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对政敌的恣意丑化，表现在拾中共之余唾诬指蒋介石“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挟寇自重，对日寇持不抵抗主义”(39)。设若蒋介石“抱不抵抗主义”，八年抗战中，国军怎会死伤官兵三百廿一万六千多员？阵亡将官二百零六员，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员、军长八、副军长二、师长十九，以上三十一员全系国民党党员，都是中央军嫡系，全部殉国二百零六名将官也全系国民党党员。从四万多次战斗中规模最大的廿二次战役来看，其中打得最激烈的是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长沙三次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入缅之战，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廿二次会战中，八路军只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担任主攻，故损失甚小。 |
陈诚 |
从敌方档案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40)
李宗仁一再侈言蒋介石“听任敌人蚕食”“一味拖延”，然他无视以下铁的事实：九•一八以后四个多月的淞沪抗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寇三易主帅；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抗战、一九三五年的内蒙百灵庙大捷，都是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的。李宗仁屡次以《塘沽协定》、《淞沪停战协定》来羞辱蒋介石，却不论及当年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为惊人：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枝，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也正是塘沽协定与淞沪停战协定的屈辱，换来了八年的时间，使中国练成十个师的精兵，组建了一支小型空军，储备了应付突袭的弹药军火。就以上述力量，国军在八•一三沪战、南京保卫战、武汉空战同日寇硬拼，毙伤日军近卅万。据日军防卫厅发表的战史丛书，八年内日军损失四十多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抗战头两年诸役造成的。譬如南京之役日军第十八联队共伤亡四千二百人(包括增补人员)，而该单位定额仅三千五百人。
早在卅年代初期，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个。
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出入口的封锁，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这一切表明蒋介石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难，才有可能重获生机。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给无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都是无可厚非的。抗战初期失陷的地区还远远大于早些时候准备在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让，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斧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41)
九•一八后中国政府对强敌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一边呼吁全国忍耐，一边暗中制订了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却使得日人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时间表。西安事变之前，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开始全面抗战，断不至于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亩土地破坏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
备战工作未曾就绪便轻易开战的后果是：抗战头两年陆军精锐牺牲殆尽，雏型的空军损失逾半，海军舰艇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沉以封闭长江。是故每次战役国军损失都两三倍于日军。长城抗战时，国军士兵往往没见到敌军的影踪，就整排整连地葬送于日军凛冽的炮火之中，就这样，蒋介石还是派兵入热河与日寇决一死战。承德失守后，他急电宋哲元、万福麟部反攻，将原来储备军官的教导总队全部投入战场，行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抱必死的决心，不许贪生退却。马当要塞失守前，检阅守军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云：“机枪迫击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曾亲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步兵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应配备一百余挺)，每挺仅配备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内即射完。但这个团仍向日军攻击，激战五昼夜后全团一千五百人战死六百负伤五百，剩余四百人奉命退却。在某些战场，国军阵亡人数是日军的二十多倍。据日军大本营一名大佐估计，国军总数一度低至九十万人，以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团队以及征调农民，故素质每况愈下，即使后期维持兵员三百万也只拥有步枪一百万枝，即以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来说，每月使用原料三百吨也全赖美援空运，而那时大后方全年产钢仅一万三千吨。