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团结合作   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济深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李筱桐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我父亲李济深先生诞辰120周年。我想借这个机会，回顾和缅怀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作的历史贡献。
       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父亲一直积极主张抗日，主张团结御外，拥护和促进国共合作。父亲在中原大战中为国家统一而调解蒋桂矛盾，于1929年3月21日遭蒋介石软禁。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胡汉民自由，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10月19日恢复了父亲自由。
        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
       不久，即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这是继“九一八”之后的又一次军事挑衅，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抗日爱国运动，不仅不予援助，而且还派第五军去监视。这种倒行逆施，激起第五军官兵的义愤，他们拒不执行蒋的命令，转而与十九路军共同抗战。这时，身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父亲向蒋介石建议将张学良的东北义勇军调进关来支援十九路军，此建议取得军事委员会的通过，并派其为特使向张学良传达。但蒋介石就是不准，即使这样，十九路军还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将日军打得丢盔卸甲，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之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派到福建去“剿共”，企图使红军和十九路军两败俱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1932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他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久就离职。这时，十九路军为了救国也是为了自救，只好采取兵谏的方式，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策动各方面共同反蒋抗日。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父亲被推举为主席。1933年9月，父亲、陈铭枢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司令彭德怀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云逸为中共驻十九路军代表。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军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精诚合作，遂为蒋所乘，大兵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坚持3个月后失败了。后来，毛泽东同志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如果合作成功，中国革命也可能是另一个前途。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也使十九路军领导认识到“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抗日必须联共”这一事实。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年，先父这位在国民党中颇有威望的高级将领和举足轻重的人物，迈出公开和共产党初步合作的这一大步，在中国是有相当影响的，很有前瞻性。
        闽变失败后，事变领导人相继到了香港。周恩来代表苏维埃中央，发出了殷切希望福建事变诸领导人继续和红军合作反蒋抗日的指示，给正在酝酿继续斗争的十九路军领导人以巨大支持。
        抗日救国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5年7月，父亲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7月—1937年10月30日，简称“大同盟”)，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7月25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正式成立，会议推选李、陈、蒋、蔡、冯玉祥等12人为中央委员，父亲为主席，下设7个部，共产党员宣侠父、梅龚彬、陈希周分别担任的不管部长、宣传部长和群运部长。福建人民政府崛起之时，正是北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之日，该军总司令冯玉祥，部下有吉鸿昌、宣侠父等师长。宣侠父与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当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污蔑“赤化”而遭解散，宣侠父就南下，到父亲的家乡继续革命活动，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这些共产党员，在“大同盟”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员，主要是原十九路军的中上层骨干，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士。此外，父亲等也派人在广东、广西、上海、华北与海外各地发展组织，被吸收入盟的，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港澳同胞和华侨，有国内文教界人士，还有一些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不满、积极要求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军事活动方面，“大同盟”在黄埔学生中也发展秘密组织，并建立了一些地方武装，如在福建，就以十九路军名义，组织过“抗日军”。
        “大同盟”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时报》、《民族阵线》、《战线》等报刊，又在广州创办了《在抗战旗帜下》小型刊物，积极宣传抗日反蒋。
