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9·18”后，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对推动省政府和南京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7·7”事变以后年半之内，湖南是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声威和内涵，对唤醒民众抗日，促进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的扩大，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但迄今出版的中国抗战文化史著作中几近空白，现在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展示先进文化的作用，对深化抗战文化史研究，促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湖南抗日文化运动的先导作用
1931年9月23日，素具“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民获悉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即有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走上街头，宣讲“9·18”事变真相。湖南《大公报》、《通俗日报》、《工人报》、《全民日报》等大小报纸连续报道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和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情况，发表各群众团体宣言通电。9月25日，长沙教师、学生、工商各界群众近20万人举行湖南人民反对日本武装侵辽示威大会，声讨日本侵华暴行，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作出《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日宣战，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决议，将对日援侨委员会改组为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全市工商学实行“三罢”声援。衡阳、邵阳、锡矿山分别举行5万人、3万人、2万人游行示威大会。
省会还组织了学生、教育、新闻等30多个抗日救国会；全省70多个县市和地区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及学生、教师、工人、商民等分会，共计300余抗日团体遍布全省。这些团体举办的《湖南反日救国会会刊》、《抗日救国半月刊》、《抗日周刊》、《抗日专刊》、《铁血青年》、《反日专刊》、《抗日特刊》、《讨倭专刊》、《反日歌谣》等刊物多达40多种，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全省各界还组织反日宣传队，深入街道、里弄、兵营、学校、剧场、车站、码头、影院乃至偏僻山村，作演讲、出壁报、演话剧，向各界宣传抗日救亡，主要内容有：1、充分揭露日帝侵华罪行和野心，唤醒民众起来抗日，指出“亡国灭种之祸，行将见于中国”。2、批评南京和省政当局的害民误国政策，敦促当局抗日御侮。湖南文化界人士发通电、交呈文，指出“暴日侵略我国，实由党国领袖只顾争权”、“不去抗日引起”，要求政府停止反共，取消湘鄂等九省联防，团结御侮。
1935年“12·9”运动后，中共长沙青年运动党团推动《大公报》、《中山日报》等报报道北平学生请愿受伤和津沪汉学生响应罢课游行消息。17日，湖南学生提倡国货会发出三个通电：一电国民政府，要求保障学生爱国运动，明令声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汉奸殷汝耕；二电全国各界，呼吁声援北平学生；三电北平同学，希望继续努力，全湘同学誓为后援。20日，长沙万名学生冲破何键当局的威胁阻拦，夺门越墙到教育会坪集合，高呼“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奸”等口号，散发《告同胞书》等传单，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游行队伍穿过25条大小街道，市民万人空巷给予支持。随后，常德、衡阳等地学生集会游行示威声援“12·9”运动。中共长沙青年运动党团还创办《更生》旬刊，第一次在湘公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6年夏，一大批从平、沪、宁、汉回湘的中共党员如谭丕模、李仲融、李锐等与在长的苏镜等出版刊物，举办业余学校，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建立演剧团体，团结各界成立湖南学生、文化、妇女等救国协会，促使湖南抗日文化运动掀起高潮：7月组建湖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湘流》三日刊，开辟“救亡通讯”、“救亡言论”、“文艺小说”等专栏，宣传抗日救亡，反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批评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要求当局释放救国会“七君子”，考虑张杨两将军建议，释放政治犯，开放救国自由，立即准备抗战。中共党员撰写《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社论，赞扬张杨救国主张，反对进攻西安，要求团结抗战救中国，于12月16日同时在《全民日报》和《楚三报》发表，引起轰动。
