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蒋介石再变决心，黄维兵团被歼
１２月２２日，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在图上研究后，我觉得刘峙似乎太泄气。就对刘峙打气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协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３０万兵力能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像１１月初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我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出什么。
２３日，蒋介石要刘峙同我到南京开会。大概是１０点钟前后，我们到达蒋介石官邸的会议室。首先由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他说：“我军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一举击破共匪，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蒋介石采纳这一案，并对我说：“你回去马上部署，向匪攻击。”我说：“这一决策我同意，但是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其实黄维这时已被围，而蒋军尚未知道）。”我并建议调青江浦附近之第四军、南京附近之八十八军及五十二军等部队迅速向蚌埠集中，参加战斗，另外再设法抽调两个军。蒋介石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你先回去部署攻击。”
我当时认为蒋介石这一决策尚有一线“希望”。当日午后即同刘峙飞返徐州，准备为蒋介石作垂死的挣扎。飞机经过双堆集上空时，曾见双堆集以东浍河东岸炮火连天，若干村庄被毁。我与黄维通话，黄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不是办法。”我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
２３日午后，我同刘峙返徐州后，即决定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第二兵团及十六兵团担任攻击，当晚并就攻击准备位置。十六兵团当日乘解放军之不备，先攻占笔架山。晚间蒋介石的正式命令亦到。
２４日，正式开始攻击，当时并有美记者数人来观战。这一天在步、炮、战车配合下，集中兵力火力，机声隆隆，火光冲天，向解放军进攻，而解放军则英勇反击，双方火力及肉搏战，都发挥到最高度，逐村争夺，寸土不让。蒋军依赖空军炮火掩护，白昼攻击，而其空军炮火尚不能绝对压倒解放军。加以解放军战士个个政治觉悟高，善于短兵相接、打肉搏战；蒋军则是受令前进，层层督战，士兵拥挤一团，空军炮火失效，以致伤亡惨重。
这一天，十六兵团在美记者视察下攻占白虎山、孤山集及沙帽山；第二兵团前进约五华里左右。当晚调整补充后，２５日继续攻击前进。在解放军纵深坚固的阻击阵地前，蒋军屡攻屡挫，一连三日，进展甚少。２７日，两兵团先后建议，如此强攻，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必须增加空军轰炸及炮火，以火力为主攻。我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但由于蒋军的炸弹、炮弹都快消耗光了，也不可能大量补充。２８日我仍令各兵团攻击前进时，蒋介石又来电令我到南京开会。
至晚各兵团仍停止于孤山集、四堡、褚兰之线。入晚，十六兵团在孤山集遭解放军的反攻而溃退。这期间蒋介石并未照他原来的决策抽调兵力增援，第六兵团攻击未成而向后退缩，黄维兵团被围，越围越紧。
２８日上午，我到南京后即赴黄埔路“官郾，不久顾祝同亦来，叫我到一间小客厅中讨论如何挽救蒋军的这一危机。我先问顾：“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增加呢？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顾说：“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啊！”我说：“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要打，把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顾很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我觉得蒋介石又是老一套，这一决心再变，黄维完了，徐州各兵团也要全军覆没。但无法增加兵力，打下去不可能，守徐州我也失了信心。我沉思了好久，对顾说：“既然这样的困难，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既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既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实际上是万一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顾同意这一案。接着，何应钦慌慌张张地来说：“怎么样？就不能打了么？”我将以上意见同何讲了之后，何说：“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我对顾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了解我的意思，就说：“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于是三人出来到会议室开会。
这时蒋介石披了一件黑斗篷，满脸通红，窘态毕露地来了。向大家点点头说：“好好，就开会。”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他说：“目前共匪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北进，以解黄维之围。”并滔滔不绝地讲这一案的理由。我有点忍不住，就大声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综错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一时会场乱糟糟地大吵大笑。有人问我：“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我说：“也要看情况。”刘斐在旁边给我打气，连说：“打得！打得！”又有人问我：“你的意见如何打？”我笑而未答。经过一阵乱吵乱嚷，才沉静下来。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到小会议室谈谈。”蒋到小会议室后，我同他分析了军队生死存亡之道后，讲了同顾祝同商量过的一案（如上述），蒋马上同意，急忙掉头出来问王叔铭：“今天午后要黄维突围的信送去没有？”王说：“尚未送去。”蒋说：“不要送了。”蒋介石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出席的人都未说话，即宣布散会。
会后我想：“如果蒋介石这封信投下去，徐州的部队也出来不了。”萧毅肃还以为我要打，就拉着我说：“你考虑没有？
保卫南京要人啊！”我说：“你的意见高明！我自有办法。”萧并不完全了解我主张撤而不打的这一案，连连说：“要人啊，要人啊！”
黄维兵团在蒋介石一再变更决心之下，一直在双堆集对解放军顽抗。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蒋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下章还要说的），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蒋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校一直战到１０月１０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蒋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
