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蓬蓬：用革命的名义斥责反动

在上个世纪中国的革命队伍里，曾有过一些干将，用革命的名义斥责反动，以至害死了许多人，作弄了许多人，蒙蔽了许多人，并且给历史涂上了一层阴影，其流毒至今也难以肃清。

在这些干将中间，最骄横跋扈的要算是郭沫若了。

郭沫若是有一点革命的本钱的。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到了南昌，并光荣就任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随同周恩来、谭平山、吴玉章、李立三、朱其华、贺龙、高语罕等一起南征，途经会昌时，由周恩来等介绍，和贺龙同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遗憾的是，当郭沫若具备了一点革命的本钱后，并没有为革命作什么贡献，而是在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远赴日本当了寓公，实际上相当长的时期处于脱党状态。 

1937年抗战爆发，文学界在抗战的旗帜下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联合。郭沫若回到国内。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发起人包括各方面的代表97人，选出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有45人，包括了左、中、右各类作家，无党无派的老舍被选为总干事，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在全国各地组设了数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文协的成立标志着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运动的合流，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次包括国共两党作家的大联合。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按照统一战线的安排，朱其华来到西安，但郭沫若却在他的《洪波曲》中，信口雌黄地说：“朱其华化名柳宁，在西安主编《抗战文艺》，名曰抗战，实质期期反共．．．．．．”

到底是怎样反共呢？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其华（即朱雅林）起草《土地革命大纲》，介绍张沈川入党，并由伍豪（即周恩来）安排，要张沈川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密码通讯联系系统，（见2001年6月21日《辽宁日报》“红色密码通讯第一人”一文）之后，朱其华被国民党追捕，抗日战争中期，由于叛徒出卖，被胡宗南在西安终南山关押，后被蒋介石密令处死。

以革命的名义，斥责别人反动、反党是很容易的。郭沫若个人是够浪漫主义的，但即使是这种不经意地、稍稍不负责任地书写历史，造成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朱其华的形象在组织部门变得模糊了，在其档案及其后代人的档案中，都留下了“反共”的阴影。

郭沫若以革命的名义，随意斥责别人反动并非一例。1948年3月，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他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对“反动文艺”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们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问和提倡。”在“反动文艺”这一个大网篮里，郭沫若装进了像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一大批“红、黄、蓝、白、黑”的作家。这篇文章对于持中间立场的自由派文人杀伤力极大，它使得在三、四十年代已经享有盛名的作家沈从文从此被迫放弃了文学写作，并且终身无法摆脱受迫害的阴影，50年代初一度精神失常企图自杀；它使得萧乾1949年在香港徘徊于“去国”与“回国”之间，难以取舍。最后只是由于对北平古城的眷恋和对于成为“白俄”式的飘泊者的恐惧，才忐忑不安地回到祖国。甚至对于鲁迅，郭沫若在建国后也说过这样的话。“假如鲁迅现在还活着，也会根据他现在的态度，给他安排适当的位置。”（口气是够大的。）

由此可知，一个作家在文学上的造诣、成就、贡献等等都不太重要，说有就有，说无就无。而政治上是否能被接纳，则是最最重要的关键。 

1949年，给沈从文的命运带来不祥阴影的，是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那篇短文，这篇短文使沈从文知道北大教授是不能当了，乖乖地被送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毕业后，由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鐸及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调到了历史博物馆，做一些文史及考古工作，兼任讲解员，几十年的功夫，他写就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30年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为之作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沫若。历史出人意料的幽默感，常常令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只得欲说还休，哭笑不得。沈从文去世前不久曾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是的，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当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曾大骂“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其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等黑色反动文人，是“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没想到的是，郭沫若自己就是个最大的御用文人，他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也不能不糊涂了。 

1966年4月，郭沫若公开表态：“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对这几句别别扭扭的话，郭沫若在之后曾申辩说：“我那是凤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

是的，御用到了如此地步，就真正是“凤凰涅槃”了，因为在亦真亦假的历史中人，郭沫若也未必认得自己的真面目了。

用革命的名义斥责反动，反动在后来变成了革命，而自诩为革命者却多少走向了反面。

归根到底，这一切都要人民来认定，历史总要还它的本来面目。 

2004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