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张戎评毛新作引发的书评之争
章立凡
旅英作家张戎女士与其夫君J.Halliday的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2005年在英国出版，引来了西方媒体的热烈追捧，一些学者和政客也紧随其后。经过连续炒作，一时好评如潮，该书连续高踞于各种排名榜首位。
但是，挑毛病的人很快出现了，中国学者金小丁写了《〈毛，不为人知的故事〉的17个问题》（后整理为《评张戎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对书中的多处“硬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作家安替认为“此书基本上是一本文学作品而不是学术作品，纯粹是想证明毛泽东从生到死，时时刻刻都是恶魔。我特别看了注，张戎的确看了很多资料，但她对资料的引用基本上没有多少交叉论证，只是主题先行，选取各方最不利毛的资料”。
出于政治、经济、情感乃至无知等多种复杂因素，这类批评不为多数海外媒体所重视。直到2005年11月，形势才开始改观，美国汉学界重量级人物、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of Books）发表评论，认为“书中援引大量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但往往没有求证确实”；“本书作者令其说法所可能发挥的力量大打了折扣。作者试图彰显毛一开始即是个恶人，而后一辈子为非作歹，但这么做却否定了人会改变的现实，不论是成长或堕落”。
多年前，张女士的自传《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在西方也曾引起轰动，当年我读此书时，也深为主人公的故事所感动。后来方知故事只是故事，那位在女儿书中受尽“文革”迫害的高干父亲，竟也曾是一位整人高手……
如今张戎又开始讲故事，我当然有兴趣。她的书中确有一些抢眼的内容，例如：宣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事件不存在；蒋介石以放红军一条生路为条件，向斯大林换取儿子蒋经国的回归，等等；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揭发中共打入国民党内的“四大间谍”——邵力子、张治中、胡宗南、卫立煌，而宋庆龄则被指为“苏联间谍”。张女士俨然成为一个“抓间谍的人”，却并未公示这些指控的确凿档案证据。读了这些，已大致可判断出作品属于“小说家言”。
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蒋介石戎马一生的不少战例上，军事指挥的失当曾使他屡受讥评，但这不能成为有意放走敌人的证据（胡宗南、卫立煌的战绩也是如此）。况且，他的老对头毛泽东，是一位从来不按牌理出牌的博奕高手；地方军阀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是蒋指挥失灵的原因之一。
张女士只提及蒋介石曾向斯大林要求放儿子蒋经国归国的事实，却没有展示任何以放走红军为交易的档案证据。这样的交易也不符合蒋的性格，任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须分我一杯羹”的掌故，“为天下者不顾家”是政治超人的逻辑。固然，张戎身为一名母亲，也许会在子女被劫持时对绑匪作出妥协；如果按照她的“亲情逻辑”，小蒋自1925年起就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人质，老蒋1927年发动反共政变纯属多此一举，何须等上八年再唱“华容道”？看来，张女士确实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
胡宗南之子胡为真曾为此书对其父身后名誉造成的影响，向张女士提出过交涉，牛津大学的华裔史学家曾锐生（Dr.Steve Tsang）也提出了质疑，《中国时报》记者傅建中曾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综述。张戎之弟张朴（同时也是此书译者）立即撰文反驳，并公布了该书第29章的中译本节选作为佐证，指责傅先生是想赶在中文版问世之前，“‘抵消’这本书的杀伤力”。
无知者往往无畏，弟弟的莽撞出手，不仅给人以捍卫商业利益的印象，更不幸“杀伤”了姐姐。中国读者会很快从他披露的内容中发现，张戎犯了常识性错误：在缺乏档案证据的情况下，穿凿附会一些公知的历史情节，按自己的臆测作出结论，暴露出作者没有受过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对此，旅美学人侯一岳发表了《治史应有的态度：同张朴张戎商榷——对张戎“毛书”中关于胡宗南是“共谍”问题之我见》，也从史实和研究方法上对张氏姐弟的论据提出辩驳。
历史研究要凭证据说话，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翻案文章”更是高风险课题，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在缺乏第一手证据的前提下妄作结论，至于访谈、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一般也只能作为旁证。斯大林恐怖年代的“格别乌”倒是有各种捕风捉影的本事，成功地将大批党国军政要人打成“间谍”。
