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３年，日本人在北平的“末次研究所”开始收集中国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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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钟晓勇
“你知道‘末次资料’吗？”
８月中旬，在厦门采访的一周时间里，我不断地问厦门文史研究人士、传媒工作人员及各种各样的知识界人士这个问题，看到的几乎都是茫然的神情：末次？什么末次？此时，“末次资料”从日本人回到中国人手里已满５５年了。
在厦门大学图书馆，许多人推荐现年８８岁的欧声和老先生，萧德洪副馆长说：末次档案就像欧老先生的儿子一样。欧老先生１９７９年退休后，开始做末次档案中文部分的提要，前后历经十五六年，多达２０万字，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欧老先生一怒之下，再也不过问“末次资料”之事。
“如果欧老先生肯说就好了……”每个人都这样爱莫能助地说。“末次资料 ”并不是一两本文字孤僻之书，而是庞然大物，在厦门大学图书馆里摆满了高两米左右，长六米左右的两大书架，逼面而来，纸质已呈黑黄，翻阅之后，浑身掉满纸屑，旧报纸的焦糊味弥漫在身边。
“末次”的由来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是对中国最有兴趣的国家，明治晚期政府最出色最有力的官员后藤新平曾经说过，在引进重大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研究，从而把殖民统治的费用和困难减少到最小。１９０７年，后藤新平成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董事长之后，邀请了民法专家冈松叁太郎对辽东和南满铁路南段的一些县进行调查，这一传统被日本其他的情报机构继承了下来。稍迟几年，北平东城栖凤楼七号，“末次研究所”开始运作了，负责人是末次政太郎。
“末次研究所”的成果是被简称为“末次资料”的《日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它的主要来源是自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４０年７月这段时间内的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总计有５０多种报纸，记者仅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至１２月一辑《共产党的事情》中抄录出的报纸就有中文报刊《益世报》、《华东日报》、《华北日报》、《大公报》、《京报》、《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庸报》、《大每》，英文报刊《ＰＴＴ》，日文报刊《满日》、《京津》、《新支》。末次资料现存７５５辑，１５１０００多篇，２·２亿字，内容有电讯、社论、特稿、文件、译文、传记、史话、调查报告、专案报道、调查统计、论著、秘闻轶事、漫画及图片资料等。这批资料最晚是１９４０年７月，当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高峰期，作为日本情报机构的“末次研究所”应不会停止情报收集工作，因此，在１９４０年７月以后，可能还有资料专辑，有可能散失了，也有可能还藏在某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部资料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接收，国民党从大陆溃败时，准备将其运往台湾，途经福州时，引起了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章振乾先生和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的关注，章先生在一篇回忆中说道： “１９４９年３、４月间，当时我和文史组组长傅衣凌，政治组组长管长墉先生得知吴石（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局长、陆军中将、福建省绥靖副主任）从南京运来从日本军方缴获的重要军政资料一批，有意争取把最有价值的留下，吴石的态度相当明朗。经过商量，吴石同意将《末次情报资料》以寄存的名义交给我们保管。”据说，吴石在台湾回答丢失“末次资料”的诘问是：飞机太小了，放不下。他在１９５０年被枪决。
这批资料随后移藏厦门大学。６０年代，由于“深挖洞、广积粮”，“末次资料”和另外的重要资料一度移至闽西的长汀县。厦门大学图书馆前副馆长王忠俊先生说：“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曾下令封存“末次资料”。
“末次资料”在厦大图书馆一放就是四十来年，几代学者都极为珍视，除了傅衣凌先生外，《资本论》的译者、著名经济学家、前厦大校长王亚南先生也将之视为宝物，可是，它始终是堆故纸。直到１９９３年，华东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召开时，当时的厦大图书馆馆长孙晋华与王忠俊带领会议代表参观“末次资料”，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智仁先生极为动情，开始为“末次资料”的影印出版奔走，随后，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教委的老先生季啸风与沈友益铁定了心为这部书找钱、找出版者，最后，由厦门大学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东亚古籍研究所合力于１９９７年８月影印出版了“末次资料”，书名定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副标题为“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前后历时四年，其中几次差点下马。
