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庾新顺
黄一平，原名黄启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广西籍将军中，他资历最深。他一生身经百战，其革命生涯充满传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绩。
满腔激情
1903年10且，黄一平出生于广西贺县
新村乡下湾村。父亲黄上杞、母亲刘亚冬，都是勤劳善良的贫苦农民，生育子女八人，一平系长子。家无田地，全靠租佃和帮工为生。因家境贫寒，一平六岁就干放牛、割柴草等家务。1913年，黄一平十岁，承继给颇有资财的已故叔父黄上桂，有机会进入本村私塾启蒙。然而,他性格活泼、刚毅勇敢,对死背《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非常厌烦。
1919年，黄一平考入县立高等小学。此时，五四运动席卷全国，震惊世界，贺县各校进步师生群起响应，一平满怀爱国激情，积极投身这场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的伟大洪流之中，游行示威，检查日货，开始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1921年春，黄一平考入四年制的县立中学第一班，对国文、体育、数学较有兴趣。但民族危机，军阀混战，豪绅横行，家道破落，使他痛苦彷徨、前途茫然。为了寻求答案，他与古天民等进步同学凑钱相继订阅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受到了社会主义等新思潮的启蒙教育。对此，他后来回忆说道：“虽然当时对革命还理解不够，但自己思想上起了很大波动。”“中学期间，由于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参加活动，开始感到国家衰弱，有亡国危险，个人前途茫然。这一时期思想主要是对现实不满。”于是，他参与发起组织“贺县中学学生会”，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号召贺县各界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中学毕业后，黄一平因家道破落无法继续升学，他于1925年2月受聘于贺县里松小学任教。不久，上海“五卅惨案”、广州“沙基惨案”相继发生，消息传来，一平义愤填膺。但在他苦苦思索之时，共青团广东区委以广州学联会和新学生社的名义，派贺县籍的党、团员黄仲理、黎竟豪、龙业鼎回乡发动反帝救国，声援上海、广州工人阶级的斗争。一平与黄、黎、龙彻夜长谈，决心投笔从戎，赴穗参加国民革命。
1925年7月底，黄一平背着年迈的祖母，向亲友借东毫20元，东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不料，体检不合格而名落孙山。一平毫不气馁，他找到黄仲理、龙业鼎商议出路。他俩鼓励一平投考由共产党人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介绍他结识共青团广东区委负责人沈宝同。9月间，经沈推荐，黄一平考入由彭湃主持的第五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农讲所学习期间，黄一平有幸聆听了毛泽东、恽代英、彭湃等著名革命领袖的授课和演讲，实地考察了番禹、曲江等地的农民运动，促使他如饥似渴地阅览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10月间，他由黄天素、黄自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农讲所的认真学习，黄一平掌握了我党关于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理论、方针和策略，并懂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和技能，这些为他后来领导苍梧道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暴打下了基础。黄一平后来曾这样深情地回顾了当时农讲所的生活：“我在这里学习了很多东西。懂得了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懂得了最受压迫的又是工人农民；懂得了中国只有革命才能翻身，才能富强；懂得了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起来参加，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广州农讲所的学习，成为黄一平革命生涯的重要开端。
梧浔农潮
广州农讲所毕业后，黄一平和林培斌、谢铁民等广西籍的农讲所学员，被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任为特派员，派回梧州领导广西的农民运动。他们赶回梧州
