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安 |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甘薯疏》写道：“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前者为我国本土所固有的，古籍称薯、艹诸、薯蓣等，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称“甘薯”(与今“甘薯”名称所指有所不同)；后者是从海外异域传入的。
番薯原产于番地，是福建人从菲律宾引入的，而菲律宾又来之于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番薯既冠名为“番”，当然有别于中国本土所产，因此，徐光启指出：山薯、薯蓣与番薯类近，然非同一。如今，我们已辨不清番薯与中国本土薯之不同，甚至连名称也混起来了。晋代嵇含所称的中土“甘薯”，现代汉语成为“番薯”的别名，此外，还有地瓜、红薯、红苕等，都成为番薯的别称。到底中国本土所产的薯品种、形态、特征如何，与来自番地的番薯有什么不同，只好留待专家考证。
（一）
番薯的首传人是福建长乐侨居菲律宾的陈振龙。陈振龙长年经商于吕宋，眼看当地遍种番薯，生吃熟食，皆可口甜美，适宜福建贫瘠山地种植，功同五谷，可以接济家乡粮食缺乏。但当地官府也视同国宝，不许他移，振龙不得不暗自私买薯种，乘船七日运抵厦门。
那时福建巡抚金学曾是个很有心志的官吏，陈振龙之子陈经纶在他门下供职，向他禀告父亲移入薯藤之事，禀中请求：“薯堪与谷并济民食，行知各属效法栽种，功成食足。”具禀时间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初一日。金巡抚批复很谨慎：“所献薯藤是否可种可传，尔父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另行通饬。”陈氏一家立即在屋后纱帽池边种植，收获番薯又于同年十一月呈禀检验。金巡抚当即批示：“准饬各属依法栽种。”万历二十二年，金巡抚又下达《通饬栽种》文书，正式予以推广。
中国农业史无论如何也不可泯没陈振龙一家的特殊贡献。仅从吕宋冒险暗地运入薯藤一节，便可见陈振龙的良苦与艰辛。当时吕宋也处于粮食匮乏，仰赖番薯作为主要民食，严厉禁止番薯种苗外运，凡引运薯种者，一经查缉，必予严惩不贷。陈振龙引薯心切，只得想尽办法遮翳官员差吏的视眼。他的办法传说不一，其中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密截其蔓，置小盖中。”因为事后他及其子孙也曾采取类似办法，传及北方诸省，所不同的是用木桶而不加盖。另一种说法是将薯藤轻搓入绳子当中，绳子湿水。至于运途之中如何保鲜保活，虽未见详载，那当然也需费一番苦心苦功。
为着弄清番薯的首传人和首传地，我们曾经查阅几本旧县志，及至于台湾府志、《闽小记》等书，但都只见断语，不见详细过程的记述，语焉不详；有的或许存在即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批评的“夸饰乡土”之嫌，不加考据的将首传地归于本乡本土。唯独长乐陈振龙传薯过程记载得十分具体，而且有历史档案、官方文书可作稽据。
查考史料，我们还可获知，自陈振龙之后，陈氏子孙世代都为番薯的北传做出辛劳的贡献。
陈家五世陈振龙——涉险带种，远渡重洋，引薯入闽。
六世陈经纶——上禀巡抚金学曾。与父合力试种成功，并得到金学曾巡抚的首肯，饬令所属依法栽种。
七世陈世元——乾隆十四年(1749年)，陈世元商旅于山东胶州，此时当地已连续遭受虫、旱、洪灾三年。次年，他与同籍友人携同薯农抵胶州古镇，传授当地农民种植、耕犁、藏种之法，拯救粮荒。乾隆十五年、十六年，因当地天寒地冻，薯种仅活一二成，世元立即派人回闽采购薯苗补植，并着力传授藏种之法。乾隆三十三年，世元著述《金薯传习录》(1982年农业出版社重印其影印本)面世，流传至今，仍不失实效。
八世陈云、陈燮、陈树——乾隆十八年(1753年)，陈云受父命到胶州州治传授种薯技艺。乾隆十九年转山东潍县。乾隆二十、二十一年又转河南南北及通县一带。乾隆二十三年转青豫等省。凡有心求学者，陈云一概免费传授种薯技艺。乾隆二十一年冬，陈燮与陈云同行抵河南朱仙镇，后转河北数县。乾隆二十二年，陈树邀同农友，由胶州运种到京师农郊，传授耕农番薯种植、藏藤诸法。三兄弟所到之处，番薯蕃植，百姓无不受益而称颂不已。