(42)衡阳巷战时，国军是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寇的机枪大炮，事缘苦战两三年后，库存弹药耗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维希政府封闭滇越铁路，七月英国封闭滇缅公路，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九月法国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造成欧陆各国均支持日本而仅中国孤军抗日的窘境。那时美国运废铁支持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真正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正是现实势利的美英法苏等国。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敌军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的国军头骨达五万余颗，这还能说蒋介石“消极不抵抗”吗？
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亲日卖国者的确大有人在，李宗仁、白崇禧本身就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祸首。一九二九年一月李宗仁悍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不准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免除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职，还派兵入湘(李宗仁本人出席的编遣会议通过决议：非得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白崇禧则在河北阴谋响应，李氏坦承“白崇禧被迫离津，秘密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这一消息为白之旧部、上海市市长张定璠所悉，乃将此事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她遂商诸桂系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径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轮回沪”(43)。
日本帝国此一富有远见的政治投资自然是收到实效的。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钟卓安教授所撰二十五万言《陈济棠》一书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军部便通过亲日派的萧振瀛、王乃昌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九三一年陈济棠联桂反蒋后，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原田等来往，日本驻广州领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经常出入位于广州东山马棚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宁见白崇禧。而后，双方接触日益频繁。”连李宗仁在回忆录中都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44)。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学习飞行技术和购买军火，也聘请日本军官前来广西军官学校、民团干部学校、航空学校等军事教育机构出任教官、助教和顾问等。：“陈济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样向日本购买军火和接触官员，还派中校以上军官多人和广州警务人员多名，分别到日本、台湾进行军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华北以牵制蒋介石兵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本则可轻易占据黄河以此。据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后，满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积极准备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反蒋军事行动。‘六•一’事变后，陈济棠又请来一百多名日本军官，住在广州新亚酒店和沙面某旅馆，请他们分赴东江、北江地区和广州天河机场视察军事，还拟派他们出任广东陆海空三军顾问，以协助指挥反蒋战争，甚至派陈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军进占华北、骚扰闽南，藉以牵制南京政府。显然，西南的抗日反蒋运动之‘抗日’是假，反蒋是真。为了推翻中央，他们甚至不惜‘联日’的本相，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驻华领事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对报界谈话中，都居然承认桂省军队内有日本教练，也不否认对桂出售军火……因此可以说，正是日本人的支持与怂恿，增强了陈济棠他们的反蒋勇气，其至敢于在自己的旗帜上涂写‘抗日’的字样。”(45)
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九○年推出的《李洁之文存》也证实了两广军阀勾结日寇背叛国家的卑劣行径。李文提及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结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军部曾派日轮两艘满载军火、飞机驶入黄埔交给桂系接收；广东军阀陈济棠则于翌年接受日本军部赠给的村田枪、毛瑟枪一千枝，子弹二十万发，还有几门山炮。凡此都说明，李、白、陈与日本军阀勾结由来已久，所谓“抗日救国”云乎哉，实系掩耳盗铃。李洁之还揭露，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叛乱前，先派其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穗领事联络，经日方表示支持后，才揭橥“反蒋抗日”大纛。六月二日，李、陈以“抗日”名义公开发动叛乱后，陈济棠礼聘日本军官百人分派到陆海军充任顾问，其中卅人饬由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派员带领到天河、白云两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官兵极大愤慨，遂种下了日后黄光锐率部起义归顺中央的因由。(46)
