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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年谱(1906-1935)

(2006-03-13 07:06:13) 下一个

    自 序

今年三月十日是贺昌同志殉国七十周年纪念日,明年一月十九日是贺昌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特殊的年度里,我拿什么追念我心中的这位豪杰呢?

我敬佩和纪念贺昌同志,最早的简单原始的动机是因为他与我既是同邑且更还是邻居。从我幼小启蒙到上学读书,他一直在我心中是一位神秘而崇高的人物,所以,我对他的情结由来已三十多年了。

我的家乡在晋西一个小镇,名曰柳林,依山傍水,风光朴实无华,民风淳朴无瑕。我虽比贺昌先烈小整一个甲子,但我出生时的柳林镇和六十年前贺昌出生时的景致是没有多少变化的。小镇夹在南北两列山之间,东西走向。南山下清河滔滔流过,岸北是一片广阔的青翠欲滴的田畴,田北是官道,后改为太军公路,路北是一条蜿蜒的水壕从我家门前汩汩西去,从东到西,是河头集、上南坪、下南坪、羊道口……。我家住在下南坪,贺昌出生在羊道口。再北就是古街、背道、北山了。我爷爷生于一八九五年,长贺昌十多岁,是看着贺昌长大的,也是耳闻贺昌在外浴血革命的,所以在我小时候,爷爷经常讲给我贺昌的故事。贺昌就这样扎在我的心中了。

到上高中后,那时革命传统教育很热烈,从深层次上,贺昌屹立成我心中的一座丰碑。一九八四年的三月二十八日,共青团柳林县委在青龙城宝宁山举行了贺昌烈士纪念碑奠基仪式,全县学生到山上参加了奠基活动,并栽种了松柏。青龙原为古城池,与我们居住的地方隔河相望。当时,我总觉得贺昌烈士纪念碑应该建在我们的居住地,建在青龙那边不太合适,所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我认为,这个陵园最好建在柳林镇,特别是南坪。”事实上,早在一九五五年,我们这里就定名为贺昌高级农业合作社,后又改名为贺昌大队。尽管当时自己年少气盛,“地方观念”顽固,但还是为这一盛举大为拍掌,情不自禁,用拙劣的文笔填词一首,名《卜算子·悼贺昌》,词曰:

先烈贺昌君,
中华一奇葩。
马革裹尸驰沙场,
青春热血洒。

我辈悼贺昌,
效做千里马。
四化战途显身手,
同来添砖瓦。

县广播站还采用了我的这首词。三月二十九日,学校举行了贺昌烈士生平事迹报告会,时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的贺昌之子贺平在会上做了报告,朗诵了他那首悲痛而壮美的《悼亡父》诗。当晚,我夜不能寐,在日记中暗下计划,要写贺昌传。这年年底,一个振奋我心的消息传来,贺昌大队党支部书记贾歧山向县里提出,划出南坪三十亩水地,修建贺昌烈士陵园。不久,这项工程启动。当时,我们就读的柳林一中离这片地很近,只三五分钟就到,同学们每天三三两两的相伴来这里背书,我们是看着纪念碑落成的。

纪念碑是赶在一九八五年的“七一”节前竣工的,七月一日,地、县两级党团机关要在这里举行贺昌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六月二十八日,我轻轻地的来到碑下,怀着肃敬与激动的心情,写了《谒贺昌烈士纪念碑》一首小诗,虽文辞颇低却深情满含。次日,编入了我们刚刚成立的清河文学社社刊《清河》杂志创刊号中。

七月一日,贺昌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在陵园举行。说是陵园,就是纪念碑一座和小碑亭一个,周围还是不少杂草。我与清河文学社社长邢利斌等人参加了采访。在纪念碑下,我们摄影、访问、交谈,觉得很是前卫,很是快活。中午,与我们清河文学社相继成立的贺昌文学社社长李春梅又委托我将其出版的第一期报纸《晨曦》送给下榻在县招待所的贺平同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贺平不住地说“很好,很好”、“谢谢,谢谢”,连续三次同我握手。这一年,我高中毕业了。

