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08-18 10:04:29 来源：南方都市报 | |||
南粤热土，物华天宝；一代伟人，情有独钟。烽火岁月，建设时期，开放年代，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到过广东。广东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试验田；邓小平，是广东建设小康社会的引路人。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伟人已逝，功业长存。邓小平同志在广东的活动，还有多少尘封的故事？改革开放20多年，广东又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从7月份开始，本报派出近百名记者，踏遍岭南大地，寻邓公足迹，叹南粤巨变。敬请关注本报的连续报道：“忆小平，看广东”和将于8月20日推出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特刊。 在邓小平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发生在粤北乐昌市梅花镇的战役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1992年南巡时，小平还感慨万分地向人说起了梅花之役。 1931年1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进入粤北，转战连山、连州、阳山、乳源、乐昌、仁化等地，1931年2月进入江西苏区，在广东呆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当时，20多岁的他担当着红七军前委书记和政委的大任，领导着一支数千人的红军，而此前，他还领导创建了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左右江根据地，这是邓小平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和一支红军的开始，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然而在这时，他也体念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大失败，正如他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所写的：“(梅花之役)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 73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73年后，这里又变成了什么样？2004年8月，记者来到了这个粤北小镇…… 小山村来了大部队 梅花镇现属乐昌市，红七军经过时则属乳源县。 没有到过梅花的人以为那里一定长着很多梅花。其实不然。眼前的这个圩镇得名“梅花”的来源说法很多，比较多的一说是因为它独特的地形：中间一片空旷的平地，四周耸立着七八个石灰岩质的山头，从高空俯视酷似一朵盛开的梅花。 1931年2月1日，一支约3500人的部队从连州(当时叫连县)经湖南宜章到达梅花，这就是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经过长途行军而来的红七军。目的就是执行中央“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使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的指示。虽然这个指示后来被证实为错误的。当时红七军的政委是邓小平(化名邓斌)，总指挥是李明瑞(1931年被错杀)，军长是张云逸，参谋长是龚楚(化名龚鹤村)。 此前4个月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跋涉，途中打了几仗，但补给非常有限，疲惫至极。来到这里后，从军事补给和建立根据地的角度来看，梅花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军部决定在梅花村开展群众工作，准备在这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当年的“红小鬼”、后来当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的姜茂生事隔多年后回忆。 于是，军事人员观察地形、绘制地图、构筑工事；政工人员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刷写标语，“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倒国民党军阀”等标语，醒目地出现在村头巷尾。 “早几年这些标语还有，现在旧房子拆了，已经找不到了。”梅花街上的老居民林土生说。他家住在当年最繁华的梅花“上街”上。