这一天——1949年4月24日,清晨7时,我第8兵团35军军部门口,哨兵们拦住了一个旗袍素装的中年妇女,她说马上要见到何克希政委。带哨的排长搞不清这位指名要见军政委的妇女为何等人物,只得速去通报。

  不长的时间,军政委何克希小跑着赶过来,老远就惊喜地呼喊着:“修良,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是呀,我们终于胜利了!”这时,他们完全忘记了中国男女之间只能握手、不能拥抱的习惯,情不自禁激动至极地拥抱在一起……

  何克希将陈修良迎进“励志社”大楼。1个多小时以后,军部开出两辆吉普车,由警卫连长带一个班,护送陈修良前往寓所取东西。当吉普车停在华德电料公司的门口时,人们惊讶地获知:这个平日不善言词、总是爱和人们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书记!凡是认识“张太太”的人,无不喷喷称奇:共产党真厉害!这样的人竟然是市委书记,竟然安稳地藏了3年,把南京闹得天翻地覆!

虎穴藏身

  春雨潇潇的1946年3月,时为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的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中央的任命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进行传达。谭在江苏淮安的一处农舍里约见陈修良。面对当时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协议、全国内战一触即发的极为严重的局面,谭震林谈话的重点是地下市委如何站稳脚跟、保障安全,然后开展有效斗争这一问题上,并直言不讳地讲到了这方面的巨大困难。

  作为华中分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陈修良何尝不明了南京的敌方情况!那是名副其实的虎穴之地!地下党掌握的情况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国都”的特务统治,到了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程度。全市的96万余人口当中,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的机关人员就占了11万多,其中专职特工有9700余人。不管白天黑夜,哪条街道上都找得出三五个化了装的军警特务。正是在这样一座用刺刀围箍而成的白色都市里,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8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在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南京城的一段时间里,全市找不出一两名地下党员。到目前为止,整个南京虽然有220名分布在各个方面的党员,但在这样一座到处是眈眈之眼的虎穴里,作为一名市委书记,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一场个人以及整个组织的灭顶之灾。

  谭震林望着陷入思虑的陈修良,关切地问了一句:“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

  陈修良抬起头,语气是那么平淡,恬静地回道:“分局要求我什么时候动身?”

虎口拔牙

  如果说光是隐蔽身份而不活动、不展开谍工斗争,这 样的虎穴生涯就毫无意义。陈修良当然不是这样,她时 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与地下党的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指挥市委各部门见缝插针地与敌人展开战斗。一 架由220多个“螺钉零件”组成的特殊机器,在她的运筹下 进行着运转。

  地下市委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 敌方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义投向人民。 为此,市委设有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前者由卢伯 明负责,后者以陈修良的小叔子沙文威为首。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 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 近因祸得福而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 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她 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沙核实清楚。不几天,沙文威回 告说:这两个名字同是一个人,他就是1929年“诸暨暴动” 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汪后来 混进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 的军需处长,最近又阴差阳错升迁为副署长。他与我党 失去联系已经12年了。更为凑巧的是,当年曾是宁波市 学联主席的沙文威,与汪维恒有一面之识。陈修良听后 大为振奋,指示沙文威亲自与汪会面,争取重新接上关 系。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下关的一家餐馆就餐,便 和他在那儿“巧遇”上了。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沙 文威婉转地问起“汪先生还愿不愿为‘家里’做些事”时, 汪动情地回道:“愿意,怎么不愿意?”

  汪维恒的抽屉里、柜子里,到处有我党我军急需的各 种绝密情报。他向我党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 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 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 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 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 其后,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 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 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 央军委和社会部。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 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 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 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 我们还要翔实?”

  作为地下市委的书记,陈修良特别重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过问每项事情的进展。不过,行动干将还是沙文威。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策委”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陈修良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

