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军史写的比较早，从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红七军，基本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学习了很多井冈山红军的政治工作做法，把一个广西地方军队培养成了红军部队。但是，这个部队在战争指导、战略战术上，比较差，败仗不少，最后损失大部分，编入三军团。红七军丢掉根据地，中央可以容忍（因为中央指示他们可相机靠近朱毛，做战略转移），但损失如此之大，作为领导的邓，要负责的，所以才被下放到瑞金当县委书记，起码降了两级。
红七军在广西起事的高级干部，到33年编入三军团时，基本被清理离队，改编为3军团5师的师团级主官，大部分是彭德怀的人，只有少数团级干部是从广西老红军（下级军官）中提拔的，比如李天佑。
下是正文：
（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是由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29年12月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的部队组成的，它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这支部队在左、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十个月以后，由韦拨群、陈洪涛率领部分兵力，留在原地继续与敌斗争；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主力于1930年10月沿桂黔边、桂湘边、湘粤边进行长征。1931年4月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同年七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归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建制，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6月改编为第三军团第五师，红七军番号即行撤销。
百色起义和红军第七军的成立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就有一定的工作基础。1929年6月，蒋介石打败桂系军阀之后，任命反桂投蒋的原桂系将领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兼军事特派员。俞作柏、李明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直同共严党保持联系。应俞、李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29年6月，指派邓斌（即邓小平，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即龚楚）、石赤峰、李谦、贺昌、叶季壮、沈静斋等共产党员到广西开展工作。邓小平和省委代理书记雷经天等，同俞、李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采取公开和半公开的方式，恢复与发展了各地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接着，俞、李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在政府和军队中工作；任命陈豪人为省政府机要秘书，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和教导总队副主任，任命俞作豫为广西省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9月1日，邓小平、贺昌代表中共中央在南宁主持召开了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决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同时决定将中共广西省委改为广西特委，由雷经天任书记，受中共广东省委领导。
1929年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宣布反对蒋介石，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因部下叛变而失败。俞作柏被迫出走香港，李明瑞率领警备第五大队撤往左江的龙州。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代表邓小平和中共广西特委决定，以共产党掌握的武装两千余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邓小平在布置了右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于11月上旬启程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途经龙州时，又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李明瑞毅然同意参加起义。
同年12月11日，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两千八百余人，在百色举行起义，邓何时回的广西？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红七军党的前委，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龚楚任参谋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及特务营和教导队。第一纵队（由原警备第四大队改编，李谦任纵队长，沈静斋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营（营长何莽）、第二营（营长王飞展）、第三营（营长雷竹平）；第二纵队（由原机关枪营、特务营及地方武装合编组成），胡斌任纵队长，袁任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营（营长符镇）、第二营（营长冯达飞）、第三营（营长黄冕昌）；第三纵队（由东兰、凤山等地农民武装合缔组成），韦拔群任纵队长，李朴任政治委员，钟鼎任参谋长；特务营，营长符录；教导队，队长许卓。翌年秋，又成立第四纵队，黄治峰任纵队长，罗少章任政治委员。
