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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良心(3)

(2007-03-12 06:27:54) 下一个


(三)

八七会议的时候,郑超麟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并作为湖北省委的代表出席八七会议,对武汉的街道相当熟悉。因为他曾经在中央机关工作,又作中共四大的记录和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因此对出席八七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认识的。除了1945年撰写的回忆录之外,郑超麟自1979年开始,又凭著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态度,再次考察八七会议纪念馆,专门写八七会议的文章也有多篇。

“我把八七会议写的如此琐碎,只为得还这次会议的真相,关于八七会议的传说是很多的,但都不合事实”(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第37页)。

关于八七会议的会址,郑超麟曾多次对有关人员说:“你们是根据二位或三位出席会议的老人的回忆布置这个会址的,他们找到这一排房屋是对的,但定在这一栋房子是错的,定在前楼尤其错”。他对为什么认定在123号作了说明,当年会议结束后,他又先后两次去过那里,印象比较深。他换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在139号农业顾问苏联人住的房子开会:“我认为当时刚在南昌起义之后六日,借苏联顾问房子开会时是不安全的,借美国牧师房子开会则安全得多”。(《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第38页)。

至于李维汉(即罗迈)是否为大会主席,郑超麟在《三写八七会议》这篇文章中说:“八七会议,如果有主席,那就是报告人瞿秋白为主席。瞿秋白宣布开会,介绍到会的人,接着就宣读罗明那兹起草的他前一夜才翻译的那篇《告全党党员书》,宣读完之后,他征求大家发表意见”。之所以李维汉不可能为会议主席,郑超麟解释说,罗明那兹的《告全党党员书》中专门批评了长沙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个路线的指导人就是李维汉,罗明那兹因此不可能让李维汉作会议主席(《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第38页)。

对于邓小平是否出席了八七会议这个老虎屁股,郑超麟认为邓小平没有参加,就是列席也不曾有:“邓小平当时可能在汉口,但他是在中央机关做工作的普通人员,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代表什么地方委员,没有列席这次中央会议”(郑超麟,《怀旧集》。第10页)。“关于邓小平,我没有说错,据说有人问邓小平是否参加了八七会议,他回答:会场是他布置的。开会时他没有参加。因为当时是普通的中央工作人员”(郑超麟《怀旧集》,第27页)。“到会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两人外,都是第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除陈独秀外,都到会了,连我们二人在内,一共十八人。我不记得这十八个人是谁,因为时间如此短促,发言的人又不多,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当翻译,自然参加;罗亦农参加,毛泽东参加,李震瀛参加,此外则记不起来”(《郑超麟回忆录》下卷)。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携老婆孩子参观八七会议纪念馆“旧址”,并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一起照相

郑超麟和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就认识,回国后又一起在中央机关同事了两年,邓小平是否参加八七会议,郑超麟应该最有发言权。一是因为郑超麟是党内公认的好脑筋,很多事到老年时都过目不忘。二是因为邓小平自年轻的时候起,就举重若轻,只记大事而不记小事了。例如对邓小平自己引以为傲的1929年12月11日举行的百色起义的回忆,他在日期上的记忆,从1931年开始就一直都是错的。

对于是否有会议记录及是否邓小平作的记录?郑超麟回答说:“八七会议没有记录,既无专人的记录,也无与会者私人的记录。当时会场只有一张两抽屉的长形桌子,靠窗放着,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罗明那兹,我坐在中间面向窗子,被对一张大床,罗亦农坐在罗明那兹的右边,不靠桌子。如果有记录,那就是我记的,我坐在桌子前面,我又是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责无旁贷。可是我没有记录,别人要记录,也没有桌子可以依托,至于私人拿出小本子来记,现在有此习惯,过去无此习惯,而且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也不许可私人记录”。“一行行的字写得整齐而清楚,几乎没有涂改的”。“显然是开会以后补记的”(《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第39页)。




被郑超麟断定是注过水的“八七”会议原始记录

至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作用和是否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郑超麟回忆说:瞿秋白宣读完《告全党党员书》,费去了很长时间。读完后,瞿秋白请到会的人表示意见。罗亦农首先发言。。。罗亦农发言后似乎患有几个人发言,但都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和记忆。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很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第39页)。

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上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郑超麟回忆录》下卷)。

七月十五日前后,张太雷临交卸湖北省委书记职务时候,曾向我们报告了几个领袖的动向,其中提起毛泽东,则说:“润之准备人川去做石达开。”八月七日会议,毛泽东也出席,他发了言,我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似乎不是提出人川计划(《郑超麟回忆录》上卷)。

也就是说,郑超麟虽然对毛泽东评价甚高,也着墨甚多。可是郑超麟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起过什么关键作用,或发表过什么惊人的演说。

这和传统的党史工作者认为老人家在八七会议上发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是有很大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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