  首先把策反目标选定在国民党南京空军轰炸大队飞行员俞渤身上的,是年轻的地下党员林诚。他的公开身份是空军第四医院的航空医官,其职责是为南京大校机场提供医疗服务。中尉医官为人爽朗热忱,机场的飞行员们爱和他在一起。林诚带着观察对方内心世界的眼光与这些“空中骄子”相处,在频繁而又真诚的接触中打通了上尉飞行员俞渤的思想。俞渤对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大打内战的政策感到厌恶,亦对国民党污浊腐败的政治风气灰心丧气。尤其人民解放军攻占锦州之后他认定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痛心于以B24这样先进的空中打击武器残杀中国人。他在与林诚的多次交谈中表示愿意飞到“那边”去。林诚根据他的心态,进行了循序渐进的争取,让他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还把机组的4个伙伴争取过来了。不过,他向林诚提出要求,能够在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林诚不禁犯难了,把问题反映到沙文威那里。沙不能决断,报告到市委。陈修良稍经思考,说道:“人家同意起义,就是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经受了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的?”市委书记的一番话,让俞渤等人吃下了定心丸。陈修良又对沙文威指示说:“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大胆中不忘谨慎,周密中不乏灵活。”这是市委书记的指示。
  俞渤等人的起义计划得到市委批准后,于1948年12月16日晚9时,与已是中共党员的同机组郝桂桥、周作舟等4人,从南京大校机场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B24---514号轰炸机,绕到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3颗吨级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当晚11时,飞机在石家庄市我军机场降落。不到天亮,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按中央军委会指令赶到石家庄,慰问第一批驾机起义的俞渤等5人。罗在交谈中告诉俞渤他们:由于夜间难以判断,加上坐标误差,3颗巨型炸弹落在了南京的燕子矶,虽然没有炸中总统府,但把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吓得不轻,蒋为此气得当场吐血,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

  上午8时整,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中央对首次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取得成功,表示祝贺。

  陈修良没有为这次成功感到满足,她和沙文威等一批红色谍工,将下一步的策反目标,选在了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军舰——巡洋舰重庆号上。

  把国民党海军中影响力最大的“重庆号”争取过来,不单是南京市委想到了的事,中共南方局、上海局大场区委等,也都不约而同地打上了“重庆号”的主意。差不多与此同时,有我党6个方面的地下组织,像尖刀一样插上了该舰。作为其中的第二大策反力量的南京市委,掌握着以蒋树德、王继挺为首的“起义秘密小组”,这个小组已经联络好赞成起义的官兵21人。

  最早敏锐发现并立即紧紧掌握蒋树德、王继挺这条线索的,是陈修良。辽东战役结束后,“重庆号”舰上的蒋树德、王继挺等人,时常私下商议起义投向人民一边。蒋树德从他的朋友、已被“伏波号”舰开除军籍的少尉军官王淇那里得知,他有个兄弟很可能是共产党。蒋便拜托他找一下这个兄弟。王淇在与兄弟见了面后,吐露了蒋树德等人的有关情况。这个果然是地下党员的王兄弟,便向陈修良作了汇报。市委书记立时敏锐地意识到内中的重要性,要他抓住王淇这条线索不可放松。之后,陈修良两次秘密约见了王淇,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起义决心。在这种情状下,陈修良叫来沙文威与王淇见面,将其移交给“策委”。王淇受命后即去上海活动,与蒋树德、王继挺接上了头,“重庆号”上的“起义秘密小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949年2月25日,这个小组与中共上海局策动的起义力量“士兵解放委员会”联合行动,扣押了舰上的反动军官,把舰长邓兆祥争取过来。原来就有起义思想基础的邓兆祥,指挥军舰改变航向,摆脱青岛美军海军基地的控制。军舰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于3月4日抵达葫芦岛,受到在此等待的巾共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和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以及数千军民的热烈欢迎。

  同年3月14日,国民党空军对?白在葫芦岛海面的“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邓兆祥与“秘密小组”、“七委会”经过商议,决定撤出人员后放水沉舰。

  国民党最大的军舰沉没了,但中共谍工们法力无边的策反活动,使得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每每想起便心惊肉跳。他们决然没有想到,南京华德电料行那个沉静寡言、只爱搓麻将的“张太太”就是这些红色谍工们的幕后指挥者。

  当“重庆号”巡洋舰鸣着汽笛驶向解放区以后不久,陈修良和沙文威等,又把“铁钳”伸向蒋介石的又一颗“虎牙”上——策反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

  选定王宴清这样在军界很有影响力的中将师长为策反对象,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胆举动,这是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又名李益之)锁定的目标。陆平向“策委”汇报说:他有个湖南同乡邓吴明先生,是王宴清的母舅。邓昊明系农工民主党的重要成员,年轻时参加过五四运动,一贯同情、支持我党。他的大儿子早已到延安去了,女儿也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与陆平是初中同学。因为这层关系,陆平随她多次去过王宴清家。陆平谈到:经过他们观察了解,王宴清为人豪爽,胸怀正义,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甚为不满,痛恨地方上的污吏。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只要攻心得当,策动这支御林军的倒戈不是没有可能的。