，到民国日报社向中共梧州地委委员尤启炎报到，并赴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拜会了黄绍竑等广西当局军政要人。然后在“同园”正式成立了“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驻梧办事处”，决定以梧州为策源地，发动全省开展农民运动。在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下，一平与林培斌等以极大的热情，深入苍梧、岑溪农村演讲，散发传单，广泛发动农民运动。农民纷纷觉醒，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芳桂等数个乡农民协会，迅速开创了苍梧、岑溪农民运动的局面。对此，广东省农会在《犁头》杂志上刊文，予以高度评价，称赞为“广西农民运动之新发展”。
1926年2月，怀集县（时属广西辖）发生县知事诬蔑干涉农会事件。中共梧州地委和驻梧农运办事处立即派黄一平前去调查处理。他在怀集县城，冲破土豪劣绅势力的阻挠，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乡村调查，坚决站在农民协会一边，与反动的县知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把调查真相及时写报告给广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呼吁中央党部命令广西当局黄绍竑严惩怀集县知事。尔后，黄一平又亲自指导成立了怀集县农民协会。
是年6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了推动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决定改“中央特派员驻梧办事处”为“广西东路农民运动办事处”，隶属广西省农民部领导。黄一平被委任为广西省农民部特派员兼办事处委员。同月，中共梧州地委调黄一平到桂平领导浔州四属（贵县、桂平、平南、武宣）革命斗争和秘密建党。黄一平深感责任重大，立即赶赴桂平，以担任国民党桂平县党部执委和农民部长等合法身份开展工作。他以大湟江口为前站，深入店员、屠宰等行业工人中串连发动，指导成立了屠业、店员、苦力、理发等行业的工会，在此基础上，又领导成立了江口总工会。随后，他带领工运领导人邓誉声等到宣一里、宣二里、姜里和县城近郊发动组织农民协会。在黄一平的积极发动下，桂平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至1927年春，县农会已领导有五个区农会、72个乡农会，有会员1万余人。桂平和平南两县很快发展成为广西的两个农运斗争中心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桂平工运、妇运、学运和商运的兴起。
在领导桂平的革命斗争中，黄一平秘密发展了邓誉声、钟德庆、昌景纯等一批工农运动骨干人党，并于1926年秋冬成立了中共桂平支部并任书记。他遵照广东省农民协会通过的《广西农运报告决议案》关于“取消团局及民团，以农民协会取而代之”的决定，领导县农会联合工商学妇各界团体，以农民自卫军为后盾，坚决打击土豪劣绅把持的团局势力，于1926年12月在调集各区农军农友数千人人城示威游行的同时，召集各界联席会议，宣布改组桂平县团务总局，决议取消各里四局，重新成立县、区团局。结果，“团防局团总皆为农会领袖所占”，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农民协会声威大振。在农会农军力量强盛的乡村，苛捐杂税废除二五减租施行，农民生活大为改善。但以刘瑾堂、李桐崖等为代表的土豪劣绅势力成立假农会和保产会，筹集1万余元大洋和扩充反动团局武装，屡次摧残农会，捕杀农友。黄一平指示各区乡农会努力加强农军武装，敢于反击土劣团局的摧残和进攻。并在12月间指挥农军处决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反动恶霸。于是，桂平县的土劣纷纷向省府诬告黄一平是所谓“讨赤军司令”。广西右派头子黄绍竑立即密令驻浔防军缉捕。黄一平获讯后，转移到梧州向地委作了报告。行前，他指定古天民负责桂平党的工作。1927年1月，黄一平奉地委指示到广东区委报告。2月，区委调黄一平为南路特派员，参加广东省农会南路办事处的领导工作。4月，两广军阀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广东和广西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黄一平被迫转移到农村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5月，广西的革命斗争局势极为险恶。以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军阀在全省城乡厉行“清党”，对农运中心——苍梧道和田南道实行重点“清剿”；浔州四属的上豪劣绅勾结军阀，扬言“要杀尽农贼以泄恨”，林培斌、陈芝颖、苏国忠等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被捕杀，被通缉的达200余人。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苏其礼、古天民、邓誉声等在桂平、平南、武宣农村加紧整训农军，并在桂平县盘龙村成立了“广西武平桂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调集三县3000多农军举行了紫荆暴动，围攻李桐崖、刘瑾堂等大土豪武装，反抗新桂系军阀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由于遭到敌叶丛华团的镇压和缺乏斗争经验而失败。此时，中共广东省委急调在南路地委的黄一平速返广西参加地委,担任浔州四属农军总指挥，继续坚持和发展农村武装暴动。
