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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荣对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贡献

(2006-01-20 13:39:21) 下一个

天地生人讲座第604讲∶20世纪50年代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中的地质科学

——谢家荣对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贡献

张立生、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20世纪50年代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导致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石油勘探战略重点的东移取决于许多因素。

本文探讨东移中的地质科学依据。长期以来,关于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的发现在中国地质学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可以概括为:

1)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的发现归功于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力学;

2)黄汲清先生的多旋回学说为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指明了方向。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家荣先生在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发现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比以前更为正确的评价,但是离开历史的真实还有很大的距离。

本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查阅了20世纪50年代大庆油田发现之前,中国地质学界对在中国东部寻找石油的科学论述,力图准确评述中国地质学家在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和大庆油田发现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对谢家荣先生在其中所作的贡献作出合理的评价。此外,苏联专家和匈牙利专家对在中国东部找油和大庆油田的发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人民不应当忽视和忘记的。


时间:2004年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11:30

地点:北京朝内137,自然科学史所会议室
(licd 8/25/04 20040200022)

 

附一、 中国第一个油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油田是玉门油田。该地区油苗显示记载已有1700多年历史。1921年地质学家谢家荣首次从事调查,并发表报告。1938年地质学家孙健初等再次详细调查、勘探。1939年8月正式钻获工业油流。至解放前夕的1948年,原油最高年产量达7.7万吨,并建成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现代化综合石油企业,拥有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2200余人,技术工人1600余人。它不但是旧中国最大的油田,而且成为新中国石油事业培养人才的基地,支援一切大油田的基地。解放后油田本身又大力发展。1959年原油达最高年产量——140.6万吨。以后进入后期开发阶段,到80年代,年产量稳定在50万吨左右。1998年原油产量40万吨,但加工原油达145万吨。

 

附二、邓小平指示战略东移 ———石油勘探的重大决策

对于新中国的石油工业来说,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变时期。石油工业在经历了50年代的起步发展后,形势依然严峻,国内石油产品只能自给40%。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石油部是国家各工业部门中惟一没有完成任务的部门。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仅145万吨,天然油和人造油的产量是“平分秋色”。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发展石油工业,是靠天然油,还是靠人造油?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主管石油工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机立断,指出:“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党中央决策要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勘探,把石油勘探布局向东部转移,以改变我国石油工业偏居西北一隅的不合理局面。

那么在广阔的东部地区,能不能找到石油?地质家们有不少的论断。1953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在《探矿的基本知识与我国地下资源的发现》一文中指出,从我国大地构造角度来预测将来探矿方向,华北、松辽两个大平原下面,都可能有石油蕴藏。他在《石油地质》1954年第12期“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一文中说,松辽平原应划为含油希望很大的地区,广大平原下有发现大量油气矿床的希望。

1954年,李四光在《石油地质》第16期“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远景”一文中,提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

1956年2月,在全国第一届石油勘探会议上,康世恩提出将全国主要含油气地区作出全面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勘探,从目前工作看应分为三类地区,把松辽地区列为第三类地区,应尽早着手进行地质普查工作,配以必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质浅钻,准备新地区。

地质界的舆论和科学预测以及第一届石油勘探会议上康世恩的建议,对我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955年石油工业部成立后,国务院对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进行了重新分工和统一部署,地质部负责搞普查和部分详查,准备构造;石油部做部分详查、细测及钻探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综合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石油地质普查工作量很大,寻找石油储量的任务很迫切,因此石油部仍然进行了大量的石油普查工作。

1958年2月27日和28日,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勘探司司长唐克以及翟光明、王纲道同志,就天然油的勘探问题向邓小平进行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余秋里等同志。就在此前,毛泽东主席已经亲自提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和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对调,并和余秋里谈了话。在汇报会上,当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地区时,邓小平指出:“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在东北地区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是十个指头一般齐,全国是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对松辽、华北、东北、四川、鄂尔多斯地区多做些工作。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大大加速了我国石油勘探东移的进程,对中国石油工业实现大发展,实现质的飞跃意义非同寻常。

余秋里接任石油部部长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指示,立即组织制定石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战略发展规划,要把石油地质储量搞到20亿吨(当时只有1.7亿吨),年产原油搞到800万吨到1000万吨。

就此开始,石油部和地质部都从西北地区调遣大批勘探队伍,充实东部勘探力量。石油工业部于1958年4月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同年5月又将勘探大队升格为松辽石油勘探处,6月又一次将勘探处扩大成松辽石油勘探局。同时,石油部还决定成立了华东石油勘探局、银川石油勘探局和贵州石油勘探局。这样,从邓小平2月谈话提出战略转移,经过几个月的组织、调度,东部地区(包括四川)的勘探机构已经组织起来,人员、设备已经基本到位,东部勘探普查工作大规模地全面展开。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松辽盆地的勘探机构连升3级,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历程中实属罕见,这表明了石油工业的决策者们对松辽盆地所寄予的厚望。

