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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良心(2)

(2007-03-11 06:50:12) 下一个

(二)

记得文革后期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副总理曾当面质问即将当权的某人有没有良心,反而被某人抢白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

常言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最有资格的人,不是某人,而是历史老人郑超麟。

《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开篇就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法国哈金森工厂,父亲“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当年曾和邓小平一起住在木棚的王若飞、尹宽等人,生前没有留下有关这段生活的回忆,于是和邓小平在同一工厂劳动,同在牛棚吃住的郑超麟先生,就成为邓小平哈金森工厂“巨大的转折点”唯一的见证人。

共产党中不仅王若飞尹宽不写自传,老人家总设计师彭大将军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写,因为一是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即便自己不写,也总有别人来写,还打破了头,来赚稿费的。二是自传这东西,不是吹自己,就得吹别人。说白了,就是没有良心。

而且毛毛在书中还单单挑明了,邓小平一生最不喜欢宣传他自己。

可是郑超麟的自传不一样,因为他这个人,从他一生的为人和自传看起来,还比较的有良心,行文诙谐,不事吹拍,且惜墨如金。

例如他说他自己:十岁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一般爱玩,顽皮,好零食,讲究穿衣服。看戏,听故事,决不会是我特别的嗜好。

再就是说他开始是骂陈独秀的: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杂志来看。这本杂志名《新青年》,翻开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名陈独秀的人写的,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之类。。。。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

另外他说当时法国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两个学生运动,有很多著名的中国学生领袖参加,可是他都没有参加:这两个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不是“无产阶级”,我是“小资产阶级”,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说的。

这样诚实而不自吹自擂也不自我辩护的回忆录,在近代历史上是仅见的。

郑超麟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他在法国和俄罗斯留学的时候,很形象地记录了王若飞,也多处提到尹宽,还包括熊雄、周恩来、刘伯坚、李石曾等等,可是单单没有提及邓小平。

等提及邓小平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上海了。也就是在李维汉多年后的回忆里,邓小平已经升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了:

“我回上海后,全国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恶,更加扩大和深入。广州暴动失败,死了无量数的人,这个血债,中国无产阶级是要索取的。我认识的死者只有张太雷,他是这个暴动的总指挥,他参加了广州群众大会之后坐汽车回公安局来,不知这个暴动者司令部几分钟前已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白军向汽车开枪,一弹射中太雷胸膛,登时死于车内。与他同车的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居然逃脱。”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为了张宝全夫妇喜筵,我们被会计处扣去几元生活费,说:那日原是大家集资给宝全夫妇贺喜的。但邓希贤夫妇喜筵,则我们生活费未曾被扣,据说是小邓家里寄钱来请客的。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结婚,但未曾请客,即是说未曾请党内工作同志吃喜酒。”

在这里,郑超麟没有说多年的老朋友“小邓”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也没有说他是中央秘书处的处长,更没有象后来溜须拍马的人说所谓“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而只是说邓小平是“中央秘书处”的。

也就是说,邓小平顶多了,是秘书处的处长。


看起来,毛毛写书说她父亲在去广西前就“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以及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有多危险多危险,多少是有点夸大其词的了。

至于邓小平的老婆是否长得“惊人的漂亮”?一生阅人无数的郑超麟在晚年道也承认:“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邓小平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因此我常见到他们。”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有没有良心,真是一比就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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