6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黄一平赶回平南。这时，武、平、桂三县农军在苏其礼等领导下，汇集于平南县大同地区举行暴动。黄一平立即与苏其礼率领1000余农军消灭了大同冯佐卿、兰彩新等团局武装，激战五昼夜，毙敌数十人，缴枪近百杆。尔后，又率农军在水晏、石克村、介山坪、长胜村等地与反扑围攻的两营敌军及县警、团局近2000人展开恶战达十天，牺牲十余人，消耗弹药甚巨，被迫退入鹏化山区与敌周旋。敌军疯狂洗劫大同、鹏化地区农村，仅大同一区就被焚700余家，200余农友被惨杀。
为了打破敌军的“围剿”，黄一平于7月初秘密潜赴北流县，找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原广西省农民部长、南宁军校校长俞作柏，争取俞暗赠长短枪40余杆、子弹1万余发给平、桂农军。得枪弹后，黄一平化装成防军，雇请汽车将武装秘密运至贵县，交给前来接运的平、桂农军。遗憾的是，平、桂领枪农军行至桂平县浔江碧滩时，被敌突然包围缴械，农军42人被捕杀。
遭此惨重损失，黄一平极为悲愤，他迅速赶回鹏化，带领一部农军100余人突围转移到宣二区牛冲、博益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与转移到大瑶山的龙铁筠、黄凤鸣所部农军互为倚角，积极策应地委准备发动的梧州、苍梧、平南、桂平地区的中秋起义，牵制桂系军阀部队东下广东堵截贺、叶南昌起义军。然而，祸不单行，穷凶极恶的广西反动当局，急令梧州军警配合叛徒李天和日夜侦缉，于9月7日晨破坏了中共广西地委和梧州市总工会机关，地委书记廖梦樵、组织部长黄士韬和市总工会全体执委被捕，他们受尽敌人的酷刑折磨后于10月19日英勇就义。中秋起义夭折，地委委员邓拔奇脱险后机智转移到桂平县农村白额、烂泥两村，重组地委机关。此时，敌人已侦悉黄一平在浔州四属领导农军斗争，在加调五个营兵力“清剿”农军的同时，又悬赏500元通缉。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黄一平无所畏惧，带领农军袭击桂平新圩何家和姜里李家大土豪，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敌军更为震惊和恐慌，加紧对十八山区实行残酷“围剿”。
1928年1月，中共广西地委奉命改组为特委，黄一平任委员。特委书记邓拔奇找到黄一平，传达特委继续冬暴计划，指示黄一平率领所部农军下山“打一些小市镇，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黄一平坚决执行特委命令，率部100余人枪于2月渡过浔江向贵县覃塘地区挺进，以图与苏其礼、余济卿所组织的农军会合。行至贵县鱼美遭敌一个营攻击，余部被迫退回桂平十八山区，弹粮严重缺乏，士气低落。为了分散敌军，打破敌人“围剿”，黄一平决定将所部化整为零，实行分兵游击，下令刘权标率20余人枪转移到平南县鹏化山区活动，龙铁筠、黄凤鸣率农军40余人枪突围到大同山区和大瑶山游击，他则和陆崇周、钟德庆等率20余人枪继续在十八山区与敌周旋，并下山打了几家土豪。由于敌之“围剿”愈加残酷，钟德庆、刘权标、黄凤鸣等分别在作战中牺牲，陆崇周等被捕杀，黄一平被迫带领仅余的七人枪又转到贵县、武宣边界游击两个月左右。
5月初，特委在贵县召开扩大会议，黄一平没有出席，但仍被推选为委员。9月间，队伍完全失败，黄一平只身潜赴香港，找到广西特委常委邓拔奇汇报失败经过。10月，他偕同邓拔奇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广西斗争情况。返回香港后，邓拔奇代表特委改组成立中共广西临时省委，指示黄一平重回浔州四属，设法收集被打散的农军坚持武装斗争。由于省临委在梧州遭受第二次破坏，敌军警在浔江沿途严密封锁，桂平、平南、贵县都找不到交通联络站而被迫折回香港。这时，迁到玉林的省临委，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破坏，已将香港的联络站撤换，黄一平在港转了月余，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生活经费告罄，无奈之下，通过同学兰廷望的关系，暂赴南洋，先后在斗澳埠、山打根的小学任教隐蔽，等待广西革命斗争局势的好转。这样，黄一平第一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了离开“母亲”的“孩子”。
临危不惧