民先队还办了一批业余夜校和歌咏队等，到工厂农村演唱聂耳、冼星海等谱写的救亡歌曲。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并由文抗会发起成立学生、妇女、工人等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救亡文艺社团：一是“紫东文艺社”，有文化界七八百人参加，分头在车站、码头、街头巷尾、郊区农舍演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声势浩大，影响深广。二是“1936剧社”，深入各校排演《汉奸的子孙》等抗日独幕剧和五大救亡歌曲，得到《全民日报》、《力报》等新闻媒体的支持，使长沙观众耳目一新。还有现代剧社，演出《我们的故乡》等多幕抗日话剧；又创设《现代文艺》、《现代戏剧》等专刊附于《力报》出版，并在《全民日报》发起组织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讨论，批判菲薄鲁迅的言论，支援“中国旅行剧团”来省公演《雷雨》、《祖国》等，并多次邀请长沙文艺界座谈，形成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湖南罕有的新气象。
局部抗日阶段掀起的湖南文化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省70多个县市的城乡，持续6年之久，使湖南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对促进南京和省政府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初步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连反共老手何键都在“9．18”后多次参与抗日救亡的群众集会，拨给救亡团体一定经费，并向国民政府表示了愿率三湘军队“枕戈擐甲”准备随时出征杀敌，在“7．7”事变前后就抽调8万湘军开赴江浙支援上海抗战，是全国投入部队最早，投入兵力最多，作战最勇敢的省份之一，抗战第一年湖南征募员兵达30多万。
二、“7·7”事变后湖南抗战文化勃兴鼎盛
“7·7”事变后，特别是武汉失守后，湖南成了全国抗战文化的中转站口和辐射传播中心，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当时除武汉以外，长沙被称为文化城”，凝聚了全国文化名人和抗战文化资源，极大地壮大了全国抗日文化的声威。
1、共产党人来湘，文化名人云集。“7·7”事变后，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共即有计划地从平津沪宁等地派遣了一批湘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回湘从事抗日救亡活动，7月24日即成立了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要求政府对日宣战。9月北方局派吕振羽回湘“开荒”，10月建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2月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受党中央派遣回湘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不久高文华等来湘组建中共湖南省委。他们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统战工作，促成了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1938年10月，周恩来、叶剑英亲临湖南，为湖南抗日文化运动向乡村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随着战火逼近，大批文教机关和文化人迁湘，北大、清华、南开等3所著名大学迁湘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北平民国学院、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10多所大中学校迁湘，上海商务印书馆、三一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正气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10多个出版发行单位也迁来长沙；流亡来湘的各种艺术团体20多个。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湖南一度成为国统区政治军事重心，在年半时间内先后来湘活动的学生和文化人超过150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余人，主要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闻一多、朱自清、曹禺、吴祖光、王鲁彦、王西彦、艾青、孙伏园、梁实秋、熊佛西、董每戡、阳翰笙、邹韬奋、郁达夫、徐悲鸿、冯友兰等外地名人；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张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谢冰莹、蒋牧良、向培良、杨东莼、谭丕模等湘籍名人；加上长沙本地李仲融、杨荣国、孙伟、朱云倬等名人；还有萧敏颂、黎澍、李锐等一批湘籍大学生返湘。他们与各地数以千计的进步师生汇合，形成了一支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抗日文化大军，他们以耳闻目睹的日军暴行宣传，更激起湖南人民的义愤；再加上世界学联代表团、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世界妇女代表团何登夫妇以及美国记者史末特莱、法国记者李蒙夫妇、英国作家阿特丽、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等来湘访问或参加抗日救亡，使湖南原有相当规模的抗日文化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2、群众文化团体发展壮大，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空前繁荣。