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者按:]下面是独立评论坛关于抗战其间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抗联等杂牌部队在国民政府中的授衔的讨论。资料尚属全面。其实在百色起义的时候，红七军红八军自己就授过一次衔，当时的有关部门资料，都没有存下来。 古迷: 国府在抗战中给共军所授军衔偏高（ZT）2005-8-26 17:52 楼下乌鸦说国军的军衔偏高。事实上，共军在改编为八路军（后升第十八集团军），与其实际兵力比较，所授的国军军衔更偏高。八路军当时三个师，每师一万多人，三个师长加一个副师长授中将军衔，另两个副师长、各师参谋长及全部正副旅长都授少将，比正规国军的同职军官几乎都高了一级！ 请看以下资料： 提交者 : 城里好好 于 北京时间 2005-08-17 08:35:17 古迷:新四军最初战斗序列和死亡将领 2005-8-26 18:32 |
楼下张三转贴的“抗战主力”的作者对中共的军史基本不清楚，如下所示： //在以下名单中，八路军取旅长以上职务的干部，新四军取团以上干部，抗联取支队以上干部。 他显然认为：八路军旅长=新四军团长=抗联支队长（团长） 事实上是：八路军旅长=新四军支队长（师长）>抗联路军总指挥 更荒唐的是，他所列的新四军43名“将领”中，级别最高的是国军副师级如上校参议涂正坤和陈昭礼，最低的居然只是营级，如第21集团军游击5大队3中队政治教导员曹云露、新四军挺进纵队2支队4团2营营长焦勇。 新四军最初整编时的战斗序列如下： 军部：军长叶挺（中将），副军长项英（少将），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 第１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 第２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第３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 第４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胡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除了叶挺和项英外，以上其他人的军衔不明。比照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将领的职务和军衔，总司令朱德为上将，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等为中将，副参谋长左权、副师长聂荣臻、徐向前、各师参谋长、各旅正副旅长等为少将；因此，新四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各支队正副司令员应授少将，军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各支队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应授上校。 第四支队是当时新四军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部队，后来接任高出任司令员的是八路军115师344旅少将旅长徐海东。可见高在当时地位比后来当了师长的彭雪枫还略高一点。 新四军在抗战中死亡了四个真正的将领：项英、袁国平、高敬亭和彭雪枫，但死因无一与抗日沾边。项英是被贪财的部下所杀，袁国平是被国军围剿时受伤自裁，高敬亭是被中共作为叛徒枪决，彭雪枫是在围歼国军时被流弹打死。 项英(1898—1941)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1924年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回武汉秘密从事党和工会工作，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2月调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初“皖南事变”中于泾县茂林地区山上蜜蜂洞被叛徒枪杀。中共三至六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袁国平（1906-1941），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转移至海陆丰地区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1929进入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八军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起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政治委员、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军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共陇东特委书记等职，1938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宣传部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常委，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受重伤，在突围时开枪自尽。 高敬亭（1907-1938），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重组红28军任政治委员，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前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8年6月因违背东进军令被军部以“投敌”罪名逮捕，经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于当月24日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被枪决。 彭雪枫（1907-1944），1925年在北京参加“五卅”运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到苏区后相继担任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和中革军委第1局局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1野战纵队1梯队队长、红3军团5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红1军团4师政治委员，1937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1938年春调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同年9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任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对顽军作战时牺牲。 此外，还有个资历相当也可一比： 周子昆（1901-1941），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后入桂军刘震寰部当兵。1925年6月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班长，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编入叶挺独立团任排长，此后升任连长、营长、军官教导大队大队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到井冈山后历任红四军教导队副队长、红六军第二支队支队长、红三军参谋长、军长、红五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福建军区总指挥、独立22师师长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后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第１局局长，1937年12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1938年8月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安徽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
