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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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在苏联160;160; 奠定一生爱中国
学俄语、闹学潮
1910年4月27日，蒋经国呱呱坠地。
他的出生，使蒋家的烟火有人承继，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蒋介石母亲）、毛福梅（蒋介石原配）婆媳欣喜异常，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与宠。
毛福梅的结拜姐妹曾回忆：“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朝夕共处，喊我姨娘。他的仪表、性情都像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毫无其父童年那样的顽态’，唯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1916年，蒋经国5岁，开始在家乡启蒙。他幼年所受的教育，几乎就是其父蒋介石当年的翻版。按照作家江南的说法：“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在故纸堆里，有为人治国的指南针。”蒋经国也曾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
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蒋经国有一段时间还离开溪口镇到奉化县城入锦溪学校读书。后来，由于毛福梅舍不得蒋经国长离膝前，居然将蒋经国从县城召回，不让他去上学。这件事惹得蒋介石大发脾气，认为毛氏“妇人短见”，将耽误经国的前程。
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接经国到上海读书，虽然蒋介石此时因为南下广州，不能亲自在经国身边施教，但他对儿子学习的督促须臾未曾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到功课学业，事无巨细，一一过问。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新思潮、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强的青年学子们。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蒋经国的思想境界不断发生变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突发，蒋经国也走出课堂，参加到上海各阶层的反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而学校竟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他开除。
蒋经国气愤难平，离沪北上。经蒋介石介绍，到国民党北京元老吴稚晖所办的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他于同年8月南下革命发源地广州，探望父亲。
此时，国共两党合作正处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援中国革命，纪念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当时进步学生都以留学苏联为荣，蒋经国是热血青年，不甘落人之后。他在北京学俄语就是为赴苏留学做准备。
对于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要求，蒋介石虽不鼓励但也不持异议。当时蒋介石还是中外闻名的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的关系正处于最密切的时期，让“可教”的儿子去“世界革命的圣地”锻炼锻炼，未尝不是好事。
蒋经国到广州后，正逢黄埔军校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他便加入了这支留学队伍的行列，于1925年10月19日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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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邓小平同窗
与蒋经国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著名者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纲，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国洪、之女冯弗能等。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开始学习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课程。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
由于蒋经国的身份特殊，学习刻苦、勤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活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习刚刚2个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吸收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他所在的团小组组长，就是后来同样大名鼎鼎的邓希贤（即邓小平）。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备受瞩目。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学习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讯，群情哗然，一致通过致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其中声讨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他在声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
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很快，在苏联的各大报刊上，登出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其中写道：“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刊登了蒋经国的类似公开声明。
蒋经国此举，显然出于至诚，而非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不仅顺利过了语言关，熟练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准布尔什维克。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全文播发后，令他一时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回忆说：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功夫，他成了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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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苏联娶了两个妻子
1927年7月，鉴于蒋经国能够“划清界限”，根据他的思想状况和实际表现，苏联方面保送他进入列宁格勒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队政工干部的“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深造。学习期间，一切正常，但毕业的时候，蒋经国却遭遇麻烦。他请求回国，被拒绝；申请去苏联红军工作，再遭拒绝。后来，苏联方面干脆将其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