1929年6月，在南洋山打根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的黄一平，从报纸上获悉广西政局发生了变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和李明瑞倒桂成功，主政广西。黄一平喜出望外，当即辞去教职赶赴斗澳埠向兰廷望筹措回桂路费。8月初，黄一平经港、穗潜回南宁。他通过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关系，找到了在广西军校任职的原中共南宁地委书记罗少彦，重新在中共广西特委的领导下，并开展对俞作柏的统战工作。同时，他请求特委审查批准恢复他的组织生活。
9月下旬，广西政局风云突变，俞作柏与李明瑞
不听我党中央代表邓小平的劝告，发表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副总司令”，欢迎张发奎军返桂联合讨蒋。出于讨蒋作战的需要，俞作柏提出要黄一平带几十条枪到桂平当县长。黄一平当即将此事报告罗少彦得到同意，准备赴桂平就职。不料，俞、李所部杨腾辉、吕焕炎等相继反叛，10月，俞、李讨蒋宣告失败。在此关键时刻，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当机立断，及时作出把广西革命斗争重点由邕、梧转移到左右江农村的战略决策，与张云逸、俞作豫于10月中旬率领我党控制的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及教导总队共300多人撤到左右江地区，成功地控制了百色、龙州政局。黄一平随第四大队第一营政治指导员罗少彦撤到百色后，经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陈豪人和余惠同志的审查，正式批准恢复党籍，并任命为第四大队政治部社会股长，负责领导百色的工农群众运动。黄一平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夜以继日地工作。12月初，他领导成立了百色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工农会员达到数千人，同时工人赤卫队和农军也组建起来。12月10日，他协助前委召开了百色工人、农民、士兵三个代表大会，一致决议成立百色县苏维埃政府和拥护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第七军，受到陈豪人同志的热情称赞。
1929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平马乃至整个右江广大城乡一片欢腾，中共广西前委领导右江革命军队在纪念广州起义的同时胜利举行了百色起义
，各族人民欢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黄一平担任红七军政治部社会科长兼百色县苏维埃政府执委、肃反裁判委员会主席，为百色起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百色起义发动后，红七军主力奉命分兵于果德、恩隆、奉议、思林、向都等县，帮助地方建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宣传土地革命。盘踞在百色西部山区的土豪劣绅武装2000多人枪，乘百色较为空虚之机，于12月中旬的一天凌晨突然袭击百色城，大肆焚掠，并分兵数路向红七军军部、政治部和县苏维埃政府推进，敌情异常严重。当时红七军仅有教导队和直属队以及工人赤卫队共500余兵力，敌众我寡，危在旦夕。叶季壮、龚楚（后叛变）、袁任远、许卓、冯达飞、李天佑等分别率队在军部和政治部阻击，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黄一平临危不惧，他指挥百色工人赤卫队坚守县苏维埃政府，与匪军展开大血战。经全城军民的浴血奋战，终于在中午时分将敌击溃，保卫了红色山城。
战斗结束后，黄一平奉命前往思林迎接李明瑞总指挥，并担任李总指挥特务队政治指导员，随李总指挥参加隆安战斗，经四昼夜激战，予敌重创，红七军亦损失巨大。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李总指挥和张云逸军长率部主动撤离隆安，经平马向东兰、凤山方向转移。桂军占领隆安后，继续向右江沿岸各县进攻，果德、恩隆、奉议、百色等县城被敌占领。红七军退到恩隆县亭泗地区，又与追敌恶战一场后撤至凤山县盘阳休整月余。3月，红七军前委决定率一、二纵队向外发展，黄一平调任第一纵队第一营党代表。
4月30日，在张军长、李总指挥和李谦纵队长的指挥下，对贵州省榕江县城发起袭击，黄一平率领一营涉水抢占城后山头，截击企图从城后溜出夹击我军之敌。一营刚登上山头进入阵地，敌一部已从城内窜出向一营扑来。黄一平当即指挥一营给敌以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五时，已连续打退敌军八次冲击。最后配合正面攻城部队破门入城，全歼守敌一个团，毙敌500余人，俘虏600多人，缴获山炮两门、步枪600多枝、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及大批军饷物资，红七军士气大振。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红七军政治部在榕江县城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全城数千名男女老幼参加。张军长在会上反复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号召榕江人民群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土豪分田地。会上，还将缴获反动政府和没收地主官僚的衣物粮食等分发给群众。群众个个喜笑颜开，大会结束，仍恋恋不舍，纷纷称赞红军是“乾人”（穷人）的队伍。
