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伏祥
赫德兰，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谁会记住一位传教士的名字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传教士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福音。大多传教士温良典雅，知识渊博，他们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或者别的神圣的代言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未开化的国家，远到而来，深入中国的各个角落，到处宣讲他们的道义和良知。可谁想到，就在他们播洒文明与道义时，中国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却被文明的外国人所杀害。赫德兰虽然不是一位普通的传教士，但在历史的洗礼中，这个名字自然就被人们所忘记了。赫德兰，原名艾萨克•泰勒•黑德兰(1859~1942)，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他于1888年来中国，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一个教习，本不足以评说，但由于他的妻子赫德兰夫人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这使得他有机会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有机会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宫廷的生活。
袁世凯在清王朝中可谓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赫德兰在宫廷的活动中，虽然与袁世凯的接触不多，但袁世凯还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赫德兰说：“在所有的王公大臣中，有一个人在朝中举足轻重。他就是袁世凯。”[1]
袁世凯，这位河南籍汉人，历史的嬗变和时代的际遇使他走到了权力的中心位置。袁世凯小时候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荒于科业。不过，袁世凯的家族在清代倒是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他的父亲袁保中在地方上列钜绅，剿办捻军期间，筹办团防，平捻有力，受到朝廷嘉奖。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是淮军中剿平捻军最有功勋的名将，最后官拜总督。袁的叔父袁保庆一向追随袁甲三，在袁甲三手下颇著功绩。袁世凯在家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因为自己弟弟袁保庆征战在外，年已过四十还没有儿子，而自己子女却很多，就把袁世凯过继给袁保庆。袁世凯过继后，颇受袁保庆一家人宠爱。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时年八岁，也随养父一起到了山东。两年后，袁保庆调到江苏，袁亦随同前往。1874年，袁保庆死于江南盐巡道任内，袁回到河南项城。1875年，他的堂叔袁保恒回家，见袁游手好闲，就将他带到了北京，受业于堂叔袁保龄。1876年，袁返回项城参加了乡试，落第。同年，时年十八岁的袁与一位姓于的小姐结婚。婚后，袁重回北京，并随袁保恒到河南赈灾。袁保恒死于河南开封，第二年朝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奖袁世凯。袁世凯得到了堂叔父的余荫，朝廷捐袁世凯为中书科中书。但袁并没有将这个捐官看在眼里，他将自己所读的诗文和书籍用一把火给烧了，并对自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娱岁月？1880年，他的“志在四方”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了，他被推荐到养父昔日友人庆军统领吴长庆那里，成了山东军营中的一名将士。这就是从那时起，袁世凯开始步步高升，直到权力的顶峰。
当然，对于这些，1888年才来中国的赫德兰自然是不知道。他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这些都只能代表袁世凯的过去，他所关心、关注的是袁世凯如何左右当时的朝政，如何引领中国朝什么方向前进。他不知道袁的早年厌学情况，但还是称赞袁世凯说“袁世凯年少时，读书勤奋。他饱读诗书，也读过不少从西洋文字翻译过来的书。”[2]中国人讲究学以致用，在赫德兰看来，如果没有童年、少年的勤奋，没有童年、少年的饱读诗书的话，袁是无法在朝廷中担任要职，更无法引领中国前进的。他称赞说：“他不懂外语，不懂西洋的法律，却在中国的朝廷中担任要职，为国家掌握航向，引导国家不仅躲过保守派的暗礁，也躲过了激进的变法派的暗礁，在一定时间内把国家引向了安全的港湾。”[3]
“为国家掌握航向”，“把国家引向了安全的港湾”，这些话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能概括出来的。从现在的历史眼光对照过去，虽然赫德兰的概括有一定的出入，但熟于宫廷生活的赫德兰显然已经看清了袁世凯对于时局的意义。