中共驻苏代表团一开始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的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这时候，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一次参观后，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莫斯科医院。痊愈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他被分配到电气厂当学徒，开始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
其后，蒋经国又因为在一次会议上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发生争执，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在农村改造期间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一个村子的苏维埃副主席。1931年，蒋经国还曾幸运地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
1933年，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因为工作努力，后升任副厂长。在工厂期间，蒋经国同苏联女工芬娜发生了恋情。经苏联党政机构批准，蒋经国与芬娜于1935年3月在异国他乡结成百年之好。
众所周知，蒋经国的妻子是金发碧眼的蒋方良（芬娜），但显为人知的是，蒋经国在留学苏联时，曾有过另外一位夫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档案解密，中国的研究者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蒋经国在苏联，曾和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结过婚。
1925年10月，冯玉祥的儿女也奔赴苏联留学，冯弗能当时年仅14岁。其起因是：当时苏联主要支持着中国的两股革命力量，一是南方的孙中山，另一位就是“西北王”冯玉祥。冯玉祥因此与苏联的关系很不错，冯玉祥本人也于1926年5月至8月，到苏联考察了两个多月，随后将自己的几个儿女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统统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当地姑娘谈恋爱是一种风气，但蒋经国一开始对俄罗斯少女没什么兴趣，他认定了冯弗能，紧追不舍。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结婚、离婚都是比较容易的事，只要去“公民婚姻状况登记处”登个记就可以了。
1926年，蒋经国与冯弗能就是这样结婚的。1927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苏联和中共虽然也争取过冯，然而，冯玉祥最终还是倒向了蒋介石，并在其后采取行动，清除共产党员，并强行遣返苏联顾问，与苏交恶。
当蒋经国与父亲划清界线的时候，冯弗能却不愿与父亲反目，她坚持要回中国，并试图说服蒋经国跟着她一起走。但蒋经国不同意，于是，蒋经国只能与冯弗能脱离夫妻关系。
蒋经国为此还批评冯弗能思想有问题，他说：“她想对我加工（改造思想），我也曾对她加工。”蒋经国的第一次婚姻，因此仅维持了一年左右。
蒋经国虽然发表声明，声讨了蒋介石的叛变，但在决定和芬娜结婚之前，他还是认为，异族通婚是件大事。为此，他曾写信回去“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很是开通，爽快地回信说：“中苏联姻，为外交史上之美事，汝勿再多所顾虑。余为汝得佳妇贺……”我们现在不知道，老蒋当时的这个回复，是否考虑到蒋经国在苏联的特殊处境。
蒋经国与芬娜的新婚甜蜜持续不久，这对小夫妻就经受了连续考验。由于受苏联党内斗争的牵连，1936年9月，机械厂的苏共党委突然通知蒋经国：不再聘用蒋经国做助理厂长，他主编的报纸工作，也被取消。更令他气恼的是，就连他的候补党员身份，也被取消，苏共甚至不放心他，日夜派人监视他和芬娜的住所。
一家之主失去了职业和自由，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爱伦才刚九个月。
芬娜没有怨言，默默地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蒋经国后来在《我在苏联的日子》里记下了当时的困难情形：“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了我。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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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终于返回中国
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的王明，再次召见了蒋经国，王对蒋说：“现在中国国内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王明还要蒋经国再次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献给母亲的信》，于1936年1月发表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这封信，通过苏联新闻媒介广为传播，轰动一时。在这封信里，蒋经国还谴责了父亲抛弃母亲的“背信弃义”。
信函发表后，最为难堪者自然是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蒋经国发表“致母亲”的“反蒋公开信”后不久，又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请求批准他回国，但是，蒋经国的这一请求，未被理睬。候补党员资格被取消后，一切似乎都没了希望。
就在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突变。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内战终于停息，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对于蒋经国的能够返回，一种说法是：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苏联方面才同意让蒋经国返回中国，这是周恩来在西安面见蒋介石达成的“秘密协议”之一。
另一种说法是：从1925年到1937年的十二年间，遭蒋介石遗弃、但双方协议“离婚不离家”的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曾屡屡向蒋介石“催要”唯一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自然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自己唯一骨肉的消息，然而有段时间，蒋经国音讯皆无，生死莫辨。
因此，1936年蒋廷黼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后，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他，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并设法接儿子回国。在蒋廷黼的帮助下，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终得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女儿爱理从莫斯科启程返国。
无论哪种说法准确，3月下旬，蒋经国夫妇挥泪告别了斯夫洛斯克的芬娜的姐姐和朋友们，登上火车，经海参崴乘船返回中国。在蒋介石的安排下，蒋经国还带着妻儿回到奉化老家，拜见生母毛福梅。
对于蒋经国的归国，蒋介石的心情颇复杂。他一方面非常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另一方面，他也对蒋经国在苏联发表的那些过激言论，颇难见谅。因为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生活长达12年，又曾是共产党员，蒋介石不能不怀有戒心，严加防范，绝对禁止他再与任何左派人士接触。
传说，蒋经国由上海至南京拜见蒋介石、宋美龄时，蒋介石曾有意冷落蒋经国，让他苦等了两个星期。后来经陈布雷进言缓解，蒋介石才传谕召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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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厚儿子重返父母怀抱
