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按: 总体来说，点评的还不错。作者在没有看到第一手史料的情况下，作如此分析，属难能可贵，也敬佩一下。
红七军那一段，确实如同分析。邓的两次离队，尤其是第一次，是重大错误，是邓小平自己执意要走的，当时的前委留都他留不住，后来中央来电再阻止也已经太晚了。这在百色起义时的广西前委 1930 年 1 月向中央的起义通报中已经写的很清楚。红八军的成立，也是七军前委临时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安置和拉笼李明瑞，因为百色起义时张云逸已经就任了红七军军长，生米做成了熟饭。于是就将中央已经给的红七军两个师的番号，扩大为红七军和红八军。这在红七军前委 1930 年 1 月给八军的工作报告中，也同样有说明。
关于李明瑞返水的整个事件以及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还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都和远避上海的邓小平没有任何关系。
用某中共老人的话说，毛毛的书，简直是颠倒史实，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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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军政要网博客
作者 : zxcbn 发表日期 : 2007-01-19 22:30
最近，开始读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尽管此书出版于1993年，但我直到去年才得以买到，是在开封河南大学校外旧书摊上，耗银6元（原价32元）。
此书只是上部，毛毛在结尾说还要接着写下部，但我估计下部很难出版。因为对邓小平前半生评价比较简单，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后半生就不那么容易评价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邓的所作所为以及这段历史中所涉及的人物与事件，以邓榕的身份和地位恐怕很难进行权威的评价和客观准确的描述，涉及的很多敏感人物和事件如果不符合中央口径未必会允许出版，毕竟邓氏家族现在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特权阶层了。毛毛可以先写中部，内容是从建国到76年文革结束，这一段涉及敏感事情不多，应该问题不大。下部则以后再说。
下面开始边读边逐章点评：
第一章，本章记述的是1989年邓小平正式退休那一天的情况，作者为之大肆歌颂。对此我颇不以为然。我认为邓的退休纯属虚伪的做秀，只是为了安抚64后汹涌的社会舆论，事实上根本没有退休。否则也无法解释邓为何3年后还能掀起南巡风暴，而且在南巡时提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退休干部所能做所应做之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邓的作秀是当今中国各级官员做秀成风的滥觞，影响极大。他的垂帘听政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毛泽东1959年退二线好歹还保留了一个党主席的头衔，邓则直接用军委主席指挥总书记和政治局，用枪指挥党，后来更是以普通公民身份指挥总书记和政治局，这比毛泽东当年的无法无天要严重得多。
我对邓的看法是：从参加革命到1976年以前他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即使犯过错误也是正常现象。文革后他重新出山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是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贡献。但后来他开始犯错误，而且日益严重。他把经济改革逐渐引向歧途，一个是过分追求gdp，破坏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再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培育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使中国重新出现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对立。他根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因为政治体改会严重削弱他的个人权力。
第六七八三章，这三章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骗稿费，因为都是普通教科书上的内容。不过对我个人而言，浏览一下，也能增长点知识。过去我对中国近代史兴趣不大，因为那是一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太黑暗，太压抑，我不愿涉猎，所以了解不多。看了这三章后，我至少知道了两件事，第一，澳门是1849年被葡萄牙人事实占据的，而不是象《七子之歌》中说的300年；第二，第二次鸦片战争除了英法联军以外，美国俄国也有参与。对我的孤陋寡闻，在这里汗一下。
第九章，书中没有明说，但根据上下文可以推断出，邓小平的大妹妹邓先芙应该和邓小平既不同父也不同母，而是其继母夏氏与前夫所生。
第十章，作者在本章中的一段话我非常赞同：“私塾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死记硬背不解其意固然不正确，但小时候背的东西可以记一辈子，而且背的多了，对人的文化功底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现在强调理解为主，不要填鸭，但古文读的太少，背诵太少，结果很多孩子尽管大学毕业，仍然文化很低。”我认为现在在小学阶段强调理解为主根本就是错误的，理解只有在具有丰厚的知识积累下才能实现，初出茅庐的小孩子能有多少知识积累？很多东西他根本无法理解，硬要他理解只能是浪费时间，因此，只能先死记硬背下来，以后随着知识的逐渐累积而慢慢了解。
第十一到二十章，这十章是介绍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5年经历的。其中有三章是背景资料，一章是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来历，一章是介绍勤工俭学生在法国进行的三次大的运动，一章是介绍旅欧共产党的建立情况。