1959年的春节期间,石油部党组召开会议,张文昭代表松辽石油勘探局用3天的时间,向余秋里、李人俊、康世恩等汇报了1959年松辽盆地的勘探总体部署。在会上,部党组反复论证了松辽盆地近年的勘探成果,总结出松辽盆地十大有利条件,认为松辽盆地大有希望,找到大油田已为期不远,下决心要在1959年集中力量大干一场。

附三、专家评论:中国与油气

慧聪网石油行业频道 2004-05-31


   油气是工农业的重要能源和原料,是极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油气研究、勘探与开发是促进国家现代化、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一环。目前,以油气为主要燃料和原材料的工业部门的产值约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六分之一,故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产业。

   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石油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我国石油产量在逐年上升,但近年来赶不上国民经济和原油消费量的增长率,前者比后两者约低8%和4%,这种石油供求矛盾使我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仅2000年净进口石油即超过6000′104t,耗资约150亿美元,这种状况使人焦虑和注目。但近十年我国天然气勘探处于最好时期,将进入大发展阶段,可弥补石油供给的部分不足。

   一、工业的血液—石油

   1.现状

   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在25个省、市、自治区和近海海域(未包括台湾省,下同)累计发现了531个油田,其中地质储量超亿吨的大油田有40个,石油探明总地质储量为212.8956′108t,以平均采收率为29%计算,可采储量为60.9517′108t。历年累计已采出原油36.4363′108t,采出率为59.78%,剩余可采储量24.5′108t,按2000年生产能力计算,储采比为15.4。根据国内外油田开发规律,在这样低的储采比配置下,稳产处于临界状态,增产难度较大。

   我国原油产量从1949年12.1′104t至2000年增至1.6′108t,成为世界第五位的产油大国。由于原油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促进了我国能源结构的改善,石油消费量从1949年仅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8%上升到2000年的约25%。

   2.资源量和潜力

   从1922年至2001年近80年间,许多国内外不同有关部门和学者,对我国石油资源量进行过研究预测,从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的1.75′108t到2001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1121′108t,相差十分悬殊,但从时间和科技进步的尺度分析,预测资源量总趋势是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2001年底预测:我国最终石油可采储量为157′108t,也就是说我国还有目前石油探明可采储量60.9517′108t的约1.6倍的可采石油储量待去探明,所以,石油的潜力还较大。

   沉积岩面积的大小是决定油气是否丰富的一个重要前提,我国沉积岩面积和美国相当,但美国至2001年已采出原油232.7′108t,是我国历年采出石油总量的6.1倍,这是因为美国已钻井190万口,而我国仅钻井23万口。由此可见,今后依靠科技进步和勘探量增加,我国定能找出更多的石油。

   二、绿色能源—天然气

   1、现状

   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累计发现气田185个,其中储量大于300′108m3的大气田21个。天然气(气层气)探明地质总储量2.5557′1012m3(含CO2约145.58′108m3),以平均采收率64%计算,可采储量1.6402′1012m3(含CO2的100.25′108m3),历年已累计采出2898.6′108m3,尚剩余可采储量1.3503′1012m3,采出率为17.67%,按2000年我国产气量计算,储采比49.6。根据国外气田开发规律,这样的储采比配置,易于提高天然气的产量。

   近期,我国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大幅度地提高,“六?五”比“五?五”翻一番,“七?五”比“六?五”翻一番,“八?五”比“七?五”又翻一番,“九?五”比“八?五”再翻一番。2000年和2001年我国年新增天然气储量都在4500′108m3以上。近十年来我国天然气储量进入高发现期,预计这个时期还可持续10-20年。

   我国天然气产量从1949年的0.11′108m3至2001年303′108m3,目前年产气为世界第15位。尽管50余年来我国天然气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但天然气在全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仅占2.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和亚洲平均水平的8.8%。因此,大力发展天然气生产,改善其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地位和改善环境刻不容缓。预测到2005年和2015年,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将分别达到5%和10%左右。

   2.资源量和潜力

   我国对常规天然气资源量预测研究首先是1981年从煤成气开始的,比石油资源量预测研究晚了近60年。20多年来,不同的有关单位和学者从最初预测的资源量(5.4~6.9)′1012m3,至目前的52.65′1012m3。与石油资源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然气资源量的总趋势也越来越大。国外一般采用可采资源量,我国天然气地质资源量(52.65′1012m3)换算成可采资源量,相当于13.85′1012m3。2000年我国天然气可采储量1.6402′1012m3,仅占可采资源量的11.8%,资源探明率低,说明天然气勘探潜力很大。根据沉积岩面积比我国稍大的美国和稍小的加拿大对比,它们天然气可采资源量和探明可采储量率分别为80.2%和40.6%,若以此比率换算,我国将可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约(5.62~11.11)′1012m3,分别是我国目前探明可采储量的3.4倍和6.8倍。根据国外年产500′108m3和1000′108m3产气大国的情况,天然气可采储量一般要分别超过1.5′1012m3和2.7′1012m3。以此可推测我国2005年和1015年将可年产气500′108m3和1000′108m3,成为产气大国。

