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宽，字志弘，1905年7月出生于蒲城县东陈镇刘家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917年在城内上县立高等小学（既槐院小），后考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大荔师范），因品学兼优，常被推为代表，领导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毕业后，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反对军阀割据，敬仰杨虎城的传奇式的革命活动，渴望救国救民于水火，决心投笔从戎，奔杨虎城部下。
不久，听说要选送一批青年军官去报考黄埔军校，人员以定。他便找人带领其面见杨虎城。杨严肃的说：“小伙子，那可是国民党啊，要杀头的！”他立即大声表示：“革命就不怕杀头！”杨虎城笑了，答应添上他的名字。刘宗宽到广州后经过考试，正式成为黄埔第三期学员。在这里，他经受了深刻的革命洗礼，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了较明确的理解，对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邓演达等人都十分敬佩。1926年1月毕业后，他坚决请求仍回杨部工作。
刘宗宽等一行辗转回到三原部时，正值刘镇华奉吴佩孚命令，卒10万嵩军入陕。他即被任命为侍从副官，随杨虎城卒部进驻西安，参加了坚守西安长达8个月之久的艰苦战斗，深得杨的信赖。1934年，杨虎城保送他到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二期（学员均为将官）深造。谁料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南京政府 将其作为西北军的人质予以扣押，直到事变和平解决才释放。1937年8月，刘从陆大毕业，成绩名列榜首，被誉为“武状元”。三天后，蒋介石任命其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兼驻汤恩伯部联络官。他因不满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以及扣押张学良，逼杨虎城出国的卑劣行经，拒绝受命，申请回原三十八军。1939年，调任中央军校七分校（在西安王曲）十六期十五总队长，为培养抗日军事干部，尽职尽责深受学生的爱戴。
1941年，刘宗宽任陆军暂编十五师师长，对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人事安插多所抵触。在驻合阳防守黄河河防时，发现有些军官不思抗战，不顾人民疾苦，竟走私返毒，为军纪，国法所不容，便将为首的团长扣押，解送西安。胡宗南大发雷霆，认为他有意令其难堪，当即罗其罪名，反诬其“走私返毒 ”，将他和参谋秦一民（秦德海，蒲城东愧院人）等人当即逮捕。一年后，押解重庆军法招待总鉴部，蒋介石以胡宗宽是“杨虎城的外甥”等原因（实数造谣）为名，大笔一挥，“一律枪决”。幸亏他的老师韩兆鹗等人多方奔走，并敬请冯玉祥将军出面，仗义执言，才免于一死。
严酷的现实生活促使他开始觉醒，刘宗宽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该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5年，先后受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的接见促使其加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
1946年6月，蒋介石凶相毕露，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重庆行营长官张群，任命他为参谋处处长。他本想辞掉，希望能到延安解放区工作。农工民主党组织决定，并传达中共重庆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打内战是肯定了的，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就不打了，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为革命多做些工作。”这样，他才同意受命。1949年2月，刘宗宽升为中将副参谋长，他身着国民党将军制服，负有特殊使命，收集情报，掩护同志，等待时机，迎接解放。
1949年初，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西南解放为时不远。5月，他的同乡好友房显志突然来到，原来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派来联络的。从此。他如鱼得水，密切合作，积极为解放西南做准备。
当南京、武汉、西安相继解放，四川已岌岌可危之时。西南公署决定重新调整军事部署，调整方案交刘宗宽制定。他利用情况判断迷惑敌人，诱其处置错误而不知。他把湘、鄂、黔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故意不作明文划定，精心设计，留一空档，为解放军入川布下一条通道。之后，他将西南布防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置、军队素质以及指挥官的特征等，写成情报，连同对解放军进军路线的建议呈送二野领导。后来解放军入川，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
罗广文部是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军，驻扎在重庆和汉（武汉）渝公路一带，战斗力很强。如何调虎离山，使川东空虚，为我解放军入川扫清障碍使他颇费神思。8月26日，兰州解放，他便大讲三国刘艾入川路线，致使蒋介石、蒋经国、张群、胡宗南、宋浠濂等人参加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将罗文广部星夜开赴川西北，罗部两个军立足未稳，还未喘过气来，川东已经告急，罗部立即撤回重庆，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残部逃往川西。
30日，迎来了重庆解放。刘伯承将军高度评价了刘宗宽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赞扬他“解放西南第一功臣”，聘请他担任解放军二野高级参议。1950年，刘伯承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他被调去任军事学术研究室副主任和战役战术教授会副主任。1956年，转业到重庆。曾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政协副主席、四川黄埔同学会顾问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1992年7月，在四川重庆逝世，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