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雪松与音乐家郑律成的故事

　　郑律成与延安的动人歌声
　　
　　抗战时的延安，是一个歌声起伏的天地。
　　
　　唱歌，早已远远超出了文化娱乐的范畴，被我军列为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红军初创时期，教唱革命歌曲就是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延安时期，一大批音乐家来到圣地，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参加革命。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朝鲜的作曲家——郑律成。
　　
　　1918年8月13日生于朝鲜全罗南道的郑律成，父兄都是爱国者。他们目睹了自己的祖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经受了国破家亡的悲痛。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规模宏大的“三·一”独立运动，郑律成的大哥、二哥因参加这次运动而遭通缉，在朝鲜难以立足，便来到中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大哥回朝鲜秘密组织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出狱不久便病故；二哥进了云南讲武堂，后参加北伐，英勇牺牲。一直想把小儿子留在身边的母亲，历经了这些大起大落、血泪交织的生死变故，毅然把郑律成送到了战火中的中国。
　　
　　七七事变发生后，郑律成在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先生的资助下，背着小提琴和二哥留下的曼陀铃，带着《世界名曲集》，于1937年10月由上海到达延安。他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他面部棱角分明，有很强的雕塑感，肩膀甚宽，个儿适中，善于指挥数千人的大合唱，也能在联欢会上一个人引吭高歌。
　　
　　进入延安的第二年，郑律成谱出了闻名遐迩的《延安颂》。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人在抗日战争潮流冲击下，如同奔向太阳一般奔到了延安。延安的街头、旷野、延河边，山山野野，到处人如海，歌如潮。“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壮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心中奔腾!”那时，人们穿的是草鞋，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南瓜汤。可是，每个人心中对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充满了热爱，洋溢着幸福之感，而这支歌正好抒发了人们心底的这种感情。因此，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这动人的歌声。
　　
　　这首歌从延安传到各解放区，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到了东南亚。此时的郑律成，像一团滚动在圣地延安的金色火焰。这首歌歌词的作者是从厦门进入延安的才女陈淑媛(莫耶)，她是在郑律成的请求下迅速完成这首歌词的。1993年6月5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将《延安颂》定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则是郑律成为中国革命做出的更大贡献。这首歌是他和公木共同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8首歌曲中的一首，原为《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在我国新音乐运动史上，有着谱写战斗歌曲的优良传统。许多音乐家都在创作中义不容辞、不同程度的涉及音乐的军事题材。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的国歌)、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麦新的《大刀进行曲》、贺绿汀的《游击队歌》，都曾经是经久传唱的名曲。在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的解放事业中起到过激励、奋发、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然而，在军歌创作上，郑律成却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他从19岁到达延安开始，直到逝世前，从未间断过军事题材——军歌、战歌、进行曲的创作。他始终如一地讴歌人民子弟兵，其作品数量之多、体裁之广，可说是不多见的。他既是我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我国军事题材歌曲的开拓者。谱写气魄雄浑的《八路军大合唱》时，郑律成刚刚20岁。在延安，在这个时候，他还收获了自己幸福的爱情。
　　
　　绽放在延河岸边的爱情之花
　　