5月4日，红七军凯旋右江，黄一平率一营担任后卫，将追敌黔军四个团挡在福禄江边，掩护全军于5月9日顺利渡江，胜利完成了军前委交给的任务。同年夏，他率领一营先后参加了收复百色城和伏击滇军的战斗，为恢复和巩固右江苏区再立战功。
10月2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在右江平马镇举行的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立三路线和南方局给红七军前委指示信精神，命令红七军出师夺取柳州、桂林、广州，阻止和消灭粤、桂军阀，以配合中央红军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10月4日，黄一平率部随红七军主力从平马出发，绕道凌云、凤山、南丹赴河池。11月上旬，红七军第一、二、三、四纵队集结河池，为了贯彻中央命令，邓小平在县城凤仪小学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邓拔奇作了政治报告，从此“立三路线”统治了红七军。会上，黄一平被选为红七军前委委员。会后，部队整编为第十九、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仅授番号），黄一平被任命为红十九师五十五团政委。红七军前委在“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下，制订了“先取桂林，然后向柳州推进”的进军方案。
11月1O日，红七军十九、二十师7000余人枪向庆远前进，开始执行“立三路线”的艰苦征战。黄一平率五十五团历经怀远、四把、长安诸役。12月中旬，红七军前进到古宜镇，前委决定东出攻打桂林，为敌所阻，转而北上湖南之绥宁。此时，军前委调黄一平只身潜赴桂林搞兵运，待他在短期内创造基础和联络点后，前委再派30余名连、排干部潜人桂林作内应。1931年1月1日，黄一平在一老乡向导下日夜兼程赶到桂林，并找到同乡好友官守南。黄一平立即写信托向导前往全州寻找部队。数天后，中央代表邓拔奇和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来到桂林，告之前委全州会议精神，红七军已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挥师转战粤湘赣边以期与朱、毛红军联络，并请黄一平找向导送他们赴香港转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行前，邓、陈指示黄一平暂在桂林汽车工人中从事地下活动。黄一平服从组织的决定，他托官守南把邓、陈两位领导人送至香港。2月下旬，他接到时任中共两广省委秘书长邓拔奇的来信，指示他速到香港中国银行与党组织接头，接受新的斗争任务。
艰辛寻党
1931年3月上旬，黄一平日夜兼程，克服各种困难赶到香港中国银行，可是邓拔奇已往他处。黄一平立即返回广州，与在广州领导兵运的原红七军参谋处长钟鼎接上了组织关系。数日后，黄一平随钟到港向省委报到，省委决定由黄一平接替钟在广州的兵运工作，由钟单线领导，联络地点是香港中环路一间理发店。
月底，黄一平返回广州，以贺县人在仓边路经营的和德酒米店作联络点，指导李胜彪（在市警察局任职）、莫才（在市宪兵队任职）、苏有才（在维新路保安队任职）和一个在黄花岗敬养院的残废军人等四位中共党员开展兵运斗争，指示他们广交朋友、收集情报和在敌人内部积极慎重地培养党员发展对象，以便条件成熟时发展党组织。由于中共两广省委和广州市的党组织在这一时期屡遭破坏，反动当局收买一批叛党分子带领军警在广州严缉革命者，斗争环境极为险恶，莫才在12月间开小差去了韶关，李胜彪表现动摇，不时伸手向组织要钱，屡经批评仍不改过。黄一平冒着随时被捕杀的危险，坚持斗争岗位，并发动了一次残疾军人围打汽车的斗争。他在广州生活异常艰苦，经常是一天仅吃一顿饭，活动经费主要靠族叔黄德占和同乡黄时琴、黄干谦等人资助。
1932年4月3日黄昏，军警便衣突然前来搜查惠福西路十九号黄一平的秘密住处。黄一平沉着机智，迅速由天台翻楼从邻居楼上跳到惠爱东路得以脱险，然后赶到和德酒米店借钱连夜搭船到香港，欲找钟鼎汇报。孰料原来的联络点理发店已搬走，与钟断了联系，黄一平心急如焚地在港大街小巷转了十余天，也没有碰到一个熟悉的同志，生活经费又陷入绝境，只得再冒险回和德酒米店打听消息，仍未见有党组织的信函。为了寻找党组织，他向店员黄木生借款十多元乘船再赴香港，转了近十天，仍未见钟的踪影。无奈，他于5月初返广州寻找邓拔奇，因邓此时已派赴东江苏区而未遂愿。从此，黄一平再度忍受失掉组织关系的精神痛苦，先后到云南、南宁和福建等地寻找党组织。