九世陈以柱——到浙江鄞县，利用当地荒废的盐碱地和坚硬贫瘠土地，教农人种植番薯。本不敢寄予厚望，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料不到收成不错，甚至有的还胜过福建老家的产量。自此之后，鄞县大大开拓荒废土地的利用。
至此，据清人施鸿保《闽杂记·甘薯》记载：番薯已广传到浙江、河南、山东、顺天各地了。
陈家子孙致力于番薯引种与传布，功绩卓著，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同时也受到后人传颂，道光十四年(1834年)何则贤为此在福建省会建置“先薯祠”，以供凭吊追思。
于今，大江南北番薯遍布，亿万人民深受其益。
传布番薯首功当推陈振龙及其子孙。陈振龙以广传番薯为夙愿，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子孙世代更迭，传薯接力不已。他们当中，有的奔走他乡异地，孜孜不倦地授业解惑，授他人以知识，教他人以技艺；有的刊印种薯法则，免费赠送；有的著述成书，流传后人。陈家世代子孙将番薯传植四省直至于京师。足迹所至，“家传户习，青葱勃勃，被野连岗”。
其次，当地官员的推导也为传布番薯发挥了促进作用。清代官吏有的也以关心民瘼、改善民生为己任，倡导番薯栽种。福建巡抚金学曾即是其中之一，他通饬所属各地推广番薯栽植，并亲自写了《海外新传七则》，以利广泛推导，番薯因而借其姓被称之为“金薯”。有人推崇金氏为移种番薯第一功，其功固然不可没，但如果论功绩之座次，金氏无非起了行政推助作用，还很难被推为首位。
其他如当时山东胶州知州、山东省布政使、山东按察使陆耀(著《甘薯录》)以及相关的县令等，他们也都在各自行政岗位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史志家们决不会忘记为他们记上一笔。
难于枚举，我们只要举两个到外省任职的福建籍县令，也许可见其一斑。一个是四川县令翁若梅，另一个是无极县令黄可润。
翁若梅曾于乾隆年间先后出任湖南黔阳、四川黔江县令。在黔阳时，开仓赈饥，未能解困，此时，却意外获得陈世元赠与《金薯传习录》，立即倡导当地农民栽薯。到了黔江，他亦推广种薯。四川《黔江县志·食货志·物产》附录有一篇《国朝邑侯翁公若梅〈金薯传习录〉书后并颂》，述写番薯引进及入川经过：“万历甲午，入我邦土。亦越于今，爰及齐鲁。齐鲁孔硕，爰及畿辅。”“自南徂西，施于巴蜀。我树其苗，黔阳之曲。”翁若梅任内，推广番薯入黔阳、黔江两县。
黄可润，福建龙溪人，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乾隆十一至十五年，任直隶无极县令。无极与山东德州接壤，气候、土壤相近，为了将番薯成功地扩种至无极，他特意再次到山东德州，向百姓详询栽培、藏种的方法。
乾隆皇帝倡导之功也不可没，皇帝令动四方，他的推动作用当然不止一省、一县。
乾隆五十年(1785年)河南连年受旱。为挽救灾情，六月，传谕闽浙总督富勒浑从速采选闽省薯种，并附带栽种灌溉方法，由驿站递交毕沅，并令毕沅转饬灾民依法种植。七月，传谕福建总督雅德：不失时宜选择薯种，务必于霜降之前驿送至河南，而且“必须觅根藤本，用木桶装盛，拥土其中，如法送豫，方能栽种易活。”同月，又下谕旨嘉扬陈世元携同孙璞自愿到河南教种番薯；另谕令毕沅速即饬令所属官民，广予如法栽种，待陈世元教种有效，据实奏闻，酌情赏给世元举人职衔。八月，批阅山东按察使陆耀《甘薯录》，谕令广为刊布传抄，使民间知晓。十月，陈世元病逝，下谕赏给陈世元国子学正职衔。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传谕江浙各督抚，推广番薯种植以济民食。
为广植番薯一事，两年之中下了六道谕旨，尤其在乾隆五十年，一连下了五道，仅七月就下了两道，急切心情由此可见。
自明、清两代以来，番薯一直成为福建主要民食，尤其遇到天灾战祸，福建百姓更是不会忘记番薯度灾济贫之功效。泉州著名慈善家、教育家、清光绪进士、宣统内阁中书吴增曾为吟颂番薯写了197首诗，集成《番薯杂咏》一书，书中有句：“滋味虽微可救贫，活人可作稻粱看。”饮水思源，口享番薯甘味者永远勿忘引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