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几个问题的真相（2）

二．百色起义数月中红七军的战斗历程及以陈豪人为首的前委的作用

1.       百色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百色起义前夕，以陈豪人为首的前委做了大量的准备及发动群众的工作。

《七军前委报告》有详细叙述：“准备时主要的工作有以下几点：1.肃清军中反动、动摇的军官……2.在政治上调动广大群众参加转变工作……3.集中军队于百色……4.加紧党的组织工作，教育同志……5.反动的武装力量、豪绅资本家的民团、商团枪支的调查。6.各种宣传品，政纲的拟定，……7.经济筹措……。”

“发动时情形：到十二月十日各方面准备都有相当头绪，虽然仍是不十分充分，但时期已不允许我们再延。

十二月十日全军士兵代表会议，在百色开幕，……

百色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亦于当日开幕……

十日晚百色军队要肃清贪官污吏……”。

2.  1929年12月11日为红七军成立日期

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龚同志衔中央及粤省委命令来要第四大队即速转变，并限定龚同志到后，不能超过十天，即须动作。前委对于这一问题讨论之结果，完全接受中央指示之精神，但限定十天，未免过于机械，而且在工作上准备亦需略费时日”。“及后工作上准备略有头绪，且因政治环境的迫切需要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

“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在大会中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并宣布政纲，到农民、学生、群众三千余人。……”

而不是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的“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节日，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邓小平在后来的《我的自述》中也如此坚持：“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

邓小平对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的日期有误，因百色起义期间，他不在百色。

莫文骅中将【回忆红七军的诞生】（起义时莫为参谋）

“在军部的大门外，集合了一群排级以上军官和军直属队，共约五百人，一会儿，出来了一位身穿军衣、短小精悍的、二十六七岁的四川人，值日官喊了声“立正……”的口令之后，他就向部队讲话了。他，就是党在右江特别委员会的书记、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他的讲话很响亮、扼要，他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号召为完成共产党所给予的任务而奋斗……” 摘自《民族团结》1961年  7月（总第三十八期）年p13页

莫将军回忆与历史严重不符，起义时，邓小平还在上海；当时的前委书记是陈豪人；再者，当时还未设立政委。红七军成立时是千余人，而不是莫说的五百人，五百人是在百色山城保卫战。

历史的事实是：“陈豪人代表前委在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工农红军了!”。（见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  陈豪人）。

宣布红七军诞生的是陈豪人，年仅22岁。

为此，可以认为莫将军的“回忆”是他的“政治需要”。

历史就在人们的回忆中改写了。尤其是大人物的回忆更是“重量级的”。有的老革命、有的党史工作者、有的媒体、也有电影制作者就顺应形势，满足当前政治的需要去发挥了，甚至去捏造了。

3.七军成立后，前委承担了繁重的革命工作

①前委深入基层并建立各县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

陈豪人的《七军前委报告》中写：

“十二日云逸同志到平马，与士兵训话，并开工农兵大会……

十三日奉议，恩阳各县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均成立。

现已建立苏维埃及革命委员会者共有百色、平马（即恩隆）、奉议、恩阳、思林……等十余县。”

②陈豪人领导的前委和政治部日以继夜的工作，制定及发布”实施政纲”、评论员文章和各种通告

红七军成立，就公布了自己的“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确定了红七军发展方向。政纲第四条中写道：“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摘自—《七军前委报告》

1929年12月18日《右江日报》发表“目前主要的任务”的评论员文章，贯彻红七军政纲。陈豪人主持前委在文章中规定了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二）扩充工农赤卫队；（三）深入土地革命；（四）工农群众组织的扩大……。（此件存于广西档案馆）

这就清楚地表明：陈豪人与前委的其他同志，一直注意把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任务的提出，对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开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12月20日又发出“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通告中提出“党能否加强对于红军之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通告中确定：“地方党部与所在当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保证了党指挥枪。提出建立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坚持集体指导，实行民主集权制，防止极端民主化，严格纪律，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提出共产党执政后，对怠工、表现不好、贪污、破坏党的信誉者开除党籍。注意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对党的干部要“施以基本理论训练”。这文告是红七军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和具体工作章程。

还制定和发布了“前委通告”第六号、第七号；“党员须知”； “土地革命”（1929年12月21日发布）；“国民党罪状（一）、（二）”；“我们的主张”；“右江苏维埃政府口号”；“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1929年12月发布）……等布告。

(上述布告在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上册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均有记载)

以后陈豪人等开办了教师集训班，军政干部训练班，并亲自讲课。

4. 百色山城保卫战的胜利

红色政权的建立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就在“百色起义和红军建立不到一个星期，12月中旬，百色城内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趁红军主力离开百色之机，突然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并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当时，政委邓小平已去上海汇报工作，张云逸军长随主力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文职人员。当时，军领导人只有陈豪人留在百色，陈未直接指挥过战斗，情况十分危急，但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险恶的环境里，在连续不断的转战征途上，他经受住了考验，临危不惧与许卓、叶季壮等人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分别给军部直属队、机枪连、教导队下达战斗任务。由于指挥正确，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山城保卫战的胜利，显示了陈豪人这个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与胆略。”

（摘自—白先经主编  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 p97-98  1991.11 ）