李洁之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历任虎门要塞司令，广州警察局长、四战区中将兵站总监等职，一九四九年在兴梅地区保安司令任上降共。一九五七年因言论获罪戴上右派帽子。四人帮覆灭后平反复出，当过五年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3—1988)。他是经历辛亥、反袁、护法、北伐、抗日、戡乱诸役的“活字典”，其回忆录是可信的。
李、白、陈等武人利用“抗日”作为打击蒋介石的口号，“日本军阀看到中国唯一能统驭大局的领袖都被迫下野，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团结无望，便在北方放胆进攻锦州，又在南方制造事端，掀起淞沪之战，这便是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杰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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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除了渲染“陈济棠联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48)，还制造了蒋介石对胡汉民“因一言不合，即加以监禁”的谰言，进而抨击蒋介石“独裁，目无纲纪。”(49)
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保藏的胡汉民晚年往来未刊函电可知，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秘密组织“新国民党”，积极谋划以军事行动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卅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两广事变等，背后都与胡汉民有关(50)。一九三二年九月，胡氏派曹四勿赴泰山，发展冯玉祥加入新国民党，并提供经费一百万。冯部吉鸿昌、方振武攻打中央控制的冀东，胡汉民即以广东后援会名义拨给方部军费五万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孙殿英欲西进会同西北军与红军摧毁回教马家军，胡氏即电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拨付廿万元。闽变发动之前，李济深派其弟济汶持函会晤胡汉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可见卅年代地方军阀反叛中央的行径，胡汉民无役不与，且都是核心人物。闽变失败后，日方不断派人到香港联络胡汉民，表示愿意提供武器、金钱以支持胡汉民当总统。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唐宝锷赴粤，表示愿意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元供粤方出兵“讨伐”中央政府(51)，只因胡汉民死得太快，他没有亲眼见到两广军阀“讨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所属意的闽变头目陈铭枢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后十九天，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那确实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一九三一年胡汉民在汤山被软禁二百二十八日，表面上因为他反对制宪、反对还政于民、反对指定与圈选民代制度、以立法院院长身份多方阻挠与刁难重要法案的审议，以致妨碍了中国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但其直接原因与内幕秘辛是外界并不知晓的。
“原来那时当局和德国拟定密约，条约中有两大条款：第一、用德国教官训练中国徒手兵二百万。第二、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条约所限，不能制军火，乃供给机器及技术人员在中国制造枪炮，制成后两国分配应用。
此项盟约，照例要中国政府五院院长签署始能生效。遂先征立法院长胡汉民意见，哪知胡不同意，当局恐事泄 ，立将胡软禁汤山。
为免此事攻败垂成，总望胡回心转意，当局拟派一个与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后来点将点到了刘纪文。那知刘见到胡以后，胡便将中德秘约和盘托出，详告与刘，并且叫刘将此中秘密，转告党国要人，从速在西南另组政府；并派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其出兵东北。以为如此一来，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势必回师东北，援救家乡；而冯阎之二、三集团军，无张学良监视，即可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即由衡阳进攻武汉，实行推倒南京政府。
当局知道此项阴谋，乃先为预备，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阳，看见冯(玉祥)阎(锡山)毫无动静，亦即回师。西南政府见计划不行，再请日首相犬养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愤；那知被日本少壮派反对，要实行田中奏折计划。犬养要维持撤兵信用，双方坚持不下，遂被少壮派刺杀。
后来胡以中央派赴欧洲考察名义出国，民廿四年返国，中央迭电胡要其回宁。当胡到香港的时候，陈济棠即亲自赴港，迎胡到粤，不惜卑辞厚礼，请胡主持西南军政大计，一切当俯首听命。胡不能过却，那知到粤以后，陈一切均阳奉阴违，中央虽迭电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陈某更以胡游说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挟，说如胡赴京即公布此一秘密。胡进退失据，抑郁愤惋，终致脑冲血以死。(52)