张女士作品的中文版要到2006年初才能与读者见面，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读者拜读的机会不大，以往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问世时，也遇到这种情况。大陆官方曾组织出版了《历史的真实》一书，对李大夫发起反击，但因李的回忆录无法与大陆读者见面，以致于这种反击变成了反宣传，令读者对看不到的东西大感兴趣。
由于大陆没有开放与毛泽东有关的秘密档案，令张女士有机会造成这样一种声势：她说自己曾与丈夫查阅了前苏联、东欧以及英美等国的档案，搜集毛泽东的资料，并访问了大量当事人，以十多年的时间写成此书。这种说法令任何人不敢小视，使她俨然成为一个国外学界推崇的中国问题专家。面对张戎的挑战，大陆官方是继续保持以往的习惯，还是采取开放的做法，姑且拭目以待。但奇怪的是，张女士也同大陆当局一样，没有公布她所搜集到的原始档案，这些文献也许比她的故事更有价值。
从海外汉学的研究环境来看，以英文发表的著作，即便有不少隔靴搔痒的成分，也容易先声夺人。张女士的长项或许是能以英文写作，在男性作家如林的西方世界里，华人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一位缺乏学术背景的作家，她利用了自己以往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以迎合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肤浅偏好。虽然获得了海外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捧场，但在BBC中文网的论坛上，中外网民对她的支持率似乎并不高，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喜欢毛泽东。
史景迁的结论性点评十分到位：“在我看来，即便毛泽东真是个病态怪物，历史学家也应对他持平而论。”笔者以两代人的痛苦经历，对此也深有体会：毛泽东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仅就毛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言，需要的是将神还原为人，而不是将其妖魔化。凭政治口味或个人恩怨戏弄学术。以毛泽东之道还治毛泽东之身，无异于以暴易暴。
本书以Mao,The Unknown Story作为书名，如果这是一部小说，或许有些须可读性。但Story毕竟不是History，《三国演义》也无法等同于《三国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笔法可以用于文学创作，在学术上却是容不得任何哗众取宠的，如今虽常有侥幸风光者，但最终难脱不良纪录。对于一位想要自我提升为学者的作家而言，发表这类习作更是十分致命的。
张戎女士，可惜了！
2006年1月8日 风雨读书楼
章立凡
旅英作家张戎女士与其夫君J.Halliday的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2005年在英国出版，引来了西方媒体的热烈追捧，一些学者和政客也紧随其后。经过连续炒作，一时好评如潮，该书连续高踞于各种排名榜首位。
但是，挑毛病的人很快出现了，中国学者金小丁写了《〈毛，不为人知的故事〉的17个问题》（后整理为《评张戎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对书中的多处“硬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作家安替认为“此书基本上是一本文学作品而不是学术作品，纯粹是想证明毛泽东从生到死，时时刻刻都是恶魔。我特别看了注，张戎的确看了很多资料，但她对资料的引用基本上没有多少交叉论证，只是主题先行，选取各方最不利毛的资料”。
出于政治、经济、情感乃至无知等多种复杂因素，这类批评不为多数海外媒体所重视。直到2005年11月，形势才开始改观，美国汉学界重量级人物、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of Books）发表评论，认为“书中援引大量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但往往没有求证确实”；“本书作者令其说法所可能发挥的力量大打了折扣。作者试图彰显毛一开始即是个恶人，而后一辈子为非作歹，但这么做却否定了人会改变的现实，不论是成长或堕落”。
多年前，张女士的自传《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在西方也曾引起轰动，当年我读此书时，也深为主人公的故事所感动。后来方知故事只是故事，那位在女儿书中受尽“文革”迫害的高干父亲，竟也曾是一位整人高手……
如今张戎又开始讲故事，我当然有兴趣。她的书中确有一些抢眼的内容，例如：宣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事件不存在；蒋介石以放红军一条生路为条件，向斯大林换取儿子蒋经国的回归，等等；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揭发中共打入国民党内的“四大间谍”——邵力子、张治中、胡宗南、卫立煌，而宋庆龄则被指为“苏联间谍”。张女士俨然成为一个“抓间谍的人”，却并未公示这些指控的确凿档案证据。读了这些，已大致可判断出作品属于“小说家言”。
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蒋介石戎马一生的不少战例上，军事指挥的失当曾使他屡受讥评，但这不能成为有意放走敌人的证据（胡宗南、卫立煌的战绩也是如此）。况且，他的老对头毛泽东，是一位从来不按牌理出牌的博奕高手；地方军阀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是蒋指挥失灵的原因之一。
