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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良心(4)

(2007-03-14 20:17:42) 下一个

(四)

前文说郑超麟在1945年回忆录的法国留学部分中没有提到后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是对的。在后来写《记尹宽》一文中,则稍有着墨。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郑超麟羞于提名,只以四川小青年名之。

其一: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我心里想,这个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这个意见。

其二: 我们是三月十八日从巴黎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办理了离办厂的手续,然后携行李去巴黎的。木棚里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读书,于是几个平时谈得来的朋友要给我饯行。政治上的朋友,我们相约,在众人面前不要表示亲密;至于平日同我闲谈、说笑的,我认为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里还有一部分人,则平日见面也不说话,或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加热的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具体注意邓小平什么,郑超麟没有下文,我们也不好瞎猜。反正自称思想落后的郑超麟当时已经是法国旅欧支部的正式党员,是被周恩来选派到革命圣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12名欧洲留学生之一,而那个四川小青年还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

或许,这就是毛毛书中所谓的人生“巨大的转折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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