再后来,就是在外读书、工作。如何了结自己对贺昌的纪念情结,仍然是我的心事。后来听说贺昌传记有人在写,就与文友刘云、邢兴平相约共同来写个电视剧本。但是,最后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写成。一者深知自己文力低微,作书写剧如扛千鼎,二者自己一直从事司法工作,没有一个文化的氛围,三者缺少钱力保证采访、搜集资料等,所以,这件事是一定做不成了,我也一定不去做了。但是,在进入二○○五、六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之际,我还是掩耐不住自己对贺昌的挂恋怀念之情,我还是蠢蠢而动了。二十多年来,我倒是搜集了不少记载贺昌烈士的书面资料,我可以利用这些资料为他编写年谱啊。花较少的钱,独坐斗室,便可完成,聊以安慰我心中的夙愿。

打开历史,贺昌同志诚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职业革命家,他的一生虽极其短暂,但确是极其璀璨夺目的。他从事过青年学生运动,发动过工人运动,酝酿过武装起义,领导过红军斗争,最后殉难沙场。他曾与高君宇筹备和领导山西的共青团组织,与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协同周恩来发动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与张太雷等研究、领导广州起义,给毛泽东、朱德指示井冈山的斗争,会同滕代远、彭德怀促成平江起义,与邓小平酝酿广西百色起义,同聂荣臻主持北方党务工作,与薄一波共商平定起义组建红二十四军,协助王稼祥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保护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度过被迫害的岁月,与项英、陈毅并肩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开展南方游击战争。他与妻子结婚仅两年就分襟未见,他的儿子尚在襁褓中就作永诀,他年仅二十九岁就取义成仁。他是真的猛士、斗士,对党无限忠诚,对生命淡若烟云,为每一个中国人所肃然起敬。

这样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一定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祭奠他。从一九八一年搜集贺昌之妻黄慕兰发表的《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一文始,我皓首穷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贺昌生平资料。从今天起,我就为他编写年谱吧。在这个特殊的年度里,我将以《贺昌年谱》一书献给早逝的英烈!

是为序。

白海峰

二○○五年一月十九日于淘甄轩 

 

   贺昌,原名贺颖,又名贺其颖,字悟庵,一字伯聪,曾化名毅宇。今山西省柳林县柳林镇人。
山西省柳林县柳林镇,在贺昌出生时为清代永宁州柳林镇,后依次隶属于改置后的永宁县、离石县、柳林县。柳林位于山西省西部,傍依黄河,与陕西省隔岸相望。素有“山陕通衢,晋西重镇”之称。

贺昌之祖,相传自陕西而来,历代繁衍生息,成为柳林望族。曾祖父贺建功,系国子监太学生,生二子丕霖、丕显。祖父贺丕霖经商为业,生二子雨田、雨亭。父亲贺雨亭,博文强识,试中拔贡,候补直隶州州刺,授徵侍郎。其学识渊博,诗文俱佳,且思想开明,追求进步,耿直刚正,浩气满腔,为一方百姓所景仰。母亲阎氏,良善淳朴,格标乡里。

1906年(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

出生

1月19日(时为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清代山西省汾州府永宁州柳林镇羊道口。
《贺昌》(陈文秀、雒春普、张志强、李吉):“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现柳林县)的一个封建士绅家庭。”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

一岁

本年,柳林创办官学——柳林镇初级小学堂。

1908年(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

二岁

本年,柳林籍革命先烈董庆昌、张舒泰出生。

1909年(己酉,清宣统元年)

三岁

本年,贺雨亭以优行廪生考中拔贡,候补直隶州州刺,授徵侍郎。

1910年(庚戌,清宣统二年)

四岁

4月,柳林南山群众不堪税赋,反抗因贩运红枣、煤炭须兼纳销售税和运载税的双重税种,冲击薛村税卡。

1911年(辛亥,清宣统三年)

五岁

春,入柳林镇小学堂,开始读书。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1911年春(清朝宣统三年),贺昌来到柳林镇小学堂读书。”
《贺名播幽燕》(梁金保、李吉、药英):“他在柳林小学堂读书时,是全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他聪明好学,善于思考,尤喜好文史,总爱听别人讲一些民族英雄的历史故事。”

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取得胜利。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

六岁

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是年,山西省永宁州改为永宁县。

童年崇尚英雄,立志报国。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贺昌年幼时,贺雨亭就常常给他讲岳飞、班超等民族英雄。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深深地感染了贺昌,他时时处处总以故事中的主人公对照自己。”

