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上了点年纪的国人都听说过“文革”初期的几位风云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过“王、关、戚”在风波迭起的“文革”大潮中如同昙花般开了又谢了。《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 10 出版）是王力晚年的回忆与反思，虽然他至死未能摆脱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忠诚、信仰乃至膜拜，但他曾亲历“文革”早期及“文革”前重大场合，自 1960 年起就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1964 年起还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6 年 6 月至 1967 年 8 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红极一时。他与毛泽东等权力金字塔尖上的人物有过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了解许多最高层权力内幕。武汉“ 7 · 20 ”事件中王力受伤回京曾享受百万人欢迎大会的殊荣，不过转眼之间， 1967 年 8 月底，他就突然被打倒在地，开始名为“请假检讨”、实为隔离审查的囚徒生涯，从 1968 年起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漫长的十三年半中他从未被起诉，自认不过是“替罪羊”。他以劫后余生，写下的回忆，特别是《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因此而弥足珍贵，不仅对研究文革史有着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对解剖数千年相续的中国政治史、政治文化以及中共权力斗争史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王力详细回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 “文革”一幕，虽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却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让我感受最深的两点是：
一、没有限制的权力可以任意妄为，真是可怕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无限权力下，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君王本人也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这样的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便是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那么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 （ 980 页）说白了，她内心也诚惶诚恐，缺乏安全感。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他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 706 页）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 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712 页）他发起“文革”，“中央文革小组”就越过了政治局、甚至常委会，到 1967 年 2 月毛说得很干脆：“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 716 页）陈云曾说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 714 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用毛的话说“就是要这样好”。（ 795 页）
即使号召夺权，也并“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 804 页）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所谓“造反有理”也只是针对他所不喜欢的人，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陶铸说：“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怀疑”。（ 896 页）实际上，“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后来对哪些部门能夺权，哪些不许夺都做了规定。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这些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看他的眼色，不能威胁到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曾对王力说过不怕乱的秘密：“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主席）指挥。”（ 849 页）
无限权力极容易导向造神运动，书中几次讲到这件事， 1966 年 10 月 1 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那天晚上挤死好多人。傅崇碧（引者注：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卫戍司令）挤断了肋骨。”（ 623 页）“那天踩死的将近十人，踩伤的上百人，傅崇碧肋骨挤断了三根。”（ 709 页）个人崇拜之狂热由此可以想见。也是那天，毛对身边的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623 页）“文革”开始毛就讲过“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剥，“先剥彭、罗、陆、杨，后剥刘、邓，再剥陶铸，最后剥光了。”（ 715 页）难免不让人想起“兔死弓藏”之类的古话。王力特别对毫无程序、 “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案组”深恶痛绝，“把政法同纪律合而为一，就很成问题。”（ 831 页）这只是无限权力下才会产生的极端形式。
二、以往人们总是以中国传统的“忠”、“奸”观念来评价“文革”，好象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是因为几个包围着皇帝的奸佞小人（如林彪、“四人帮”、康生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对面的是一大批忠臣，如处境艰难的周恩来，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帅等等，他们显然是反对“文革”，一开始就洞察到了奸臣们的阴谋，并与之进行了“斗争”。从而把什么责任都往“奸臣”、“坏人”身上推。其实，这只不过是虚构的观念化、脸谱化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王力这样说：“当时自己觉得总是要跟毛主席干革命，防复辟，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 701 页）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 801 页），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 712 页），对毛发动的“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 802 页）“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 890 页）我们都知道周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922 页）
1966 年 11 月 13 日 ，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他不赞成一些口号，如“砸烂”、“火烧”等，他还说：“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学习林彪，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王力说：“历史学家认为他就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 686 页） 1967 年 2 月，陈毅有个讲话称“林彪是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921 页）。徐向前还当过军委文革组长。（ 905 页）
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在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反对，对夺权也没有反对，还是认为不夺权不行，不夺权就要改变颜色了。认为刘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国家要改变颜色了。” （ 924 页）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文革”时立案整邓小平的历史，邓的老部下莫文骅写信揭露邓当年离开广西“是逃跑”，连“德高望重，品质很好”的张云逸“在那种气氛下也写了信。”（ 733 、 734 页）
王力评价“林彪不是不读书的人，他还做卡片。他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说话，说话都是有份量的，他认为对的，还是坚持到底的，当时他的威信还是很高的”。（ 725 页）这也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恶、不学无术的林彪不一样。在王力看来，并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坏人，“文革”并“不是毛主席发疯了，再有几个坏人，就把事情搞坏了”（ 921 页），只要“尊重历史”，就可以肯定那些“忠臣”包括受害者同样不是毫无责任的。
“文革”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如果权力仍然是没有制约的，如果权力的产生、运作、更替和监督没有制度化、公开化的程序可言，一切都在一个窗户也没有的铁屋子转动，我们难道可以轻易相信：“文革”真的过去了？“文革”不会再来了吗 ?
据大风在线第十期 2006-04-07 收到
转载时间：2006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