双方争执到１５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狙击下即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的。
六、蒋介石三变决心，全部完蛋
如前所说，１１月２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我于当日返徐向刘峙报告后，总部人员即开始以飞机运蚌。我执行这一计划时，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即有人通知蒋政权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在徐州的蒋家各机关纷纷要求尽先让他们撤退。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挤得未能走了，等到２９日早晨才起飞的。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军事秘密。
２８日晚，我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人开会，我讲了蒋介石的决策之后，吹牛说这一撤退是可以成功的。大家一致同意“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并决定撤退的概略部署如下：（一）２９日蒋军发动全面攻击以迷惑解放军。
（二）３０日晚全部开始撤出徐州，第一要到达永城附近，第二要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解放军进攻。撤退中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行进。
（三）十三兵团先遣一个师，于２９日晚以前占领萧县瓦子口等隘路，以掩护主力之安全撤退。尔后归还该兵团建制。
（四）二兵团于２９日全面实行佯攻，以迷惑解放军。于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小孤集、四堡、白楼等处牵制解放军。掩护部队应努力迟滞解放军，到１日晚撤退。主力于２９日晚开始撤退，务于３０日晚到达瓦子口、青龙集附近，掩护军右翼安全，尔后经王寨、李石林到达永城以东及东关南关地区。
（五）十六兵团于２９日对当面之敌实行佯攻，迷惑解放军，于３０日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孤山集、笔架山一带迟滞解放军，至１日晚撤退归还建制。主力于３０日黄昏后开始撤退经萧县红庙、冯河集，向永城西关地区前进。
（六）十三兵团（除先遣一师外）于３０日晚在苑山附近及徐州市留少数掩护部队迟滞解放军，掩护部队至１日黄昏后撤退。主力自３０日晚开始撤退经曲星铺、袁圩向永城北关前进。
（七）徐州警备司令部指挥地方军警于１１月３０日由徐州撤退、经袁圩、薛家湖向永城西关前进。
（八）指挥部直属部队于３０日归副参谋长文强指挥，经铁路附近公路经大吴集、孟集，向永城前进。
（九）各部队行动统制地区：１２月１日，指挥部大吴集，第二兵团司令部王寨，十六兵团司令部红庙，十三兵团司令部曲星铺，徐州警备司令部袁圩；１２月２日，指挥部孟集，第二兵团李石林，十三兵团袁圩，十六兵团冯河集；１２月３日，指挥部永城，第二兵团司令部永城东关，十三兵团司令部永城北关，十六兵团司令部永城西关，徐州警备司令部永城西关南关间。
（十）通讯联络：各部队行动期间用无线电，到达统制地区后有线电话及无线电并用。
（十一）补给：各部队携带足七日给养、五公里油料并携行弹药，在到达阜阳以前，中途不补给。
（十二）其他破坏等工作由舒参谋长分别指挥实施。
撤退经过
我将命令下达后（口述笔记，以后正式补发），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及档案未处理，补给区司令部存有大批武器弹药已上火车未运走，库存被服用具及粮食甚多。临时决定地图档案由主管参谋１日午前烧毁，武器弹药火车运至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其他物资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到２９日晚，十三兵团先遣萧县之一师行动迟缓，尚未确实占领萧县，对萧县情况不明，很耽心被解放军狙击，打破蒋军撤退计划。及３０日晨，该师才炮火连天地向萧县进攻，已暴露了蒋军的企图。十六兵团２９日也未照命令对解放军佯攻，反而退守孤山集、笔架山、白虎山之线，当晚解放军即攻占孤山集。该兵团并将３０日晚主力撤退命令误解（也许有意）为掩护部队于是晚撤退，使解放军于１日清晨即顺利到达萧县。
２９日晚，并因各部队撤电线，误将对指挥部联络电线拆乱，对各兵团电话不通，一直到３０日早晨指挥部撤走时亦未通话。
这时我对各兵团当面情况极为模糊，急急忙忙率指挥部人员出发，发现自徐州西门至萧县公路，车辆拥塞，无法前进。徐州市商店住户全部关门，满城死气沉沉，部队、车辆、人马拥挤不堪。调查结果是：第三处将直属部队行进道路经铁路附近误当为萧永公路，各部队已开始行动，无法改变。我一 面命参谋人员指挥各车队绕道铁道附近撤退，一面出徐州南门绕凤凰山便道到达萧县附近。这时见徐州城内火光冲天（以后知道是管图参谋提前烧毁地图档案），深恐解放军马上追来，所有部队车辆会全部损失，再指示参谋人员指挥各部队车辆绕道北行。由于各部队车辆混杂一起，各有主张：有的绕道脱逃，有的仍向萧县前进，所幸解放军当日尚未追到，我一直到黄昏前后始到大吴集。至１２月１日晨得报，萧县以东尚有大批车辆未能撤完。同时由于十六兵团误将掩护部队撤退日期提前一日在３０日晚即撤退，这时解放军已追至萧县附近，所有后尾人员全部被俘，１日晚徐州解放。
１２月１日，我在大吴集除与第二兵团联系外，其余各兵团未直接得到联系。晚上继续撤退，１２月２日午前我到达孟集附近，接到邱、李两兵团报告，得悉各部队在撤退中十分混乱，孙兵团尚未取得联系。按照原定计划是２日晚继续向永城撤退。午后接到七十四军转来空军的一份通报，说发现解放军有大部队由濉溪口南北地区向永城前进，同时两兵团也要求稍加停止整理部队，我为与孙、李两兵团都未取得联系，及顾虑夜间行动可能与解放军发生穿插混乱的情况，即决定当晚在孟集、李石林、袁圩、冯河集附近停止休整一晚，３日白天向永城继续前进（这已经是一个错误）。决定后我即亲往李石林、袁圩处，到邱、李两兵团司令部视察。我问李弥昨晚为什么不到指定位置联系，李说他未收到命令，查明系其参谋长受令后未交李弥，我对其参谋长加以指责。这时瓦子口的骑兵旅已撤退，青龙集以北第五军四十五师掩护部队与解放军接触，在红庙附近担任掩护之十三兵团一部亦与解放军接触。我即面令各该师必须掩护至３日午后主力撤退后再行撤退。邱、李二人皆与前方各师通了电话，我仍返孟集附近指挥部。
３日午前４时左右，孙元良经过冯河集，与我通了电话，说他昨晚未能赶到这里，是因部队两日未休息，走不动，现在正照命令向永城继续前进中。我要孙休息几个钟头再前进，邱、李两兵团也是昨晚休息，今日白天向永城前进。我告知孙解放军的情况，并给他将电话架好。
３日上午１０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而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因乘汽车待先头部队到达永城后再出发），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孟集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商讨决策。孙元良很快来到，李弥本人未来，派了两个副司令官（陈冰及赵季屏）来，邱清泉因传达各军停止命令，迟至午后２时左右才到。大家看了蒋介石的命令，都十分惊慌，默不发言。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照原计划撤，尚有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大家应对蒋介石负责。如果照命令打下去，未见得有把握（实际上认为要全军覆没，但怕各部队长泄气，又未说明）。这时邱清泉说：“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接着邱就对陈冰等大发脾气，说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力（事实上是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撤退过早），致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并骂十三兵团怕死不打仗。陈冰不服气，就同邱吵起来。我同他们排解后，问孙的意见，孙见邱的气焰嚣张，也不敢说退，只说：“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完全听命令。”邱清泉见我还在犹豫不决，怕我泄气，就说：“总座，可以照命令打，今天晚上调整部署，明天起第二兵团担任攻击，十三兵团、十六兵团在东、西、北三 面掩护。”我说：“大家再把信看看，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再将蒋介石的信看了一遍，都感到蒋的指示十分严重，不能不照令迅速解黄维之围。于是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不让“敌人”把部队冲乱（其实正是陷入重围）。