1895年，清政府被日本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上书光绪帝，反对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梁起超、谭嗣同等人在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和报馆，宣传变法维新，影响及于全国。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日亟，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书，请求变法。1898年4月，康有为等以保国、保神、保教为宗旨，倡设保国会于北京。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引用维新人士，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此后的一百零三天内，不断颁布维新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新政。康有为等维新派正在为自己的杰作和理想逐步实现而欢心鼓舞时，一场新的“革命”正向他们扑来，慈禧太后反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
历史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人们每每议论此次变革失败时，都把责任推到心狠手辣、反动腐朽的慈禧和狡猾、投机、背信弃义的袁世凯身上。可当我们细细品味时，发现事实并非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年轻的光绪帝长期受到慈禧的抑制，总想有机会好好施展一番。当他在维新派的鼓动下，越发兴奋起来。他在短短的一百多天里，就想改变四万万中国人四千多年来的保守思想。他要让当时连钉子都不会造的中国人开始修建铁路；他要让一向唯恐惊动神灵而不敢深耕的中国人去开采金矿、银矿、铁矿和煤碳；他要让各省都建起大学，而当时整个中国都还没建造一所像样的大学……光绪帝的想法似乎过于天真。在这群维新书生的鼓动下，本来主见不多的年轻皇帝，就更加失去了理智。赫德兰在评述这段历史时说：“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光绪要把几十个同样困难的问题都解决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京城里组成了一个维新派，成员多是激进甚至鲁莽的年轻读书人。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真正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才华横溢，但却被变法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他们忘记了掌握国家大权的是统治了中国四千多年的那些思想保守的人。”[4]
年轻的光绪帝似乎还不算太幼稚，他还懂得掌握军队对于推行变法的意义。于是就有了谭嗣同密见袁世凯及袁告密之故事。按照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为两面派人物，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谭嗣同八月初三日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或杀或囚，袁于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并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这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且被推为“历史真实”。但事实上，这一说法疑点颇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归纳有三疑点：一是，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二是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三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存在诸多疑点。戴逸分析说：“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5]针对疑点二，戴逸接着分析说：“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日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与袁世凯告密无关。”[6]针对疑点三，戴逸认为袁世凯《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诸多疑点，不可信。