蒋介石问蒋经国归国的打算，蒋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蒋介石吩咐，先拜见宋美龄，然后回溪口去见生母，休息调整一番，然后再谈工作，来日方长。
蒋经国深知，“中国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与微妙之处，只能违背自己的诺言（反对父亲抛弃母亲），服从父命，先去拜认了宋美龄“妈妈”，以讨蒋介石、宋美龄的欢心。
蒋介石见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也异常高兴，当即为洋儿媳取中文名“芳”。同时，按蒋氏谱系，为孙子爱伦取名孝文，为孙女爱理取名孝章。对于蒋经国的恭敬态度，宋美龄也颇满意，她送给蒋经国10万元巨款作为“认母”的见面礼。
1937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27岁生日，他挑选这一天，由南京经杭州携妻挈子返归溪口，与母亲团聚。
这一天的溪口，热闹异常。街上人来人往，标语横额、工商界人士做的红条纸旗随处可见，丰镐房内更是喜庆盈门。下午2时，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载着蒋经国夫妇、爱伦等4人由西驶来，在欢迎人群的口号和鞭炮声中，停在丰镐房大门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长辈在门外迎候。
因为经国离家日久，为了试试他的眼力，家人决定将蒋经国母子相会的地点放在客厅。客厅里坐着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妇女，她们是：毛氏、姚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
在亲友们的簇拥下，蒋经国、芬娜、爱伦、爱理走向客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此时的蒋经国，一眼望见亲娘坐于客厅正中，便急步踏上，抱住母亲双膝，跪下放声大哭！芬娜和爱伦、爱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哪里还能忍住十二年的思念，母子遂抱头痛哭！
一时间哭声震天，凄楚异常。在众人的劝说下，久别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声。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返乡第三天，蒋经国遵循溪口乡俗，在母亲的主持下，补办了他和芬娜的中国式婚礼。
蒋介石让自己的嫡亲儿子蒋经国在溪口“隐居”，可谓用心良苦。
其一，他担心蒋经国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两人如果经常在一起，势必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其二，让蒋经国回家乡，既可缓和儿子和宋美龄的矛盾，同时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边尽孝，去抚慰那被蒋介石遗弃多年的发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
其三，更为重要的一层意义，是溪口老家环境安静、稳定，变化不多，利于经过12年共产党教育和马克思主义陶冶，“中毒已深”的蒋经国“洗心革面”，修身养性。要知道，蒋介石对于自己的结拜兄弟张学良，也是一度扣留在溪口，让其进行反省的。
因此，蒋经国回乡补办完婚礼后，就奉父命携妻子儿女，住进溪口的“小洋房”别墅，除就近探望至亲好友以外，每日深居书房，闭门读书。当然，他还要经常给父亲写信，汇报自己“思想改造”的进程……
十几年的留苏生活，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27岁的成熟青年，蒋经国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苏联度过的。学校、部队、工厂、农村，各种经历，他都亲身体验过。他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磨难，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不曾释怀。
有道是：爱恨情仇在苏联，奠定一生爱中国。那些抹不去的留苏记忆，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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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在苏联160;160; 奠定一生爱中国
学俄语、闹学潮
1910年4月27日，蒋经国呱呱坠地。
他的出生，使蒋家的烟火有人承继，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蒋介石母亲）、毛福梅（蒋介石原配）婆媳欣喜异常，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与宠。
毛福梅的结拜姐妹曾回忆：“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朝夕共处，喊我姨娘。他的仪表、性情都像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毫无其父童年那样的顽态’，唯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1916年，蒋经国5岁，开始在家乡启蒙。他幼年所受的教育，几乎就是其父蒋介石当年的翻版。按照作家江南的说法：“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在故纸堆里，有为人治国的指南针。”蒋经国也曾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
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蒋经国有一段时间还离开溪口镇到奉化县城入锦溪学校读书。后来，由于毛福梅舍不得蒋经国长离膝前，居然将蒋经国从县城召回，不让他去上学。这件事惹得蒋介石大发脾气，认为毛氏“妇人短见”，将耽误经国的前程。
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接经国到上海读书，虽然蒋介石此时因为南下广州，不能亲自在经国身边施教，但他对儿子学习的督促须臾未曾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到功课学业，事无巨细，一一过问。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新思潮、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强的青年学子们。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蒋经国的思想境界不断发生变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突发，蒋经国也走出课堂，参加到上海各阶层的反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而学校竟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他开除。
蒋经国气愤难平，离沪北上。经蒋介石介绍，到国民党北京元老吴稚晖所办的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他于同年8月南下革命发源地广州，探望父亲。
此时，国共两党合作正处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援中国革命，纪念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当时进步学生都以留学苏联为荣，蒋经国是热血青年，不甘落人之后。他在北京学俄语就是为赴苏留学做准备。
对于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要求，蒋介石虽不鼓励但也不持异议。当时蒋介石还是中外闻名的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的关系正处于最密切的时期，让“可教”的儿子去“世界革命的圣地”锻炼锻炼，未尝不是好事。
蒋经国到广州后，正逢黄埔军校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他便加入了这支留学队伍的行列，于1925年10月19日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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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邓小平同窗