当晚即调整部署如下：
（一）指挥部第二兵团司令部在曲兴集，该兵团应在陈庄、孙厂、前王楼、刘集、鲁楼间地区占领阵地，明日攻击前进。
右翼与十六兵团、左翼与十三兵团连接。
（二）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在李石林，右翼连接第二兵团在孙瓦房、后刘岗、王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左侧背，左翼与第十六兵团连接。
（三）第十六兵团司令部在王白楼，部队右翼连接第十三 兵团在赵破楼，僖山集、义村、庄楼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右侧背，左与第二兵团连接。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改变了向淮河附近撤退的决定而向解放军攻击之后，当日午后我到达曲兴集，即将以上决定补达笔记命令。同时电复蒋介石说：“昨日因各部队零乱，停止整顿一晚，本日各部正在前进，到孟集附近时，奉到钧座手谕，当即遵照改变部署（如上），明日经青龙集东西地区向濉溪口之匪攻击前进。指挥部本晚在曲兴集”；并请蒋介石空投粮弹。
晚上接到蒋介石国防部的正式命令，其要旨如下：“（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匪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匪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惨重（以后谍报当日炸的是正在赶集的老百姓）。
（二）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匪，此为对匪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匪必又麇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槐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２８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也未同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等约好，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撤退案。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攻击，已陷蒋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后悔我今天上午太懦怯，不果决，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耽误一日行程。现在逃亦晚矣，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我只有一条命，最后只有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国民党军覆没过程
３日晚，各部队按照蒋介石改变了的命令到达位置后，至１２时前后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右翼已到达薛家湖，左翼已到大回村附近，形成包围态势。当日上午接到蒋介石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在青龙集东北香山庙附近担任掩护之第五军四十 五师已被解放军包围，邱清泉要以七十二军之一师前往支援，当晚经过激烈的战斗始撤出。邱兵团右翼义村、庄楼附近的王屏南补充旅（在徐州撤退时新成立的）当晚亦被解放军歼灭。据说第十六兵团派去接替防务的一团当时不了解情况，派军官前往联络（说是一位团附或营附），解放军说：“我们就是补充旅，你们来接防，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庄休息休息，再去接防。”该联络军官信以为真，即回报说已同友军接洽好，全团整队进入义村、庄楼、猝不及防，即被解放军消灭。这是解放军以智取胜的前奏，也是蒋军愚顽被歼的开始。
是晚全线皆有战斗，部分解放军与蒋军混淆不清。如由萧永公路撤退之第二兵团一个后卫营，遇到解放军的一个大部队时，这个营长即冒充解放军而免于被歼。另有少数解放军深入蒋军内部到处打枪，弄得蒋军草木皆兵，敌我不分，各据一村，彻夜混战。这一军说：“当面之敌攻击甚烈；”那一 军说：“共军已窜到我阵地后方，正在驱逐中。”甚至指挥部及第二兵团所驻的曲兴集内外亦发生混战，战斗一直打到我住的房屋门口，直到４日拂晓前后始渐形沉寂。检查结果，只发现几具似农民非农民的尸首及几个被打死的蒋军，此外并无虏获解放军的任何证据。这一晚混战究竟是蒋军自相混杀，还是真有解放军打进来，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一个谜。当晚在我住房的一个碉楼上查出两名解放军武装便衣（也许是民兵），我令审讯后枪毙（后来据副参谋长文强说，他并未执行，而是放了）。
４日，我照原定逐次攻进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两兵团坚守掩护阵地。蒋介石来电说：“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又给各部队泼了一头冷水。邱清泉看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如何能打仗呢？”我再力陈利害，蒋介石复电说：“６日开始空投粮弹。”这时解放军已全部明了我们的企图，对东、西、北三面打得英勇，对南面守得坚强。
经过两日激烈战斗，第二兵团虽展至青龙集、陈官庄以南刘楼及西面黄庄附近，可是西北方面担任掩护之第十六兵团赵破楼、朱大楼等阵地先后被解放军突破，同时归该兵团指挥之“剿总”特务团在５日晚被解放军一击即垮，并尾追到十 六兵团阵地内，一时发生激烈的混战，岌岌可危。在东北方面担任掩护之第十三兵团阵地亦被解放军激烈攻击，崔庄附近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６日，蒋军继续攻击，进展甚少，而解放军则全面向蒋军攻击，到处被突破。中午前后指挥部向贾砦移动，路过李石林附近时，孙元良和邱清泉仓仓惶惶来找我。邱对我说：“孙副主任认为目前情况不利，要重新考虑战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请他再讲讲，我们研究一下。”我说：“可以，我们到李丙仁那里去好罢。”三人一同到了李兵团司令部，孙元良说：“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独断专行，才可以挽救大军。”孙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讲得十分动听。邱清泉连称：“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比较沉静，未发表意见。孙、邱二人就竭力鼓动李弥一道突围。最后李弥说：“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天以前大家同意这句话的话，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今天做恐怕晚了。敌人重重包围，谁能打出一条血路还有希望，否则重武器丢光，分头突围，既违抗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
