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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副主席细致入微的关怀

(2008-02-28 17:51:05) 下一个

  于炳然很早就提出过返回延安的愿望,但未得到组织同意。1939年王明去重庆出席参政会时,于炳然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又未获同意。1940年5月,炳然托去延安的同志带一封信给刘澜波同志,也表达了返回延安的意愿。

  鉴于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于炳然与于毅夫的身份已经暴露,1940年7月初,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命令二人撤回延安。

  周副主席考虑,如果他们二人同时撤退,可能会导致“东总”的立即瘫痪。他认为炳然的条件比较好——有公开职业作掩护、无家室之累、社会关系较多,决定炳然暂缓撤退,而要于毅夫先行撤退。

  不巧那些天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无车去陕北,于毅夫暂难成行。

  而另一变化是,蒋介石将李济深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改由程潜负责;这样,炳然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公开职务,也有变化之可能。如果利用李济深的“起身炮”,设法被派遣出差,则炳然撤退就可以名正言顺,而且可能比较安全。据此,炳然向组织提出了建议。

  周恩来副主席认为炳然的考虑是对的,决定炳然先行撤退。于是,炳然给李济深写了一份签呈,要求前往东北挺进军去视察伪军反正工作。李济深批准了炳然前去视察,并让他携带副官一名、秘书一名。

  炳然把“东总”的工作,移交给陈先舟同志。

  周恩来副主席嘱咐炳然,将他在重庆的将来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全部留下。

  于是,炳然把李杜的关系介绍给于毅夫,把王芃生的关系介绍给徐仲航,把屈映光(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关系介绍给阎宝航。

  这时,炳然住在重庆南温泉青年会。一天,有个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来访。

  他说戴笠的秘书约他同去见过戴笠,戴笠曾问他:“李济深派了许多设计委员去各地,将有什么行动?”又问,“于炳然要去东北挺进军,任务是什么?”还问,“于炳然带几个人?都是什么人?”

  他说:“戴笠怀疑李济深这次派出许多设计委员,是想活动军队。而且对你这次北去,他特别注意,你要当心些!”

  对于来者,炳然虽然怀疑他与戴笠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考虑他既然能特地来通报消息,当然不会有什么歹意。

  炳然进城,约于毅夫同去了曾家岩。到南方局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报告了上述情况。

  周副主席问:“炳然,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炳然说:“可否给戴笠写封信,表示要去向他辞行,看他怎样。”

  周副主席点了点头,说:“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我估计,在重庆他不会对你怎么样。”

  第二天,炳然派人给王芃生送去一封信:

  返国之初,蒙兄介绍与戴雨农先生相识。自来渝后,迄未晤面,深以为憾。今将公出,拟往辞行;仍请一言以为介,俾不致失望为盼。

  两天后,王芃生派人送一封信来:

  明天上午十时,请径去观音岩×号,与戴先生面谈。此复。

  届时,炳然去见戴笠。侍者引他至楼上,入戴笠的会客室。戴笠仍像往常那样趋前握手,献烟献茶。

  坐定后,炳然说:“许久不见了,雨农兄近来很忙吗?”

  戴笠说:“很忙。不用说别的,我每天要写三四万字。”

  炳然心里暗笑:纯是吹牛,一个人每天最多也只能写六千字。“那一定是有什么著作了。”炳然说。

  戴笠说:“著作谈不到,写点东西。”

  炳然说:“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如果有事,我可以代办。”

  戴笠说:“没什么事;你到那里就知道了,我那里有人。你去的目的,我已经知道。你到那里之后,一定会失望的。我们都是四十左右的人了,不用说你,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我也常对他们说,在私人之间没有仇恨。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我一定帮你忙。不管你去哪里,我只有一句话,就是‘前对得起祖宗,后对得起子孙’。”

  炳然说:“这倒请你放心,于炳然无论到什么时候,总会前对得起祖宗,后对得起子孙的。”

  戴笠立刻接上说:“那就好。”

  炳然也乘势站起身来说:“那么再见吧。”

  握手后,炳然转身离开那里。

  随后,炳然去了王芃生那里,告诉他方才见过了戴笠。

  王芃生问了一下情况,然后问炳然:“怎样,不再回来了吧?”