《回忆贺昌烈士》(贺雨峰):“贺昌童年时期和我在同院居住,经常在一起玩耍。他的性格天生就好打仗,常召集群儿为伍,自当‘元帅’;打了胜仗,辄以草花、树叶和泥丸等制作假宴庆功行赏。因他童年原名贺颖,字悟庵,所以在那时还编了一首军歌,让大家歌唱。我只记得前几句是‘领兵元帅,为贺悟庵,替民除害,灭匪当先……’”

1913年(癸丑,民国二年)

七岁

本年,贺雨亭等将即将卸任的永宁知事谢承恩软禁在衙门,逼其交出任职时搜刮之赃款后方释。

1914年(甲寅,民国三年)

八岁

1月,永宁县改为离石县,宁乡县改为中阳县。

1915年(乙卯,民国四年)

九岁

本年,柳林籍革命志士王大昌出生。

1916年(丙辰,民国五年)

十岁

初,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洪宪”,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风起云涌。

本年,柳林三交、留誉、锄沟三镇设立邮递信柜。

1917年(丁巳,民国六年)

十一岁

本年,山西省政府在县村之间设立区建制,离石县设五个区,中阳县设三个区。

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广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18年(戊午,民国七年)

十二岁

春,自柳林小学堂毕业,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1918年,贺昌从柳林小学堂毕业,考入离家几十里外的离石县立高级小学。贺昌的班主任叫刘菊初,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与贺昌的父亲贺雨亭过从甚密,他对贺昌的影响非常深刻。”

《贺昌在山西早期的革命活动》(郭秀翔):“1918年,贺昌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读书,在校期间,结识了从该校毕业后在太原、北京等地上学的张叔平、李燕熬、田开疆等进步青年,他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受他们的影响,贺昌的思想更加活跃。”

少怀壮志,欲报家邦。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他对同学们讲:‘大丈夫不做岳飞死,也当做班超名震天下!’”

1919年(己未,民国八年

十三岁

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5月7日,太原爱国学生在文瀛湖畔举行集会,要求中国政府“湔雪国耻”。

5月,与同学在离石上街集会游行。

《贺昌在山西早期的革命活动》(郭秀翔):“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到吕梁山区的离石时,年仅13岁的贺昌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和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罢课,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五四爱国运动震动了整个中国。消息传到离石高小,爱国师生们再也无心上课了,贺昌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宣传抵制日货。”

《对贺昌烈士革命活动的点滴回忆》(艾平):“记得,那时学校院里有一条很长的甬道,每天放学时,学生集中在这里站队,学校领导训话。贺昌及学校进步师生把他们作的诗和编的歌贴在甬道里作宣传。学校领导看见后就训斥他们,指责师生。现在我还记得他作的充满爱国热忱和豪情壮志的歌和诗各一首,《行军歌》,歌词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一首七言律诗:‘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自古将相本无种,谁说好男兵不当。但得东风时与便,贺郎也不亚周郎。’”
6月,离石街头嘲讽县长贾占堂。

《贺昌》(陈文秀、雒春普、张志强、李吉):“离石县长贾占堂是一个依仗洋人鼻息行事的帝国主义走卒,他严令学校当局禁止学生罢课闹事,并亲自带领警宪四出压制。……一天,贺昌手牵一条头带东洋草帽的小哈巴狗,随着游行队伍来到街头,进行形象讲演,……突然,贾占堂头带东洋帽,领着一群警察闯过来。这时,贺昌机智地指了指贾占堂和自己身边的哈巴狗,并用眼色示意群众领悟后一拥而上,……嘲骂:‘哈巴狗,哈巴狗,东洋鬼子的哈巴狗!’贾占堂气急败坏……狼狈而逃。”(编者注:县长当时称为知事。)

10月20日,祭孔日口诛县长张宴林。

《对贺昌烈士革命活动的点滴回忆》(艾平):“这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县政府和往年一样,把学校的全体师生带到文庙去祭孔,由县长张宴林主祭。张宴林在讲话中,严厉指责贺昌等进步师生的爱国行动越出了校规,有辱孔圣,要开除贺昌等人出校,妄图镇压学校师生的革命活动。不料,张宴林的话一出口,贺昌就从队列里走出来,气愤地责问张宴林:‘你身为离石的父母官,不为离石人民着想,现在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我们的国家,国难当头,人民群众将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学生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为什么要镇压?这说明你不是离石人民的父母,是离石人民的罪魁!’贺昌一带动,怒火满腔的进步师生立即行动起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张宴林!’会场混乱了。”

