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反戈一击
龚楚将军十年祭
柳孚三
[导语：在龚楚将军逝世十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于1953年写的《我与红军》和1971年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悔与恨、饱浸着的血与泪，仍如在眼前。他所经历的那个红色恐怖，他所参与缔造的那个法西斯世界，如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
1，龚楚从五个方面剖视共产党
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长?(今长来)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失望后转投中共，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是红四军和红七军的缔造者。他“怀着满腔的热情，抱着无穷的希望”，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艰苦备尝”，但他看清共产党之主义、政策之虚妄，作风、手段之卑劣后，便于1935年毅然决然地脱离了他历经十一年的革命生涯，投奔自由了。
在龚楚将军逝世十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于1953年写的《我与红军》和1971年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悔与恨、饱浸着的血与泪，仍如在眼前。他所经历的那个红色恐怖，他所参与缔造的那个法西斯世界，如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龚楚将军在《我与红军．自序》中写道：“按照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和当时国内的情况，中国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要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统治之下觧放出来，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新国家。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所以茹苦含辛、赴汤蹈火以求者，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实现。然而，不幸在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中共的所作所为——就其革命理论，革命策略，及其革命手段而言——据我十一年长期身经目击而中心所领悟者，中共不但没有实现这一目的的希望，而且与它背道而驰。凡中共势力所到之地，虽表面上亲近民众，组织民众，而宣传上更口口声声为民众解除痛苦；但实际上，只有使人民的痛苦愈陷愈深，而去革命的目的愈离愈远。”(本文凡未注出处之引文均出自《自序》)试看今天中国大陆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失学儿童、因信仰而遭迫害的各宗教信徒，以及爱滋病患者、氟中毒者和血吸虫患者等，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仍挣扎在死亡线上，便知道龚将军这个“完全根据理智的观察与事实的证明”而得出的结论，不但是千真万确，而且是有先见之明。龚将军是中共阵营中最早的觉醒者、叛逃者和反戈一击者。龚楚从五个方面对中共所作的剖析，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功效。
2，从地痞流氓到“分赃集团”
第一，中共的革命经典是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孙中山语)，用马克思治“西欧社会病和工业社会病”的药来治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社会病，犹如把治“肥胖症”的药施之于“贫血症”，不仅不能将病治好，反而要使病症加重。共产党口头上挂着马恩列斯的教条，自命是“无产阶级政党”，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纯属自欺欺人。据龚楚观察，在共产党和红区中实在没有一个真正如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者。一定要说有的话，则只有那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地痞流氓，可当之无愧。这些地痞流氓也确实就是毛泽东所依靠的“革命先锋”。龚楚所看到的苏维埃运动，就是把旧的地主恶霸打倒了，而那些地痞流氓又成了新的地主恶霸；贫苦的农民更贫苦，而且一批批的往军队里送，绝大多数都成了寃魂白骨。这种“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将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将极少数无产者和流氓地痞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这“新的统治阶级”今天已被叫做“分赃集团”，在无数冤魂白骨上建造起来的无产阶级江山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父传子、子传孙，予取予的“党天下”和“家天下”。
3，始终是苏俄附庸
第二，“一面倒”这个词虽然是毛泽东在窃取政权后才提出来的，但中共自成立之日起便向苏俄“一面倒”了，因为中共就是苏俄用卢布催生出来的。俄国人所以要“援助”中国革命，目的“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要将充当帝国主义后备军的殖民地转而成为自已的后备军的地盘。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张国焘：《<我与红军>序》)但共产党人可不管这些，为了向国民党夺权，便甘当苏俄走狗，当年苏俄代表李特就是江西苏区的太上皇，“他的一句话，几乎就是一纸命令。”一位中委对龚楚说：“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革命，我们不仅要永远的向苏联学习，而且要永远的跟苏联走。”史达林是永远没有错误的。“龚楚听后担心：共产党如果成了功，恐怕中国也就“俄国化”了。竟不幸而言中，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一代比一代更投靠和依附俄国，胡锦涛除领土大赠送外，更请俄军进来搞“联合军事演习”，把最后的国防机密也卖得光光。
4，杀人就是目的