当时群众文化团体发展到30多个，影响较大的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记者协会长沙分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影响最大的是1937年10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下属团体35个，与36个县通讯往来，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不仅发动社会各界募捐、慰问伤员、救济难民，而且多次举办大规模的读书、演讲、歌咏、演剧活动，开办各类战时培训班，培养学员800余人，分赴各县发动群众，推动全省抗日救亡宣传，对大后方各省产生了影响。当时全省除原有《大公报》、《国民日报》等40余家报刊外，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创办的《观察日报》、《抗战日报》、《中苏》半月刊、《抗战文化》、《火线下》、《湘流》、《前进》、《民族呼声》、《文艺新地》、《大众报》、《真报》、《呼声报》、《老百姓》周刊，迁湘的《中国农村》等多达40多种，合计全省影响较大的救亡报刊近百种，还有各县各校的小型报刊，合计300多种，连湘西都有进步刊物30多种，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政治文章、散文、诗歌、小说、通讯、报告文学。长沙书店、书业、出版社也由原来60余家发展到125家，衡阳、耒阳、邵阳、常德、沅陵等地出版发行业也兴旺起来。合计全省书局书店300余家。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战时书报发行所湖南分所、生活书店湖南分店、大众书店、三一出版社、中华书局，发行《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出版图书700余种，发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朱德《抗战的游击战术》、萧劲光《实用游击战术》、罗瑞卿《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徐特立先生论文集》以及《抗战小丛书》、《中苏小丛书》、《农民抗战小丛书》、《经济丛书》、《国民知识小丛书》等数以百计。发行多的书籍和报刊分别达5000册和3万份以上；还有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国际新闻社等数十家通讯社，更有长沙、武汉广播电台一起代行中国广播电台职责，被称为“中国唯一之喉舌”。总之，这些进步报刊、图书、出版、新闻，在传播中共抗日主张，推动全省全国抗日救亡高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文艺社团林立创作繁荣、戏剧歌咏讲演空前活跃。抗战初期湖南有70来个文艺社团，其中长沙原有和新创的有“青春”、“醒狮”、“赫曦”、“今日”、“北峰”、“一致”、“中国诗艺社”等35个文艺社团和11个剧院，更有上海标准剧团、新时代剧团、南京和山东戏校、北京雷电剧团、江苏大同抗日宣传队、临大剧团、三厅抗敌演剧一、二、四、六、八、九队等24个外来剧团；还有寓居各县的艾青、沈从文、王西彦等著名文学家。他们创作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达17部之多。其中，艾青作诗近20首，《火把》在国统区反响强烈。茅盾的《埋伏》、田汉的《烽火遍黄花》、《祖国的血》、王鲁彦《炮火下的孩子》、周立波《三至长沙》、董每戡《敌》等，在讴歌抗日军民业绩，展现人民苦难，揭露日军残暴，唤起抗战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尤以张天翼讽刺国民党文化专制官僚的《华威先生》，吴祖光描写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凤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日本、东南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剧团公演《血战卢沟桥》等100多个抗日剧目，慰劳将士，为前方募捐，使抗敌演剧运动发展至高峰。长沙从1937年7月19日上演话剧《抗日救国》拉开救亡剧序幕，每周每团义演一日捐给前方，持续数月。演出《新雁门关》、《旅伴》、《卢沟晓月》、《南苑惊魂》、《南口血战》、《黄埔风云》以及《八百壮士》、《抗敌救国》、《放下你的鞭子》、《全面抗战》、《岳飞》、《木兰从军》等戏。演至“暴日兽行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外地来湘的20多个剧团多上演《天津黑影》、《菱姑》、《中国妇女》三大国防名剧以及《上海血战》、《华北血战》、《反正》、《炸药》、《毁家纾难》等抗日名剧，具有较大声势。随后长沙的湖大、国师、周南等10多个大中学校剧团，驻军的铁血、凌霄、阵中等剧团也广泛发动起来，使多种大型演出连绵不断，气势壮观。由于有剧界名师曹禺等执教，有向培良率团示范演出，又有田汉、洪深等戏剧家编剧或导演，还有冼星海、张曙等著名音乐家谱曲，故上演质量有较大提高，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使整个长沙沸腾起来了。同时，全省各地党组织和进步青年建立的剧团和歌咏队达300多个，参加者6000多人，长沙常有2000多人在街头演出。他们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闻者无不动容落泪，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了鼓动作用。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沈钧儒、茅盾、徐特立、郭沫若等领导和名人到影院、电台讲演，使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4、抗战教育突飞猛进。战时湖南教育出现了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1937年全省小学2．58万所，中等学校173所，分居全国第一、三位。战火逼近后，学校转移农村，1941年教育经费陡增4倍，至1945年小学、中学分别增至3．