  根据陆平的汇报,陈修良与刘峰、沙文威等人,对王宴清的情况作过3次认真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认为策反王宴清虽然存在着很大风险,但成功后的影响是重大的,这个险值得一冒,决定由陆平先动员邓昊明先生出面试,然后视情况再定。陆平做通邓昊明的思想后,由邓带着他,以湖南同乡的名义经常出入王宴清家,渐渐地与王妻李君素熟悉了。两个月后,王宴清已经意识到陆平是共产党派来“统战”自己的,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在淮海、平津战场上惨败的时局,让这个御林军头领不得不对起义之事有所考虑。而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

  陈修良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对沙文威指示,加紧对王宴清进行针对性的攻心战术,及时地把邓吴明搬了出来。

  得到市委具体指示的陆平,立即付诸行动。在一次家宴上,邓老先生对外甥几乎是泣血陈词:“………忠于某一个人,只是个人小事,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才是大节大忠。像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反动首脑,根本不值得愚忠!”老舅父的这一番忠告,对推动王宴清下定起义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不久,王宴清提出要与我地下党“相当负责”的人士晤面一次。陈修良接到沙文威的报告,指定由沙以“策委书记”身份只身前去,见了王宴清后将若干情况落实好。在非常稳妥、安全的基础上,陈修良亲自出面,与王宴清进行了一次恳谈。警卫师师长在见到陈修良的最初几分钟,望着这
个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无一点张扬的中年妇女,心里摸不透对方为何等人物,只知道其职务比沙文威“还更负责”。当陈修良与之谈了十几分钟后,王宴清才于心中认定:她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陈修良与王宴清的晤面,对首都警卫师师长的倒戈起义,起到了最后下定决心的作用。
  陈修良赶紧派人沟通了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联系,报告王宴清师准备起义的情况,陈毅司令员作了具体的指示。陈修良指示陆平与另派去的地下党员白沙,协助王宴清制定了起义计划。1949年4月中旬,王宴清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指挥警卫师其中的两个团举义过江(另一个团正在南京执勤,来不及调动)。这支起义部队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追击,损失严重,在军事上作用不那么大,但对瓦解国民党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反动军政头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眼看着自己的又一颗“虎牙”被共产党生生地拔掉,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痛彻肺腑,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张耀明曾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首都的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虎门洞开

  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帷幕降下以后,攻取“国都”南京和全国的解放,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了。陈修良与刘峰等人分析到:南京关押着大批的“政治犯”,国民党在其反动政权崩溃之际,势必对这些人进行屠杀。因此,抢在敌人动手之前,营救被敌人关押的党内同志,已成为中共南京市委诸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地下市委所辖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成员沙轶因,其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司法部的一个司长,能否在他身上打主意,通过他救出一批同志?陈修良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她很快地约见了沙轶因,谈了自己的看法,指示沙轶因迅速地说服姐姐沙溯因,共同向杨兆龙发起“攻势”。

  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将已去的惨局,杨兆龙不能不有所考虑,初步答应疏通有关人员和部门,保释一批由“对方”开具名单的“政治犯”。

  就在这时候,出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鉴于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一职空缺,签署命令,任命杨兆龙行代理职权。

  陈修良得讯,立即以电话召来沙轶因,指示沙氏姐妹加大对杨兆龙的攻心力度,让他出面利用当前的有利时局敦促李宗仁释放全国的“政治犯”。在沙氏姐妹强有力的“攻势”面前,杨兆龙终于抛弃顾虑,要求与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主要负责者”面谈一次,视共产党方面的“承诺”情况再定。

  陈修良派出市委副书记刘峰,由“策委”成员白河陪同与杨兆龙晤面。二人通过向杨兆龙一整夜的晓以大义,终于使他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杨经过一番精心安排,赴广州面见了李宗仁。他以“取信于民,有利和谈”为前提,积极劝李释放在押的部分“政治犯”。李宗仁听话听音,也意识到蒋介石欠下共产党的债,自己没有必要替他死背着,不如卖个顺水人情,共产党也会领情的,于是答复说可以考虑,视方案再定。