按照戴逸的分析，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与袁世凯告密并无多大关系。这一观点，显然不能被大多数史学家所认可，但戴逸的分析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至少给后人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赫德兰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虽然没有跳出袁世凯《戊戌日记》的描述，但似乎采用了是一种同情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袁世凯手中掌握着一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但是，如果袁世凯一味听从皇上的命令，而不通知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犯了杀头之罪。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皇上的诏书到荣禄那里去。”[7]在赫德兰理解，袁世凯只是做了一个“下司”应该做的事，袁为了自己不被上司杀头，只好向上司禀报，这属情有可原之列。而至于袁如何向荣禄告密，是否要“保皇”等细节，赫德兰均不予叙述。相反，在赫德兰看来，康有为等这些既缺乏政治家素质，又极容易激动的“年轻孔圣人”，并不能给光绪的改革带来解决问题的根本，也不能引领中国走出困境，而袁世凯和“保守派”似乎还能“在一定时期内把国家引向了完全的港湾”。
光绪变法失败后，袁世凯受到慈禧的重用。后来，山东巡抚因与义和团有牵连而被革职，慈禧就把袁世凯派往义和团最凶猛的山东。周溯源在他的《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山东义和团兴起以后，发展迅猛，势不可当，中外反动派为之惊恐。山东前几任巡抚均不解决问题。袁世凯主动献策，列强和清廷认为他是合适人选，于是出任山东巡抚。”[8]袁世凯到了山东后，第二天就出《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告示称：“本署抚部院钦由恩命，建节东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侍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9]袁世凯以义和团为敌，镇压义和团，偏袒洋人，这是他在山东任内的主要业绩。从封建统治的角度讲，这本也无可非议。在当时的中国，洋人的威胁多在经济利益层面上，但义和团的威胁可能就是整个政权的灭亡。清政府虽然在表面上先是纵容义和团，并以此来打击洋人，给洋人以脸色看。但事实上，清政府一直担心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以致对清政权产生威胁。所以，虽然慈禧下达了“不可一意剿击”的电告，但袁世凯还是十分圆滑地镇压了义和团，并私自违抗了太后的圣旨，从而保护了他管辖的山东省内所有洋人的生命，维护了局势的稳定。周溯源评价说：“在处理中国人民同侵略者斗争的问题上，他从未替人民伸张过正义，不是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就是向侵略者赔款道歉。”[10]
对时局了解非常清楚的赫德兰教士也知道袁世凯狡猾的手腕，但他并不认为，袁维护洋人有什么过错。他给读者描述了另外一番情景：“袁世凯任山东总督期间，有些和义团的首领去拜访他，希望他能够像前任总督一样同情义和团运动。他们讲义和团法力无边，刀枪不入，即使敌人的子弹也穿不透他们。袁世凯耐心地听他们的讲述，显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并且邀请他们同他以及其他官员一起进餐。餐桌上，袁世凯把话题引向了义和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勇猛。这些义和团首领就又一次给在座的官员讲述他们是如何法力无边，刀枪不入的。袁世凯让他们美餐一顿后，提议让义和团首领给在场的朋友演示一下他们的法力。这些义和团首领刚才还把自己宣讲了一番，现在当然不能拒绝袁世凯的提议了。于是袁世凯就让他们站成一列，又叫来了军中几个最好的神枪手，让义和团拳民进行演示。”[11]结果可想而知，愚昧的义和团首领成了袁世凯枪子的牺牲品。在当时，许多人都信以为义和团真是法力无边，刀枪不入，包括清廷中的亲王大臣们。赫德兰说：“当时朝中很多亲王都相信义和团拳民法力无边。假如慈禧太后召集这些亲王们商议是否利用义和团防止外国人支持光绪皇帝时将袁世凯请去，那么慈禧很可能就不会在1900年蒙受耻辱了。”[12]在赫德兰看来，就是因为没有在袁世凯参与商议的情况下，慈禧及亲王们才真相信义和团法力无边、刀枪不入，并以此来抗击洋人，最终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赫德兰作为外国传教士，他站在西方的立场是毫无疑问的。从外交立场上说，保护外国人似乎是清政府的责任，但这些外国人向来不遵守清政府的法律，甚至四处掠夺、侵略，那又怎么谈得上保护呢？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国侵略，这本是爱国之举。但就当时军事软弱的清政府来说，他是选择利用义和团的法力无边来抗击外国人的真枪实弹？还是向列强倾斜、镇压义和团以求的和平呢？在八国联军进攻前，慈禧及清廷中的亲王们似乎倾向前者。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在涉及到个人政治前途时，袁世凯不仅不会遵皇上的圣旨，也不会听太后的‘密令’。他的任务就是统治自己所辖省份的百姓。由于袁世凯在山东省任总督，在1900年那个多事之秋没有一个外国人遇害，而且连‘受到伤害的外国人’也几乎没有。”[13]显然，袁世凯要比慈禧狡猾得多，也要比慈禧更能“审时度势”，慈禧想借助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来报复一下与自己有矛盾的西方列强，宣布义和团为“义民”，对义和团进行“安抚”，使之与洋人斗争。但遗憾的事，此举并没有得到切实利益，相反这导致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的“报复”。联军由天津进犯北京，给慈禧来个措手不及，手忙脚乱。
