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梦话：苏联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从国际主义出发，从人力物力上给予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大力支援，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就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一环。抗日战期间，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英勇抵御着日寇的侵略，为中国抗日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苏联援华志愿队的组建及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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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筹建工作始于1927年。虽然中国空军有300余架各种飞机，但由于这些从法、德等国买回的飞机，质量不一、性能较差，作战能力极为有限。因此在淞沪空战和南京空战中，中国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到南京沦陷后，仅只有12架尚能修复的飞机。
中国空军遭到重创，使日军空军更加狂妄，肆无忌惮地到处轰炸中国抗日军队和人民。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极度困难之际，斯大林决定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飞行员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一项。鉴于中国战争的日益紧张，斯大林任命日加诺夫为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空军高级顾问，具体负责组建苏联空军志愿队。接受任务后，日加诺夫立即与各方面取得联系，筹划商讨志愿队的组建工作。短时间的努力卓有成效，苏联空军部队同意抽调出一批人员和装备。11月中下旬，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正式成立，共有5个航空队，即两个驱逐队、两个轻轰队和一个重型轰炸机队，主要机型是伊—15、伊—16、CB—2、CB—3和ДB—3。这些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11月底，斯大林命令志愿队立即飞往中国。由于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是中苏间的秘密商定，为不引起日军注意，苏联首批援华的200多架飞机全部由苏联空勤组驾驶，或从阿拉木图起飞，沿一条缺少机场又没有导航设施的艰难航线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飞到甘肃的兰州；或从伊尔库斯克起飞，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飞至兰州。驱逐机飞抵中国的方法更加隐秘，它们先是在苏联境内全部分解开来，由汽车运输队负责运到新疆，然后在新疆由于机械师重新将装配，再由中苏飞行员驾驶飞往兰州。随机而来的有苏联最优秀的飞机机械师和飞行人员，他们最先的任务是在兰州训练中国飞行员，帮助飞行员掌握苏联飞机性能和驾驶技术。在苏联机械师和飞行人员的耐心帮助下，中国飞行员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掌握了这批先进飞机的性能和飞行技术要领。随后，这些飞机陆续飞往南京、南昌、汉口等地，参加抗战。
1938年1月5日，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驱逐、轰炸等四个大队飞抵中国。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援华，大大增加了中国空军力量，到2月下旬，中国飞机总数增至217架，按当时中国空军员额，差不多可以达到每人一架。
当时据陈纳德回忆：“当那些驻华的美国外交官正忙于促使美国空军人员离开中国时，苏联的空军就到中国来了。他们派来四队战斗机，两队轰炸机，装备都很完全，准备抵抗日本。”同年春，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亲自到兰州了解到苏联向中国提供了300多架飞机的事实。
随着武汉抗战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对苏联空军援助一项希望越来越迫切，5月，蒋介石亲自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密电中诉说，中国战事日益趋紧，各项物资都十分欠缺，“尤其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1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请先将所商允之轰炸机与发动机尽先借给，速运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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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蒋介石急电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一方面立即回电担保：“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所要求之飞机，当即运送”。
另一方面立即按照承诺，将组织将飞机送往中国。
武汉沦陷后，日军轰炸机就以汉口机场为基地，对重庆、成都、长沙、贵阳等中国内地城市实行灭绝人性的“无区别轰炸”，给中国后方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为了打击日军气焰，1939年6月，斯大林命令再次向中国派出由库里申科和科兹洛夫两大队长率领两个重型轰炸机大队，共装备36架ДB—3型重型轰炸机。
斯大林的这次援助，蒋介石非常感动，他在6月28日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写道：“我国对日战争已逾两年，由于苏联各族人民对中国深切同情支持，予以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使有可能进行长期的解放战争”。
其后苏联又陆续向中国派遣了几批飞机和志愿飞行员，最多时达8个飞行大队。苏联援华飞机数量近1000架（仅武汉抗战时达565架），空军志愿者达2000多人，占当时中国所有援华飞机和空军志愿者的95%以上。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历任负责人有日加诺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赫留金、布拉维申斯基等。
苏联空军志愿队主要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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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华志愿队飞抵兰州后，经过短暂的训练便迅速飞往抗日前线，与中国军民一起，共同抵御日军的侵略。为保卫南京、南昌、武汉、重庆和轰炸敌人后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7年12月1日，普罗科耶夫率领一队驱逐机联机飞抵南京，抗击日军对南京的轰炸。抵达当天，就连续5次升空，第二、三天又继续作战，3天时间击落敌机近20架。12月2日，科兹洛夫飞到达南京的第二天，就率领9架飞机编队，轰炸了停泊在上海水域的日军舰船，炸沉敌巡洋舰1艘和6艘其它舰船。这是苏联志愿军来华后取得的第一个光辉战斗。