　　生于四川巴县的姑娘丁雪松，眉眼儿秀气，1938年初进入延安时，刚刚19岁。在女子大学，她是校友会俱乐部的主任，清晨出操，她在延河边喊口令；文娱活动，当然由她组织。这个腰扎皮带、短发拂耳的女子，自然引起了郑律成的注意。郑律成常常老远跑来，找她商量文娱方面的事情。两个人在一起谈音乐，谈身世，也谈经历。两人的出身一样贫苦，年龄也相当，谈到高兴处，两人便站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对着长河落日、塞上孤城放声高歌。郑律成听了丁雪松的歌声，称赞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中音。他哪里知道，早在重庆市的教会学校文德女中学习时，丁雪松就无师自通，学会了吹洞箫、横笛，还会弹风琴，而且开始接触西方宗教音乐，被吸收到唱诗班。想不到半年之后，她会在如此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与异国朋友一起发出这样荡人心魂的肺腑之音。
　　
　　一天，丁雪松回到自己的窑洞，眼睛忽然一亮，惊讶地看到全屋收拾一新，窗台上放着一瓶盛开的马兰花，桌上放着一本包着皮儿的书。翻开书的扉页，是《安娜·卡列尼娜》。送书人署名：郑律成。丁雪松的心怦怦直跳——她明白，是美妙的歌声、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但不知何故，郑律成忽而受到怀疑，询问、审查，神秘兮兮，没完没了。也有人反复劝说丁雪松，让她与郑律成趁早断绝往来。丁雪松回答：我宁愿永远等着他!1941年底，参加过长征的朝鲜同志、八路军炮团团长武亭来延安开会，出面作证，郑律成才得到解脱。
　　
　　郑律成与丁雪松成婚那天，周扬主持婚礼，宾客挤满了窑洞。郑律成是个好猎手，打了两只黄羊招待大伙，红红火火地热闹了半宿。
　　
　　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生活非常艰难。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郑律成卖掉了自己千里迢迢背进延安的心爱的小提琴，给女儿起名为“小提”。儿时的郑小提总是病灾不断，关于父爱的另一段回忆，可以做如下描述：母亲带工作组下乡，由父亲一个人照顾她。因她患了百日咳后身体一直很弱，后来又得了痢疾，高烧不退，人们都说这个孩子活不成了。父亲将从前方带回来的退烧药放在针管里，自己给女儿注射。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注射，终于使她退了烧，创造了奇迹。
　　
　　实际上，郑律成对其他的孩子同样有关切的爱，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获得了不少素材，写出了《绿色的祖国》、《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等优秀的儿童歌曲。后来人们谈到郑律成时总在猜想：或许正因为这种爱，他才有像孩子们一样纯真的感情，有像孩子们一样永不消减的热情。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郑律成在朝鲜工作期间，还为朝鲜人民谱写了《朝鲜人民进行曲》、《朝鲜人民游击队战歌》等，在朝鲜军民中广为流传。抗美援朝战争中，郑律成经常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十赞》(欧阳山作词)、《歌唱白云山》(刘白羽作词)等，鼓舞志愿军抗击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
　　
　　郑律成在朝鲜时，丁雪松也去了平壤。夫妻二人分别为各自的国家进行工作(丁雪松担任华侨联合会总会委员长及新华社驻平壤分社社长)，一家人事业顺遂，和平安定。到了1950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平壤建大使馆，郑、丁二人便不能不进行抉择了：夫妻之中，必须有一人加入另一方的国籍，不然，只有分手。连续几个夜晚，两人决断不下，无以成眠。中国毕竟是郑律成的第二故乡，对丁雪松与孩子，他更怕想到“割舍”二字。后经周恩来批准，郑律成加入中国国籍，夫妻二人心满意足地回到了中国。
　　
　　中国，朝鲜，两个国家的军歌出自一个音乐家之手，这位音乐家夫妻二人在根本上又分属于两个国度，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音乐家之死与丁雪松之痛
　　
　　郑律成是一个重感情的刚强汉子。刘白羽怀念他时，在1997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在纪念他时，不能不想到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那还是“四人帮”窃取部分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的时候，到像我们这样所谓“黑线人物”家里来，是冒着风险的。一个夜晚，有人敲门，门开处，我一下看到郑律成同志，我们又激动又高兴，握着手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两人都双鬓染上白霜了，他非常关切地问我身体怎么样?至于他自己，他说他身体很好，就是血压高一点。他还是那样正直，他直率地谈到“四人帮”霸占乐团，他说：“我不到他们那里去!”当时这一句铁骨铮铮的话是有千钧之重啊!不过在谈话之中，我觉得他的心情和我一样都很沉重，但我又觉得他火热的热情还是充满全身。
　　
　　乌云总有消散之日，“四人帮”终于垮台了。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度的狂欢之中!郑律成身为伟大的音乐家，其兴奋可想而知。1976年12月7日，郑律成张罗着要去打鱼，丁雪松公务在身，忙得顾不上丈夫。中午，郑律成脑血管崩裂，倒在了长风呜咽的山林之中……
　　
　　因过度兴奋而死亡，亡人也许会含笑瞑目吧，但他留给生者、留给妻子的悲恸，却不堪忍受!