古迷 地方军阀的军衔高是有道理的 2005-8-27 02:17 老蒋对地方军阀的编制卡得很紧，否则至少开兵饷就难对付，因此一整编军队，就尽量将他们的军队缩编，使很多军官的军职普降一级（但军衔不降），因此才出现中将师长、少将旅长和上校团长的军衔偏高现象。地方军阀要维持甚至扩充兵力，其军、师、旅以至团各级都偏大，即使扣除吃空饷的浮夸，人数往往还是比中央军同级多，有些甚至多出一两倍，一个军十多万人，一个师二、三万人，也是有的。因此就同级单位而言，人数上一般是：地方军阀>非嫡系中央军>嫡系中央军>八路军主力>新四军主力>共军非主力（包括抗联）。仅就共军而言，八路军主力的营长，到新四军主力可以当团长，到抗联就是师长（支队长）或军分区副司令员。 附：鲜为人知的1949年以前我军军衔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武装，许多后来的我军将帅当时都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且都有军衔（当时叫军阶或阶级）。譬如朱德就曾有过中将军衔。从近期发现的朱德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将的时间是在１９２２年春之前。１９２２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的杨廷材要回云南老家为母亲祝寿。他的好友――即将赴欧洲留学的朱德知道后，挥笔写下对联一副，上联：片瓦传千古，下联：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很快请人将此联用行书书写并镌刻在一块大石碑上。 后来，朱德从欧洲留学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授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规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衔制度。陆军中将符合晋升上将条件者，因受员额所限可先加上将衔，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待上将空出缺额后，再从中将加上将衔者中择优正式晋升上将。 在国民革命军中，授过将官军衔的中**员至少有２０人。他们是：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刘伯承，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五军军长（未就职。１９２７年４月撤）；贺龙，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５日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１９２７年８月２日撤）。 中将有１０余人：郭沫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１９２７年７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１９２６年１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１９２６年９月８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６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叶剑英，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叶挺，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李之龙，１９２６年３月任国民政府海军局党代表兼代理局长；刘伯坚，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１９２７年７月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等等。 少将则有孙炳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季方（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萧劲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刘志丹（国民革命军平凉甘军新编第十三师十一旅旅长）、蒋先云（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追授陆军少将）等１０余人。 他们的军衔，都是在南昌起义前获得的，即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之前。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许多国民革命军军官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呢军服，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被称为“红军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对联，生动描述了红军将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从１９３８年３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团团长张才千、一二○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就是所谓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可以看出，当时至少旅级干部的军衔是公开的。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因未普遍实行，而且只是在抗战初期有过记载，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我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神州四处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势下，叶挺临危受命，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 由于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１９３７年９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按国民政府的规定，中将的月薪为１６０块大洋，而周恩来却被特准享受每月２４０块大洋的上将待遇。但周恩来律己甚严，每月领到这笔“巨款”后，都一文不留地作为党费上缴，自己也和长江局其他同志一样，过着与延安一样的供给制生活。 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１９３７年９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在抗战期间，还有一位外国女性获得了军衔。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哲学博士。年轻时，她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不畏强暴，曾两次被捕入狱。后来，她和一个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了婚，并双双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的抗战斗争。１９３９年４月，周恩来亲自任命王安娜为八路军少校，负责从重庆到贵阳这条八路军接受国际红十字会药品和补给物资的“红色交通线”。王安娜在抗日斗争中机智勇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军衔的外国女性。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方面代表通知东北抗联领导人，苏方同意将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南、北野营以及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抗联部队统编为一个旅。７月２２日，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在伯力接见了抗联领导人周保中（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金日成（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支队司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编，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委任周保中为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教导旅另授番号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亦称“中国旅”），对外代号为“８４６１步兵特别旅”，全旅１５００人。