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慈禧紧急命袁世凯带队或派得力将领，前往援助。袁世凯接到圣谕后，左右为难，不派兵，开罪于慈禧，将来前途不堪设想；派兵，开罪于洋人，对手是八国联军，可能打不过洋人，那苦心经营的军事实力会在战争中消耗精光。更为可怕的事，战争结束后，自家的性命、官位也可能因此而难保。于是，他一面答应慈禧出兵，一面留在原地踏步，摆出种种假象，做好两手准备。后来的史学家们，对袁世凯玩两面应付的手腕给予了抨击，指责袁世凯狡猾、残忍，反动。在现在大多数史学家们看来，镇压人民运动就是反动，就是阻碍历史前进。但我们如果能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做具体分析的话，或许还有另外一些启迪。对于任何统治者来说，维护自身的统治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是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对于清政权来说，当它看到义和团并不能拯救国家，相反可能带来麻烦时，它只能选择镇压。站在历史关头的袁世凯或许是比慈禧早理解到了一层意思，所以他才使出两面派的“手腕”。赫德兰在的他的“宫廷回忆”（即《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中描述了袁世凯和张之洞、刘坤一私自下令保护洋人的细节。他说：“正是这三位汉族大臣以及一位满族总督才挽救了中国，使中国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不致被瓜分。”[14]在赫德兰看来，如果不是袁世凯等人故意违抗杀戮洋人的谕旨，那中国可能要遭到更大的报复，甚至把中国瓜分完毕。赫德兰似乎夸张了，但袁世凯暗中客观维护了清廷与外国列强的关系这却是事实。所以，慈禧从西安回銮北京后，外国列强一致督促慈禧，把直隶总督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在这风雨变幻的历史关头，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智慧，不仅得到了清政权的赏识，而且得到了外国列强的一致扶持，这为他后来登上权力的顶峰创造了基础。
从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到袁世凯主政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再到袁世凯耍弄两面手腕讨好洋人，这些历史史实，在大多数史学家们眼中本是抨击袁的最好素材，但在一个外国的传教士眼中，可能是另一道景观。纵观上述赫德兰言论可以看出：袁在出卖光绪皇帝问题上并无过错，因为维新派本来就是纸上谈兵的家伙，他们的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袁在镇压义和团运动问题上，也无过错，他揭穿了义和团法力无边的假象；袁在对待八国联军和慈禧问题上，是袁的两面手腕使中国不至于被完全瓜分。赫德兰的观点，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站不稳脚的。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太苛刻，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外国传教士。今天我们重新把赫德兰的观点归纳出来，并不是要否定对袁世凯原有的评价，只是为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视角罢了。袁世凯作为中国晚清的一位重臣，作为后来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应该是多面的，应该是复杂的。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抨击，一个口径的评说，这似乎不利于客观地反映历史本来的面目。
赫德兰对袁世凯的好感，除了对上述的几件本是遭遇后人唾骂的事情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并加以适当的“赞颂”外，他对袁世凯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宫廷回忆”中还着重写到了袁世凯与北洋大学校长坦尼博士的一段对话。他描述说：袁世凯在天津作了直隶总督后，就找坦尼校长仔细询问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当坦尼介绍后，袁世凯问坦尼，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推行美国的教育制度呢。坦尼告诉他，这里的条件不具备。袁世凯就问需要什么条件。坦尼告诉他应该在所有的大城市都开办学校，聘请有能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做教师，并给教师付合理的工资。于是袁世凯就请坦尼帮助逐渐建立这样的教育制度。坦尼说，他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学校的选址、教师的招聘、教师的工资都需由他来定，袁世凯只要出钱就可以了。依现在的眼光来看，坦尼的条件还是比价苛刻的，完全放手让校长去管，主管上级只能出钱，这在今天的大学管理体制中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文化层次不高的袁世凯却全权委托坦尼筹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公立学校体制。