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水：旧石器文化不只周口店

跑遍中国，提出中国旧石器文化有南北两个系统

学旧石器好可以满世界跑

我学考古的志向，中学的时候就有了。我在浙江台州念的中学，一次饭后散步的闲谈中，我们的历史老师对我说中国遍地是文物，研究这种学问的叫考古学，你若学习，定会有成果。

我一听很高兴。因为我就是数学、物理差一点，历史、地理还可以。这次谈话以后，我就在这些方面下了工夫。考大学的时候，台州没有考场，我们要到温州去考，我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准备学考古。发榜的时候，我如愿进了北大。

我们班有20个人，后来有两个人因故退学了，开玩笑说是“十八罗汉”—其实，18个人里面还有三个女同学。当时，北大自己的老师很少，只有宿白先生、阎文儒先生等人，后来又去了苏秉琦先生，一大半老师都是从校外聘请的。旧石器是裴文中先生教的，中国旧石器是贾兰坡先生教的，商周考古是郭宝钧先生教的，古文字是唐兰先生教的……郑振铎、向达、郭沫若等人都给我们上过课。在上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裴文中先生，他给我们讲各地的博物馆和旧石器考古，从国内讲到巴黎，从巴黎讲到德国，一会儿又讲到瑞士、伦敦。我当时就想，学旧石器挺好，可以满世界跑。

实习的时候，我们去了半坡遗址，那里的负责人石兴邦先生对我不错，他希望我留在他身边做研究。他还对我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不会要我的，因为那里的人全都是搞自然科学的，没有人是搞社会科学出身。

然而事情很巧，当时学苏联，旧石器被归入社会科学。裴文中先生当时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研究室负责人，他想通过考古学的知识去搞原始社会。

一听到我报名要到这里来，很快就收了。我1956年到这里以后就没有挪窝，一直干到了现在。

首次独立工作全靠羊倌帮忙

我们所所长杨钟健先生认为学考古的人不懂地质、生物，他要求我们必须补课。所以，我毕业以后，还回到北大和地质学院上过课。裴文中先生则强调边干边学，他放手让我们去干，但要求非常严格。1956年年底，我跟着裴文中先生去广西野外考察，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记野外工作日志，因为考古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1958年秋，裴先生让我去内蒙古独立工作，找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标本。我去了20多天，什么都没有找到，心里非常着急。就想，自己第一次出来难道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在跟一个羊倌聊天的时候，我把从新石器遗址找到的几块石器给他看，他告诉我，这里没有，过河有的是。我第二天就过去了，结果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等地发现了31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也采集了一些哺乳动物和新石器时代遗物。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保护意识不强，当时没有吁请当地政府保护。1991年我再去的时候，黄河大桥的两边正好修在两处重要的遗址上，这两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

标本带回来以后，裴先生很高兴，他说这是新东西，让我整理以后写成论文，还帮我找了参考资料，我外语很差，他就把英文、法文文献的有关段落都讲给我听。论文我都不记得改了多少遍，最后一次，他才说了一句“放在这里”。这时，我才如释重负，这句话也成了他给我的最高奖赏。后来，他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发表。由于他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仅仅发表中文的还不够，就自己把它译成英文，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发表。

两位老先生论战了20年

1958年，贾兰坡先生提倡整个研究室人人动手搞中国猿人石器研究，我被分配做砸击石片研究。过了几个月，大家纷纷交稿。

发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裴文中先生不在所内。回来后，他看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情景，很不以为然，说怎么能这样搞呢？他看了大家交上去的稿件，认为水平不够，还就我的稿子对我说，你的水平不行，光描述不是论文，要了解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做到1965年也没有结果，之后就不了了之。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贾先生、裴先生观点不合，贾先生说中国猿人石器进步，裴先生说原始。我是裴先生的学生，当然也赞同他的观点。后来我在哈佛大学讲学的时候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张光直先生翻译出来后，大家哄堂大笑。

1975年年底，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写作100周年而筹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包括中国猿人石器研究。领导可能是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认为很多人一起写不出研究著作，就决定由裴先生和我来完成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在书中，我提出中国猿人石器既有同一性，又有发展阶段性的看法，后来获得了贾兰坡先生和裴文中先生的一致赞成，两人之间的论战告以结束。《中国猿人石器研究》1981年才修改完毕，遗憾的是，由于出版进度缓慢，裴文中先生生前没有看到书的出版。

在南方考古提出长江边上的文化从1971年开始，我在云贵川三省前后工作了30年，跑遍了贵阳以西的地区，提出了铜梁文化、四川富林文化等几个新的文化类型。在这里的工作我主要产生了两个认识，一个是旧石器文化的多元性，在贵州，它有几个类型。

以往我们考虑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时候总是以周口店为中心，1971年在大冶石龙头被发现以后，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摆不到周口店里面去，但不知道怎么办，最后用了另外一个名称———长江边上的粗化文化。后来有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发现以后，这一系列一看就清楚了。在此基础之上，我提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有南北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周口店为中心的北方系统，另一个是分布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的南方系统。这个看法提出后，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可。

此外，通过在云贵川地区一系列的研究，我认识到旧石器时代存在历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时间上来讲，比如铜梁文化，这里的石器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年代只有一万多年。还有我们后来做的贵州普定的穿洞遗址，旧石器文化面貌非常清楚。

但是，用碳14测定年代以后发现，最早的只有9600年，最晚的是8080年。

在1988年的《考古学年鉴》上，我就提出了两个概念，旧石器文化不一定在旧石器时代，它可以很晚。

旧石器文化不能僵化地以12000年前为界进行区分，它最晚的只有4000年历史。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的文化可以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

1991年退休后，我开始到东南地区考察。我是浙江人，想为家乡做一点工作，浙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最薄弱的省之一。2002年，我到了浙江，刚到的时候，浙江省文物局的人跟我开玩笑，说这里什么也没有，你能找到吗？

我说，根据我在安徽的经验，我可以打60%的包票。因为这两个地方连在一块儿，地貌、地层都差不多。

我的运气真好，我们下去的第一天就把60%变成了100%.我在浙西北的安吉县找到了三四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多件石制品。我在那里已经跑了三年，走遍了湖州地区。现在健康尚可，我严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把余热献给东南沿海的旧石器考古事业。

口述：张森水

尽管已年过七旬，但退休后的张森水仍然信奉自己“忙忙碌碌做事情”的宗旨，继续从事东南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本报记者郭延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