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市史志办公室同志：
读了贵室编的《百色市党史资料》一书，发现你们为了掩盖部分历史真相，在“文献资料”部分，却把最重要的两篇历史文件即陈豪人写给中央的《七军前委报告》（1930年）和《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年）给“精心”地抽调了。
陈豪人是百色起义中的前委书记 (1929.12—1930.5)，他亲自领导和经历了百色起义红七军创建的全过程。史学家陈欣德在推荐党史文献时，也介绍道：“陈豪人（红七军政治部主任、中共红七军前委代书记）1930年写的《七军前委报告》和1931年写的《七军工作总报告》。此两份报告也较全面、详细地叙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 陈欣德—来自新华网）而在你们书的“文献资料”部分却没被编入。
至于上文中提到陈豪人当时是红七军前委书记还是代书记的问题，应以《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为依据。
1929年12月《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
“平礼兄转前委
………
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
（平为邓小平，礼即陈昭礼即陈豪人。）
陈豪人任前委书记是上级党委任的。
陈豪人在这两份给中央报告中，关于百色起义期间主要领导人及领导班子的情况，均有详细记述：
“1、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1930年1月）中写道：
中央：
……………
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平兄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工作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前委书记陈导民”（陈导民即陈豪人）（此件中央党史馆有原件）。
“龙变”，是指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份在龙州发生的“蒙志仁叛变”，而不是指百色起义，更不是龙州起义。也就是说，邓小平在１１月份，就离开了广西百色。
陈豪人遵照上级指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此期间，陈豪人为前委书记，此时陈豪人年仅22岁。
2、起义期间红七军前委的组织情况
前委书记陈导民在1930年1月《七军前委报告》中，清楚写道：
“党的一般状况：
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手工人，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为书记。各队委书记，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导民即陈豪人）
（文中□□□为原件字迹不清）
前委的成员一目了然。
3、红七军成立时军主要领导人
①前委书记陈导民1930年1月在给中央《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在大会中，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
陈豪人在1931年3月9日“七军工作总报告”中也写道：“……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的决议。……次日（十一日）在百色，十二日在平马群众大会，并由军长，政治部主任布告就职，第七军就在这样的方式下转变成立”。
由此证明，红七军成立时，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当时没设政委岗位。
你们作为党史工作者把写党史最重要的史料删去，却大量引用所谓革命的“回忆”及自己的编造红七军成立时的主要领导人及领导班子。
更让人气愤的是你们的书中假用陈豪人的口，说什么1929年12月11日“庆祝大会隆重开始时……然后由陈豪人代表党委宣布红七军成立及其组织机构：
总指挥 李明瑞（广西人）
军长 张云逸（……）
政委 邓斌（……）
……………”（p192）
莫文骅将军回忆百色起义那天：“陈豪人代表前敌委员会讲话，宣布红七军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p55）
陆耀海同志回忆“12月11日，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诞生，当时张云逸任军长，邓斌（邓小平）任政委……”（p74）
主编李长寿同志写道：“……由陈豪人代表军部讲话，并宣布红七军机构和领导人员名单……军部领导为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p192）
陆锦仑同志也写道：“12月10日，百色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邓小平为政委……’”(p257)
这些同志所回忆的，所写的百色起义的领导班子与陈豪人当年向中央报告的完全不一致，也没有任何史料为依据，纯属编造；再说1929年我党根本没有设政委岗位，陈豪人怎么会宣布邓小平为政委呢？邓小平同志百色起义时根本不在百色，而是在上海，大家又怎么会拥护他为政委呢？我只能认为，这些同志完全是为政治目的而编造历史。
任命政委时间的考证。依据史学家陈欣德考证：“过去，史学界一向认为红七军和红八军一成立时，邓小平便担任该两军政治委员。现经考证，红七军、红八军刚成立时尚未设立政治委员。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时间应是1930年2月下旬。”（陈欣德：《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若干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1994。1期》）
1930年2月任命政委时间，百色起义已过，这些同志这么费心，无非是要掩盖百色起义期间，邓小平同志不在百色，百色起义是以陈豪人为首的领导班子在领导百色起义的历史事实。但是不要忘记历史是掩盖不住的，陈豪人的报告你们有意删去了，但我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却查到了陈豪人的两个报告的全文（《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此外，在书中极力回避陈豪人的领导作用，如百色山城保卫战竟多处把陈豪人排斥出领导班子。主编李长寿同志在写1929年中旬的百色山城保卫战的情况中介绍：“在这危及时刻，军部数十名干部战士在龚鹤村、叶季壮、袁任远等带领下……”。（p203）
陆锦仑同志也写道：“……在龚鹤村、叶季壮率领下，迅速反击敌人……”唯独把亲临战场的前委书记陈豪人排斥出领导班子。这用心何在？
而白先经主编 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 p97-98 1991.11 ）中却这样写道：“百色起义和红军建立不到一个星期，12月中旬，百色城内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趁红军主力离开百色之机，突然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并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当时，政委邓小平已去上海汇报工作，张云逸军长随主力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文职人员。当时，军领导人只有陈豪人留在百色，陈未直接指挥过战斗，情况十分危急，但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险恶的环境里，在连续不断的转战征途上，他经受住了考验，临危不惧与许卓、叶季壮等人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分别给军部直属队、机枪连、教导队下达战斗任务。由于指挥正确，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山城保卫战的胜利，显示了陈豪人这个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与胆略。”（文中提到“政委邓小平”有误，因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岗位）。
我认为，作为党史工作者撰写党史应尊重历史事实，要对历史负责的，你们却有意隐瞒历史真相，任意编造历史，这样做无助于抬高领袖的声望，却会适得其反，更会损害我党的威望。
2007.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