赫德兰评价说：“即使不算袁世凯所做的其他事，单凭这一件事也足以让太后挽留他继续留在朝中任职……”[15]也许这真是袁世凯一生当中可以引以为豪的一件大事，虽然后来的史学家们对袁世凯多有指责之辞，但对袁努力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也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袁世凯……纵横捭阖，不能不承认他精明能干。……他奏请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促进了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发展……”[16]
赫德兰在他的“宫廷回忆”中，对另一件大事，也说出了对袁的好感——那就是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光绪帝之死与袁世凯谋害之说。按照通常的理解，光绪帝较慈禧太后年轻，应该死在慈禧之后。但袁世凯曾出卖过光绪帝，如果慈禧死了，而光绪健在，那袁世凯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袁世凯可能利用某种手段谋害光绪。穿梭于宫廷的赫德兰在“宫廷回忆”中说，曾有袁世凯的仇人告诉他，有人给光绪请了一位西医，而这位西医就是袁世凯花了三万三千美金雇来的。光绪死后，当时的日本人就认为光绪是被毒死的。周溯源分析说：“两宫同时‘晏驾’，引起种种揣测。对于光绪帝暴卒的确定日期和原因，众说纷纭。一说袁世凯见西太后病危，怕她死后光绪修戊戌旧怨，特贿通李莲英进贡红丸，先一日把光绪毒死……一说西太后先死，秘不发丧，由袁世凯、奕劻、李莲英合谋，把光绪害死，颠倒帝后死亡日期而发的，等等。鉴于袁世凯后来暗杀吴禄贞、宋教仁，以及毒死赵秉均等人的情况，光绪死在他手里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无确凿的证据。”[17]活跃在宫廷里的赫德兰自然听到这些传闻，但他认为，光绪帝的死并非袁世凯所杀。他甚至认为，即使光绪帝是被毒死的，也不是一人所为，而是“宫里以及朝中大臣都认为光绪不宜继续做皇帝，与其让光绪搅乱了整个朝廷，不如让他从此消失。”[18]赫德兰为袁世凯愤愤不平，反问道：“那么为什么袁世凯成了宫里以及大臣们的替罪羊了？为什么世人都指责他杀害了光绪皇帝呢？”[19]依赫德兰看来，光绪帝的死或许是重病而亡，或许是宫中大臣所为，但与袁世凯无关。后来的史料大多已经表明，光绪帝的死是重病而致。虽然袁世凯杀害光绪之说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澄清，但就在光绪死后众说纷纭的时刻，赫德兰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这实属难得。赫德兰甚至还就此说做出了更为“独特”的设想，他说：“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阴谋。自从光绪和慈禧死后，那些激进的维新派，也就是康有为的追随者，吵着闹着要将谋害光绪的凶犯绳之以法。他们说袁世凯背叛了维新变法事业，他不仅在1898年背叛了光绪皇帝，而且还一手造成了光绪之死。”[20]依赫德兰的理解，说袁世凯谋害光绪帝，可能是维新派及其追随者的阴谋，目的是报复袁世凯，要将袁绳之以法。赫德兰的理解虽然不是很在理，但他的分析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能。从上面所述的材料来看，他对维新派向来是没有好感的；相反，他对袁世凯却是极力地维护。
赫德兰与袁世凯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他的许多关于袁世凯的印象是通过宫廷传闻和列强那里而获得的。赫德兰之所以对袁世凯持有如此的印象，并极力为袁说好话，这与宫廷和当时外国列强的舆论是分不开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当时的袁世凯确实是宫廷内外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大家一致认可的人物，是传教士、是列强认可的人物。虽然后来的史学家们评论说，袁世凯获得权力是靠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对外卖国而获得；其获得认可是反动保守势力的认可、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认可，不是人民群众的认可、不是时代的认可。当然，赫德兰不可能有如此这般进步的阶级认识，因为他只是一个在中国穿梭的传教士而已。
[1][2][3][4][7][11][12][13][14][15][18][19][20]I.T.赫德兰 著，吴自选、李欣译：《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6页
[5][6]戴逸：《历史解密：戊戌变法的真相——袁世凯非主动告密》，《北京日报》2004年1月28日
[8][9][10][17]周溯源：《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4、75、141页
[16]周溯源：《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前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