李宗仁的第二副手黄旭初也证实了胡汉民乞求日本帝国援助来颠覆中央政府的阴谋，一九五三年黄氏在日本走访七十岁的日本经济复兴协会会长十河信二氏时，这位抗战前奉日本特务机关之命在北平出任兴中公司社长的老牌特务承认：“胡汉民先生在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期间，曾亲拟《中日合作安定东亚意见书》，自己签名后，交我携归日本报告当局。其时冈田首相甚表赞同，而藏相高桥是清则表反对。其理由为：若借款五千万予中国，帮助华北与西南，一恐引起英美不快，二恐款难得归还，事遂不成。”(53)
李宗仁在口述自传中一再吹嘘他辖下五战区“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自诩“大公无私，量材器使”，还借蒋介石之口赞他自己“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借庞炳勋之口说他自己“德威两重”，又说“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定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犹称“我在台儿庄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54)真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李谈他“亲自指挥全线出击”赢得抗战以来这一空前胜利，却只字不提究竟是谁的热血铸就了这一光荣胜利。倒是日军大本营的战史记录表明，在李宗仁蜷缩于危城徐州、坐以待毙时，“中国唯一的铁军”——卢汉所率的滇军第六十军急行军从武汉增援徐州，解了李将军之围，据卢汉回忆：“我军在昆明出发时原有十二个团，官兵共四万余人，经此(禹王山)战役，伤亡已过大半，仅剩二万余人，中上级军官伤亡亦大，计旅长阵亡一人，负伤一人；团长阵亡四人，负伤三人。经过整编，仅余五个团(55)”。五月十五日，李宗仁命滇军守徐州掩护鲁南兵团撤退，叫已血战廿七天牺牲惨重的六十军固守陇海、津浦东西南北四面铁路俱已切断的孤城徐州，而李宗仁本人早已离徐州，扔下了六十军，既无反攻布置，又无友军协助，只是让卢汉守不住徐州就打游击。卢汉极为气忿，最后经孙连仲同意才随大部队后撤。
滇军的德式装备是当时中国最精良的，可惜因李宗仁的无能指挥，命机械化部队去抢攻禹王山，以致丧失机动能力，造成不应有的惨重伤亡，让云南人民用血汗换来的最新式武器丢失近半。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危时，唐继尧通电就任副元帅，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其前锋龙云部与李宗仁的桂军曾有一场恶战，事隔十三年，卢汉不念夙仇，十万火急赶到台儿庄救李，但李宗仁以怨报德，竟将卢汉部推向刀口，借日寇的凛冽炮火来消灭滇军，致使龙云和卢汉怒不可遏，种下了一九四九年冬卢汉投共、拆李宗仁台脚的因由，此是后事。李宗仁信口开河，是谓军阀本性。然而唐德刚自称“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56)，实际上却连蒋介石在三次特电嘉奖慰问六十军的电报中，以及蒋在给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嘉奖电中，曾一再称他们“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不以伤亡惨重稍形气馁，不惟使台儿庄固若盘石，抑且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等统统一笔抹煞，对六十军的赫赫功勋三缄其口，真是有亏史德！
李宗仁非但贪功冒功，还要诬陷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下属。他说汤恩伯军团“只消极地掩护友军退却和迟滞敌人的南进而已”，“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我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渠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57)中共官营的电影公司根据李宗仁这番谰言，拍了一部《血战台儿庄》，其旁白云：“汤恩伯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危时，一个团的兵力都不愿派出支援，旨在保存实力。”为此，在台儿庄战役任国军第九十二师五五二团团长的李以劻(后官至一二一军中将军长)根据抗战日记撰文直斥其谬曰：“查二十军团所指挥的八十五军、五十二军和独立一一○师张轸部，伤亡近万，东与阪垣五师团昄本旅团作战，西与矶谷师团的濑谷旅团作战，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而汤恩伯最后为了顾全大局，终以全力向西侧击进攻台儿庄之敌而迫使敌军溃退，致使台儿庄大战胜利。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建立主功，汤军团协攻之功是不可没的；说汤军团长避战是不公平的。汤恩伯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在国军中是一员战将，他在南口大战中立过殊勋，所率的十三军是能征惯战的部队。”李宗仁却说：“临沂、滕县两役都是台儿庄大捷前最光辉的序幕战。但是这两项艰苦的血战却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视的‘杂牌部队’打出来的。这些‘杂牌部队’在其他场合往往畏缩不前，但是到了五战区却一个个都成了生龙活虎”，藉吹嘘杂牌部队而炫耀自己，电影《血战台儿庄》也照单全收，李以劻则抨击该影片“还有一个偏见，认为临沂之战是地方杂牌系军队打的，台儿庄之役也是地方系主力打的，显示了中央系军队作战不力，这一说法及观念也不公正。地方系善守，中央系善攻，各有优缺。台儿庄大战两系军队伤亡均惨重，能说中央军战力差吗？如此说法对不起伤亡官兵，也是对不起战士英魂的。”(58)
