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修外传（第八回：打桥牌）

 

第八回 刮五风邓修乱吹牛 藏祸心黑帮假蹲点

上一回说到邓某厚着脸皮，自吹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只得四出调查，寻找旁证材料。自然，没有人能证明。最后只好强烈要求那次陪邓某参观纪念馆的杨尚昆作证。杨知邓理亏，不敢证明，又怕得罪了邓，只好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给纪念馆去了一纸公文，写道：“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事情只好暂时搁下。

再说邓修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招摇撞骗一番后，又召集了遵义附近几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大刮其“五风”。他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麻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膛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县委书记们见他如此信口开河，只好以沉默来表示抵抗。邓修见无人提出异议，以为自己讲得有道理了，于是就说得更来劲了。他点了一支香烟，呷了一口茶水，漱了漱嗓子，干脆站起来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真不愧是“牛皮公司总经理。”不过，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的庸俗牛皮，大家在赫鲁晓夫那里听得够多的了。但可恨的是，这一小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听毛主席在武昌会议和郑州会议的警告，到处瞎议论瞎指挥，使我们的工作受了损失；过后这些人又倒打一耙。邓修那厮在五九年二月，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就开始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说：“我们还有人言过其实。我们要说的少，做的多，不能说的多，做的少。……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

正是这样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企图篡党篡政。彭，黄、张、周首先跳了出来，却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给揪住了。而刘少奇一见大势不妙。连忙把头一缩，骂了句“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之后，又冒充一番左派，混过了关，唯独邓小平混过关的方式却别具一格。其中详情，还需从头说来。

前面说过，邓某老早就是个麻将迷，和罗瑞卿、杨尚昆、李井泉三人是最好的牌友。但自解放后，逐渐觉得麻将有点土里土气了，需要从西洋玩意儿里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为此五二年开始就和李井泉一起练打台球。那厮可真是学什么爱什么，玩什么迷什么。年轻时打麻将是通宵达旦。现在年纪大了，但打起台球来，也必到半夜方休。要是赢了还好，输了的话，一两点钟还不肯下台。警卫员等实在熬不过时，只好悄悄地告诉邓的对手，赶紧设法输给他一局，以利结束战斗。到北京后，邓又勾结旧市委万里等一伙黑帮，盗窃国家建筑器材和大量资金，在养蜂夹道修建一所“高干俱乐部”，内中设备豪华，吃喝玩乐的设施一应俱全，是专供邓小平打球、饮宴、寻欢作乐的去处，也是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魔窟，堪称是一所邓氏“裴多菲俱乐部”。

话说庐山会议前不久，一天深夜，邓某打台球正来劲，猛一后退，没想到绊了一跤，跌了个四脚朝天。那付老朽的骨头经不住这一震动，把大腿骨震碎了一根，当时自有一番抢救场面，不必细述。只说邓修却因祸得“福”，躲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

按理说，他和彭德怀一向关系密切，在抗日战争时就在一起推行了右倾投降路线，他见彭德怀被揭发出来了，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却又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了这一场斗争。于是装成若无其事，干脆对庐山会议不闻不问，连一份书面发言也不写，却躲在医院里，整天听一些黄色川剧的录音带。

总算是他的狗运好，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他的尊腿完全愈合了。出院后，在家将息了几个月，到六○年上半年又想出去玩了。于是请陶鲁笳、刘秀峰，万里等陪同，去山西“视察”工农业建设。一路上打牌聊天，吃喝睡觉，十分高兴。 