因为该旅由中国、朝鲜和远东苏联籍华人组成，所以又称“国际旅”。该旅名义上归苏联红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方面供给，服装按苏军陆军服装配发，干部战士被授予苏军军衔，凡正排长以上者按苏军军官标准发薪金，但在内部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和中共的单独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战斗任务。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日，由东北抗联部队改编的中国教导旅正式组建完成。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副旅长兼参谋长萨马尔钦科（后为什林斯基）、巴达林，副旅长兼后勤部部长德勒，政治部主任西辽金，副参谋长崔庸健。第一营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第二营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健；第三营营长许亨植（因牺牲未到职，后由王明贵继任）、政治副营长金策；第四营营长柴世荣、政委季青。 既然抗联教导旅纳入了苏军编制，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苏军的规定给各级官兵授予了军衔。于是，抗联的干部们的肩上便有了被东北人称为“大军杠”的军衔标志。当然，他们戴的是苏军肩章。虽然周保中、李兆麟等人当初都是当过军长、总指挥的人，但苏联人可不管你这些，他们看的是你现在手上掌握着多少人马。这样，身为旅长的周保中和旅政委的李兆麟只得到个少校军衔（一年后周保中晋升为中校），副参谋长崔庸健和金日成等各营营长、政治副营长被授予大尉军衔，各连连长等被授予中尉军衔。周保中等人对此并不计较，重要的是保存下来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红军迅即出兵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联红军参加了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抗战胜利后，教导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各级官兵的军衔也随之取消。 １９４４年９月，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的人民为反抗国民党顽固派，争取政治民主和民族平等，举行了武装暴动。不久，这场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亦称“三区革命”。１９４５年４月８日，在伊宁以暴动队伍组成的游击队指挥部为基础，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帕里诺夫任总指挥，祖农·太也夫任副总指挥，玛加诺夫任参谋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辖８个团又４个营共１．５万余人。７月，民族军主力向塔城、阿尔泰地区进军，尔后挺进准噶尔腹地。９月下旬，进抵玛纳斯河西岸，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威胁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民族军发展到１３个团共３万余人。１９４６年６月，民族军按照“三区”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订的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即“十一项和平条款”）进行整编，部队减为６个团共１．３万余人。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政府撕毁协议，武装进攻阿尔泰和玛纳斯地区，民族军奋起抗击，保卫了“三区”。从１９４８年起，民族军参照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原则教育部队，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得到改善。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民族军为接应人民解放军入疆，自玛纳斯河以西分别进至东疆和南疆。１２月上旬，一部到达迪化，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会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０日，民族军在伊宁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治委员，伊斯哈科夫·马尔果夫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曹达诺夫·扎伊尔任副政治委员，努利耶夫任政治部主任。所辖第十三师，由买买提·伊敏诺夫任师长，马洪山任政治委员；第十四师，由阿里木坚诺夫·乌拉拜音任师长，胡正任政治委员，另直辖两个骑兵团，共１．３万余人，归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建制。为了加强对这支民族军的领导，第一野战军领导决定，从第一兵团抽调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到第五军工作，在该军迅速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使这支民族军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 新疆民族军实行军衔制度，上自司令，下至列兵，均佩戴军衔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其军衔等级设置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而是采取了苏军的军衔等级。其军衔等级为： 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 新疆民族军中实际最高军衔为中将，民族军总指挥帕里诺夫和继任者木奴诺夫曾被授予中将军衔。 抗战胜利后，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中共代表均有军衔 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底，面对中国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局势，美国总统杜鲁门调整对华政策，派已经退休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并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即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为避免军事冲突，在军事三人小组的领导下，１０月底在北平着手筹备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１２月初，军调部正式成立，地点设在协和医院，下设３８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由于张治中的军衔是二级上将，为体现对等原则，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任）。前几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中，有一张周恩来于１９４６年５月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正挽起裤腿立于河边的水中，上身穿的是国民党将校呢军服，戴上将领章。 按规定，军事三人小组各方可各带一名将军和一名翻译，各自组成三人代表团。中共方面参加的将军是中央军委一局局长童陆生，这是他第二次佩带少将领章。早在１９４０年时，他就在第十八集团军军事高参室任少将高参。 