李宗仁在共军渡江前早萌叛志，只因京沪杭警卫总司令汤恩伯将军监视严密，使其无隙可乘，所以趁口述自传时对汤将军倾倒大批诬蔑不实之词，说汤征调民工、视民命如草芥、屡打败仗、暴戾嗜杀等等，进而指责蒋介石将“国人皆曰可杀者”倚为心腹。中共百般丑化汤恩伯，是念念不忘第五次围剿汤将军指挥八十九师等喋血驿前，鏖兵白水、贯桥五昼夜，扫穴犁庭，使共军全线崩溃，尸骨积山，流血成河，彭德怀仅以身免，被共军盘踞八年的江西瑞金亦告收复，朱、毛被迫夺路西窜。一九三六年朱、毛由川入陕，进犯山西，汤将军指挥三个师在晋东南渡河，直拊敌背，连破共军于大宁，逼其逃回陕北。汤又率十三军渡河追击，绥德、瓦窑堡连战皆捷，打得共军仅剩五千残部，后因奉命增援傅作义部收复百灵庙，致使剿共军事功亏一篑。汤自中原大战光复归德崭露头角，敉平闽变时是底定福州的先锋。抗战初期由绥东挺进南口，迎头堵击日寇的大股入侵，苦战十昼夜，终以劣势装备、少数兵力，摧折强寇的西进凶焰，杀伤敌军近万，这是华北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大战役。中共与李宗仁恣意攻击汤恩伯失守郑州、许昌，那是日军以廿万精锐猛攻，汤氏步步设防，节节抵抗，不分昼夜连续十数日与士兵一起行军作战，终于阻敌于卢氏、鲁山一带，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此役本欲消灭汤集团主力，其结果则完全失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仍大力收容流亡学生，设立战区中学，供应全部衣食，慰劳伤患遗属，还组织军眷劳动，缝制被服支前，受惠者有口皆碑。抗战后期光复南丹反攻桂林柳州，皆载于史册。戡乱后期，大陆民心士气动摇，然汤氏于国家危疑震撼之际力排众议，在沪宁竖起坚决鲜明的反共旗帜，并设立短期军干训练班；在北起吴淞、南至虹桥的廿多公里战线上修筑了钢骨水泥碉堡三千八百个，半永久性掩体碉堡一万多座，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任上，以正在整补的两三个军以及由东北、徐蚌战场溃退南下的残部抵御共军八个军的围攻，取得了击毙共军七千六百多人、伤两万四千六百人之战绩(59)。俟抢运重要物资金钱的任务顺利完成，才从容布置撤退，以七万吨船舶将八万大军运抵舟山。同年十月督师在金门古宁头大败共军，更为复兴基地奠定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一九五四年他去日本就医，连医药费都要到处张罗，死后几乎无以为殓，这一切足以粉碎李宗仁与中共对他的共同诽谤。
中共切齿痛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因这三员勇将始终忠于党国，从不动摇。于是，李宗仁鹦鹉学舌，也强聒不舍。譬如他一再重复陈诚“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有功抗日的游击队一律解散，于是共军乘虚而入”“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四十万伪军，林彪乃乘机延揽，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有”。(60)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国共在重庆达成的《双十会谈协定》要求政府整编全国军队，政治协商会议又规定全国军队从三百五十四个师缩编为六十个师，整编工作由军调处执行部监督。由于马歇尔偏袒中共，共军乘机扩充成九十万人，而国军则被裁撤七十多万人，在美方压力下，中枢绝无财力收编东北的四、五十万伪满军队。当时国家处境艰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应苛责蒋介石与陈诚。何况，东北伪满军队并非一律解散的。据王铁汉将军称：“日本投降时，伪满军队共二十四个师，一半投共；后来中央改变政策，其余十二个师乃归国军收编，终以中央派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前去，以致不快，又有四个师投共，所剩由中央军分散收编”。(61)据曾任军委会政治部副官组组长、国防部军官总队少将总队长的刘志回忆，“当时东北情势，混乱的程度远非局外人所可想象，即使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因素来说，对这批数量庞大而又极度复杂的伪军，如果要陈诚断然决定加以收编的话，那是办不到的事”。(62)查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毕业，早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连连长，随国父出征西江时，亲冒矢石，胸部中弹。后来两次东征皆身先士卒，克复梅县、惠州等城；一九二七年龙潭大战时，他扶病攻占外围据点，剿共时率十八军用坑道战术解赣州之围，击溃朱、毛、彭围城部众十余万，后连破匪巢瑞金、宁都、会昌等地；抗战初期主持淞沪作战，率第十五集团军紧守阵地，苦撑三个月，粉碎日寇三个月亡华之迷梦。凡此种种，均证明陈诚绝非仰承上峰意旨的幸进之徒。
李宗仁还说，四平街会战后“林彪败退，白崇禧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须将共军主力摧毁……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覆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63)然而，李宗仁对“暂缓追击”令的认识竟不如他的世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通透。白先勇不是号令三军的统帅，只不过一介文人，但他在五万言历史随笔中坦言“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蒋于五月廿五日给宋子文的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廿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追击”“蒋于十月毅然下令进军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了对国军的美援八个月”“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军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逐渐予我不利”，更有甚者马歇尔“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而实际上马歇尔所为，尽皆长共军志气而灭国军威风。对于李宗仁前述言论，白先勇直斥其“有偏颇，论述细节也有错误的地方”。(64)
曾任东北行营交通处长、哈尔滨警备司令的金典戎则毫不讳言“那时的东北情况，和后来韩战的情势完全相同，即军事上的行动必须完全受政治上的控制”。(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