11月,药王庙围攻警备队。

《对贺昌烈士革命活动的点滴回忆》(艾平):“农历十月,县城南关药王庙唱戏。一天,张宴林的警备队,光天化日之下涌进看戏的妇女中,厚颜无耻地调戏妇女们。……贺昌、刘德俊、李殿成等学生看到此情形,立即串连了四、五十个学生。手拿砖头,衣兜里装上石子,把警备队包围起来,砖头、石子就砸。警备队挥舞枪托乱打,妄图把学生们镇压下去,不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看戏的青年也气愤难平,手拿山货摊上的羊铲棍、铁镢把围住警备队打起来,把警备队打了个落落大败。”

寒假,回乡进行宣传教育,传播革命思想。

《对贺昌烈士革命活动的点滴回忆》(艾平):“是年寒假期间,贺昌回到家乡柳林,和当时柳林在汾阳、太原等地上学的回乡学生王达成、李燕熬、李存良、王耿光、薛荣堂等人自动组织起来,深入到柳林附近的锄沟、田家沟煤窑上和杨家坪、穆村、上青龙、杨家港等村子里,用自编自演的形式,向工人、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主义的宣传。我当时参加过宣传活动。记得当时编过一个叫《白瞎子的遭遇》的小剧,就是用柳林当地地主、富农等封建势力残酷剥削和压榨人民群众的活生生的事例为内容,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传播革命思想。”

《杰出的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贺昌》(郭桂兰):“贺昌同志很快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常常和同学杨逢昌、张淑平等人,到街头演剧、讲演,宣传抵制日货,以唤起群众的爱国心。”

1920年(庚申,民国九年)

十四岁

1月,随父到太原,并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就读于该校25班。

《对贺昌烈士革命活动的点滴回忆》(艾平):“1920年春,贺昌高小还未毕业,随他父到了太原并考入省立一中。”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山西的统治者阎锡山看到革命风暴来势迅猛,惟恐危及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实行了一些改革。……成立‘六政三事’考核处,招揽人才。贺雨亭就是在此时被聘到‘六政三事’考核处任职的。1919年底,高小尚未毕业的贺昌随父来到太原。次年春,恰逢省立一中春季招生,贺昌满怀自信前往报考,结果金榜题名。这一年贺昌仅14岁。”

《贺雨亭传略》(刘廷奎):“1920年他在太原任职,其时贺昌方就读于离石高小,尚未毕业。为了促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适应社会潮流,雨亭先生毅然携子入并,将贺昌安排在当时山西进步思潮的中心——省立第一中学。”

3月,作《寒假闻见记》文,抒忧国忧民之怀。

《寒假闻见记》(贺昌):“当余寒假旋里之时,道经汾阳,闻人曰,某处即段干木之故里,某为子夏设教西河之地。余以为,先哲所生之地,先贤设教之所,必有先哲先贤之风俗。而今民气不振,古风无存,呜呼!后人何其不及古人耶?及抵桑梓后,村人谓余曰:‘吾省长既为民兴利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由而富?’余无辞以对,相笑而别。不数日,新年至,国旗高悬,人民往来,声声道贺。新年之乐,乐何如也?不幸假期已满,同学数人相随来校,也又复旧态矣。”

春,结识进步青年王振翼和进步刊物《山西平民周刊》。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贺昌认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位叫王振翼,……是省立一中十八班的学生,当时也在追求进步,并且在学校主办进步刊物《山西平民周刊》。贺昌与他一见如故。他把《山西平民周刊》推荐给贺昌,使贺昌深受启发。……王振翼向贺昌介绍了山西最早的革命者高君宇的一些情况。”

3月以后,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术研究会。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当时太原省立一中学生王振翼正在北大找高君宇联系学联工作。获悉这一情况后积极要求参加。经高君宇、罗章龙介绍,吸收为通讯会员,并听了李大钊的演讲。以后,太原省立一中学生贺昌也参加这个研究会。”