       赖慧鹏和黄埔同学李新俊、陈起、赖刚等人在父亲“大同盟”的影响和支持下，亦对蒋介石的投降媚外和倒行逆施，非常愤慨，共议进言。大家推赖慧鹏执笔，写了3600多字的《致蒋校长的公开信》，复经征得100多名黄埔校友同意联名，于1936年6月27日在报上发表，标题改为《黄埔军校学生百余人上书忠告蒋介石》。这封信，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两广事件和六一运动
       1936年6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公开打出抗日反蒋旗帜，这事历史上称为两广事件。蒋没有公开镇压，而是采取了分化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将李、白调出广西。在这关系桂系存亡的关头，他们汇电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父亲和蔡廷锴，想用他们的影响联合全国抗日反蒋的力量，成立统一革命武装，请父亲来领导，历史上称之为六一运动。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中心任务是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两广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还委派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云广英(化名林秀先)前往广西，在这一段时间，父亲、李宗仁通过云广英与中共有密切联系。他们多次与毛泽东通信，父亲向毛表示了“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诚意地同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9月，毛泽东还分别致函父亲、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信中明确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此时中共已将“反蒋抗日”政策改为“逼蒋抗日”。由于父亲为首的各派力量对桂系的支持，李、白不愿无条件地向蒋介石屈服，蒋也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1936年9月，蒋桂双方终于达成六项协议，表示“中央接纳李、白抗日救国建议”。另外，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盟员宣侠父的工作，张学良表示同意南下参加六一运动。这样，北方救亡运动遂由此后浪推前浪，日趋高涨。
        1936年10月，父亲接受了中共的“逼蒋抗日”的主张。虽然蒋介石曾软禁过他，通缉过他，开除过他的党籍，但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这时，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提出“组织抗日国防政府，成立全国抗日联军”，放弃了反蒋的口号。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父亲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还写了四封信，分别交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请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和冯玉祥曾上庐山和蒋介石面谈，说蒋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对峙；如蒋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蒋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父亲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为了服从抗日大局，他同意解散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国共合作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
       1939年，日本为克服战线拉得过长的不利局面，实行新的侵华政策，即以华治华，以战养战，在沦陷区培养汉奸，掠夺资源。中共也在敌后开辟大片抗日根据地，国共两军交错存在，矛盾频繁发生，造成国共两党关系比较紧张。蒋介石为了从表面上缓和与共产党的矛盾，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它不参与政权工作，只是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出建议，进行监督、宣传。一是因为父亲和共产党关系较好；二是父亲和共产党也说得上话，所以让父亲出面主持工作。父亲开始不同意，在冯玉祥等人劝告下，为团结抗战、推动民主阵营，他同意了。父亲向蒋介石提出两项条件，一是请蒋介石出任主任委员，他以副主任委员代行；二是在人事方面一定要不分党派，主张抗日的人都要用。蒋介石只好答应了父亲的条件，因而父亲得以邀请了周恩来、张友渔、梅龚彬、刘一峰等共产党员和一些爱国人士担任该会的委员，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大力支持了进步力量。当时，国共间有重要的谈判，一般中共方面以叶剑英为代表，国民党方面以何应钦为代表，父亲是中介人。1939年，蒋被迫答应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中共的参议员，每到重庆，常和父亲接触，他们有时就在机关内碰头。父亲还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表明自己的抗日观点和立场，因而招致蒋介石的忌恨，后来用别人代替了他。
       综上所述，父亲抗日的思想，从福建事变开始就是“联共抗日，全民抗战”，这点是非常突出的。在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期间，还发生一件事：蒋介石被迫抗战是在抗战初期，但是到1940年春，蒋坚持反共，蓄意制造磨擦。蒋命令卫立煌兵临晋城，准备进攻八路军。父亲及时获悉，立即派王葆真去见卫立煌，申明：“大敌当前，需要国共合作，同室操戈，必给日寇可乘之机。”卫立煌深明大义，在父亲帮助下与朱德会晤，达成了停火协议，蒋介石对此非常愤怒，将王葆真撤职，还调父亲去桂林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1943年，董必武在延安向干部介绍国民党统治区情况时曾说，李济深领导的战地党政委员会，是国民党统治区极个别的“好机构”之一，而在李济深调走之后，该委员会又成为“专门反共造谣的工具”了。董老的评价，反映了父亲领导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在坚持团结抗战，支持民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
桂林办公厅
       1940年，蒋介石将父亲调任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由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区的司令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旧四军出身的将军，蒋要借重父亲这位“老长官”居中加以调处，所以桂林办公厅管辖三、四、七、九战区，指导粤、桂、湘、赣等八个省。蒋还认为，桂林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想以此削弱父亲的力量。蒋介石还在父亲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但在这期间，父亲仍利用他的合法地位，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