所到之处，作为长长见识，新新耳目，工业建设倒是看了一些。而所谓视察农业，则只是在火车上一掠而过。所到之处，县委的同志少不免请他接见一下，作些指示。他说：“可以在一块儿照个象，就算见面了。”事后，他对晋南农业的视察结论是，“男女老少穿的花衣服还不错，就是牛太瘦。”“视察”得较深入的，唯有晋祠与洪洞两地。晋祠乃山西最有名的风景区，邓某游此本无足怪，唯有为何独爱洪洞县一事，随行者也莫名其妙。到了洪洞县，他找了个向导，领着大家到一问普通民居去。但见院内除有水井一口外，别无其它名堂。邓某却眉飞色舞，在此向众人大讲“苏三传”。原来当年的苏三就是在这里“起解”的。从苏三，又谈到川剧，那厮就更开心了，翘着大姆指说：“不喜欢看川剧的人，就不懂得文明！”不过读者不可不知，他所羡慕的“文明”，实为《百花赠剑》、《花手盘馆》，《九流相公》，以及后来的《抓壮丁》等低级下流，封建反动的剧目而已。无怪乎，在六三年江青同志领导戏剧改革时，邓修之流拚命抵制，说什么“戏剧改革我双手赞成，可现代戏我就是不爱看。”妄图阻止革命。更为甚者，当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遭彭真之流排斥、打击时，向邓小平提出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况，邓却无动于衷，不肯露面，继续怂恿彭贼横行霸道。

闲话休提，却说一九六一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在广州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五九年还没“放”够的邓小平，这时又跳出来污蔑三面红旗了。说：“从五八年后，那‘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不如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了。……搞公社，步子就迈的太快了，与从前不同了，没有把高级社的优点发挥起来。”其实，谁都明白，当初的“共产风”、“浮夸风”正是刘邓之流刮起来的。现在他们闭眼不看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却来反攻倒算了。所以主席在会上批评他们不到群众中做调查，不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向群众寻求真理，而是高高在上，只听汇报，看下面来的报告就指导一切，这样就不可能不犯错误。邓某在会上只好假意做了个检查，表示回去后一定到农村蹲点。心里却想，“去就去，怕什么！我正嫌‘子弹’不够用。等着瞧吧，半年后咱再算账！”

果然，六一年五月，邓修把这一“调查”的重任托付给心腹彭真，叫他好生安排。于是，邓自领着常浦、王汉斌、肖甲等杀奔顺义；彭真亦带领赵凡、赵鹏飞等逃驻怀柔，刘仁则指挥项子明、崔月犁、刘涌分赴丰台、通县等地。这一伙大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每到一处就处心积虑地寻找、搜集人民公社的所谓“缺点”、“错误”，“调查”“五风”从何处刮来。真是白日见鬼。

此处单表邓修在顺义“蹲点”的盛况。那天，邓修领着一彪人马，开了一列高级专车，直奔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顺义而去。车上备有从北京装运的多种食品，甚至饮用的水也要由北京运来。为了停放这一列车厢，不得不在牛栏山火车站修了一条专用线。邓某吃在车上，睡在车上，“办公”在车上，打牌也在车上，廿多天的“蹲点”中难得几次到村里走走，也难得几次到县里开个会。每天午睡起来便开始打桥牌，直到深夜一两点。

说到打牌，此处还需要交代一笔。自从五九年那厮摔断大腿后，就谈虎色变，不敢再打台球，兴趣转到打桥牌上去了。于是养蜂夹道更为热闹，每逢星期三、六的晚上，星期天更从下午开始，都是邓某固定的打牌时间。万里、吴晗、项子明、王汉斌、周游、胡耀邦……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轮流奉陪，名曰“值班”。为此事曾经一度引起卓婆的恐慌，因为聚会如此频繁，花费如此之大，如果算起账来，怕够她家受的。好在后来万里给她说明，一应费用由市里报销，卓琳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打牌有个规矩，输了是要钻桌子的。自然，这方面邓某是占便宜的，因为他个子矮，钻起来总要方便些。别人挺高的个子，实在不想输。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反动文人吴晗。此人本来桥牌打得不错的，就为的是讨好邓某，愿意装输，所以甚得宠爱，经常被亲热地称之为“教授”，赞曰:“教授肚量大，不怕输。”因此邓修不论到什么地方，总得设法把吴晗搞去奉陪，非此不过瘾。这次在顺义，少不免又得秘密招了吴晗来专门陪同。二十几天过去，最后让王汉斌等人代写了一分“调查”报告，便算蹲点完毕。而可恨的是，那厮自以为经此一番“蹲点”，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更疯狂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举进攻。

这一着，有分教：

矮子欲试黔驴技，无情好梦空一场！

要知邓修是怎样进攻的，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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