第三，孙中山革命，倡导的是“平等”、“博爱”、“和平奋斗救中国”。可是中共却从“仇恨”为出发点而以斗争残杀为手段。毛泽东引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为同志，把这些杀人魔王捧为革命模范人物，再加上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便成了古今中外最恐怖的法西斯党，既以“杀人”为革命手段，也将“杀人”变成革命目标。龚楚“曾亲眼看到一个地主的全家大小受尽毒刑而卒至全被杀害的事实”。毛泽东说：对反革命的宽容，就是对同志的残酷。可是，龚楚在十一年中所见，“他们对同志和反革命是一样残酷的。当某一个同志被他们怀疑或对他们稍有不顺从的表现时，他们便毫无情感的立即加以刑审或一杀了之。”如毛泽东杀何笃之(黄克诚：《黄克诚自述》，p112—113，人民出版社，2005年，北京)、谭震林杀林野。仅苏维埃时代，“自己人杀自己人，便杀了七八万”(《李锐反“左”文选》)。
第四，中共利用“阶级斗争”理论，在农村中煽动、制造仇恨，凡生活稍富裕即当作地主，虽只有一二十亩地，亦将之斗争与杀戮，把土地产业充公。中共搞“土改”的目的，“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觧决他们政府和红军的给养问题和兵源的问题。这一套残酷手段和欺骗行为，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人，真是不易相信。”龚楚说：“在土改以后，当我看到农村的土地一块块的被分割后，农民把所有的生产一担担的缴纳给红军时，当我看到农村的人口一天天的减少而农民的体格渐渐瘦弱下去时，这些事实便告诉了我，大屠杀、大流血的革命代价，只是换得了穷和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能再忍心盲从下去与同胞为敌呢！”可见今日之所谓三农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而只是共产党一贯以来利用农民、欺负农民、压榨农民、掠夺农民、愚弄农民的反动政策的延续而己。
5，以恐怖手段维持统治
第五，龚楚指出，中共的革命，不仅是推翻现状，而且要推翻历史。他们要将民族的文化完全摧毁而代之以“俄化”；将民族固有道德完全摧毁而代之以“党化”。他们以“仇”代“仁”，以“恨”代“爱”，使中国人的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亲属的一切关系根本打破而代之以互相仇恨，互相监视。这种种的情形，我在苏区时，真是看得太多了。尤其是男女的关系，根本谈不上情感。这段文字是龚将军在1953年写的，证之于其前后的中共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被邓小平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不能不佩服龚将军的英明卓识。右字型大小的三大才女之一李南央(右倾分子李锐之女，另两个是右派分子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右派分子沙文汉之女沙尚之)写的《我有这种一个母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和编的《父母早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香港)，其主角范元甄就是这样一个被党化的完全失去人类情感的畸型“男女”。
当李锐在1941年4月1日被延安保安处逮捕之后，与他同床共枕三年的范元甄很快在党的启示下，相信李锐“的一切都是为了麻痹”她，所以她要和他划清界线了。范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是对他亳无留恋了。除了因为认识到他是敌人，一切都是欺骗之外，整风是有莫大关系的。”(《父母昨日书》p348) 夫妻关系成了敌我关系。“他拖了我三年，给了我许多潜移默化的坏东西，这固然是不幸。三年后的今天，竟得以觧脱，倒也是件大幸。”(同上，P350)恩断义绝，以与李锐分开为幸事。接着这个满口“进步”、“革命”的女人，又很快投入乘人之危的伪君子邓力群的怀抱，让人捉奸在床。
但范元甄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个对党无限敬仰、无限痴心、连肉体都献给了党的女人居然也成了抢救对象。在除了恐怖还是恐怖的气氛中，她只好“一下写了二三万字的反省笔记。“承认”我的思想还是国民党的天然同盟者”(同上，p365)。应当承认，范元甄虽然给李锐父女甚至她本人带来了“无穷灾难”，但她充其量只是个小奸小恶的人，正如朱正先生所说：“比起她个人的责任来，时代、环境、制度这些要负更大得多的责任。”(《父母昨日书．序》) 龚楚的高明仅在于他比别人更早地洞悉了其中的玄机，认清了造成这时代、环境、制度的大奸大恶者之真面目，及早地抽身，及早地反戈一击。
龚楚将军从他脱离中共到写《我与红军》，“事隔十八年了；这一股灾祸险恶的洪流，不但淹没了中国，而且正严重的威胁着世界人类的生存。我回忆过去，瞻望未来，我仍然是不寒而栗！”现在又过五十年了，中国人民和自由世界人民依然在恐惧之中。胡锦涛们一面高唱新三民主义，一面组建庞大的防暴员警部队；一面重复“两个务必”的滥调，一面疯狂地掠夺；一面高喝“和平崛起”，一面叫嚣“以西安以东换取美国几百个城市的毁灭”。那么龚将军“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厉不再受其迷惑”的忠告，仍象黄钟大吕，龚楚将军的英灵，也还无法安息。尚飨！
(22-nov-2005)
附:龚楚简介
龚楚（１９０１～），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1917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学习。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乐昌地区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0军第3师教导团营政治教导员。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3师教导团营政治指导员，红4军第29团党代表。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椐地的斗争。1929年到广西工作，任中共右江前敌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后任红7军参谋长、第19师师长，中共红7军前委委员。参加了右江苏区的斗争和红7军远征。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7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模范团团长，红1军团第3师第7团团长，第22师师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司令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至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5月投敌叛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避居香港，1991年回乡定居。（编辑：钟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