       桂林办公厅是以白崇禧负责的桂林行营旧班底组成的，下设作战、情报、总务、军法四处，其中第二处舒宗鎏、第三处副处长黎任民是父亲的人。他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里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使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时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支持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立办事处；掩护宣传抗日救国的三户图书社，使其免遭查封；对宋庆龄、陈嘉庚等从海外所募集支持八路军抗日的医药物资，他力排蒋介石特务的干扰，尽快批示放行；他还出面阻止蒋介石特务对陶行知育才学校的捣乱活动。
       1941年1月，国民党右派制造皖南事变，逮捕了叶挺将军，大肆捕杀中共人员。父亲非常气愤，立即用桂林办公厅所控制的民航班机座位，秘密将中共党员张友渔、夏衍和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送到香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遭到强行撤封时，父亲应周恩来的要求，组织力量把李克农从特务包围中的办事处营救出来，并协助各种迁移工作。父亲还营救过胡志明(化名阮爱国)等越盟盟员。当时廖承志被捕，关押在顾祝同处，父亲即派人去叫顾祝同在生活上照顾好廖承志。还多次从多方面保护和照顾好叶挺的生活起居。
        父亲的种种抗日活动，当然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与忌恨，蒋介石在1943年底撤消了桂林办公厅，并将他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父亲不肯去就职。
        1944年，日本发动湖南会战，攻势迅猛，下武汉，陷长沙，攻衡阳，直接威胁整个大西南。军情十分紧急。父亲和柳亚子等人组成“长老团”进行国旗献金运动，一家一家银行、企业、商店去劝募，共得180多万元，由田汉率领慰劳队送到衡阳前线支持抗战。
保卫家乡
       桂林告急时，周恩来正在重庆，他通过共产党员胡希明去桂林，建议父亲回家乡组织自卫军。父亲回到家乡后，决心实践自己的诺言，按照中共的方法，在敌后发动群众打游击，建立抗日武装，成立了“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他还派人到桂东南一带和广东三罗地区活动，通过蔡廷锴等人，组织发动了张炎为军长的南路抗日军。当苍梧县东安乡人民响应号召组织起“东安抗日自卫队”时，父亲当即给予大力支持，派出胡希明、林炳南两人前往协助工作。这时，罗定的谭启秀、郁南的李光汉也建立了“三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李光汉是父亲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兼西江善后督办时的部属。这样，在父亲的发起和串连之下，苍梧、郁南、罗定等地抗日自治力量连成一片，大大牵制了日军的侵略行动。
       1945年初，跟随蒋介石反共卖国的邓岳和朱晖以张炎谋反为由，围剿张炎。当时，父亲正带着一批随员沿粤桂边境去做抗日工作，得知情况，立即在陆川往高州途中准备阻击邓岳、朱晖部，可惜时间上来不及了。父亲一到茂名，立即打电报营救张炎，但没有成功。在蒋介石多方破坏之下，父亲的敌后抗日活动陷入了困境中。
       正当父亲在敌后抗战不断遭到挫折的时候，中共广东省委与三罗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大力协助和支持他。1945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派出王震等三支部队南下广东，和珠江纵队、东江纵队一起发展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并要求广东临时省委派李嘉人与父亲联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由父亲组织华南民主联军的决定。
       1945年4月，父亲在罗定时，共产党员李嘉人和狄超白共同会晤了他，表达中共支持他的抗日民主主张。郁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参谋长李镇靖还介绍了郁南人民组织起来武装抗日斗争的情况。东江游击队也托李伯球带了一些黄金给父亲作为经费，并给他培训军事干部。父亲应李镇靖的邀请，取道郁南，视察了郁南抗日游击队。视察时，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谈话。他说：“不要对政府(即重庆)有幻想，要靠自己武装自卫自治。南京(即汪伪)、重庆都说我李某回乡有阴谋，我没有阴谋却有阳谋，就是在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的时候，发动民众，武装起来，抗日救亡，讨伐汪精卫，反对妥协投降。”博得千余听众热烈的欢呼。他深有感触地对李镇靖说：“你们是真正抗日的。我们西南敌后是有所作为的。”后来，华南民主联军决定反攻广州时，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
       坚持游击战这段期间，蒋介石不但多次催压父亲回重庆，还派出特务监视父亲甚至采取了暗杀的手段。广西的地方顽固势力，也在物力、人力等方面给父亲制造种种困难。父亲当时曾作诗一首抒发自己的苦闷：“舆马分驰到北流，两旁父老尽凝眸。时人哪解余心苦，惆怅将军已白头。”
       抗战期间，父亲还经历过两个考验。日本曾派(父亲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说是只要能够“合作”，就将中国华南、西南交父亲管辖，父亲当面拒绝。为了表明抗日的决心，父亲还在1942年和1944年先后送出两个儿子(沛钰和沛琼)到幼年空军学校学习，以便学成后像飞虎队一样驾机歼敌。还有一位大商人，说是只要允许他借用父亲的名义让货物从西江通过，他就可以每月送几百块大洋来，也被父亲一口回绝。父亲在抗战中曾救济过许多人，而我们家生活很简朴，时常吃一种有红有绿有黄的霉米饭，人家还以为我们把香肠切碎了蒸饭吃呢!
        纵观父亲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他主张反蒋独裁、联合共产党、武装民众起来抗战，他有崇高的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处处保有革命者的尊严，为中国最终抗日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血与火写成的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史，记录着他坚韧抗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