邱清泉有点不好意思，还吹牛说：“不要紧，我们还有力量，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接着说：“只要能打破一方，一个兵团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我也同意。万一各兵团打不破敌人，反不如照他的命令坚持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就请他集中全力救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只有为他效忠了事。在我判断，林彪入关后南下，至少还要一个月，在这一月之内，我们牵住敌人，请老头子调兵与敌人决战，还是有希望的。如果目前林彪已南下，老头子调兵也来不及，关键就在这里。”
我说了之后，谁也未表示愿意为蒋介石效忠，纷纷讨论如何利用空隙逃出包围圈，尤以孙元良主张最力，邱、李附和孙的主张。我见这种情况，心中也无底，觉得打也靠他们，突围也要靠他们。我说：“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但各兵团必须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车辆非至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先破坏。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下命令。”邱清泉见我有些难过，就说：“总座，我保驾你安全突围。”我信心不大，对他苦笑了一下。会议一直开到午后３时左右，大家一致认为要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决定后大家分头散去。邱清泉回陈官庄，孙元良回高楼，我到贾砦后处理破坏携带不了的东西。不久李弥电话架通，我问李弥侦察的情形如何。李说：“东北敌人很多，突围不易”，他反问我：“孙、邱两兵团侦察的情况如何？”我说：“电话未通，等一下联系到了再同你说。”不久，邱清泉来对我说：“坏了！坏了！今天攻击全无进展，西面、南面敌人阵地重重，突围也无法全军，我仔细考虑孙元良的主张，简直是自找毁灭，如何对得起老头子？”我说：“同李弥他们通话研究一下现在挽回也许不晚。”当即与李通话，讲了邱的以上意见，李也同意。
再与孙通话，仍然未通，即与邱、李决定：不管孙元良的情形如何，这两个兵团决不突围。这时孙兵才高楼方面已炮火连天，预料孙兵团已在实行突围。即同邱研究，如何补救孙兵团遗留下的漏洞。邱说：“将二兵团预备队调来填防。”同时又说：“如果孙元良打开一条路，我们也跟着后面走。”晚上９、１０点间，我到陈官庄去，先后得到第五军的报告说：“孙兵团从右翼西北方面突围的仅有少数部队；其余大部分从西南第五军正面出去，即被解放军缴械，一时阵地内外乱打，形成混战状态。”
７日，十六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跑回来对我说：“十六兵团在突围前根本未侦察突围路线，也未打突破口，到黄昏后即将重武器破坏，希望钻空子出去和靠第五军打出去，不料第五军未突围。我同孙元良乘吉普车一出火线，即遭敌人机枪扫射，大家滚下车，失了联系。现在还有许多官兵在第五军后方，请示处置办法。”我即令其收容到多少编多少。以后共收容１万多人，临时编为一个师，归七十二军指挥。事后知道，十六兵团在解放军天罗地网下突围，除孙元良个人只身化装逃走外，部队大部被歼。军长胡临聪、汪匣锋等将领均被俘这个兵团就是在我的张惶失措之下糊里糊涂完蛋的。
孙兵团在７日突围失败，邱、李两兵团在调整部队后仍向解放军攻击。由于解放军的阻击阵地不断加强、战斗意志坚定，加以蒋军士气日益低落，虽经各级指挥严厉督战，屡攻屡挫，徒增伤亡，毫无进展。同时解放军对东、西、北三 方面，尤以对两兵团结合部攻击比较激烈，掩护阵地外围据点大多被解放军攻破，李弥因失守阵地枪毙一团长。当晚我决定再调整部署，令各兵团多抽调预备队以策应解放军的攻击，同时改变全面攻击为重点攻击，即集中炮兵、战车掩护一个军突击一日，攻下若干村落，以作绝望的挣扎。
８日，首先以重炮、坦克支援七十四军，攻击刘集附近的一个村落，邱维达亲自指挥，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将该村占领。邱清泉认为邱维达有办法，继续攻击前进还有希望，再令攻击，但毫无进展。
９日，以炮兵坦克支援七十军在陈官庄以南攻击，经过一 日的激烈争夺战，由于解放军沉着狙击，每次冲到阵地附近，皆被消灭。蒋军攻击失败后，战车、步兵互相埋怨，内部矛盾重重，闹得一塌糊涂。同时李兵团官兵认为该兵团老担任掩护，被动挨打。还有，攻击部队每占领一个村落，尚可挖老百姓的粮吃，而掩护部队则吃不到，因此意见甚多，并认为我不公道，有私心。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与邱、李商定，两兵团齐头并进攻击，即将第二兵团青龙集阵地移交十三兵团，十三兵团李石林附近之掩护阵地移交第二兵团，这样各兵团自己掩护自己打，以免互相矛盾，发生意见。
１０日调整部署后，当晚解放军全线发动攻击，各军与军之间，尤以两兵团的结合部受解放军的攻击最为猛烈。是晚第五军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受伤，李弥兵团青龙集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攻占，各兵团与各军作了垂死的挣扎，以预备队增援反复冲击，始将阵地稳定。此后一连五日，都在挨打情势之下一再作垂死反攻，不仅毫无进展，反使包围圈逐渐缩校在这期间，我曾于７日前后电蒋介石建议：“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绝对无望解黄兵团之围。
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匪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匪决战。”过了一天，蒋复电说：“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同时在这期间，刘峙也曾乘飞机亲到陈官庄上空说：委员长命令：请你赶快指挥邱、李两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我也曾一再严令邱、李两兵团以各种战法攻击，但因粮弹缺乏，士气低落，下级官兵厌战情绪日增，不管任何办法，对解放军的攻击都归无效。
１６日，我仍在督促各兵团攻击之际，忽然接到刘峙来电说：“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我接到这个恶耗后，心中完全凉了，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直糟糕透了，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这时陈官庄以西解放军甚少）。而蒋只是顾小失大，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现在黄维一突围，解放军全部加到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呢？决心令两兵团加强工事，持久固守，以待局势的发展。我再电蒋介石力陈利害，请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大意如７日电），我决率两兵团坚守到底。１７日蒋介石复电：“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我派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于１８日飞京受命。同时得刘峙复电：“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这时我认定突围是下策，可是各部队长亦各有各的意见，纷纷来向我献计。如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夜间以步兵攻破解放军一点突围，战车团长赵志华及骑兵旅长×××（忘其姓名）则主张白天突围，反对夜间突围。我和李弥、邱清泉则对任何突围皆无信心。七十二军长余锦源说得很乐观，认为打到什么时候也有办法（事后知道余已准备假投降）。二 ○○师师长说得更痛快：我们来个假投降。我说弄假也会成真。