  炳然说:“看情形,也可能在北方打游击战了。”

  王芃生说:“好哇,咱们订个密码吧,可能将来有通消息的一天。”

  炳然说:“你说吧。”

  他想了想,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用这几个字作Key(钥匙)吧。”

  炳然说:“好,我已经记住了。”

  王芃生又问:“路费预备好了吗……”

  炳然说:“一切不成问题。一两天内我就动身了,就不再来辞行了。我希望你以后常与徐仲航联系。”

  于是两人握别。

  在于炳然与王芃生之间,还有下面一些事值得一说。在重庆时,凡是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用人,或是他的战地党政委员会机要组用人时,他总是将名单先开给于炳然,要炳然研究一下这些人中有没有托派。炳然每次都把名单拿给董必武同志,经董老指示后,再把意见转告王芃生。

  另一件事是:王芃生的侄子王尔宣在安徽参加游击队,而且可能是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被新四军捉去了。王芃生求炳然到中共南方局去设法营救。炳然把这件事说与董老。过了几天,董老通知炳然:“告诉王芃生,就说王尔宣已经偷跑了。”炳然通知王芃生时,王芃生极为高兴,说:“最好,这个办法最好!”并深表感谢之意。

  还有一件事:在苏联芬兰战争时,国民党谴责苏联是帝国主义者,对芬兰进行侵略。王芃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力为苏联辩护,因此引起CC派的攻击。CC派专为此事派人去见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下了一道手谕:“以后不准王芃生署名发表文章”。同时CC派继续攻击王芃生,说他“情报误国”“擅发谬论”等等。此事使王芃生十分愤懑,他伤感地对炳然说:“抗战胜利后,人家会把我一脚踢开的。我的前途,只有到大学教书了。”

  所以这次临别时,王芃生与炳然约定电报密码,炳然丝毫不感意外。炳然甚至想到,真到了国共决裂的一天,他有可能跑来共产党地区的。

  恰就在这几天,重庆传出一条消息:与于炳然一起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又同样是被李济深派遣出去的陈希周,行至浙江与福建交界处,被特务暗杀了;他带的同行人也一起遇害。

  炳然在见过戴笠与王芃生之后,当天深夜又去了中共南方局办事处。

  这次一同商量的共五个人: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炳然报告了上述消息后,大家又研究了一下陈希周被刺的情形和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副主席说:“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所以炳然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老(林伯渠),请他多加帮助。一定要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周副主席想了想,又说:“也要考虑从重庆到西安的途中会不会暗害你。你考虑,有无这种可能?如果有可能,就不要乘西北工合(“西北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的简称——本书作者)的车走,我给你另想个办法。”

  炳然说:“不要紧,乘西北工合的车,因为熟人多,或许更安全些。”

  周副主席又说:“共产党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屁股擦干净。你既然说是去马占山军队,就去一次。将他们给你的任务完成之后,写个报告,算清了报销,回到延安再留下。派你的秘书回来办交代。不要一到延安就不北去了,免得他们又闹什么‘携款潜逃’啦、‘通缉’啦。到延安之后,住在交际处。刘澜波去看你,你再和他商量北去的事。”

  周副主席又想起一件事,说:“到西安之后,办一件事——高崇民生活已经没有办法,林老几次给钱,他都不接受。你要说服他。哪有只管工作不要生活费的道理,一定要他接受。”

  对周副主席的叮嘱,炳然一一点头应诺。此时,他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他为周副主席对干部无微不至的真切关怀而感动——无论是对他撤离的安全的关怀,还是对高崇民生活的关怀,都令他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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