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还没有多久的时候，县下面是大区，大区下面是乡，故称小乡。
父亲和母亲，都做小乡的干部。
不久，大区撤消，小乡合并，三合一。父亲和母亲留守，分别做大队的支书和妇联主任，也就是现在的村干部。
奶奶去世的时候，父亲主事，发殡了奶奶。到四清的时候，就有人说父亲搞封建迷信，给父亲撤了职，母亲也跟了回乡。虽然父亲有人缘，好多个老农民去静坐抗议，阻止县里派来的工作组，可也无济于事。
文革期间，备战备荒修铁路，需要各地农民的支援。县里抽调父亲带队，到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去了两年，得了很多奖状。回来后父亲继续做干部，母亲也跟了做妇联主任。
印象中，父亲和母亲，经常出外开会学习，在家的机会很少。然后就是组织群众和党员学习。时不时的，也从父亲嘴里，蹦出一些新鲜词儿。有时候是在晚上开会，家里就成了会场，很多人挤在一起，烟雾缭绕。我这时候，经常和哥哥打斗，来开会的人就分成两班，一班帮我，一办帮哥哥。睏了，就爬在不知谁的腿上睡着了。
当时的老百姓好哇，工作容易做，不讲价钱，让他向东，决不往西。上面有招工或摊派挖河的任务，说让谁去，谁就去。计划生育，让男的去结扎，男的就去，痛痛快快；让女的去上环，女的也没有意见。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人家送张毛主席像，或一枚纪念章，都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后来，粉碎了四人帮，英明领袖上台。上面给父亲落实政策，让他到公社里去上班。可是父亲病了，说是食物中毒，其实是脑膜炎。亏得周围的乡亲们帮助，愣是从死人堆里，给他拣出来一条命。
这时候，村子里人口增加了，公社又变回了乡，大队变成行政村。原来的生产队取消，分出许多生产小组。公家的地，包产到户，先是租了，然后又分了。收成提高了，粮食打得多了，市场活跃了，社会治安却乱了。
父亲的身体，因为那场病，垮了，经常闹偏头疼。村干部就是别人来当，可都不是尽如人意，十年的功夫，发生了很多事，村子里的干部，也象走马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当村干部尽是得罪人，越来就越没有人愿意当。
封建迷信，越来越大越猖獗；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也越来越紧；交了公粮，都是白条。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也实在是不好做。谁作村干部，谁家院子里的树皮被刮，地里的庄稼被毁，家里财物被盗，都是知根知底儿的，防不胜防。
我中学一个同学，姓高名扬，五短身材，却其貌不扬，是省师范大学学物理的。高扬毕业后分到我们乡，做了纪检书记。一熬十几年，终于也成了乡委书记。家属放在县城里，办公室的外表不咋的，可是里面的装潢，上下都是玻璃的，金碧辉煌，坐在里面的感觉，就俨然是一个土皇帝。
和这高书记攀谈起来，也是一脸的旧社会，抱怨说乡干部辛苦，钱不够花。光前任欠的吃饭钱，就好几百万。乡政府大楼，还有这内装修，也都是计划生育的罚款。
三伯父的儿子，外号席娃子，坐过五年牢。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正好村干部出缺，没有人愿意当。高书记和乡里的干部，就找席娃子谈话，请他出山，做村主任。因为村子里和十里八乡的坏人，都知道席娃子的大名，只有他能够镇得住。
席娃子熟读三国，能说会道，交游甚广。人长的很帅，头脑也聪明，力大无比，也练过几路拳脚，还制过炸药，并走私过枪支。若在动乱年代，绝对是一个人物。只是生不逢时，赶上了文革，没有机会上大学。
席娃子上任后，用了一群村子里有名的癞皮和刺头，给他当助手。这些癞皮，都是村子里经常给前任的干部捣乱，刮人家树皮，牵人家羊，在乡派出所拘留过的人。席娃子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偷不贪；乡里言好事；村里保平安。
三个月不到，村子果然秩序井然。公粮不敢拖欠，白条也一律兑现。上面对村子里的计划生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生的生，该罚的罚，反正也都是黑人口，不用上户口。上面问起来，席娃子说：都计划了。也没有人做检查。
说是村民们开会，开始大家都往后坐，叽叽喳喳，也乱轰轰的。曾经是退伍的村支书大粗腰说：大家往前坐一坐？大家就都往前面蹭一蹭。再说，再蹭一蹭。
席娃子上前抓过麦克风，喊了一嗓子：妈拉个Ｘ，都给我往前坐！结果，无一人敢还嘴，大家都一呼啦地，坐到了前面。
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
２００６－３－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