2万所、394所，仍居全国一、三位。1938年后，接连创办国立师院和农、工、商三个专科学校。爱国学者冯友兰、金岳霖在长沙临大期间分别写下了《新理学》、《论道》两部名著，对传统哲学的近代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翦伯赞则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成为我国早期系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专著。而且，湘西十县少数民族教育空前发展，除外地迁入的国立八中等校外，各县立中学增到20所，出现了清末以来的“第二次辉煌”。特别是以抗战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更为发达，成绩突出。不仅有省立农民教育馆等10余个社会文教机构，而且有1938年省政府举办两届全省民众干部训练班，培养青年知识分子6000余人，又通过他们到全省组训民众68万人；还有中共湖南省委举办八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200余人，并深入友军举办“云干班”培养友军抗日骨干300余人，举办华容东山战时中学和桂阳战时中学，培养抗日骨干500余人；特别是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中坚250多人，被誉为“南方抗大”；还有国共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了3000多名抗日游击干部，使湖南成了抗日干部的培训基地。这种声势浩大的抗日文化运动在全省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激化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促使群众抗日救亡积极性空前高涨：
一是捐钱献物支援前线。“7·7”事变之后，湖南掀起了“毁家纾难”、“捐款劳军”、“募捐购机”热潮。一年即捐款400余万元，捐衣100万套以上，先后组织4批汽车队，数十个敢死队、义勇队、服务团和慰劳队赴南京、上海前线支援抗战。仅在上海吴淞口战斗中就有600多人壮烈牺牲。
二是推动了国防军工生产。湖南1．5万民工用一年筑成近千公里的湘桂铁路，各地还抢修717公里公路，超额完成军服皮带、防毒面具等军工生产任务。
三是救护安置伤兵5万，难民50万人。
四是使湖南成为抗日物资的供应基地，每年供应军粮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万担；而且，抗战开始就出现了“母子参军”等动人事迹，《救国时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嘉奖，称其为“夙世楷模，殊堪嘉奖”。抗战8年湖南征募兵员210余万，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居全国第三位；平均15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军，居全国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湖南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推动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黄金时代”的出现。范长江1938年7月20日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湖南抗战的政治准备》指出，张治中治湘最大特点是“能大胆地信任青年，使用青年”，而这个特点的形成不仅是抗日文化运动引发的，而且是它推动配合下贯彻的。张将全省5万知识青年培训后，以73人取代原任，担任了县长，近2000人担任乡镇长，3万多人任保长。由这些人举办民众夜校和识字运动，组织歌咏队，创办壁报，教唱救亡歌曲，唤醒民众救亡意识，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至1938年底又训练组建了30万预备队和70万后备军，合计100万以上抗日自卫团，拥有10多万支枪等武器，使湖南成了抗日战争的兵源基地，也为日后抗日游击队和100余万群众支前队伍的组建打下了基础。1939年3月18日《新华日报》赞扬当时湖南已出兵额当在百万以上，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湖南抗战文化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
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局先后派吕振羽、徐特立、高文华等来湘以及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湖南成了抗战文化的中转基地和中共抗日主张的传播中心，丰富了全国抗战文化的内涵，在全省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1、进一步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动员爱国的文化人团结起来充当民众抗日的“先锋队”，对日抗战到底。1937年10月由共产党人建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成立宣言指出：日帝的企图“在消灭我国家，奴役我民族，斩绝我历史文化”。在此危局下，首先要求文化人团结起来，担负起抗战文化的三项任务：一是将抗战文化扩大到全体民众中去，“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消灭一切汉奸理论和汉奸思想”；二是发展“斗争的创造的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三是将刚毅创新的“湖南精神”，发挥为现代的“民族精神”，为湖南“即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担负起“披荆斩棘”的“前锋任务”。文抗会成员通过报纸和讲演，宣传只有全民抗战，开放群众运动才是对付日寇的唯一办法。