清明,约同学游太原晋祠,叹时光易逝,当寸阴珍惜。

《约同学清明旅行书》(贺昌):“岁不与我,时光如流,转瞬即至清明矣。……此虽为吾辈息体之时,光阴亦不可虚度也。昔者大禹之圣,且惜寸阴,陶侃之贤,尚惜分阴。……况当此仲春之季,万物萌芽,欣欣向荣,广野之地,空气清鲜。吾辈居于人众之地,空气污秽,实不堪言。城外旅行,除旧更新,在此时也。闻人言曰,城西三十里之外,有巨镇曰晋祠,山水钟秀,颇可尝玩。”

5月,参加高君宇组织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的座谈会。

《高君宇生平年表》(牛崇辉、王家进):“5月,回到太原,在母校山西省立一中召集13名进步学生举行座谈会,讨论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参加座谈会的进步学生有贺昌、王振翼等。通过讨论,进步青年明确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许多人转变成了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在这次讨论会上还研究了在太原成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问题,这是在太原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初期活动。”

不久,在高君宇的关心和帮助下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研究小组,并担任副组长。

《高君宇传》(牛崇辉、王家进):“时隔不久,他(高君宇)带着李大钊的指示,又从北京返回太原与省立一中进步学生王振翼、贺昌等人一道,团结广大师生,针对阎锡山宣扬的腐朽学说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标榜的假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短暂的几天里,他几乎每天与贺昌、王振翼接触,多次研究在太原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问题。……在高君宇的亲自关心和帮助下,太原学生在山西省立一中第十三班教室内,仿照北京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的模式,相应地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研究小组。由王振翼和贺昌分任正副组长。”

7月,聆听高君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诲。

《高君宇与山西党组织的创建》(董玉锁):“7月,高君宇利用暑假回乡的机会,在太原省立一中召集王振翼、贺昌等开座谈会。高君宇针对当时社会思潮和山西的情况,着重介绍了北京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情况和对无政府主义问题的认识,期望大家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认识问题。”

《高君宇年谱》(张思荣):“夏,利用暑假回乡机会,高君宇在太原省立一中召集王振翼、贺昌等人座谈,他针对当时社会思潮和山西的实际情况,谈了他的认识,诸如无政府主义问题等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认识这些问题。”

夏,回到柳林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

《柳林县志·大事记》(李九林):“夏,在外地上学的贺昌、刘墉如、艾淑藩(艾平)等人,利用暑假,回柳林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

是年,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贺昌从王振翼处又借阅了一些书,其中有《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列宁传》等……。一次,贺昌在一本上海发行的杂志上看到一篇重要文章,该文对西欧各大图书馆做了详细介绍。……他多么想立刻插上双翅,飞向那知识的王国。……他认为,国家要进步,就必须有知识,求知必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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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己巳,民国十八年)
 
二十三岁

1月,在上海与黄慕兰结婚。

《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黄慕兰):“一九二九年一月,我由江西省委秘书调任中央政治局秘书,来到上海。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常担任记录。当时贺昌同志也来上海,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于是我们又重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流,我和贺昌同志彼此间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表示愿意和他结为革命伴侣。经过组织同意,我们便结了婚。”

春,被党中央派往香港,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与聂荣臻一起开展广东、广西两省的党的工作。

《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黄慕兰):“一九二九年春,贺昌同志调往香港工作,任中共南方局书记。不久,组织也调我到南方局做秘书兼交通员的工作。……当年在南方局工作的,还有聂荣臻同志和他的爱人张瑞华同志,我们同住在香港跑马地凤凰台一家公寓里。”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他们住在香港跑马地凤凰台的一家公寓里,与正在中共广东省委担任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张瑞华夫妻是邻居。”

《柯麟回忆录》(柯麟):“生龙活虎的贺昌象一团烈火,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在紧张的时候,他常常是晚上和衣躺一会儿,就又爬起来工作。”

4月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去信,要求派贺昌或其他中央同志来井冈山视察。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毛泽东):“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5月,指令龚楚前往广西,策动俞作柏、李明瑞,酝酿起义。

《红军中的第一叛将——龚楚生平传略》(西塞罗):“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员贺昌指令,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加广西俞作柏、李明瑞政权工作。……所以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由龚楚来进行的。”