张女士只提及蒋介石曾向斯大林要求放儿子蒋经国归国的事实，却没有展示任何以放走红军为交易的档案证据。这样的交易也不符合蒋的性格，任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须分我一杯羹”的掌故，“为天下者不顾家”是政治超人的逻辑。固然，张戎身为一名母亲，也许会在子女被劫持时对绑匪作出妥协；如果按照她的“亲情逻辑”，小蒋自1925年起就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人质，老蒋1927年发动反共政变纯属多此一举，何须等上八年再唱“华容道”？看来，张女士确实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
胡宗南之子胡为真曾为此书对其父身后名誉造成的影响，向张女士提出过交涉，牛津大学的华裔史学家曾锐生（Dr.Steve Tsang）也提出了质疑，《中国时报》记者傅建中曾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综述。张戎之弟张朴（同时也是此书译者）立即撰文反驳，并公布了该书第29章的中译本节选作为佐证，指责傅先生是想赶在中文版问世之前，“‘抵消’这本书的杀伤力”。
无知者往往无畏，弟弟的莽撞出手，不仅给人以捍卫商业利益的印象，更不幸“杀伤”了姐姐。中国读者会很快从他披露的内容中发现，张戎犯了常识性错误：在缺乏档案证据的情况下，穿凿附会一些公知的历史情节，按自己的臆测作出结论，暴露出作者没有受过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对此，旅美学人侯一岳发表了《治史应有的态度：同张朴张戎商榷——对张戎“毛书”中关于胡宗南是“共谍”问题之我见》，也从史实和研究方法上对张氏姐弟的论据提出辩驳。
历史研究要凭证据说话，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翻案文章”更是高风险课题，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在缺乏第一手证据的前提下妄作结论，至于访谈、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一般也只能作为旁证。斯大林恐怖年代的“格别乌”倒是有各种捕风捉影的本事，成功地将大批党国军政要人打成“间谍”。
张女士作品的中文版要到2006年初才能与读者见面，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读者拜读的机会不大，以往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问世时，也遇到这种情况。大陆官方曾组织出版了《历史的真实》一书，对李大夫发起反击，但因李的回忆录无法与大陆读者见面，以致于这种反击变成了反宣传，令读者对看不到的东西大感兴趣。
由于大陆没有开放与毛泽东有关的秘密档案，令张女士有机会造成这样一种声势：她说自己曾与丈夫查阅了前苏联、东欧以及英美等国的档案，搜集毛泽东的资料，并访问了大量当事人，以十多年的时间写成此书。这种说法令任何人不敢小视，使她俨然成为一个国外学界推崇的中国问题专家。面对张戎的挑战，大陆官方是继续保持以往的习惯，还是采取开放的做法，姑且拭目以待。但奇怪的是，张女士也同大陆当局一样，没有公布她所搜集到的原始档案，这些文献也许比她的故事更有价值。
从海外汉学的研究环境来看，以英文发表的著作，即便有不少隔靴搔痒的成分，也容易先声夺人。张女士的长项或许是能以英文写作，在男性作家如林的西方世界里，华人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一位缺乏学术背景的作家，她利用了自己以往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以迎合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肤浅偏好。虽然获得了海外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捧场，但在BBC中文网的论坛上，中外网民对她的支持率似乎并不高，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喜欢毛泽东。
史景迁的结论性点评十分到位：“在我看来，即便毛泽东真是个病态怪物，历史学家也应对他持平而论。”笔者以两代人的痛苦经历，对此也深有体会：毛泽东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仅就毛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言，需要的是将神还原为人，而不是将其妖魔化。凭政治口味或个人恩怨戏弄学术。以毛泽东之道还治毛泽东之身，无异于以暴易暴。
本书以Mao,The Unknown Story作为书名，如果这是一部小说，或许有些须可读性。但Story毕竟不是History，《三国演义》也无法等同于《三国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笔法可以用于文学创作，在学术上却是容不得任何哗众取宠的，如今虽常有侥幸风光者，但最终难脱不良纪录。对于一位想要自我提升为学者的作家而言，发表这类习作更是十分致命的。
张戎女士，可惜了！
2006年1月8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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