与蒋经国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著名者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纲，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国洪、之女冯弗能等。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开始学习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课程。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
由于蒋经国的身份特殊，学习刻苦、勤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活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习刚刚2个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吸收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他所在的团小组组长，就是后来同样大名鼎鼎的邓希贤（即邓小平）。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备受瞩目。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学习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讯，群情哗然，一致通过致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其中声讨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他在声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
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很快，在苏联的各大报刊上，登出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其中写道：“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刊登了蒋经国的类似公开声明。
蒋经国此举，显然出于至诚，而非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不仅顺利过了语言关，熟练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名合格的共青团员、准布尔什维克。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全文播发后，令他一时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回忆说：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功夫，他成了名人。
160;
他在苏联娶了两个妻子
1927年7月，鉴于蒋经国能够“划清界限”，根据他的思想状况和实际表现，苏联方面保送他进入列宁格勒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队政工干部的“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深造。学习期间，一切正常，但毕业的时候，蒋经国却遭遇麻烦。他请求回国，被拒绝；申请去苏联红军工作，再遭拒绝。后来，苏联方面干脆将其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
中共驻苏代表团一开始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的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这时候，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一次参观后，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莫斯科医院。痊愈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他被分配到电气厂当学徒，开始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
其后，蒋经国又因为在一次会议上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发生争执，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在农村改造期间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一个村子的苏维埃副主席。1931年，蒋经国还曾幸运地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
1933年，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因为工作努力，后升任副厂长。在工厂期间，蒋经国同苏联女工芬娜发生了恋情。经苏联党政机构批准，蒋经国与芬娜于1935年3月在异国他乡结成百年之好。
众所周知，蒋经国的妻子是金发碧眼的蒋方良（芬娜），但显为人知的是，蒋经国在留学苏联时，曾有过另外一位夫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档案解密，中国的研究者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蒋经国在苏联，曾和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结过婚。
1925年10月，冯玉祥的儿女也奔赴苏联留学，冯弗能当时年仅14岁。其起因是：当时苏联主要支持着中国的两股革命力量，一是南方的孙中山，另一位就是“西北王”冯玉祥。冯玉祥因此与苏联的关系很不错，冯玉祥本人也于1926年5月至8月，到苏联考察了两个多月，随后将自己的几个儿女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统统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当地姑娘谈恋爱是一种风气，但蒋经国一开始对俄罗斯少女没什么兴趣，他认定了冯弗能，紧追不舍。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结婚、离婚都是比较容易的事，只要去“公民婚姻状况登记处”登个记就可以了。
1926年，蒋经国与冯弗能就是这样结婚的。1927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苏联和中共虽然也争取过冯，然而，冯玉祥最终还是倒向了蒋介石，并在其后采取行动，清除共产党员，并强行遣返苏联顾问，与苏交恶。
当蒋经国与父亲划清界线的时候，冯弗能却不愿与父亲反目，她坚持要回中国，并试图说服蒋经国跟着她一起走。但蒋经国不同意，于是，蒋经国只能与冯弗能脱离夫妻关系。
蒋经国为此还批评冯弗能思想有问题，他说：“她想对我加工（改造思想），我也曾对她加工。”蒋经国的第一次婚姻，因此仅维持了一年左右。
蒋经国虽然发表声明，声讨了蒋介石的叛变，但在决定和芬娜结婚之前，他还是认为，异族通婚是件大事。为此，他曾写信回去“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很是开通，爽快地回信说：“中苏联姻，为外交史上之美事，汝勿再多所顾虑。余为汝得佳妇贺……”我们现在不知道，老蒋当时的这个回复，是否考虑到蒋经国在苏联的特殊处境。
蒋经国与芬娜的新婚甜蜜持续不久，这对小夫妻就经受了连续考验。由于受苏联党内斗争的牵连，1936年9月，机械厂的苏共党委突然通知蒋经国：不再聘用蒋经国做助理厂长，他主编的报纸工作，也被取消。更令他气恼的是，就连他的候补党员身份，也被取消，苏共甚至不放心他，日夜派人监视他和芬娜的住所。
一家之主失去了职业和自由，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爱伦才刚九个月。
芬娜没有怨言，默默地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蒋经国后来在《我在苏联的日子》里记下了当时的困难情形：“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了我。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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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终于返回中国