中将：叶剑英，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罗瑞卿，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饶漱石，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少将：李克农，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张经武，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宋时轮，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李聚奎，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副处长、处长；耿飚，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军调部四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黄逸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长；许光达，军调部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赵尔陆，军调部张家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另外，伍修权、方方、黄镇、段苏权、陶希晋、黄华等也被授予少将军衔。 上校：驻淮阳代表韩念龙、驻德州代表符浩、驻朝阳代表李逸民等。 据当时驻朝阳代表李逸民后来回忆：“在热河有承德、赤峰、朝阳三个小组。朝阳军调小组是１９４６年３月建立的。……国民党代表是马上校，美方代表是海军上校汉夫。３月的一天晚上，在北平翠明庄招待所，军调执行部我方参谋长罗瑞卿对我说：‘准备让你到朝阳第２６小组任我方代表，军衔是上校，今晚就打扮起来，明天去协和医院同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开会就算到职了。’又让我去找李克农同志谈谈。” １９４６年７月以后，蒋介石公然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解散。全面内战后，参加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相继撤回，他们的军衔也就自然取消了。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初期。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际，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采用官阶制度等）。”所谓“官阶制度”，就是当时军衔制的别称。１９３９年４月２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同年５月３０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对我军建立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评定标准、办法和批准权限等均作了说明。同时，为配合等级评定，还制定并公布了八路军编制表和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训令》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以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训令》规定了三项评级标准，即：“历史长而且革命意识坚强；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现任职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革命忠诚，尽忠职守。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六等十六级：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训令》发布后，中央军委于８月２０日又发出《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评级时，“不拘于一般军队的成规，不迁就国民党的制度，按照我军之特殊性质，以便于确立指挥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增进团结为原则”；“战斗员不宜分等级”等。基于以上要求，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进行了评衔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也做了实施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但是，正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受当时的物质条件制约，与部队的稳定、集中程度密不可分。艰苦而频繁的作战环境，使各部队无法集中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评衔工作。因此，当时除了驻国统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而授了军衔之外，整个部队由于“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评衔工作进展缓慢。直到１９４２年２月３日，有的军区在关于《精兵政策及等级制度的布置》指示中，还在做评级评衔的具体要求。 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的两年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授衔工作不可能继续进行。１９４２年４月２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军事斗争的形势，联名发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指示，指出“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已“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这时“过分强调正规化”，“无益反而有害”，而且“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宜统一，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所以“暂时概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６年初，经过谈判和协商，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４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指示》下达后，我军的军衔等级评定工作随之展开。这次拟定的军衔等级，与１９３９年的那次基本一样，也是六等十六级，除将新兵改为二等兵外，其他各衔级设置和衔称均未变。 １９４６年３月７日，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对新四军官兵阶级（军衔等级）作了明确规定： 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 这是一个从军长到新战士的完整明确的编制军衔体系。其中，师长、团长、营长、连长分别为少将、上校、少校、上尉，与传统“惯例”相同。但是，按照这个评衔规定，新四军的军长陈毅，甚至副军长张云逸都可以评授上将军衔。 我们知道，军长的军衔，世界各国大都是中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一般也是中将，如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中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中将等。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也是中将。建国后，我军两次实行军衔制时，军长一般为少将。那么，为什么当时新四军军长的军衔定得这么高呢？这要从部队的编制规模说起。其实，新四军在组建之初虽然只有１万余人，但经过八年抗战的战斗洗礼，到１９４６年初，已发展为下辖几十个旅，总数３１万人的庞大军团。尽管新四军此时仍沿用最初的番号，名义上还是一个军，但实际上是相当于方面军一级（比军高两级）的战略军团，规模比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集团军大得多。国民党的集团军平均不到１０万人，而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衔一般是上将或中将。因此，新四军军长评授上将军衔，比较合适。 我军这次评衔工作刚刚开展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此项工作只得停止。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未能成为我军的第一批“三星将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