  情况反馈到陈修良那里,她立即指示沙氏姐妹加紧动作,争取得到李宗仁签署“释犯”的命令。杨兆龙再次来到广州,先运动好孙科等相关人士,有理有节地直逼李宗仁。这位代总统鉴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于1949年4月5日签发了在全国释放在押“政治犯”的命令。作为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杨兆龙,立即积极有序地展开工作。随着最高检察署“释犯”的执行方案出台,4月9日起,关押在南京几处监狱的大批“政治犯”,陆续走出监狱的铁门,这里面有为数众多的我党干部,许多同志迅速地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待到4月20日,国民党决计放弃南京,准备来一次“清狱”时,南京的监狱已是十室九空了。

  杨兆龙在中共南京市委的引导和辅助下,为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建国后,这位原国民党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在东吴大学任政法系主任,是南京市政协的常务委员。

  自1949年2月起,常在华德电料行与人打麻将的“张太太”,心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特别是南京的国民党警察系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的巢穴?为此,陈修良多次召开市委的紧急会议,听取众人的意见,制定切实措施。

  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南京市委增设了“警察运动委 员会”,调集精干力量充实其中。南京国民党的警察有一 大部分来自重庆、贵阳、河南及南京的初高中毕业生,生 活待遇低,普遍对现实不满,多数人是可以分化瓦解的。 陈修良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要求“警运委”抓住一切机 会,派人打入到各个警察分局,展开组织警员迎接南京 解放的工作。

  国民党南京警察厅下辖13个分局。在中共南京市委 “警运委”的切实努力下,各个警察分局都有了地下党的 活动人员。党员袁有秋等人,首先暗中争取了市东区警 察局副局长周春萱,通过他掌握了一批愿意弃暗投明的 警察。地下党员杨辉等人,把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 个地段的警察所控制住了,让他们维护国民党中央广播 电台、自来水厂、西门外大桥等机关和设施的安全。在下 关区,地下党员林大宗等人,也把警察分局的实权人物 争取过来了,掌握住水上警察局的5艘巡艇,并与下关码 头、发电厂的地下党小组互相配合,共同制定了保护发 电厂、火车站、轮渡码头、栈桥等设施的计划。

  与此同时,陈修良布置市委铺开了组织群众维护治 安、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各个地下党组织卓有 成效的组织下,许多工厂、学校、民众团体,都成立了应 变委员会或维持委员会,建立起了纠察队、巡逻队,日夜 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连国民党的一些大机关也不例外,秘密建立了“应变委员会”。陈修良在听汇报时了解到,总统府的一个留守人员掌管着府内的所有钥匙,她当即布置这个地下党小组,派人去做这个留守人员的工作,保护好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

  随着解放军渡江日期的越来越近,陈修良在市委会议上多次具体布置船只的事宜,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自从国民党当局3月下旬宣布对长江“封江”以来
,南京长江江面上的大小船只,全被严格控制,有的被迫拆除动力,有的被赶入内河,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4月23日上午,市委的秘密电台接到由上海局电台传来的解放军第35军的电报,称该军可在下午6时赶到江北浦口,要求市委准备好过江的船只。陈修良阅了电报,立即派人通知到相关的地下党组织。当天下午4时起,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的地下党组织,带领工人将“京电号”、“凌平号”运输艇、水上警察局的3艘巡艇,还有下关轮渡公司的十几艘大小机动船,开到浦口码头等候,解放军的人马一到就载着过江。至第二天凌晨3时,解放军第35军的1.5万人,全部过了江,胜利地开入城内。
  就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的前一天,敌军工兵营在下关火车站炸毁了部分设施后,又赶到老江口火车站,欲要炸毁轮渡舟桥。这座舟桥是连接市内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的工人们竭力阻止,但他们手中没有武器,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候,老江口水上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潘逸舟带着机枪手登上守望楼,向工兵营的敌军扫射。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地下党员林大宗,也带着起义的警察赶来火力援助。只奉命以炸桥为主、所携武器不多的国民党工兵营狼狈地逃走。

  南京解放了,六朝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以公允地说,就南京的解放形式而言,这座古都属于“和平解放”——并没有经过什么战斗,解放军第35军能顺利地进城,可以说,虎穴的大门是洞开着的。而打开这座虎门的,正是以地下市委为核心的党组织及数百名地下党员。对此,第二天下午率部队进入南京的解放军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赞同南京“虎门洞开,和平解放”之说。

  4月27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常委、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常委、宣传部长。至此,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陈修良也结束了她的虎穴生涯,开始了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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