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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拔奇(1903～1931) 革命烈士。“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广西党组织领导人。广西怀集(今属广东)人。1925年考取苏联孙逸仙大学，因故留在广州工作，常为广西留俄学生报《疾呼》撰文。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工作。1927年春，中共广东省委派邓同廖梦樵到梧州恢复广西党组织，5月，组建中共广西地方执行委员会，廖任书记，邓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秋，廖梦樵牺牲后，邓继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1928年1月，广西地委改称为广西特委，仍任书记。6月1日，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在贵县(今贵港)召开，指定朱锡昂为书记，邓任常务委员兼玉林地区巡视员。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到广西右江地区党组织传达指令，要求红七军北上攻打柳州、桂林。翌年初，随红七军到达全州后，受红七军前委委托，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秘书长。5月，代表省委赴广西右江和郁江地区巡视。1932年春，任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代理部长，同年10月在大南山区作战中牺牲。 邓拔奇(1903-1931) 又名邓岗。广西怀集(今属广东)人。受过中等教育。1925年考取留苏莫斯科中山大学，因故未能出国，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经常为《疾呼》撰写文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东的工农运动，曾担任过党的基层和地方组织领导工作。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广东省委派他同廖梦樵到梧州，组建中共广西地方执行委员会，任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恢复广西各地党的组织。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同年9月曾同黄启滔等领导发动苍梧道四县农民武装攻打桂平县城，后转入十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继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1928年1月，地委改称特委，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领导特委抓紧整顿各级党的组织，训练干部，发展党员数百名，秘密组织农民武装。6月1日在贵县主持召开广西特委扩大会议改选特委，推选朱锡昂任书记。他兼玉林地区巡视员，任常务委员。11月因省临委机关在梧州被破坏，他去怀集、贺县、钟山、桂林、柳州等地巡视指导工作。12月后到玉林同朱锡昂等组成广西临委办事机关继续领导全省革命斗争。不久离开广西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930年9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向红七军前委传达“左”倾冒险主义方针，要求红七军离开左江北上攻打柳州等城市，导致红七军受到严重损失。1931年初随红七军到达全州后，受红七军前委委托，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香港被留在广东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后去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牺牲。 邓拔奇烈士的故事 2006-1-16 罗天兴 邓拔奇(1903—1932)，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两广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出生于怀集县甘洒镇永富村。1918年就读于怀集中学(今县一中)。1924年春，受革命思想影响，中断了在厦门大学的学业，到广州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所领导的宣传队，并组成“怀集留穗同学会”，出版《怀集青年》刊物，发表《告怀集青年书》，以唤醒家乡青年投身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广西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在恶劣的环境中，为了重建党组织工作，奔走于两广崇山峻岭之中。1932年，邓拔奇调往广东东江特委工作，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一书叙述，邓拔奇与邓小平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共事日子。 1929年12月11日，广西百色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邓斌)任政委，张云逸任军长。1930年7月至9月，平马整训后，红七军计划向湘、粤边进军。正是这个时候，邓拔奇(邓岗)受中共中央广东省委的委派前往右江传达中央指示。10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由邓拔奇传达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击粤桂军阀，以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邓拔奇传达了中央决议精神后，红七军前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出现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前委书记兼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为代表，认为红七军不足一万人，力量装备都不强，所以不赞成去打大城市，主张首先团结内部，壮大力量；第二种意见以右江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为代表，坚决反对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坚守右江根据地；第三种意见以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和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为代表，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离开右江去打大城市。 实际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推行这一策略，结果使各地的红军根据地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所以，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路线，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但右江地区山高路远，信息闭塞，对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邓拔奇和红七军全然不知，仍按6月11日的中央决议精神传达，导致红七军前委会议意见不一出现僵局。为顾全大局，张云逸与邓小平商量，以执行中央决议为宜，攻打大城市，行不通再说。决定部队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以鼓舞士气，并召开红七军党代会。 10月4日，红七军第一、二、四纵队离开右江，绕道凌云向河池进发。10月6日邓小平和邓拔奇率军部教导队、军政治部、经理处、军医处部分人员及保卫人员离开平马，经那略、百定、那拔、义圩到达燕峒。在燕峒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红七军前委和中央右江特委联合扩大会议，向与会者介绍了两位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和黄晖。邓拔奇传达中央指示后，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开了三天。会后，邓小平和邓拔奇等率一部分部队到武篆与第三纵队会合，继续向河池出发。各路部队在河池集合时正好是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当天红七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城凤仪小学开幕。邓拔奇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令；红七军前委作了工作报告；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七军党的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前委。 11月9日，红七军全体官兵集中河池县城三里亭前召开整编大会，邓拔奇、邓小平分别向各师、团及所属营、连授军旗。10日离开河池开始漫长的转战征程。转战两个月，部队减员达三分之一。面对红七军出现的情况，指战员对6月11日中共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产生怀疑。1931年1月3日邓小平在全州主持召开了红七军前委会议，总结河池出发以来的经验教训，并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案，围绕“攻不攻打桂林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为了解除指战员对6月11日中央决议的疑问，会后邓拔奇立即动身离开部队赴上海向中央如实汇报红七军的情况和目前处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