辗转漂泊，历尽艰险。1932年6月初，黄德占、黄木生等信告黄一平去云南做生意，希望同赴云南以便照应。黄一平想到两个月来冒险奔走寻找党组织，全靠黄德占、黄木生他们全力资助，现在他们要远去云南谋生，自己今后怎么办？别无他法，黄一平只得匆匆赶回广州，但他仍不死心，又向黄木生借了20元钱作为赴港寻找党组织的经费。在港奔走数日仍无希望，方于6月底随黄木生一行乘船经越南转赴云南省的广南县。在广南，他在南生公司做了两年的记帐工作，期间常向过往商客打听广西右江情况，未得任何线索。是年9月，南生公司亏本倒闭，他和黄木生等都被解雇被迫返回省港。整天在街上闭走，希望能碰到过去党内熟悉的同志。
1935年初，在广南的积储告罄，黄一平的生活又成问题，幸得黄德占介绍到澳门大华公司做工。然而，仅半年，公司被查封，他又失业了。同年秋，在香港却意外碰上大革命时期的好友、共青团员李汉泉和全无茜，说可以帮忙介绍回南宁找王公度安排工作，解决生活问题。他乡遇同乡好友，黄一平自然高兴了得，更重要的是他以为李、全可能还是党员，而王公度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可他不知道李、全已变节，王亦是托派分子，但黄一平也犯难：回广西有危险，因为自己是广西省政府两度通缉的要犯；同时他感到通过李、全、王的关系或许可以找到党的组织。鉴于此，黄一平冒险由省港回到南宁，首先找到进步知识分子张海鳌商量，张当即告之王公度是托派，方知情况不妙。他和张商议应付办法，认为已来南宁，李、全也早告之王公度了，不去见王公度，危险更大，不如先见王公度后再另想脱身之策。黄一平会晤了王公度，并试探性地提出想到军校谋事。王公度害怕黄一平在学员中进行活动，结果话不投机，最后王公度送大洋180元，企图收买黄一平为他在广州、香港侦探俞作柏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活动。黄一平得此意外浮财，立即东下广州，从此再不理会王公度，亦和李、全断绝一切关系。
1935年冬，黄一平在香港遇到族叔黄朴（大革命时期留德中共党员，后在莫斯科被开除党籍），即由其介绍到福建省同安专员公署和蒲城县府当事务员，专员夏明钢是一位脱党的进步人士，他同情黄一平的遭遇，安排黄一平作挂名事务员，月薪30元。这样，黄一平有了栖身之处。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黄一平从报上得知叶季壮的消息，他怀着重新投入革命的渴望心清，冒着被捕的危险，给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转函叶季壮，但未得回函。1938年1月，黄一平又从报纸上获悉张云逸担任新四军参谋长的消息。黄一平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立马给张云逸写信和发电报，请求参加新四军杀敌救国。6月初，他收到张云逸的回电和汇款，当即昼夜兼程奔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如同离娘的孩子扑向母亲温暖的怀抱。要知道，可是整整六年啊！这六年，黄一平离开党组织、离开心爱的队伍，在白色恐怖下四处寻觅，来回奔波，生活无着，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磨难啊！
传奇将军黄一平（二）
浴血江淮
黄一平赶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见到久别的张云逸等老领导，坚强的汉子激动得泪眼模糊，泪水怎么也忍不住，如同断了线的珠子扑籁籁往下直掉。担任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的张云逸紧紧握着黄一平的双手也久久说不出话来，他理解黄一平与党组织、与自己的队伍失去联系的痛苦，更理解黄一平对党组织、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赤诚之心，立即安排黄一平担任第三支队副官。党的信任、老首长的关怀，使黄一平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坚定地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从头干起，杀敌立功。不久，黄一平自愿下到第三支队教导队当学兵。根据黄一平的表现和请求，军政治部于1938年1月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黄一平更加严以律己，勤学苦练，1939年12月，他由学兵、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教导队干事、副队长而任大队长，迅速成长为新四军的重要指挥员,为新四军江北部队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为发展江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夏，日军北犯徐州，并分兵占领合肥、巢县，控制淮南铁路。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嫡系军、桂军和川军纷纷溃退，躲进大别山区，使皖东、皖中大片国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同年10月，黄一平随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和巡视团到江北第四支队驻地，接着组织江北游击总队和第四支队东进皖中和皖东，放手发动群众，与敌浴血奋战，经一年的努力，我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开辟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完成了向淮南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任务。