南京沦陷后，苏联空军志愿队撤到南昌、汉口、孝感、衡阳等地。驻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有轰炸机第一大队、驱逐机第一、二大队，后增至5个大队180架飞机，参加了著名的2·18、4·29、5·31武汉大空战和2·23远袭轰炸战斗。
1938年2月18日，日军从南京、芜湖等地起飞12架重型轰炸机和26架战斗机，企图对武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空袭。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并肩迎敌，经过激烈的厮杀，共击毁日机11架（其中苏联志愿队击落5架），取得武汉空战中的首次大捷。
4月29日，日军为庆祝天长节，特派出海军航空兵精锐的佐世保第12航空大队18架轰炸机和21架战斗机，空袭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布拉戈维申斯基第一个起飞，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两个航空大队经过30分钟的联合战斗，击落日机21架（其中苏联志愿队击落12架）。
5月31日，日军再次出击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空袭武汉，布拉戈维申斯基照例是第一个升空，日机见中国早有准备，于是掉头东逃，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大队奋起追击，击落日机14架（志愿队击落8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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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空战给日本曾一度自吹自擂不可一世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 和佐世保等“霸王”机队毁灭性的打击。苏联志愿队在武汉空战期间，不仅抵御来犯之敌，而且主动出击，轰炸敌人后方。2月23日，波雷宁大尉率驻汉口8架CB—2轰炸机，飞往台湾，出敌不意轰炸了台湾松山机场，毁伤敌机近40架，烧毁驻台敌机足够用3年的汽油。7月和8月是保卫大武汉最为激烈的时间，苏联空军志愿队20多次出击，在7·16、8·3、8·18空战中，共击落日机数十架日机，给前来袭击的日本飞机以迎头痛击，同时还多次出击轰炸芜湖、安庆机场及九江等处敌机敌舰，为武汉大撤退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在保卫南昌、衡阳和柳州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主动请缨。
1937年12月22日，面对日军飞机轰炸南昌，布拉戈维申斯基立即带领志愿大队起飞迎敌，空战中，布拉戈维申斯基一举击落了大名鼎鼎的日本“空中红武士”、号称海军航空兵“四大天王”之一的潮田良平。
日本飞机见此情景，随即逃之夭夭。
2月25、26日，日机连续两天对南昌发动空袭，苏、中空军击落日机14架。
10月9日，日机夜袭衡阳机场，苏联驱逐机大队在拉赫曼诺夫的带领下，升空迎敌，击落敌机4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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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日机空袭柳州机场，利先科等架机迎击敌人，击落日机3架。
南昌、武汉、孝感相继沦陷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分驻重庆、成都、温江、桂林、柳州等地，仍然是中国空中作战的重要力量。
1939年苏普伦上校率领50架驱逐机进驻重庆机场，大大增加了重庆的防空能力。此后即使日机改为夜间偷袭，也经常遭到志愿队的重创。同时，苏联空军志愿队有时还配合中国抗日军队陆地作战，特别是南宁战役中，由于空中的有力支援，给日军以沉重地打击。
重型轰炸机大队在大队长库里申科的率领下，多次长途袭击日军已经占领的武汉。1939年8月14日，库里申科带领ДB—3远程轰炸大队，从成都起飞，去轰炸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日军飞机进行了殊死战斗，共击落6架日军由德国供给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
10月3日和14日，又两次袭击武汉日军汉口机场，共炸毁日机84架，击落日机3架，使日军在武汉地区航空部队元气大伤。
1940年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多次行动轰炸日军后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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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CB—2、ДB—3轰炸机大队，先后4次袭击敌人已经占领的南宁机场和前沿阵地，炸毁敌机数架，炸死炸伤日军人数众多。
4月3日，苏联远程重型轰炸机大队长科兹洛夫率领8个苏联机组和2个中国机组，从成都起飞袭击岳阳，炸毁敌舰一艘、火车厢两节、汽车5辆，炸死炸伤敌军近300人。
同日，CB—2、ДB—3轰炸大队7架飞机在乌瓦洛夫指挥下，从温江机场起飞，轰炸了山西运城及其机场，炸毁敌军营近80栋房屋。
4月12日，苏联空军志愿队8架重型轰炸机与中国5架飞机组成混合编队，由科兹洛夫率领袭击岳阳，炸毁敌汽艇两艘、火车站一部分、火车一列，炸死炸伤日军100多人。
4月28、29日，苏联重型轰炸机由于天气原因改变轰炸南京和运城计划，炸毁虞乡和信阳两地日军仓库。5月2日，乌瓦洛夫大队长率领5架CB—2和ДB—3轰炸机，由温江起飞，袭击了日军钟祥阵地。
永驻中苏人民心中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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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由于希特勒在苏联发动的战争，战火直接危及苏联安全，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奉命全部撤离回国，其武器装备等移交给中国空军。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苏联援华志愿队在中国战斗了3年多的时间，他们英勇作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斗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中有的成为人民英雄，凯旋故里；有的则血洒疆场，捐躯中国。然而不管他们是生是死，他们的英名永驻中苏人民心中。在中国抗战中，翱翔在中国蓝天的苏联雄鹰，既为中国抗日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他们的祖国赢得了光辉的荣誉。