１９日午后，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署署长董明德乘Ｃ４７型机降落到陈官庄，降落后董即嘱咐运输机起飞。舒、董这次来，携有蒋介石及王叔铭的两封亲笔信，我回想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反反复复，大意是：（一）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到１５日晚，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毁灭了我们的军队。（二）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匪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射毒气弹。如何投放毒气，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王叔铭的信说得很简单，大意是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
董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兄将一切意见与明德兄谈清，弟可尽量支援。
我将信看完后，舒适存对我说：“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我想突围也无望，但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董明德来，不能不敷衍他一下。于是即找第三处处长邓锡洸来商讨，拟定陆、空协同放毒突围的计划。董说：“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部队被消灭后，共军即广播出来。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掩护你们突围。”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我问董：“用的什么毒气？”董说：“催泪性的。”我说：“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董说：“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董并规定陆空联络各种符号后，我即交舒适存和邓锡洸拟陆、空协同突围放毒计划。
我即同邱清泉商量定上、中、下三策，写信请蒋介石作最后后的决定：（一）由西安、武汉（必要时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这是上策；（二）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劝政治上的时间”（就是说请蒋介石和谈，但又有顾虑，不敢明讲），这是中策；（三）如果照令突围，绝对达不到希望，这是下策。函中我还请蒋介石要求美方支援大量“面包篮炸弹”，准备屠杀更多的人民。我明知一、二两项意见蒋介石办不到，也不能不作绝望的乞求。
我将这个信件连夜亲自写好，准备２０日由董明德和舒适存飞京向蒋介石请示。不料当晚风雪大作，一直到１２月２８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董、舒二人无法起飞。在这期间，董与我住在一个屋内，每日长吁短叹，谈论这一战役胜败的影响。
我问董的看法，董说：“现在各方面都不能打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徐焕升落荒而逃，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董问我的看法，我说：“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陈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说：“你看会这样的吗？”我说：另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呢？”董说：“既然这样，请你到南京去一趟，面陈国家大计。”我说：“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既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亦晚了，无法挽回。”我还说了从东北到徐州，蒋介石一意孤行，每次变更决策和蒋军被消灭的情形。董也认为从徐州出来后，不该停住再打，言下叹息不已。他说陆军将领还有钱可以跑。我说：“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同白俄一样到处流浪。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董似乎有点怀疑我，我也怕董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来观察我的态度，又竭力在董面前表示我对蒋介石的忠贞。其实我这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在蒋介石集团中做事，主要是靠何应钦作后台。自黄维被消灭后，何应钦即通电辞职，我在蒋介石左右即失去靠山。蒋不久也可能下野，等他下野后，如果共产党同意保全这些官兵建制的话，我愿将部队交出。但在蒋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
在这期间，邱清泉曾对我说：“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我已经把它烧了。”我问邱：“内容说些什么？”邱说：“共匪还不是那一套！劝降么，谁降匪呢？”有一天晚上，李弥打电话来说：“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从第一线摸进来，是一个被俘去的十三兵团军官（记不起姓名）。”我问：“他说什么？”李说：“他有点吓晕了，说不出什么来。”我认为劝降的事，李弥大概不便说，就说：“你看着处理好了。”李一再说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他也许会说的。我同意了。李弥第二天送那人来，并带有一封信。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
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抵触。其中说到：“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随即将这个军官交文强讯问。
我亲自拿着信，去探探邱清泉的态度。这时邱正同耿元哲（兵站总监，解放后在济南改造）围着火盆谈天吃酒。我说：“陈毅有一封信，你看看。”邱接过去看了一半，一句话未说，又将信撕掉烧了。我想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骄傲跋扈，目空一切。过去我们两人矛盾重重，并有时发生正面冲突。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当时我觉得太不值得。坐着心乱如麻，又想了解文强问讯的情况，于是立刻回来。文强和李剑虹（第二处处长）都对我说：“这个人吓晕了，谈不出什么道理。只说：解放军要他把信送到，成功对他有奖，如被杀害，他的全家生活由解放军照顾。”