现在“上街”还保持着古朴的模样，七八百米长的青石板小路两旁不时可见一米多高的土墩子，它们是当年的货台；土墩子背后是低矮的房子，大多锁着门，长久没有人住过了，有的塌了梁柱，有的倒了墙壁。 红军来到梅花，“上街”是必经之道，而且还在此驻扎下来。 红军进村后，林土生的父亲林金炳看到红军对老百姓很好，便杀了一头大猪给红军吃，红军给了他二十五块大洋。当时市价是一块大洋五斤肉。 驻扎在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湘粤边工委”前来帮忙组织群众。不过，发动群众的成效甚微。早已被国民党的部队骚扰得苦不堪言的村民，听说又有部队来，绝大多数都吓得早早地逃走了。 “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说打仗就害怕。”邓辉云是梅花村尚健在的最年长者之一。2004年7月29日在自家柴房里耙弄柴火的他，看起来仍然身板硬朗，听觉十分灵敏。 1931年他不满十岁，他记得那天村里有人报信说湖南方向来了部队，他的母亲急忙扯着他和稍年长一点的姐姐接连翻了好几个山头，赶到住得更“山”的亲戚家，连门也忘了锁，一路走一路回头看后面有没有部队跟来。 发动群众之艰难，小平后来亦有感触：“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引自《七军工作报告》) 与此同时，经过长途跋涉，人数已经减半的红七军再次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两个师缩为两个团，原十九师缩编为五十五团，龚楚任团长，原二十师缩编为五十八团，李明瑞任团长。 战斗，仍然不容回避地到来了。 当红七军还行进在前往梅花的路上时，国民党就已经在紧急地调兵遣将。 1931年2月5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陈济棠三十一日电湘，略称据前方电话，李匪(即李明瑞)到栗源堡，……除电乐昌团队坚守坪石，电令邓团(邓辉)跟踪急进外，顷已加派郭团由韶关，谭团由仁化速进围剿。”同时，“我十九师唐伯寅团及陈龙部团队，三十一日达坪石，即与粤军联合进剿。” 身处梅花深山的红七军当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料到了一支尾追之敌，即粤军邓辉团。 “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我们认为是大好时机。”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 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相当的估计，加上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打它一仗”应该不成问题。而且，如果打了胜仗还能扩大红军在当地的影响，有助于建立根据地的长远计划。于是，红七军决定布置消灭该部。 莲花庙坐落在梅花“花蕊”的东部边缘上，邓小平的作战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如今来到这里，能看到的只是矗立在连片稻田中的一间破败的庙宇，四周野花疯长，偶有满身泥巴的农民前来歇脚。 村民说，以前有三间屋子，后来右边的一间年久失修倒塌了，只剩两间。门边一块“红七军指挥部旧址”的石板上，大概地记录着此庙的不同凡响，但是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 1931年2月3日，小平站在这里，他一定曾经极目远眺，视线越过结着薄冰的稻田和低矮的村庄，停留在正前方约两公里远外的山头上，那是敌军来犯的方向，将是战斗的第一炮打响的地方。 “根据拟好的战斗方案进行了分工：五十五团在南面埋伏，待敌人进村后出击，吸引住敌人，五十八团在西北面集结，迂回敌人侧后，等敌人来后，前后夹攻，聚歼灭之。”原红七军战士姜茂生回忆。 但是，谁知一经接触方知侦探报告有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 将近中午的时候，敌军的前卫部队在一个山头的制高点上向我军射击，掩护两侧主力直扑我主力阵地，企图一鼓作气，冲进梅花村。我军在占据山头的阵地上，严阵以待，沉着进行还击，战斗激烈地展开了，敌人拼命地一次又一次向我阵地进攻，轻重机枪、大炮向我射击。 枪声、炮声一时之间震撼山谷，敌军援部越来越多，在梅花西、北、南三面的数个山头上同时发起进攻，他们一次次地试图冲上来，红军一次次地试图将他们压下去。最近的时候，两军的距离只有几米远，不得不展开肉搏战。 这种情境之下，小平加入了五十八团在右翼的战斗，而张云逸更是来到了前沿山头上现场指挥。 在反复的冲杀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撤出战斗，后退十余公里至邻村大坪休养。 1931年李谦年仅22岁，是李立三的弟弟。他长眠在了距离梅花村约12公里的一个名叫“石子坝”的村庄。 他是作为最年轻的军官参加梅花战役的：部队缩编之前他是红七军二十师师长，缩编之后任第五十五团第一营营长。在梅花村的西面山地上，他组织红军战士打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正准备进行下一个冲锋时，他中了敌人的冷枪。 