古边科是其中的典型，这位苏联空军少尉，1937年5月31日空战爆发后，正在修理飞机发动机，于是他匆匆驾驶一架只有一挺机枪的飞机升空。在与日机战斗中，用这挺机枪击落一架日机。当他瞄准第二架日机时，发现子弹没有了。为使日机迫降，他开足马力，靠近日机，在与日机战斗中，他用螺旋桨对准日机机翼猛撞过去，使断翼的日机一头栽向地面，他自己却安全的返回机场。他因此荣获了中国政府的金质奖章，回国后也被苏联政府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像古边科一样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还有波雷宁、兹维列夫、布拉戈维申斯基、博罗维科夫、盖达科连、赫留金、克拉夫琴科、斯柳萨列夫、苏普伦、马尔钦科、尼古拉延科、谢利瓦诺夫、苏霍夫等13人。
在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空军中，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有217人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大队长，也有一般机械师，年龄最大的41岁，年龄最小的22岁，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安葬在武汉的有科兹洛夫、别索茨基、巴拉莫诺夫、基吉里什登、师什洛夫、马特维耶夫、斯图卡洛夫、库列申、马尔琴科夫、多尔戈夫、斯柯尔尼亚科夫、古里耶、楚里亚科夫、泰列霍夫、古罗夫等。
库里申科出生于乌克兰，1937年来华参加抗战。在战斗中他一直战斗在最前列。由此他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同情感，对日本侵略者刻骨仇恨。1939年8月14日，他率领苏联空军重型轰炸机大队，首次空袭已经被日本占领的武汉，他们将重磅炸弹暴雨般倾泻在汉口日军机场上，将机场化为一片火海，当准备返回时，突然遇到日本机群。在战斗中，库里申科沉着冷静，指挥队员歼击敌机，先后击落6架日机。然而他的飞机却被日机击中左边发动机，当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迫降于长江江面，机组其他人员均获救，唯有大队长库里申科因连日劳累，无力泅渡而被江流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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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援华志愿队在中国的英勇战斗，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解放以后，中国人民都给予了最崇高的赞扬和最真诚的致意。武汉2·18空战后，人民奔走相告，热烈欢迎凯旋的苏联空军志愿将士。中国报刊特地发表《庆祝空军空军胜利》的短评。为了纪念在武汉2·18、5·31空战殉职的将士，武汉各界曾两次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军政首脑亲临致祭，各党派、各界、各团体纷纷送花圈、挽联、锦旗等表示沉痛追悼英勇献身的空中勇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献上了花圈和挽联。
1985年，76岁高龄的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率领一批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的苏联老志愿队战士来中国参加纪念中国抗战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一行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当他们到达武汉祭扫苏联志愿队烈士墓时，这些老志愿队战士个个都流下了泪水，表示这血与火的友谊永存于中苏两国人民之间。
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电令已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要他迅速接洽苏联政府，急购2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轰炸机。第二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援助正式展开。
苏联援华飞机从新疆一线飞到兰州，再转飞各大战区，苏联支援我国的空军总部就设在兰州。当时援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援华航空运输队（主要是驱逐机），二是援华航空志愿运输队（主要是运输机）。此时，苏联还派出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和地勤人员提供技术帮助。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第一批苏联轻型轰炸机９架抵兰，至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７日，到兰飞机已有５０架，志愿人员１５０人。
之所以叫“志愿队”，是因为当时苏联政府还没有向日本正式宣战。这些飞机和人员除少部分留兰参战外，大部分陆续由兰州飞往各战区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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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甘肃是苏联援华物资运输的通道，兰州是这个通道的重镇，日本人为了阻断通道，对兰州进行了多次轰炸。在兰州空战中，虽然处于敌强我弱的困难境况，但是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不畏强暴，并肩奋起抵抗，与敌机展开拼搏，取得一次次的胜利。据不完全的统计，自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３年的空战中，中苏空军和地面炮火在甘肃上空共击落日机２６架，击伤一架。苏联志愿者也有数人英勇牺牲，今天，人们知道名字的烈士是：司切帕诺夫、雅士、古力芝、马特、伊萨耶夫等，
1938年5月30日，9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汉口机场上空，苏军立即起飞迎敌。随着两架日机冒着浓浓黑烟栽向地面，又来了近百架日机试图掩护剩下的轰炸机返航。但逃跑途中仍有14架日机被击落。苏军飞机只损失了2架。　
　　苏联志愿队飞行员安东不愿意就这么白白地放走敌人。“我紧紧地跟着这个日本人，然后瞅准时机用转动着的螺旋桨砍打它的机翼。”在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后，日机一边机翼飞了出去，机身立刻侧翻、栽向地面。安东飞机的螺旋桨也严重变形。不过他发现飞机居然还能勉强滑翔，于是放弃了弃机的打算。　就这样，安东硬是 “飘”回了基地。　
　　不久，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在一个小湖旁被发现。年轻的苏联人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撞机的尝试，他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在整个苏军援华期间，只有14人获得过这样的荣耀。　
像安东·古边科这样来华参战的苏联小伙子还有1090人，包括多名经历过西班牙战火洗礼的作战英雄。1937年11月底首批飞行员到中国后，就直接投入了南京的战斗，直到12月12日被迫飞离南京。尽管日军数倍于己，他们却总是主动出击。南京的不屈不挠，奠定了他们未来4年战斗的基调。　