6月25日至30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

《贺昌》(陈文秀、雒春普、张志强、李吉):“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贺昌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编者注:会议地址应是上海。)

7月1日,撰写《苏联之七小时工作制》,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二卷下册第7期,号召工农群众奋起解放自己的痛苦。

《苏联之七小时工作制》(贺昌):“全世界真正解放了劳动阶级的痛苦,并且还继续在谋求改良他们生活条件的国家,现在只有苏联。……在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是出乎寻常的长……尤以童工女工所受残酷的剥削至不可言状。”

7月8日,邓小平来到香港,与贺昌相识,并受到热情接待。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1929年7月8日,邓小平来到香港。他是受中共中央派遣途径香港前往广西去开展革命活动的。……他到香港后,即与贺昌、聂荣臻取得了联系。在贺昌的安排下,邓小平先住在香港的一家旅店里。一天傍晚,邓小平还来到贺昌、聂荣臻住的公寓里,共同研究了广西党的工作,贺昌、聂荣臻还在他们的住处招待了邓小平。”

《邓小平》(毛毛、邓林):“父亲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慕兰(定慧)、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住在香港跑马地的凤凰台附近。父亲一到香港,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据黄定慧回忆:‘那时我们夫妇和荣臻、瑞华住在一起,小平同志到香港后住在一个旅馆,他到我们住的那里来过一次,主要是与贺昌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一起谈广西的工作。他还在我们那里吃了晚饭,菜是我和瑞华烧的。后来贺昌曾去了广西,参加了广西省委的会议,还和你爸爸两个人都讲了话。贺昌在广西几天就回来了。’”

不日,与邓小平同赴广西,酝酿武装起义等。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数日后,贺昌和邓小平去了广西南宁市,找到了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广西特委召开了会议,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的党组织都派了代表,贺昌也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会议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

《回忆邓小平》(赵富林):“同年7月,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和贺昌、张云逸等40多位同志,受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委派,先后来到广西。”

《创建红七军红八军》(任建军):“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龚饮冰等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到达广西,与原先在那里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

《邓小平与南宁兵变》(刘家幸):“俞作柏对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心存芥蒂,在彷徨中找到中共驻港负责人杨殷,征询中共方面的意见,并希望得到支持与帮助。在俞的请求下,中共中央即令两广巡视员贺昌赴港,具体与俞洽谈,速调中共北流县委代理书记俞作豫(原桂军副师长、俞作柏胞弟、李明瑞表弟)协同俞作柏北上武汉,策动李明瑞倒戈。”

《名播幽燕,取义会昌》(魏然、金明):“同年6月,奉中共中央指示,曾与邓斌(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林(龚楚)、李谦、沈静斋、袁任远等到广西,部署举行百色起义。”
会后,返回香港。

《革命先驱贺昌》(王家进):“会后,贺昌返回香港,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

8月,撰文《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我们在八一中的任务》,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8期,倡导团结苏联,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大战。

《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我们在八一中的任务》(贺昌):“参加国际赤色日的斗争!反对中国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在满州进攻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反对黄色领袖!扩大并拥护中国的红军!力争一切的自由!”

9月10日至14日,与邓小平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回忆邓小平》(莫文骅):“9月10日至14日,邓小平同志和贺昌同志指导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秋,赴广西南宁指导发动百色起义。

《红军统帅部考实》(王健英):“贺昌:1929年秋赴广西南宁指导发动百色起义,组织广西前敌委员会。”

9月,撰文《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10期,从十一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组织建设工作。

《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贺昌):“一、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二、布尔塞维克与孟塞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三、每个工厂必须是我们的堡垒;四、党的民主化问题;五、肃清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六、铁的纪律与党的统一;七、领袖与党;八、公开组织与秘密组织;九、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十、列宁对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十一、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11月,与邓小平在去往南宁取道香港时多次会面。

《黄慕兰回忆录》(黄慕兰):“192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红七军、红八军开创革命根据地,他取道香港去南宁时,我们夫妇和聂荣臻夫妇同他有过好几次愉快的会面。”

12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充分准备,周密计划,发动百色起义。

《红军统帅部考实》(王健英):“中央指派贺昌为特派员、邓小平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经过充分准备,周密计划,深入组织发动。12月11日举行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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