（文中提到“政委邓小平”有误，因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岗位）。

莫文骅将军更离谱的回忆百色山城保卫战的情景“在这紧急关头，在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指挥下，各部队立即出城与敌人展开激战……”。一邓仍在上海，不在百色；二当时未有政委的岗位。

5.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

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记载：“进攻榕江城的胜利及其政治影响”一节中写道：“……当时得贵州内部有战事榕江（即古州，为贵州重要城市）兵少的消息，前委乃决定向榕前进，攻敌不意。……榕江之胜利，士气又恢复，且政治影响甚大。”

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中记载：“……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撤出隆安战斗,又经过平马、亭泗等遭遇战后，于3月初到达盘阳休整。陈豪人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决定：为了扩大红军影响，解决补给，决定留下第三纵队等待红八军前来会合外，第一、第二纵队到桂黔边游击。这两个纵队在对外游击过程中，在环江遭敌袭击，一二纵队分开活动。4月下旬，才在贵州的板寨会合。陈豪人在这里又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攻打榕江战事，会议认为：榕江城是座古城，城池坚固，但贵州军阀王家烈正与湖南军阀何健进行一场撕杀，无暇后顾，红军又是出敌不意，进行奇袭，获胜把握较大。榕城又是王家烈的老巢，物资丰富，打下该城，便于补充自己。因此，会议决定攻打榕城。

1930年4月30日中午，红七军似神兵天降，直朴榕江城，守城之敌，毫无戒备，纷纷退出城中，据城死守，因红七军连日来冒雨行军，身体疲乏，第一次攻城没有奏效。下午3时，李明瑞、陈豪人、张云逸等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对攻城作了新部署和动员。陈豪人在简短的战地动员中指出：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攻下榕江城，用实际行动纪念‘五一’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于是‘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成为响亮的战斗口号，传遍了每一个指战员。这一口号，极大地激励着战士们的斗志。

在李明瑞、陈豪人、张云逸等人正确军事部署和指挥下，在强有力的政治宣传的激励下，指战员们士气高昂，奋勇冲杀。特务连连长李天佑不顾脚部负伤流血，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第一个翻身跃上城墙，迅速用手榴弹把敌人机枪炸哑；其他战士也纷纷纵身登城，与敌人开展肉搏战。几经冲杀，至下午6时半，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战斗，歼敌600多人，缴获大批物资。这次胜利，是红七军创建以来获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5月1日晨,阳光灿烂,军政治部在榕江城召开了万人大会，陈豪人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带有明显福建口音的普通话,生动地宣传纪念五一节和榕江战斗胜利的意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宣传我党我军对各阶层群众的各方面政策。会后把大批缴获和没收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群众伸着大拇指赞扬说：‘红军真是乾人（穷人）的队伍呀’”……（摘自—白先经主编  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 p97-98  ）

１９３１年时邓小平对榕江大捷也评价很高，“攻下古州消灭了敌军之大部（四五百），对敌军俘虏的官兵均非常之优待，对贵州军队有不少的影响，甚至不少中下级官长，对进攻红军问题表示动摇，这是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证明的，后来王家烈之始终不愿意与我们接触，也是原因之一”（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

6.关于攻打南宁的问题

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有交代：“当七军在右江工作有了相当进展之后，七军本身军事、政治训练也有了相当成效……当时前委估量广西统治阶级，在南宁极薄弱……以我们力量（七八两军）进攻南宁敌人颇有把握。……二月八日在南宁附近与八军会合实行进攻后，因政局之变动，敌已先我们而来，南宁游击策略未得实现而失败，此次策略之错误，主要的在于前委未在政治上有深刻的估计南宁是政治中心的地方，反革命无论如何必竭其全力以保守之，绝不致易于放弃。前委忽略了这一点，乃有此错误策略之决定。”

隆安之战，其实最初是李明瑞的主张，他先侦知南宁敌情空虚，认为有机可乘，就到右江找张云逸商量联合夹击南宁的行动计划，被由陈豪人负责的红七军前委有保留的接受了，因而只派了第一纵队的一个营，先东移进占邻近南宁的隆安县城，再看形势发展（见陆仰渊１９８９年著《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ｐ７８－７９）。

但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陈豪人勇于承担责任，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体现一位共产党领导者的崇高品德。

对于这次失败，１９３１年邓小平代表红七军给中央汇报工作时实事求是地指出：“转变后兴奋了右江的群众，百色平马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尔热烈，红军本身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极强，在隆安作战中充分表现出来”。

“当时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宁极有把握，桂系主力在前线没有开兵回来的可能，轻视了攻坚和敌人的力量，结果到隆安即于敌人接触，经过三天最激烈的作战，敌人的损失虽比我们为大，我们的损失亦不少．．．，结果是我们失败了”。接下来邓小平指出：“如果当时作战不在隆安而在赤化的果化，很有消灭敌人三团的可能。我们更指出这次幸好在隆安失败，如果有一小的胜利，直追南宁，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但毛毛在书中，对前委领导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对前委领导百色山城保卫战的胜利；对前委领导30年4月攻打榕江大胜利等功绩，只字不提，而借30年2月攻打南宁失败，而全面否定前委，对前委横加指责：“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后，右江形势一片大好。前委没有将工作中心放在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决定攻打南宁，结果在途中隆安即吃了败仗，部队伤亡很大……”。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恶劣作法，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