1939年底，蒋介石在全国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次年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新四军的反共军事摩擦愈演愈烈。1月，顽军皖东北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谨指挥两个团和直属部队趁我第五支队主力增援路西反顽作战之际，向我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地发动袭击，局势非常危险。黄一平奉命率领教导大队300余人枪在重机枪连的配合下，英勇反击，经一天战斗，就将盛子谨顽军2000余人打得大败，俘虏盛顽以下数百人。
3月下旬，韩德勤又调集八个团、一个行动总队和四个县大队的顽军1万余兵力，再犯我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地来安县半塔集地区，以配合路西桂顽对我第四支队的进攻，将我挤出淮南地区。当时，我第五支队主力尚在路西，半塔集地区仅驻有特务营、教导大队和第十团、新八团各一部新兵，总兵力为2400人，能作战的部队仅有1000人。
21日早晨，韩顽第—一七师六九七、六九八团3000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半塔集镇袭来。黄一平和大队教导员唐克迅速指挥三个军事队和两个学生队的战士们坚守半塔集镇四角的四座炮楼，给来犯顽军以迎头痛击，打退了顽军的第一次进攻。中午时分，顽六九七团第一营在炮火掩护下，抢占了半塔集西北的道光山制高点，完成了对半塔集的包围，封锁了半塔集至苏级第五支队司令部的通道，情况十分危急。在苏郢指挥的第五支队副司令周骏鸣当机立断，抓住敌立足未稳的战机，亲率特务营二连从十里外的苏郢增援半塔集，当周副司令率领特务连接近道光山西北山后时，黄一平率教导大队一部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夹击，打得顽军抱头逃窜，一举夺回道光山制高点。这一天，我驻冯郢、苏郢、竹镇、四十里桥、高山集、王集等部队都分别将进攻之敌击退。
在半塔集反顽战斗的当天，中央致电刘少奇等，明确指示：“你们巩固皖东根据地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我有坚决打破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这一紧急任务……彻底战胜进攻部队，巩固这一极端重大的抗战战略地区”。22日，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第五支队政委郭述申等回电中央表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并根据固守待援的方针重新调整半塔集保卫战的战斗部署，派第五支队参谋长赵启民进入半塔集镇加强作战指挥，命令教导大队一定死守七天以上。顽军两个团连攻四天不下，韩德勤急调第十八团、十六团各一部，于25日向半塔集镇发起更猛烈的攻击。黄一平指挥教导大队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浴血奋战，沉着御敌，又重创顽军，我半塔集的阵地稳若泰山。
战至27日，罗炳辉司令率第四、五支队主力，叶飞率江北挺进纵队，陶勇率苏皖支队昼夜兼程抵达半塔集附近，形成全线反击态势。进攻半塔集之顽军仓皇后撤，黄一平率领的教导大队在各兄弟部队的积极援助下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固守待援的范例，保证了我路西主力反顽作战的胜利，实现了我先打桂顽后打韩顽的战略意图。29日，我军兵分三路展开全线反击，追歼韩顽，至4月9日，将顽军全部驱逐到三河以北，歼顽军3000余人，取得了路东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宣告李品仙、韩德勤联合发动淮南反共高潮的破产。半塔集保卫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张云逸曾指出：“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且对华中抗日反顽斗争和建立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全局关系至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