   3.两代总理的期望和西气东输

   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污染,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向当时的石油部长唐克提出向中南海和钓鱼台一带提供天然气的方案。几年前唐部长惋惜地说由于当时在北京附近没有找到天然气,未能实现周总理的愿望。今天,我们终于实现了周总理的期望。

   塔里木盆地发现克拉2大气田后,朱镕基总理多次过问并亲自到现场调研,果断地决定启动西气东输工程。该工程从南疆轮南开始,经10省、市、自治区至上海,全长4000公里,年输气能力120′108m3,是全国规模最大、跨越最长的输气管道,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2004年初建成靖边(长庆气田)至上海段并投产输气,2005年初全线建成投产。预计2005年向东部输气83′108m3,2008年达123′108m3。西气东输工程的启动,将为开发大西北、繁荣长江三角洲经济和改善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油气地质研究和我国的石油工业

   50年前中国的年产油气微乎其微,目前已成为第五产油大国,天然气产量名列世界第15位,预计不久也将成为产气大国,究其原因油气地质研究功不可没。

   一、陆相生油理论在我国的诞生使中国成为产油大国

   在近代石油工业建立一百多年以来,世界上已发现的三万多个油气田绝大多数在海相地层中,故国外石油地质学家绝大多数主张海相生油。由于我国陆相地层发育,故20世纪初叶在中国近代石油工业萌芽时期,来我国的一些外国学者得出“中国贫油”的结论,这种错误观点严重阻碍了中国初期石油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及稍后,我国谢家荣和潘钟祥等一批学者根据大量野外地质调查,提出了 “初始陆相生油论”,解放后发展为“成熟陆相生油论”,这个理论对我国的油气勘探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在我国找到了大量的陆相油田,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大庆油田。由此我国建立起世界上一流的石油工业,2000年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1949年的734倍,石油的年产量为1949年的1349倍。

   二、煤成气理论使中国天然气储量大幅度增长

   1979年以前指导中国天然气勘探的只有油型气理论,认为天然气只能由强还原环境下古代的低等生物形成,而高等植物形成的煤不能形成商业气田,不把煤系作为天然气勘探的领域。1979年我国建立起煤系成烃以气为主以油为辅的煤成烃(气)理论,开辟了天然气勘探新领域,使我国勘探天然气的指导理论从仅为油型气的一元论发展为油型气和煤成气的两元论,大大推动了我国天然气勘探,探明储量迅速增长,使我国进入天然气大发现时期。2000年我国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比1949年提高了6638倍,其中的64%是煤成气,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煤成气理论在天然气勘探中的巨大指导作用。

 

附四、国家成果奖: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

奖励时间1982年
项目名称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
主要完成单位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士聪等、张文昭、杨继良、钟其权、翁文波、余伯良、邱中健、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等,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
奖种国家自然科学奖
等级一等
获奖项目编号
项目简介解放前和建国初期,我国的地质学家屏弃了某些外国学者关于中国贫油的论调,经大量实际工作论证了我国含油的光明前景。早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沉降带”成油的论断,指出“新华夏系”构造带可能有白垩纪内陆拗陷,并可能含油。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并经过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实践检验,增强了在陆相地层中找油的信心。随着工作向纵深开展,我国不同学派的地质学家,分别从构造、地层、沉积和生油环境等方面,对我国石油的分布进行研究和探讨。在此过程中提出的关于沉降带成油的理论,关于油气盆地的性质类型、沉积发育阶段的划分及其含油气远景的推断,关于深部断裂控制盖层含油构造等论点,对指导寻找我国石油资源,包括大庆油田的发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5年开始,根据地质学家关于“中国有油”的认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石油地质普查和地球物理勘探,侧重在松花江流域进行调查。从盆地的整体出发进行地质、地球物理(包括重、磁、电、地震及航磁各种手段)的综合勘查,对盆地内部的构造轮廓、基底起伏、白垩纪地层的分层对比、岩性与厚度变化及分布、以及生油层和储油层的状况都有了总体性的了解,肯定了松辽平原的石油远景。通过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和综合研究工作,查知深拗陷对生油有利,同时也认识到,在地表即使是没有任何油气显示的地方也有可能找到油气田,找油应该从分析沉积盆地入手,多期多层含油是可能的。这些成油理论认识和找油实际经验,进一步促进了找油实践,为发现大庆油田以及东部一系油田提供了可靠资料和科学依据。根据这些对石油地质的科学认识,中央于1958年初决定,将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重点从西向东部进行战略转移。从此,在松辽平原全面地展开了地质、物探和勘探工作,终于在中央拗陷发现了南北向的大同镇长恒构造,认为这是“拗中之隆”是油气聚集最有利的地区。接着,经过地震勘探,又在长恒的南部圈出了高台子等构造,经钻探于1959年9月在松基三井首先喷出了工业油流。尔后,又根据长恒构造带上含油岩系由南向北加厚,物性变好以及构造条件更加有利的事实,在南起葡萄花,北至喇嘛甸子等构造上连续进行了钻探,先后打出工业油流或高产油流。经过大会战和进一步勘探,肯定大庆油田是世界上大型油田之一,为陆相成油的理论提供了不可辩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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