百色起义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任主席，此后，在广西特委领导下，右江地区陆续建立了百色、平马、东兰、凤山、隆安等十余县的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改编为赤卫军，同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右江根据地初步建成。
龙州起义和红军第八军的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中共广西特委的决定，1930年2月1日，广西省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赤卫队，在龙州宣布起义，遂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简称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宛旦平任参谋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一纵队，何家荣任纵队长，潘裕明任政治委员，袁也烈任参谋长，第二纵队，宛旦平兼任纵队长，涂振农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黄飞虎任纵队长。全军共约两千人。
与此同时，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部，李明瑞任总指挥；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
攻打南宁
龙州起义后，总指挥部决定，集中去红七军和红八军攻打南宁。当时，广西国民党军阀李宗仁部正和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进行混战，南宁只有敌军一个团防守。红七军除留第二纵队一个营在百色地区保卫后方机关外，集中全军二十一个连的兵力进攻南宁。由上海刚回到龙州的红七军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邓小平得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停止进攻。但红七军未及停止进攻。结果，国民党军发现红七军的行动，迅即从贵县调来四个团的兵力，首先向龙州发起攻击，红八军大部受损，余部一百余人后来并入红七军。军长俞作豫（在广州被杀）、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外出被害。
2月6日，敌人转向百色进攻。在隆安城外，红七军与敌激战五昼夜，终因敌众我寡，连遭失利，部队伤亡三百余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沈静斋英勇牺牲。二月底，红七军被迫退到根据地腹地东兰、凤山地区休整。
转战黔南
红七军为避开敌人进攻和解决给养问题，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中旬，在凤山盘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第三纵队留在东兰、凤山地区坚持斗争；军部率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离开右江根据地向东游击。四月，红七军主力向河池前进，一举占领怀远镇。继之在向思恩（今环江）进军时，遭敌杨腾辉师袭击，部队被打散，两门山炮丢失。军部遂率第二纵队向北行进，在贵州省荔波县板寨与第一纵队会合。转战途中，红七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苗族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劫。4月30日向贵州南部的榕江县城发起进攻，战至5月1日，攻克该城，歼敌五百余人，缴获电台一部和大批武器弹药，五月上旬，红七军鉴于敌桂系和黔系两军的夹击之势，即向右江回师，经宜北（今环江一部）、河池，到达都安。
袭击百色
1930年6月初，红七军主为回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后，突然向百色守敌陈剑英团发起猛攻，敌全线溃退，红军重占百色城，缴获枪三百余支，全部收复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战后，红七军进行了整训和补充。这个时候，国民党云南军阀张羽中率部万余人经百色、果化，去进攻南宁李宗仁部。红七军乘敌不备，集中兵力在果化地区突然袭击张羽中部后尾，杀伤敌六百余人。因该敌顽强反击，红七军也伤亡四百余人。双方相持不下，各自撤兵，战斗结束。
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期间，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三纵队和赤卫军，在韦拔群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经过三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敌人退出平马、奉议（今田阳附近）、思林三座县城。在斗争中，红军和赤卫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二）
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一部合编为红军第七军
1930年9月2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岗到达红七军。10月10日，红七军在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陈豪人、邓小平、张云逸、龚楚、李谦、黄一平、袁任远为委员，组成红七军前委，陈豪人为书记。邓小平不行了？类似陈毅当红四军书记。