有幸存者回忆：战士们把他扶起来，他睁开了双眼，手指敌方喊道：“不要管我，冲上去！”战斗停止之后，张云逸和邓小平都来到已护送到指挥所的李谦身旁，抚摸他的前额，观察他的伤口。李谦苏醒过来，见到首长，吃力地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首长们亲切地说：“李谦同志，你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任务完成得很好！” 当天晚上，随部队撤至大坪村之后，李谦因医治无效牺牲了。当地群众将他埋葬在附近临河的一个土坡上。乐昌党史办的同志说，如今李谦墓的旁边住了一对夫妇，清明时节，他们常去祭奠这位年轻的红军军官。 据史料称，梅花一战，共消灭敌军1000余人，红军共损失700多人，其中2／3是干部。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章键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 一部分人永远留在梅花的山头上，他们牺牲了；一部分人暂时留在沿途百姓的家里，他们负伤了。背后的追兵使得红七军战士们一刻也不敢停留。在撤出梅花战役前往乐昌武江边的路上，红军一刻不停地赶路，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更要命的是天气也很糟糕。乐昌党史办保存的史料表明，大约从2月4日傍晚起，粤北就告别了晴天，北风刮来厚厚的云层，甚至下起了雪点。红七军一位名叫韦太旗的壮族战士不停地抱怨，“雨来了，天色太黑了，老天爷也和我们作对啦”，过一会儿，他又说：“旗也叫风撕破，真不吉利。”后来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也说，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兵力疲极，(部队)失败情绪甚增”。 1931年2月5日上午10时，他们来到了武江(当时叫乐昌河)河边的罗村渡口。 “那时的江面是现在的一倍半宽，大概有100米，水也比现在深，有十多米，冬天水面不会结冰，但冷得刺骨。”乐昌市地方志专家沈杨对记者说，他的老家就在这江边，小时候他常在江中游泳，熟悉这里的一切。 涉水过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时唯一能够利用的渡河工具，只有搁在浅滩上的两条一米多宽的木船，一趟只能装下二三十个人，来回一趟至少要二十分钟。按照这样的速度，一天一夜都难以将部队和辎重全部渡过江去。 部队需要更多的船，需要更多的渡口。“我估计红军不只在这一个地方渡河，从这里到下游两三公里的地方，大大小小有6个渡口，这6个渡口应该都用上了。”站在还保留着几块石阶的罗村渡口上，沈杨对记者说，还有一个因素是，当时北风吹得很急，渡船无法笔直地驶向对岸，在罗村渡口撑出去的船，可能要到下游五六百米的曲合渡口才能靠岸。 有关史料称，当时红军共征集到了五六艘渡船，有约二十名船工轮番撑渡，这里面不乏住家船和走墟船，好几个船家是夫妻上阵。 时间经不起耽搁，2000多名红军战士挤在江边，焦急而无奈地看着小船去了又回，回了又去。红军部队才过去了一部分，国民党的部队就端着轻重武器赶到了河边，对着江心疯狂扫射。 “因先头部队过江后，没有将电话线截断，致被当地乡公所电告乐昌县长，又适有两个军团粤军驻防于县城，便立即用汽车运送军队至长来北面，截击红军。”龚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乐韶公路几乎是沿着武江的走向修建的。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只不过那时的路面不像现在这样宽阔平整。但这已经足够将国民党的士兵在1个小时之内从乐昌县城运到红军过江的渡口。 相关史料记载，小平带领五十五团率先渡河之后，即亲自指挥两个连在公路两旁的山头上紧紧咬住敌人，他认为只要火力组织得好，压住韶关之敌，付出一些代价，是可以掩护队伍全部渡江的。 罗村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的乐韶公路旁边，有两个高度相当(约150米)、面对面矗立着的小山包，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上观音山”和“下观音山”。如今从河岸对面看去，两山似乎构成一只犬牙交错的大口包住乐韶公路，十分险要。乐昌地方志专家沈杨确信，小平率兵阻截国民党部队掩护部队过河的地方就在这里。 然而，敌人人数众多而且武器精良，他们封锁了江心，使得红军渡河困难更大了，不少抢渡的战士甚至中弹落水。小平不得不决断地派人返回对岸，要张云逸停止渡江、伺机前进。 1931年2月5日下午3时许，五十五团和部分五十八团的战士成功渡江了，余下五十八团五六百人留在了对岸。小平事后遗憾地向中央报告：“七军从此分散两股，我及明瑞过了河，张云逸同志未能过河。……那边的消息从此割断。” 红七军在长来附近渡江被截成两股之后，邓小平和李明瑞带领已过江的部队，当日傍晚冲破敌人三面包围，向江西苏区转移。