“末次”的价值
季羡林先生谈到“末次资料”时说：“剪报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危难深重之际。这一段历史实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
“末次资料”的专题的内容极为丰富，除中日关系上的大事无一不包外，一些选题也极具体细致，如：《招商局工作》、《罢工问题》、《治外法权问题》、《鸦片》、《排外与人民反基督教活动》、《满州驱逐朝鲜人事件》、《通化大刀会暴动事件》、《天灾与救济》、《银问题》、《中国黄河历代变迁史》等等。重要事件的资料最为全面，如《中日事变》（即芦沟桥事变）这个专题，年限为１９３７年６月至１９４０年７月的３年１个月，搜集的资料多达１０７辑，条目有２１０００多篇，３２００多万字，日本的侵略进入高潮时，也正是它的情报机构加大马力的时候。上海的老报人丁之翔先生在“文革”后期见到“末次资料”时，认为从报业史的角度来研究“末次资料”极有价值。有辑资料被命名为《北平通讯》，厚达３１５页，甚至全是一个叫做静波生的记者关于北平方方面面的报道。这个静波生恐怕生前不知道有个情报机构如此垂青他吧？
“末次研究所”对待材料的态度是广泛选择、兼收并蓄，它关注的报纸包含了当时中国出版的和海外输入的绝大部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前所长陈在正先生说，他常去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图书馆，当时“末次研究所”剪的报纸，许多都找不到了。同时，“末次研究所”对资料的态度是，既有日本方面的宣传报道，也有世界各国及中国的立场和对策，绝不回避敌对观点报道。在中日战争中，既有日军谈判代表寺平大尉从宛平城墙吊下的照片，也有中国军队在龙王庙坚守的照片；既有“陇海线上南北的皇军历史性握手”的报道，也有“伪热河青龙县接收迁安县第四警官分所，强迫警官穿着伪警制服，警官刘振楼痛哭不从，被押去服役”这样动人的中国男儿。
“末次资料”除了可以和正史互相验证外，一些独家的东西也将给研究提供不少帮助，孔永松教授举例说：在土地革命期间，存在着对富裕农民过度严厉的做法，这方面的史料是很少的，可是“末次资料”里就有相关的条目，为研究历史上的左倾提供了史料。
有些史料更是闻所未闻，如《西安事变》专题中，《冀东报》１９３７年１月６日报道：“本报南京专电，顷此间接奉此密电，蒋腰部伤势溃烂，痛楚不堪，五日晨九时，由总医院施行手术，痛略止。定七日再行手术。惟关于蒋氏受伤后施行手术等情形，禁各通讯社发稿，以免宁府内部发生枝节。”２１日《冀东报》又载：“蒋介石腿部枪伤割治已痊可；惟腰部之弹壳尚未取出。蒋以气力不足，拟春暖再行手术。步履已不需左右扶持，惟精神欠佳。”末次政太郎是什么人？
１９８４年，“末次资料”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１９８５年，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华伟博士愿花一万美元复制一套。据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在正先生介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许雪姬、陈存恭、黄富三等七八位研究人员都来厦门使用过“末次资料”，也有可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使用“末次资料”最多的人了。
在采访的一周时间内，除了粗略地翻阅“末次资料”，作为记者，最想知道的就是两个最简单的问题：末次政太郎是什么人？“末次研究所”的规模、运作方法如何？这个情报机构以及指挥这个机构的人的真面目是什么？现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明光博导热情地为记者介绍了一些专家教授，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只能尴尬地表示自己不懂。最后一天，记者找到了据说是从“末次资料”中得出成果的郑全奋教授，他和已故的薛谋成教授合著了一本《福建事变资料汇编》，郑先生一听之后连连否认，说这本书另有资料来源，来源于“末次资料”的有限得很。他对自己不知道末次政太郎及“末次研究所”的详细情况也颇为懊悔，这位傅衣凌先生的学生说：早知道当年问问傅先生这个情况。
这个在中国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情报机构，知道上海事变商务印书馆损失一千六百万元；知道沈钧儒等七君子汇款百元慰劳廿八军；知道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知道四川有个光蛋会；知道杨振宁的老师吴大猷先生是做为乙种候补研究员领取中华文化基金会的科学研究补助金出洋的……
中国人从日本人手中接过“末次资料”，我们有５５年时间研究它，它不是更清晰了，而是逐渐被人遗忘，今天是这样，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在遥远的１９１３年，我们至今不知的末次政太郎开始工作后，相继而来的侵略，也就不可避免了。
图 影印出版的“末次资料” “末次资料”内页
图／黄晓珍
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