在这里，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合编为红军第七军，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七千余，编为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其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如下：
第十九师（由原第一纵队改编）：李谦任师长（后由龚楚继任），邓小平兼政治委员，许进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五十五团（团长何莽，政治委员佘惠），第五十六团（团长章健，政治委员漫衍）。
第二十师（由原第二纵队和第八军一部合编组成）：胡斌任师长（后由李谦接任），陈豪人兼政治委员，黄治峰任副师长。下辖第五十八团（团长冯达飞，政治委员杨英）、第五十九团（团长张翼，后袁振武继任）。
第二十一师（由原第三纵队改编）：韦拔群任师长，陈拱涛任政治委员，黄松坚任副师长。
转战桂湘粤边
部队整编以后，红七军前委决定，由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治委员陈洪涛率领一个连，留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扩大武装，过分！！坚持斗争（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在强敌进攻下，韦拔群英勇牺牲于东兰战斗中）；军部率主力按照中共中央原定“不能坚持，便汇合朱、毛”的指示，由河池出发，向桂湘粤三省边界转移。部队刚出天河，即与敌遭遇奋战四天，损失三百余人。不久，进攻长安，与守敌李宗仁部两个师激战七天七夜，数攻未克，损失五百余人，遂撤出战斗，经富禄和古宣（今三江）、龙胜之间东进，十月底到达湖南省绥宁县。十一月到武冈，围攻该城六天，敌调十个团增援，红七军主力在撤围中，又损失五百人。后向新宁前进。这时，中共中央代表邓岗、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离队去上海。十二月底，部队经道县、江华县，爬越粤、桂、湘三省交界的老苗山，进入广东连县桂岭。
1930年12月底，红七军前委鉴于部队在转战桂湘粤边中，屡遭伤亡，许多连队建制不健全，遂对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两个师部撤销，全军主力缩编为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两个团。整编后的红七军及两个团的领导人是：李明瑞仍任总指挥，张云逸仍任军长，邓小平仍任政治委员，许进接任军政治部主任。第五十五团，龚楚任团长；第五十八团，冯达飞任团长，黎心诚任政治委员。
转战湘赣边根据地
红七军整编后，为了筹款，于1931年1月，一举攻克连县城。入城后第七天，敌粤军八个团突然向连县城扑来。红七军退到阳山，后转至乳源县梅花。这时，湘敌和粤敌纠集四个团又向红七军发动进攻，红军与敌激战数日，撤出战斗。
为了实现到江西与红一方面会合的原是计划，红七军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兼程北上。二月初，在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附近飞渡武水。李明瑞总指挥、邓小平政治委员率领军机关一部和第五十五团及第五十八团一部刚偷渡过河，粤敌忽然从韶关乘车赶到，堵住渡江，袭击红军。这样，红七军被敌截为两段。渡过河的红七军主力在李明端、邓小平率领下，迅速进至江西南部的崇义地区休整补充。一月后，邓小平奉命离开红七军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由许卓接任军政治委员，张翼升为第五十五团团长，佘惠任第五十五团政治委员。
未渡过河的红七军军机关一部和第五十八团一部共约五百人，由军长张云逸率领，编为一个团（实际上只有四个连），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随后也顺利地渡过了武水。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作战，多次击退了沿途敌人的袭击和堵截，于三月中旬在湖南雷县十都圩与湘赣红军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会合。
红七军于1930年9月从广西平马、田州地区出发，经黔、桂、粤、湘、赣五省边界，转战八个月，历程一万二千里，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于1931年4月，两部分部队先后到达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与湘赣红军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会合后，决定迅速返回湘赣革命根据地，准备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对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时，敌人以两个团追击红军，以三个团附两个县的反动民团在沔渡和湖口圩之间防堵。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湘东独立师第三团密切配合，在严塘附近的将军山，歼敌第十九师一个团及茶陵、攸县、安仁等三个县保安团各一部，战后，红军胜利回到莲花县。当地党、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的到来，并以约八百名子弟兵补入红七军部队。
1931年4月，敌人在集中二十万人第二次重点“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以三个师又四个旅的兵力“国剿”湘赣边根据地。中共湘东南特委根据红一方面军总部关于牵制敌第五路军经湘赣地区南下的指示，组成河西临时总指挥部，以张云逸任总指挥，曾炳春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第二十军第一七五团和湘东南独立师（辖三个团）的作战行动。四月四日，红军向永阳镇发动进攻，击溃敌第七十七师第二三〇旅。永阳战斗后，红军挥师南下，同经遂川北进的红七军主力会合，尔后，共同北出安福地区。4月15日，红军在安福西南廖塘桥等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由阜田来援之敌第五十二师一部共七百余人，缴获枪数百支。6月6日，又在茶陵地区击败敌九个县联防挨户团，歼灭其两个团，并占领茶陵、安仁、攸县、雷县等城。