黄莺、燕子、喀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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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西部边陲昆仑关，志愿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
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但在地面战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空中的胜利很难扭转大局。随着战略重镇不断被攻陷， 且战且退成了苏联飞行员的宿命，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兰州、从南昌到重庆……　
　　但苏联人是不认命的，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资本。当时在中国作战的伊-15、伊-16，是苏军的一线装备，伊-15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被苏联人称做“黄莺”。伊-16则因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而被叫做“燕子”。“黄莺”和“燕子”高低搭配，往往以少胜多，为中国空军掌握1937-1940年间的战场制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种被苏联人称为“喀秋莎”的CB轰炸机，速度比同时代的日本九六式战斗机还要快。
　装备和勇气，成就了苏联飞行员的一次壮举。
　　1938年2月23日，苏联红军节，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在台空军基地。当时台湾是日本空军的一个主要基地，松山机场上停着大批战机。指挥官留恰哥夫决定派出两批轰炸机队：一队是驻在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12架飞机；另一队是驻汉口由波留宁率领的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28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由于航程远，不得不用5500米高空直线飞行来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一直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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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此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280枚炸弹，炸毁敌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还焚毁了可供3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它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1938年初，波雷宁的飞机在一次战斗返航中出现故障，不得不降落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看着这片陌生的地区，忧心忡忡。　
不久，300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雷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这些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都露出了笑容。　
语言不通，机组人员就通过画图指导村民们把重达7吨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了出来，中国人硬是用人力把飞机移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个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在一个安静的村舍里美美地睡了一觉。他们这才知道身在芜湖，事后回忆里，这里更像是一个战时疗养所。在充分领教了苏制飞机的优越性能后，日本人有针对性地研制出新一代的零式战斗机，几次较量后，空战的主动权再一次向日军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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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吃紧，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规模逐步缩小，苏联空军志愿队也陆续回国。至10月，苏联对华物资和人员援助基本停止。特瓦利西们就这样告别了中国。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只“黄莺”和“燕子”，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100架教练机。　
　　四年中，日军损失飞机986架，舰船100多艘，日军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三位被苏联志愿队击落。当然，志愿队也献出了211条生命。　
　　特瓦利西虽然走了，但飞行员留下的所有军事设备中方已能完全掌握，并能继续给日军造成一定威慑。
不过，制空形势已大不如前，直到陈纳德率领“飞虎队”来华，当然，那都已经是后话了。　
　　以后，中苏两国关系曾经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敌对状态，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真挚的感情也因此受到过长时间的扭曲，许多两国间友好交往的历史也被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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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对历史长河中的史实揭秘影响巨大。　
　　在中国曾立下赫赫战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不如陈纳德“飞虎队”那么有名，有以下一些具体原因
是苏联空军援华战斗时，苏联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
所有志愿队处于保密状态，对外称“中国空军正义之剑大队”；
二是苏联军方频繁更换空军志愿队的领导人，也使志愿队缺少陈纳德那样一直在华作战的著名人物。　
　　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伊万诺夫，他和他的老战友们曾参观过中国境内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当看到自己战友的墓地在经历了中国文革浩劫后仍然保存完好，老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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