毛毛花了这么多篇幅介绍邓小平的留法经历，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5年的经历对邓小平一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四川偏僻乡村的土包子，突然来到繁华的世界之都，周围都是中国当代青年的精英，想不迅速进步都不行。就像《天龙八部》里的虚竹，突然被无涯子灌输了70年的功力，一下子就成为武林高手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年龄正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的环境、共产主义的理论对他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他这个人一生重实践而轻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数年的感性认识使得他执掌大权后大胆的向那个方向前进而毫不畏惧。假如文革后是刘少奇或者陈云掌权，他们也必然要大力发展经济，也要搞改革和开放，但决不会达到邓的程度，因为他们受苏联影响较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较深，共产主义信仰也更坚定，他们搞经济肯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而且他们依然要抓阶级斗争，但比毛泽东要缓和的多。邓在法国5年，在苏联仅一年，因此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要少，当然，即使在苏联多待几年也未必会有太大改变，毕竟对法国的感受已经先入为主。
邓小平没有十分坚定的政治信仰，善于相机行事，也就是一个所谓实事求是的人，他不是个革命家而是个实干家，这种性格的形成跟他这段留法经历也有关系。他和周恩来蔡和森这些人不同，周蔡这些人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充满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并为之上下求索，东奔西走，寻找革命理论。他们到国外是为了开阔视野，更好更方便的寻求先进理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也就是说已经是一个初步的革命家了。邓在国内时只是“具有初步的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他到法国只是想学点本事回国，当时和他一样抱着实业救国思想的人很多，比如江泽民聂荣臻李卓然等，也就是说他并非主动寻求革命道路，而是被动的带进革命阵营的，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他投向革命。毛毛说邓很喜欢读书，最喜欢读的是资治通鉴，但他并没有上升成自己的理论，他读书只是为了实用。他的这种性格好处是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缺陷是不适合担任最高决策者。如果当总理，他会是一个出色的总理，当主席就容易出问题了。
两点小问题
1、 第十三章记述邓小平等人乘船赴法国的一段经历，转贴了冯学宗的来信，其中的两处地名应该加以注释：哥伦布现译为科伦坡，奇布特现译为吉布提。这样便于阅读。
2、 第十五章记述二二八运动时，有一点小错误，勤工俭学生大会选出的十个发言人中肯定不会有赵世炎，因为这次运动是蒙达尼派发动的，赵世炎则是勤工派的领袖，双方当时正处于尖锐矛盾之中。
第二十七到三十五章，这几章记述的是邓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经历。这是邓经历了留法留苏的打基础阶段和在中央高层的磨练之后首次独立开创一个地区局面，首次独立指挥一支部队。这时的邓虽然年轻，但政治经验已相当老道了，把握政策的水平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在这次行动中基本上显示出来，百色起义基本上是成功的，如果不是邓岗等人的捣乱，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也跟井冈山经验当时已经开始普及有关。
但邓的两次离队是重大败笔。
第一次是在百色起义前夕，中央发电要邓回上海汇报工作。按说，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主要领导人离开是非常不适宜的，起义马上就要发动，广西又是桂系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情况复杂，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人心不稳，组织机构不健全，政工干部严重匮乏需要尽快培训，很多重大政策要制定，重大决策要邓拍板，这时怎么能走呢？他完全可以向中央说明情况要求缓行，周恩来应该不会拒绝的。毛泽东也曾遇到这种情况，中央要他和朱德离队赴苏联，他拒绝离队，事实证明毛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也许这就是邓与毛的差距？或者也许邓本来就想离队？结果在上海讨论红七军问题时，中央的很多看法都是错误的、脱离实际的，有害的。广西正在紧要关头，上海却在夸夸其谈，可以说这次上海之行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直接恶果是造成了红八军的失败，以及红七军的隆安战斗失利，如果邓当时在广西，情况肯定会大不相同。
第二次是红七军千辛万苦到达江西后，邓得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后又一次离队赴上海中央汇报工作。上次是中央要求的，这次则是邓主动提出来的，不知邓是出于什么动机，无论如何这次离队同样错误，而且更无价值。身为前委书记，部队正在危难时期，丢下部队独自离开肯定是错误的，向中央汇报有什么当紧的？事实也证明，邓到了中央后根本无人理睬，除了和几个老友发发牢骚，整天无所事事。邓当时大感后悔，想再回红七军也回不去了。