我见文强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就叫将他送回去。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２０天，蒋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同时解放军进行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等，也起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蒋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蒋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１２月６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１９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２３、４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发生故障，即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天老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祈求天晴。蒋介石２５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２９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
蒋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飞散，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冲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区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将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邱维达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３０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全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张副司令等数人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大骂而跑。
如前所说，２９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这一天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不肯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他们又转回来，劝我（实际上是威胁）必须当晚突围。我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出了一身大汗，心里直跳，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沉默了好久。“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后我对他们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这时李弥、邱清泉、熊笑三想同我一道走，我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
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
邱清泉即与各军打电话，熊笑三已溜掉，李弥还在等着。我说：“丙仁兄也通知一下各军好了。”李出去又回来说：“第五 军警戒兵说，谁也不让走。”我很生气说：“哪里会有这回事。”
李弥这才去了。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重要文件烧毁，待命。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邱清泉打完电话后，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我见邱清泉张惶失措，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我是跟不上的。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
我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一问原来是七十 二军。这时四面沉寂，无一枪声。我走到贾砦附近，见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我们在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给我剃了胡子，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解放军大队过去后，卫士扶着我一直往东北跑，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途中遇到一位像解放军干部的人和一位卫生院长（以后给我裹伤时知道的）。我们都冒充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又遇到一个老百姓，说四面村庄都有队伍。我心中很慌，已经跑了二十来里路，还有队伍，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就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这时天已亮了，见村庄上有队伍，尹副官说：“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我说：“不行，还是赶快走。”这时，两个解放军战士跑来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说“送俘虏的。”再一喊，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我觉得左右都变了，凶顽气又来了，企图自杀，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去交了。
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村庄后说：“你们饿了吧！”于是送水送饭，大家饱吃一顿。不久，解放军把我们分成两部分：我同副官、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副官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随军记者；这位是十三兵团高军需”；司机说：“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各人都拿出证件。
首长似乎有点怀疑，只细看看几个人后问我：“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我将计就计说：“叫高文明。”他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十三兵团有几大处？”我答：“六大处。”“你把六 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我先无准备，一个也写不出，就打叉问：“你贵姓？”他说：“我姓陈。”我想：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但见左右看俘虏的人很多，怕将自己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我的家庭，就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主任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怕飞机炸，就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我想：“我就是，你还未发现。”他又问：“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我们三个人都说：“听说跑了。”