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的王明，再次召见了蒋经国，王对蒋说：“现在中国国内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王明还要蒋经国再次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献给母亲的信》，于1936年1月发表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这封信，通过苏联新闻媒介广为传播，轰动一时。在这封信里，蒋经国还谴责了父亲抛弃母亲的“背信弃义”。
信函发表后，最为难堪者自然是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蒋经国发表“致母亲”的“反蒋公开信”后不久，又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请求批准他回国，但是，蒋经国的这一请求，未被理睬。候补党员资格被取消后，一切似乎都没了希望。
就在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突变。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内战终于停息，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对于蒋经国的能够返回，一种说法是：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苏联方面才同意让蒋经国返回中国，这是周恩来在西安面见蒋介石达成的“秘密协议”之一。
另一种说法是：从1925年到1937年的十二年间，遭蒋介石遗弃、但双方协议“离婚不离家”的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曾屡屡向蒋介石“催要”唯一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自然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自己唯一骨肉的消息，然而有段时间，蒋经国音讯皆无，生死莫辨。
因此，1936年蒋廷黼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后，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他，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并设法接儿子回国。在蒋廷黼的帮助下，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终得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女儿爱理从莫斯科启程返国。
无论哪种说法准确，3月下旬，蒋经国夫妇挥泪告别了斯夫洛斯克的芬娜的姐姐和朋友们，登上火车，经海参崴乘船返回中国。在蒋介石的安排下，蒋经国还带着妻儿回到奉化老家，拜见生母毛福梅。
对于蒋经国的归国，蒋介石的心情颇复杂。他一方面非常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另一方面，他也对蒋经国在苏联发表的那些过激言论，颇难见谅。因为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生活长达12年，又曾是共产党员，蒋介石不能不怀有戒心，严加防范，绝对禁止他再与任何左派人士接触。
传说，蒋经国由上海至南京拜见蒋介石、宋美龄时，蒋介石曾有意冷落蒋经国，让他苦等了两个星期。后来经陈布雷进言缓解，蒋介石才传谕召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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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厚儿子重返父母怀抱
蒋介石问蒋经国归国的打算，蒋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蒋介石吩咐，先拜见宋美龄，然后回溪口去见生母，休息调整一番，然后再谈工作，来日方长。
蒋经国深知，“中国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与微妙之处，只能违背自己的诺言（反对父亲抛弃母亲），服从父命，先去拜认了宋美龄“妈妈”，以讨蒋介石、宋美龄的欢心。
蒋介石见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也异常高兴，当即为洋儿媳取中文名“芳”。同时，按蒋氏谱系，为孙子爱伦取名孝文，为孙女爱理取名孝章。对于蒋经国的恭敬态度，宋美龄也颇满意，她送给蒋经国10万元巨款作为“认母”的见面礼。
1937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27岁生日，他挑选这一天，由南京经杭州携妻挈子返归溪口，与母亲团聚。
这一天的溪口，热闹异常。街上人来人往，标语横额、工商界人士做的红条纸旗随处可见，丰镐房内更是喜庆盈门。下午2时，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载着蒋经国夫妇、爱伦等4人由西驶来，在欢迎人群的口号和鞭炮声中，停在丰镐房大门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长辈在门外迎候。
因为经国离家日久，为了试试他的眼力，家人决定将蒋经国母子相会的地点放在客厅。客厅里坐着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妇女，她们是：毛氏、姚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
在亲友们的簇拥下，蒋经国、芬娜、爱伦、爱理走向客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此时的蒋经国，一眼望见亲娘坐于客厅正中，便急步踏上，抱住母亲双膝，跪下放声大哭！芬娜和爱伦、爱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哪里还能忍住十二年的思念，母子遂抱头痛哭！
一时间哭声震天，凄楚异常。在众人的劝说下，久别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声。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返乡第三天，蒋经国遵循溪口乡俗，在母亲的主持下，补办了他和芬娜的中国式婚礼。
蒋介石让自己的嫡亲儿子蒋经国在溪口“隐居”，可谓用心良苦。
其一，他担心蒋经国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两人如果经常在一起，势必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其二，让蒋经国回家乡，既可缓和儿子和宋美龄的矛盾，同时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边尽孝，去抚慰那被蒋介石遗弃多年的发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
其三，更为重要的一层意义，是溪口老家环境安静、稳定，变化不多，利于经过12年共产党教育和马克思主义陶冶，“中毒已深”的蒋经国“洗心革面”，修身养性。要知道，蒋介石对于自己的结拜兄弟张学良，也是一度扣留在溪口，让其进行反省的。
因此，蒋经国回乡补办完婚礼后，就奉父命携妻子儿女，住进溪口的“小洋房”别墅，除就近探望至亲好友以外，每日深居书房，闭门读书。当然，他还要经常给父亲写信，汇报自己“思想改造”的进程……
十几年的留苏生活，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27岁的成熟青年，蒋经国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苏联度过的。学校、部队、工厂、农村，各种经历，他都亲身体验过。他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磨难，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不曾释怀。
有道是：爱恨情仇在苏联，奠定一生爱中国。那些抹不去的留苏记忆，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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