编入红军第一方面军序列
红七军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活动三个月之后，东渡赣江，经良口到兴国，于7月10日在于都县以北银坑、琵琶垄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归第三军团建制和指挥，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此时，红七军的领导人和编序列为：李明瑞任军长，许卓任政治委员（不久由葛耀山继任），张云逸任参谋长，许进任政治部主任（后为叶季壮接任）下辖第五十五团（团长张翼，政治委员佘惠）、第五十六团（团长李显，政治委员陈漫远）、第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政治委员黎心诚）。
扩编为三个师
为统一战斗序列，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革军委指示，1932年3月，红七军由原来三个团扩编为三个师，领导人也作了调整：龚楚任军长，张纯清任政治委员，叶季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由原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六团合编组成，师长李显，政治委员倪愚）、第二十师（由原独立第六师改编，师长邓国清，政治委员陈漫远）、第二十一师（新组建，师长龙云，政治委员陈保元）。每师辖三个团。
缩编为红军第五师
1932年6月至1933年3月，红七军先后参加了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黎泰战役、金资战役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6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一方面军部队进行了一次大整编，所属军的番号全部撤销，红七军改编为第三军团第五师，寻淮洲任师长（不久由彭绍辉继任），乐少华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陈阿元继任）。下辖第十三团（团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毛毕虎）、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政治委员田丰）、第十五团（由原红二十一军改编，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百色起义的老干部团以上全部被清洗。
红军第五师缩编为第十三团
红七军缩编为第五师以后，先后参加了东方军入闽作战、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2月10日，第五师奉命缩编为第十三团，彭雪枫任团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打下遵义后。
第十三团与第一团合编为红军第一师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十三团直属第一军团领导和指挥，参加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1月，第十三团和第一团、新组建的第三团合编组成为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治委员，杨得志任副师长，胡发坚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团、第三团和第十三团。从1936年1月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段时间，先后任第十三团团长的有李祥、朱水秋、陈开禄，任政治委员的有魏洪亮、黄振堂、郭林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在副师长聂荣臻（一九三七年十月改为政治委员，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指挥下，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摘自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史略》第318至326页）。
（三）
陈豪人（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政治地位在红七军仅次于邓小平）关于红七军艰难时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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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9日） v(&X,!pdch
陈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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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攻敌人的准备及其结果
1.反攻的准备及平马的胜利返兵
隆安失败后，我军退平马附近之村庄，当时企图与留守百色之部队两营会合后，在敌分兵百色时即向平马反攻，但一般群众及地方党部，即欲七军恢复右江沿河政权时来作种种催促。不久右江党部及右江苏维埃政府忽来报告，说平马之敌大部撤退，听说下游有战事，仅留一营人留守平马，七军对此消息亦未加如何考虑即决定反攻平马，及至与敌接触时，发现敌约一团多人，始知受骗，不得已应战，激战一日始将敌击退，占领街道之一部，敌大部向百色、奉议退却，小部仍占领街道，一部扼险死守，当夜连攻数次不破，我军恐敌增兵赶到，乃自行撤退。惟有极小部及赤卫军未得通知，在街道与敌人战了两昼夜才退出 。后又闻敌军一团到了离平马90里之奉议县城，因见其大部溃退，又闻在平残部为我解决，亦不敢前进，然我军已行胜利的退兵了。此役给与士兵与群众之不好的影响，大家都怪指挥官缺少进攻精神已 至半途而废，事后论断七军的确缺少进攻精神。
2.停四遭遇战后困难的时期