陈主任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交代到另一间屋里休息。后来又有一位干部来，同陈主任一样地问过一番之后，经过严密的检查，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交还各人。这一检查，使我感到解放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手续清楚，纪律严明。以后，解放军对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将我同张印国带到一个广场，从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我觉得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解放军已对我怀疑，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很严。这时，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维艰，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抢救到卫生处。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一场大梦。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７册Ｐ１—２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黄埔一期杜聿明被俘记
站长王坚整理
1949年1月10日，规模宏大的的淮海战役进入了最后一天，数以十万计的国民革命军官兵陆陆续续地放下了武器，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枪炮声终于渐渐停息了下来。也就在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军中赫赫有名的战将、蒋介石的“消防队长”、淮海战役国军方面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中将成了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俘虏，开始了他持续十年之久的战犯生涯。
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看过《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一书中杜聿明将军的所写的《淮海战役始末》一文。文章末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被俘经历，他在被俘以后最先接待并审讯的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首长，被称为“陈主任”。这位“陈主任”到底是谁，杜聿明不知道，当时他只是猜测“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和他好好谈谈”。就是这位陈主任，最早看出了杜聿明不是什么13兵团的高文明军需官，又反复旁敲侧击最终确定了杜聿明的身份。很可能就是根据这段故事，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才编出了一幕陈毅元帅对着杜聿明一声断喝：“老子华野司令员陈毅，你是哪一个？！”“败军之将-杜聿明”。
这位“陈主任”真的是陈毅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陈毅元帅此时的职务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总前委常委，并没有什么主任的头衔。即使有，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他放着几十万大军不管跑到一个前线司令部干嘛？其实，就在杜聿明将军的回忆后面几段，他就明确提到了在华东野战军某个纵队司令部，他见到了姓陶的司令员，姓张的参谋长（按：此处杜聿明将军的回忆可能有误、俘获他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郭化若、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军一级指挥员中没有姓张的）和某一位更高级的首长，这位首长才是华野的陈毅司令员。很奇怪的是，杜聿明冒充高文明军需的故事流传很广，对淮海战役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而揭穿了杜聿明把戏的这位“陈主任”却似乎鲜为人知。
那么这位神秘的“陈主任”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当时的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
陈茂辉（1912- ），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杭县赤卫队排长，红一军团二师连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永埔县委副书记，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营政委，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1年4月从上饶集中营越狱成功，回到新四军后任泰安警卫团副团长，国共二次内战开始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1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军全军整编时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3军第68师政委，1955年获少将军衔。
据陈茂辉将军自己回忆，1949年1月10日早晨，有十几个军人（据杜聿明将军自己回忆他当时自称华野第十一纵队）的人出现在政治部附近的某个村口向村民问路，然后居然拿出金戒指作为酬劳。村民又惊又疑遂向驻在村内的四纵11师卫生处报告。卫生处派出两名通信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11师押送俘虏的但是答不出11师的师长姓名，便将他们全数扣押，杜聿明的卫士们虽然装备有冲锋枪、卡宾枪，但自知身陷重围而未敢抵抗。
讯问的结果，这十几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记者，一个自称是徐州被征用的汽车司机，另有一个穿普通士兵军服中年人的声称自己是军需官，其他八九个人比较年轻，显然都是普通士兵。
一场战役结束后结束时政治部主任是最忙的，军政主官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睡一场大觉，而政治部主任则要负责整个部队的全部后勤工作的指挥，审问鉴别俘虏当然也是他的职责，不久，这个形迹可疑的军需官、记者和司机就被送到了陈茂辉主任面前。
1月10日的上午，地面上已经没有什么战斗，而曾经被坏天气封闭在机场十天不能出动的的国民党空军此时倒是异常的活跃，几架飞机就在大群地被送往后方的俘虏头上转来转去。因为害怕飞机，“军需官”和“记者”、“司机”走走停停，从卫生处到政治部不到两公里的路程居然走了两个多小时，让押送他们的战士见到陈茂辉主任后仍然是一肚子怨气。甚至到了政治部所在的村子，这三个人仍然躲在屋外不肯进屋，那个“军需官”还不停地嘟囔“有飞机，躲一躲吧”。陈茂辉真的以为他是害怕飞机，安慰他说：“你们的飞机也没什么可怕的，炸不到人。”当然此时的陈茂辉还不知道，这个“军需官”哪里是害怕飞机，他是因为周围都是他昔日的部下而自觉没脸见人。
在陈茂辉看来，这位军需官此时穿着一身士兵的棉军装，脸上抹得黑黑的，连军需处长都不太像倒是活脱脱地像个老伙夫。他进门以后，向着陈茂辉主任敬了个礼。陈茂辉让他坐下，然后给了他一支解放区自产的“飞马”牌香烟，“军需官”看了一眼没有接，而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抽了起来。他一直低着头，似乎生怕把脸露给别人。