关于红八军，书中说是中央批准成立的，根据是袁任远韦国清等人的回忆，但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是红七军自行成立的，并未经中央批准，中央知道后还埋怨说，湘鄂赣已经有了一个红八军，你又成立一个。中央原定的是红七军下辖两师，李明瑞任军长，张云逸俞作豫分任师长。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可能，因为七军是桂系的番号，八军则是唐生智部队的番号，应该不会给广西红军部队的。如果不成立红八军，可以集中兵力对敌作战，八军也许不会那么快被打垮。我分析成立红八军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李明瑞，毕竟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是个虚衔，不如作为红七军军长直接指挥部队那么得力。也说明邓对李明瑞并非象后来宣传的那样充分信任，因为邓很清楚中央对待旧军阀的态度。书中曾披露，在李明瑞被杀前不久，邓曾在一次大会上见过李明瑞，但没有打招呼，邓显然知道了什么，有意在躲避。李明瑞的被杀太可惜了，就个人品行、军事能力相比较，李明瑞比同样被冤杀的季振同要强的多，李明瑞带领七军千里转战，如果是季振同就未必能做得到，李如果不死，在军事方面肯定会有更大建树。想象李明瑞含冤而死时的情景，真让人痛心疾首。邓对此也很清楚，所以在后来形势转好以后，多次为李鸣冤叫屈。
看到红八军余部在袁也烈率领下历尽艰辛与红七军会合时，我激动不已，这也是我读此书时第一次被感动。袁也烈55年授少将太不公平。
毛毛在介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提到了两个数字：大革命失败时中共党员锐减到一万余人，但到了六大时，又恢复到了四万余人。党史教科书多年来也是这么写的。但我一直有疑问。大革命失败到六大召开不到一年时间，正是革命低潮时期，怎么可能突然增加这么多党员呢？须知抗战前夕中共党员也不过四万余人。我估计是六大召开时为了鼓舞士气，虚报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一直稀里糊涂流传下来了。六大时能有两万党员就不错了。
第四十二章，关于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几个问题：
王稼祥：毛毛在书中说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过去的传统说法，王稼祥在七大填写的简历中也说是在遵义会议后增补为正式委员，陈云杨尚昆也是这样回忆的，但最新版的中央委员大词典中却说王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已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对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一直有争论，过去说他是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参加会议，现在说是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的。可以肯定，如果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是绝对没资格参加的，红星报主编充其量相当于总政宣传部长，级别根本够不上。那么中央秘书长呢？首先，邓担任的是中央秘书长还是中央纵队秘书长？有争论，杨尚昆说是中央队秘书长，刘英说是中央直属队秘书长，不过，即便是中央秘书长也不见得必然有资格参加，李维汉身为中组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红章纵队司令兼政委尚且没有被“扩大”进会议，何况一个“整天没有事情干（邓小平语）”的含糊不清的秘书长呢。当事人都已不在，这件事恐怕永远存疑了。
在遵义会议上，当时中央身居高位者几乎都参加了，唯独李维汉没有参加，因为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身为中组部长被扩大进去也是正常的，稍微有点奇怪。李维汉在湖南八杰中属于崛起比较早的，在法国时是湖南帮的实际领袖，（蔡和森是精神领袖），后曾担任过中央主要领导人，几经沉浮，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就脱离中央核心层了，大概是因为和毛泽东不大对付的缘故。
还有一个奇怪现象，中央委员大词典中说，康生1935年1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显然是在遵义会议上增补的，但历来的遵义会议资料上都未提到过这件事，也完全不合乎常理，凭什么要增补一个远在苏联、跟当前形势完全不沾边的人呢？没有道理嘛。
第四十三章，邓小平在1934年底再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毛毛说，这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央任命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已经有了发言权。毛毛这么说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毛泽东怎么影响的？影响的谁？读到这里时我突然发现，毛毛已经好久没有提到周恩来了，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那一章里，毛毛曾说过，当时和邓关系最密切的第一是周恩来夫妇，第二是李维汉。但从邓到了红七军以后，就不再有周的消息了。这次任命不知是否周的主意？因为博古是不会提拔邓的，毛让邓担任中央秘书长似也不大可能，因为中央秘书长当时并非什么要职，跟搞军事的毛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是周就顺理成章了，但毛毛为什么不指明呢？
第四十四章，毛毛说，1935年11月，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合并组成新的红一方面军时有11000多人，这个数字有疑问。1935年9月陕甘支队和红15军团成立时，人数分别是7200人和7500人，加起来应该是14700人，两个月时间就损失了近4000人？
“内容是从建国到76年文革结束，这一段涉及敏感事情不多，应该问题不大”，有
一点，恐怕未必容易写或是愿意写，就是“反右”。虽说这是毛发动的，但邓是运
动的主持人，不能说没有责任。恐怕这就是80 年代“平反”时，始终不承认“反右”
是“错的”(实际是仅次于文革的罪行)，尽管到最后据说只剩下三人没有“平反”。
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都没有人知道。当年希特勒立意迫害
犹太人，他手下执行的人就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吗?此案尚为了结。邓某在中国近
代时上的功过还远未“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