平马之役无结果而退，七军大部乃至平马与东兰交界处之市镇燕洞休息，此时士气经两次打击后已不振。不久第二纵队亦到会合，次日忽得敌绕道截我东兰僻路之消息。当时匆忙率队向东兰前进，决心背东兰待 敌来与之作战。谁知敌已绕了两日的路程，经过许多苏维埃区域，包了我军的后方（苏区赤卫军惊慌逃走未来报告）。在停四遭遇，剧战一日，两败俱伤，我退敌亦退，但敌死伤较大。
七军成立时，初期士气甚壮，精神紧张。连遭这三次打击之后，士气为之衰颓，一部干部、士兵失败情绪均甚浓厚。停四失败后，在盘阳（东兰、凤山交界）驻兵月余。该地又是穷苦的地方，粮食时感困难，士兵之零用更是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部队中的整理训练工作都进行得极缓， 群众工作也极少进行，党内也充分表现失败情绪之反映，一切工作都形成了停滞的状态。
3.向外游击的决定
在这样情况之下，七军若困处右江偏僻的县份是没有出路的，由是前委乃有向外游击之决定，七军曾接受指示：湘、粤边界为发展之路线。所以七军出发游击时，即拟向湘、粤边界游击前进。但因七军在隆安失败的时候，曾电知八军绕道桂、滇边界到东兰会合 。当时八军亦必受敌之压迫，过来会合乃为上计。惟迟迟不得八军过来之讯。为着与八军之联络便利起见，前委乃决定留第三纵队留守东兰，军部率第一、二纵队及直属部队在河池、南丹 （均与东兰交界的县分）一带游击，发动群众斗争，待会合八军之后，则以全力向湘、粤边界发展，此种决定之后，出发部队乃由东兰向河池前进，实现这一策略。
五、桂、黔一带游击战争
1.河地的游击工作及思恩之失败
4月初，七军到了河池，河池民众久在反动统治之下，受了反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说什么“共产共妻，15岁以下小孩，30岁以 上成年均在杀戮之列”等等无稽之谈，一般群众确是惊恐万状，逃避一空。但红军一到，举动确是“文明”，迁逃者二三日内渐渐搬回，商店亦照常营业。红军废除一切捐税之政纲大得民众之拥护。他们传说“红军取消苛捐杂税，莫不欢天喜地”。占领河池县城，我军又分兵各 乡宣传，没收地主谷子给农民，又大得农民群众之赞同，来报告豪绅之罪恶及行踪者接踵而至。我们召集了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数百人。有一青年上台演讲。反国民党精绪甚热烈。在大会中乃通过革命委员会之各单，河池 革委即告成立。参加者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之分子，红军亦有代表参加。驻河池七八日间，组织了几个农会、工会，士兵见了群众的欢迎，土气渐恢复了。
七军到河池后，得知敌人甚少。怀远离柳州仅三日路程，为重要商业县分，解决红军经济问题应有办法，前委乃决定派 一纵队到怀远游击（怀远为庆远之第一镇，商业更盛于民远)，留一纵队在河池工作，并料定敌必来对付，乃决定到了怀远后，三数日即回河池。第一纵队到怀远 ，敌数百闻风先逃，过河至庆远。我军在怀远数日，筹款及发动群众影响颇好。后闻敌来，第一纵队由怀远退思恩，并约立纵队亦由河池至思恩会合。那知第一纵队到思恩敌已跟踵而来。稍抵抗即退却，此役损失30余枪，死伤亦30多人。
2.进攻榕江的胜利及其政治影响
自思恩失败，一纵队经宜北县城，在桂、黔交界之乡村中才得会合第二纵队。七军初次向外游击又遭此打击，一切物质上均感困难， 无法补充。当时得贵州内部有战事及榕江（即古州，为贵州重要城市）兵少的消息，前委乃决定向榕江前进，攻敌不意。从桂、黔边界之荔波县境经苗山行军5日始达榕江， 苗山道路崎岖为瑶民区域，绝少行人，故我军于1930年5月1日行至榕江城边，敌始发觉，匆忙应战。敌守城激战一日，卒将其全部约两营人解决，此役得枪400多枝，大炮1门，子弹10多 万，迫击炮、机关枪各2挺，俘虏数十人（敌大部分死伤，仅逃走百人）及无线电1架。进榕后始知王家烈率兵8团向湘西发展，以榕江为后方。前委估量敌必回师反攻榕江，乃决定在榕3日即退，3日中筹款10多万，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每日向群众宣传，没收反革命的军官财产分给群众，影响极好。对于敌伤兵招待亦优，敌兵颇为感动。待七军行时，一般民众与伤兵都有依依不舍之表现。榕江之胜利，士气又恢复，且政治影响甚 在。
3.回师河池的决定改变为回右江之策略
在榕江3日，得报敌5团人向榕江包围，我军迅速向广西境撤退。几为敌追及。至未（半）路，因伤兵运输之困难，无法觅人招之，步枪100余枝，大炮1门，无线电1架投入河中，因当时无群众组织不得不出此法 。退出榕江之后，因第三纵队及第八军之消息尚未得到，及湘、粤边界有重兵驻在（扎）（正适粤、桂在湘南大战时）之关系，前委乃决定回师河池，与第三纵队第八军取得联络后 ，再向湘、粤边前进。
回师河池路过宜北县城。前次经过宜北，群众受豪绅欺骗逃避一空。但我军军纪极好，又作了一番宣传工作，所以此次重返宜北群众甚热烈欢迎。召集一次群众大会 。到者1000多人，热烈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打豪绅，投军者甚多。
至河池适邓斌同志从东兰出来（邓同志于3月前从中央至八军后到东兰。七军大部已出走），带来中央指示，要七军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前委接受比种意见，乃决定 回师右江，3个月后才向外游击。
附：对上述帖子的网友评论
senmi77：不能这样说的，当年广西桂系势力很大，而且可以说在两广是比较得民心的，（我的祖父是桂系大员之一，和李黄白关系很深。所以对桂系可以说还是了解一点的）。而且桂系战斗力很强，这一点可以从红军长征过湘江折损过半就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说，红七军没有象后来的西征军一样被全部损失己属不易。
其次，红七军的各个干部，大都是些贫农，当时的军事素质不能和红三军团的各个相当级别的人相比，更不能和红一军团的相比。所以，后面红七军能出那几个如李天佑、韦国清这样的人，更是不容易。
当时广西的一些军事人才，大都和李黄白有关系，老的一些是保定军校毕业，（我祖父就是一个）新的则没有，所以，少壮军人不多。这也难怪，查查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广西军人外出读书不多。能打，也只是广西人特别能吃苦而己。 K+lQ(PANK
另：本人祖父，陈雄，字杰夫。广西中将。保定军校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当年新桂系大员之一，可以从下列书中查出此人的经历：《李宗仁回忆录》《新桂系演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