未能过江的部队约600余人则由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带领，沿原路撤退约40公里，回到大坪村，三天之后即得以从附近的武江支流加昌水出武江，从一个名为罗家渡的渡口过江，他们也踏上了通往江西的道路。直到1931年三四月间，两股部队在江西永新县的天河重新会合。 此地一别，小平再也没有到过梅花。但梅花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1992年，当谢非(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作时，粤北再次引起了他的关注。 谢非认为广东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第一世界”，粤东粤西平原地区为“第二世界”。 “那余下的是‘第三世界’了？”小平说。 “是。我省广大山区经济还比较落后，为‘第三世界’。” “要得。”小平肯定了谢非的划分，同时鼓励广东抓住时机，发展经济。 如今，10年又过去了，地处“第三世界”的梅花镇及罗村渡口一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梅花的变化尽在版图上。 从小平经过时仅有300多户人家、一条街道的梅花墟，到如今拥有17个村、5万人口的梅花镇，梅花的版图扩大了十倍有余。 “行政区划调整”这一生硬的概念并不能解释一切。对于梅花来说，“路”才是潜移默化的指挥棒，造就了昔日联系松散的山村，也造就了今日繁华的集镇。 梅花曾经有过怎样的路？梅花现在又有怎样的路？ 坐落在横隔古之“蛮夷之地”与中原腹地的南岭山脉中段，梅花其实就是在绵绵相连的一个又一个山头之间相对平缓的坳地上，适宜山民建房的聚居点。 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梅花仅有一条在山的缝隙中延伸的“汗路”，西可到达连县，东可到达乐昌县城，即小平当年带领红七军走过的路线。“汗路”的名字本身就非常形象，狭窄且艰险，坡上坡下、蜿蜒曲折，即使寒冬腊月也会把有出山“赶闹子”(赶集)的人累得浑身冒汗。 现在，梅花不仅是一个粤北山区镇的名字，更是京珠高速公路上一个出口的名字。京珠北，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穿过梅花的中心，并使“梅花”的名字与“北京”、“广州”、“珠海”并列在一个道路指示牌上。是路，拉近了梅花与现代社会的距离。 同时经过梅花的还有坪乳(坪石－梅花－乳源)公路和规划中的梅乐(梅花－乐昌)公路。在镇区范围内，翻山越岭的宽阔水泥大路已经可以将满载山民、山货的汽车一路畅通地送到17个村庄中的任何一个。是路，将周边散落的村庄串成一个梅花的整体。 “有什么样的路就有什么样的梅花。”概括梅花70年的沧海桑田，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如果小平仍在世，当行驶在京珠高速公路上，看到他曾经率领红军抛洒热血的“梅花”出口旁崛起一大片楼房林立的集镇，他一定也会感叹：有路就有希望，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方。 从乐昌县城沿着宽阔的乐韶公路(韶关－乐昌)向南行约10公里，就能看到从村庄的间隙中露出的武江，在夏日午后白晃晃的太阳下闪着粼粼波光。河这边是长来村，河对岸是罗村。1931年2月5日，邓小平所在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在经过梅花战役重创之后，就是从罗村横渡武江到长来村上岸的。73年之后再回首，武江水仍然静静流过，但它再也不能阻隔两岸居民的交通往来。在红七军当年渡江的罗村与长来村之间，如今已经架起了一座钢筋水泥铸就的大桥，往来村民通常骑着摩托车从桥上飞驰而过。 当年邓小平率军横渡武江的罗村码头，如今只保留着几块石阶，一艘小木船的遗骸躺在半人高的草丛中，成了蚂蚁天堂；放暑假的孩子光着身子在这无人之地尽情“跳水”，轻松惬意的场面让人难以想像时光倒转到七十多年前，那是怎样紧张的场景！ 罗村对岸，长来码头被一片丰收在即的花生地覆盖。往日水运催生的布满商铺的墟市，早已成了断壁残垣，人民政府在附近靠近公路的地方重新建造了“长来墟”，盐、米、布等昔日稀有物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甚至可以在新墟上买到电话、手机等现代高科技产品。 武江河上还有船只在游弋，但已经旧貌换新颜。昔日窄小的木制渔船、渡船、走墟船，已经被以柴油机为动力的铁制采沙船代替，往日扁担箩筐的撞击声如今变成了机器的轰鸣声，矮小的茅屋背景变换为楼房林立的农民新村。 两岸村民不再只是船工和农民，还有水泥厂的工人、采沙船的操机手、马路餐馆的主人、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不再以船为家，而是上岸安居，每晚收看光缆传输送来的电视节目。 惟一遗憾的是，现代化的进程在改善村民生活的同时，也破坏了武江的生态。采沙船的大肆开挖使得鱼儿不敢游进武江，水泥厂的废气熏跑了两岸青山上的飞鸟，人们来到这里不得不忍受噪音和粉尘。 采写：本报记者 王海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