　　
　　第二年的这一天，为纪念郑律成逝世一周年，以中央乐团为首的6个文艺团体举办了“郑律成作品音乐会”。那些与郑律成同饮延河水的老首长、老战友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来了，“鲁艺”、“抗大”的同志组成了“老战士合唱团”。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海德听了这个音乐会，动情地对丁雪松说：“老同志在一起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好像又恢复了战斗的青春。受过磨难的同志又被‘啊，延安’的战斗歌曲聚拢在一起，多有意义!”
　　
　　马海德很难发“郑律成”3个字的音，所以，他一直称郑律成为“啊，延安”。
　　
　　从1977年开始，几乎每一个清明节，丁雪松都要把一束鲜花放在丈夫的灵前。她静静地面对着那个已经长眠的人，默默地诉说着她真挚的爱，诉说着她心中那份沉重的歉疚：
　　
　　我这一生的确做过不少事，不管做得好不好，我知道我问心无愧。但是我惟一愧对的是我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几乎从来不理家务。我的丈夫郑律成生前就常常开玩笑说：你是我们家中的官僚主义者。我心里很清楚，如果说我这一生还做出过一点成绩的话，这和他一向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分不开的。的确，我这一生，对他，对我的孩子，真是太吝惜时间和精力了。
　　
　　每当我想到郑律成的早逝，我总是觉得自己有一份推卸不掉的责任。他长期以来患高血压症，但是我每天忙来忙去的很少关心他，我甚至不知道这种病严重时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1976年12月7日他去世的那一天，哪怕我稍微警觉一点都会注意到：他当时血压高得连脖子都红了。可我因为忙着第二天出国访问的事情，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他说他感到有些头晕，想到郊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屋外怒号的狂风里，耳边还回响着他临走时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会早些赶回来的，明天早上我要到机场去送你……”就在那一天的中午，一个告诉我他被送到昌平医院去抢救的电话打过来了。我呆愣了片刻之后，才猛然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当我赶到他身边的时候，脑溢血已使他不省人事。两个小时之后，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就令人难以置信地离我们而去了。事后友人忍不住诘问我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粗心呢?高血压病人最怕一冷一热的刺激。那天外边的气温那样低，你怎么就让他出去了呢?我只觉得自己无言以对。
　　
　　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1979年2月，丁雪松出任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人民的第一位女大使，以东方女性独有的韵致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丁雪松在荷兰600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工作，为她赢来了一个公正的评价：丁雪松是女大使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年以后，命运又给了她一次机遇：出任中国驻丹麦大使。在这个诞生过许多美丽童话的国家，丁雪松又度过了忙碌而充实的两年。离任时，丹麦最大的国际贸易公司宝隆洋行的总经理和4名副总经理全体出动为她饯行。经理们站在丁雪松面前，其意义不同于一位外交大臣对一位称职的女大使的褒奖，而是意味着一批成功男性对一位杰出女性的钦佩。总经理先生致词时如此说：丁大使把高雅的风度与职业的外交和卓越的才能结合了起来……丹麦和宝隆洋行将想念丁大使。
　　
　　人生无悔。为“大家”而献青春献血汗，她舍弃了“小家”的欢乐。丁雪松托起的，是一位无私的中国女性光彩夺目的自尊和自强。
[稿源：红网综合]
[编辑：邓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