12月徐特立在《抗日十大纲领》中号召一切爱国的文化人“写文章提高人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鼓励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讲演抗日的方法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报告抗战胜利的消息及战胜的理由”，“演打倒日本的戏剧”，“唱救国的歌曲”，“画日本侵略中国的漫画”，“训练人民抗日军事知识”，等等来发动民众抗日。这就基本勾画了抗日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2、强调全民抗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三项基本要求，指出发动全民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基础。1937年12月徐特立指出抗战只是政府和军队包办，是前段战争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故必须学习八路军“实行全民的抗战”，要改雇佣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让适龄男子“自动的当兵”。为此，文化人协助省政府举办了全省兵役宣传周和数万人参加的兵役宣传火炬大游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强调扩大民主是发动民众救国的根本条件。1938年9月至10月，谭丕模发表《动员民众的基本问题》、《对于湖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期望》两文指出：“民众是抗战的基础”，“而组织民众团体又是动员民众唯一的捷径”；“政府对于民众应当采取指导的态度去扶助它”，不能“去制裁”。
3、揭露、打击汉奸卖国贼，坚持团结抗战。徐特立早在1937年12月就指出了要警惕日本收买汉奸卖国贼从内部破坏抗日工作。许多报刊把揭露汉奸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1938年3月《中苏》半月刊发刊词指出：“汉奸”、“亲日派”，“在中国国内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为能事”。湖南记者严怪愚1938年底将汪精卫投敌叛国首次在《力报》刊出，震动全国；翦伯赞在《论反汉奸斗争》中强调了反汉奸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指出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但不能说汉奸“完全从我们内部清洗了”。
4、宣传持久战思想，鼓舞抗战信心。1939年2月，吕振羽在《抗战的前途》一书中说，目前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力量是无穷的；而“日本是小国”，“资源缺乏”，“兵力不足”，“军需困难”，经不起持久战争拖累，已引发“经济困难”，“民众生活恶化”和“反战厌战情绪”；而且由于其战争的“侵略性”、“野蛮性”、“掠夺性”，遭到全世界反对，“国际地位”日益堕落，而中国是正义战争，必然得到国际同情援助和国内群众支持。因此，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但这个过程是持久的、艰苦的，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5、为国统区抗日文化坚持大众化、民主化、通俗化，采用民族形式，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开展“文化拓荒运动”起了先行、开拓和辐射传播作用。率先提出了抗战文化大众化、民主化、通俗化，坚持民族形式和“暴露文学”等主张。1937年10月湖南文抗会成立宣言就明确提出抗战文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创造“民主的”“大众的”“通俗的”“民族的”新文化。1938年6月茅盾发表《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指出：文艺要发挥战斗作用就必须大众化，而要大众化就必须利用（民族的）旧形式。田汉也指出要动员民众参战就必须注意通俗化。1939年3月19日《抗战日报》发表社论《民族抗战与文艺工作》指出：文艺就是要肩负起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揭露日寇暴行，争取外援，鼓励士气；要求改善民主，动员组织民众三项任务。田汉更是疾呼文化人“到农村去，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在文化名人大力倡导下，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拓荒运动”：白雪剧团率先下乡，1936剧社到了前线，一致剧社到湘西作流动宣传，湘剧到湘东、湘南、湘中、湘西演出，一些画家也背起画板到乡村、上战场，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斗争。尤其是抗敌演剧二、八队和铁血剧团等，多次赴湘北和江西前线演出，深入衡山、衡阳、南岳、湘潭等地演出《军民合作》、《三江好》、《壮丁》等剧目，这对国统区文化“下乡”、“入伍”有启发、带头和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萧栋梁，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等职。独著、主撰、主编的专著有《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抗日战争史》（分获省社科优秀成果省级一、三等奖）等20部；论文有《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地位》等100余篇。
(稿源：三湘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