陈茂辉端详了他一会，发现他脸上还有没有刮净的胡茬，原来肯定留着是很讲究的八字胡。从他的年龄和身边有这么多卫士、“记者”来看，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军级的（这条鱼比陈茂辉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决不可能只是个军需处长一类的角色。下面就是杜聿明的回忆中那一段著名的对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十三兵团军需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据杜聿明自己回忆他没有说是处长）
“姓什么叫什么？”
“高文明。”
“这个名字倒不错。”陈茂辉笑着说。“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高文明”从衣袋里掏钢笔，一伸手，就露出了手腕上的高级手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美国的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简直象个魔术师”，多年以后陈茂辉回忆说。
“写啊，怎么你连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高军需”嘴里说着知道，可是写来写去也只是在“军需处长高文明”的字样上又描了几笔。那个“记者”见势不妙，上前要替他写，被陈茂辉轰到了一边。
陈茂辉看透了“高军需”的紧张心情，安慰他说：“你老老实实说出自己是谁不就行了？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除了战争罪犯杜聿明以外，只要放下武器，不论大官小官，我们一律优待。”当然，陈茂辉主任还不知道，这句话对别人可能有效，但是对“高文明”来说作为毛泽东主席亲自圈定的43名战犯之一，杜聿明当然更不可能主动承认了。所以，杜聿明心里想着：“我就是，你还不知道”，便一声不吭了。
陈茂辉又说：“你们国民党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兵团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吴绍周想逃没有逃掉，也被活捉了，你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杜聿明听了一惊，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两三天之内就可以。”
杜聿明陷入了沉思，陈茂辉也不再理他，埋头处理自己的工作。
这时，又有几批国民革命军俘虏被送到政治部，陈茂辉故意指着俘虏们说：“你看看，这面一堆是你们的士兵，那边一堆是你们校以上级别的军官，他们都是自己主动坦白的。你想瞒过他们的眼睛也瞒不过去，还是主动坦白的好，不要等他们来检举。”“高军需”见到这么多自己昨天的部下又羞又恼，将头深深低下，既觉得自己打了败仗对不起部下，又为解放军明显的怀疑感到恼火，再也不肯看那大群的俘虏一眼。
过了片刻，杜聿明想通了些，打算同这位“风度不错”的陈主任好好谈谈，但他觉得附近人太多，谈话不太方便，就要求换个地方。恰在此时，一架国民党空军飞机在附近投下了一枚炸弹，所以陈茂辉误以为杜聿明是怕飞机，就说：“没关系，我们和你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你们的空军有多大本事我们早见识的得多了，它吓得了你们，吓不了我们。”
杜聿明见不能换地方就不再说话，只是拼命抽烟和吃他的牛肉干。时近中午，陈茂辉命令伙房给杜聿明等人准备饭菜。既然估计到是个大官，当然就得按照俘获的高级军官的待遇，事隔几十年，陈茂辉仍然记得给杜聿明准备的饭菜是“炒马肉和韭菜炒马肝”（可见这一天对于陈茂辉将军来说有多难忘）。杜聿明心里有事，只吃了半碗小米饭就停箸不吃了，倒是“记者”和“徐州司机”从突出陈官庄后就一直没吃饭，狼吞虎咽吃了个饱。
饭后，杜聿明问陈茂辉：“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
“也好，等你休息之后我们再谈。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优待，只除了战犯。”（按：这最后的半句话是不久以后杜聿明闹自杀乱子的导火线）
陈茂辉以为杜聿明怕飞机怕得要死，又担心他在空袭时玩什么把戏，就命人将他带到了村口一个四外不靠的磨坊里休息。一进磨坊，杜聿明就把头蒙进大衣里睡了。
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里的俘虏群中，忽然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
总司令！总司令是谁？陈茂辉马上想起了那个还没查明身份的“高军需官”。一经检查，原来是“高军需官”趁警卫战士小便的机会用一块小石头猛敲自己的头，打得满身是血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查清楚情况，陈茂辉一面令人用吉普车将杜聿明送往卫生处治疗，并令专人严加看管，一面命令把“记者”立即带到自己跟前。这一次陈茂辉不再客气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个‘军需官’到底是什么人？你必须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全部交代，你再敢坚持反动，我马上就枪毙你。”
“记者”魂飞魄散，“我交代，他……他是杜聿明长官，我是他的随从副官。”作为证明，他从身上掏出一副精致的象牙筷子，筷子上的字样表明这是杜聿明在驻昆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任上过生日时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他的礼物。
次日，陈茂辉带着一张从师敌工部要来的杜聿明的照片来到卫生处关押杜聿明的地方再去看这位“高文明军需处长”。
“你叫什么名字？”陈茂辉笑着问。
“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还来问什么？”此时的回答既有几分不耐烦又带着些丧气。
陈茂辉对照着照片又仔细端详了一下杜聿明：方方的脸孔上除了没有原来的胡须和多了一圈纱布以外，别的地方完全一样。
他的头衔在照片背面写得清清楚楚：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
不久以后，杜聿明将军被送到了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司令部，在这里多年来的老对手陈毅司令员。杜聿明的自己的回忆文章里没有提，但是其他当事人回忆他的态度显得相当不服气，摆足了一幅“后退三十里，我们再打一场看看谁胜谁负”的架式，费了摄影记者好大力气才拍出了那张头缠绷带、横眉立目地照片。无独有偶，同样是黄埔名将的宋希濂、黄维在被俘以后也都是如此的桀骜不驯，让解放军的押送人员头疼不已。此后杜聿明将军的历史便广为人知，从淮海战场到济南，最后在1956年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见到了同属黄埔名将的黄维、宋希濂、王耀武，陈茂辉的两三天居然实际上过了六七年。也是在这里，杜聿明将军治好了困扰他多少年的四种疾病，共产党人用和风细雨逐渐打消了他寻死的念头，由对共产党的满怀敌意和猜疑，逐渐变成了信服和爱戴，一直视战犯所为他的再生之地。也是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将军的视力不好，在功德林配了一幅眼镜。以后，因为年事已高这副眼镜逐渐失去了作用，可是将军一直舍不得丢掉这副眼镜，把它当作纪念品珍藏起来。虽经过文革的动荡，这副眼镜仍然被他保存了下来，随着他走完了人生。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将军成为首批获得的特赦的战犯之一。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将军因病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