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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对台工作第一人

(2006-01-20 10:39:37) 下一个

[转帖者按]由舒同一个人,牵动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和台湾数百人的生命。其中的女间谍朱枫,高级共谍吴石中将,还有视死如归的烈士夏曦,收集在一起,惊心动魄,波澜壮阔。

 

舒同:对台工作第一人,内定的首任台湾省委书记(组图) 亚洲周刊

文章来源: 亚洲周刊 纪硕鸣(2006-01-20 09:36:15

据中国时报报道,提起两岸着名书法家,台湾首推于右任,大陆则认定舒同是第一大家,去年底舒同百年诞辰时,中共总理温家宝致函称赞,国务委员陈至立发表讲话,中共元老无数,受到如此高规格待遇者却极其罕见。不过,外界不知的是,舒同还是中共内定的首任台湾省委书记。

温家宝在亲笔致函舒同夫人王云飞说,「舒同不仅有非凡的革命经历,且有深厚艺术造诣,他的书法凝聚了他的精神和风格。」过去,毛泽东以「马背书法家」赞美舒同身兼革命家及书法家的文采。舒同一生低调,既不出传记、回忆录,也不收学生和弟子。

八十高龄的王云飞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说,「许多人只知舒同是书法家,但多数人却不知,一九四八年中共准备渡海攻打台湾时,舒同是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台湾第一任省委书记,当时并已派出大量地下工作者到台湾。」

王云飞表示,那时中共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解放台湾」指日可待,于是内定当时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为首任台湾省委书记,刘格平为副书记,并确定省委、省府各部厅、各地委,甚至各县委的领导班子,组建和培训工作都已开始。

图:罗瑞卿 贺龙 关向应 舒同

派女特务和密使一号搜集情资

虽然还没正式上任,但王云飞说,舒同已以华东局社会部长身分直接参与对台敌工工作。四九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共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失利,攻台任务超出预期。为取得台湾内部重要军情,舒同派遣了长期在沪、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前往台湾,和当时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会面。

朱谌之从香港抵台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提供了一批绝密军情,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空军的部署及兵力情况等。这批情报经过管道,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由舒同递送北京。

当年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经一位女共产党员秘密赴台从一位国民党高层的「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还在红线格信纸上写下:「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图:舒同书法作品

后来因国民党保密局抓获中共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随后又抓获工委书记蔡孝乾。蔡投诚,导致四百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吴石、朱谌之最终执行死刑。

舒台湾工作五○年代仍持续

「亚洲周刊」说,舒同分管台湾工作,早在四、五十年代的上海报章已可见端倪。翻阅当时的《解放日报》,可多处见到有关台共创办人谢雪红到上海,与舒同一起出席活动的消息。后因「解放台湾」没能实现,舒同以原定赴台主要班底开办了华东革命大学。

舒同最终没能上任,不过他却成了中共对台工作的第一人。两岸关系和缓后,王云飞说,希望有机会展示两岸两位大师的书法作品,「在大陆、台湾两地开一个舒同、于右任书法联展」。

 

附一、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

(从1949年开始,国民党在台湾枪决了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及左翼异见人士,甚至牵连了一些与政治无涉的老百姓。2000年,还是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曾积极推动有关“白色恐怖”时代的回顾与反思,追溯当年被国民党枪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的历史,为逝者的亲人寻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作为一名台湾的新闻工作者参与其中,本文的作者意外地发现了当年许多震动人心的秘密。)

徐宗懋

如今,两岸新世代大多忘却了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两岸人民不能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要成为两岸和平双赢的推动力量。

她在台湾被判死刑

上世纪50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被枪决,朱谌之(1905年~1950年)是其中的一位。

2001年,我在大陆的《老照片》系列书籍中发表了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写的是1950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摧毁的惨烈过程,尤其著名的是,在“吴石案”中,国民党原“国防部”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送往马场町枪杀。

相关的照片首度刊载在《老照片》里,立刻引起注意。2002年,《老照片》的编者收到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

“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场景。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照片中的母亲已面临死神,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母亲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在给我的3封信中,第一封信要我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第三封信说她已要出发赴台,个人的事先放一放……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团聚。”

刑场上的朱枫(朱谌之)

血淋淋的老照片

那时,我还没有告诉朱晓枫,她看到的那些老照片是如何与世人见面的。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我们觉得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开始,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

参观者的留言板上出现了大量感言,也出现了许多立场殊异、相互抨击者,有人说这是替共产党讲话,也有人说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帮国民党脱罪。反应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独的人,因为展览客观地指出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创伤,颠覆了台独的论述。为此,台独分子连续几天在纪念馆外示威,说我们“扭曲历史真相”,还透过他们掌控的政府机器施压,对龙应台进行了诸多人身攻击。

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的痛苦超过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以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

400多名中共党员在台湾被抓

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高层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干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从1946年4月起,首批干部从上海搭船进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在当年7月进入台湾,陆续成立了“台湾省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等组织。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了“台湾省工委会”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干。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干在一周内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抓。国民党政权使出流血肃清侄危?榧且陨衔垂┏鐾?菊呦ぴ馇咕觥?/FONT>

  朱谌之也是被蔡孝干供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接触,取走了吴石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向蔡孝干报告工作。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况,立即拘留吴石进行调查,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回台湾。

“母亲的遗骨能从台湾回大陆吗?”

2002年,朱晓枫透过媒体写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提供关于她母亲朱谌之在台湾的详细报道和珍贵的照片,并问我能否协助寻找她母亲的遗骸,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我感觉这件尘封已久的旧案可能会变成我的新任务,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2003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到大陆旅游,在上海停留时,朱晓枫和她先生以及作家冯亦同由南京赶来看我。74岁的朱晓枫说,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迎回母亲的遗骸,此外,她还提供了一篇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在大陆写的文章。

陈修良的文章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此前,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又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

抗战爆发后,朱谌之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精卫逮捕,不久获释,第二年,朱谌之加入共产党。1948年她被派往香港。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吴石重新联系,要找一位适当的人选,他们选中了朱谌之,因为她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谌之突然接到上级的这项命令,只好取消返回上海的计划。

据朱晓枫提供的情况,朱谌之当年寄居在女婿王昌诚(王朴)、女儿陈志毅的家中,如果收尸,应是王昌诚去。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成了惟一的线索。

受朱晓枫之托,我开始寻找王昌诚的下落,一开始只能从户政登记着手。我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寻人,大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发现其中一位的年龄与省籍背景相当符合我的陈述。对方将这位“王朴”的住址传真给我。

那天夜晚,我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循着地址找到一家专门安置贫穷老人的公寓。按了门铃之后,一个穿着汗衫的老头应门。那是一间狭小的居室,从门外可以看见房里有些脏乱。“您是王朴先生吗?”“没错,有什么事?”老头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处工作?”“没有!”我心中的火焰顿时被浇灭了。

找到了王昌诚的夫人

这次寻人受挫刺激我要继续下去。既然媒体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不妨改由媒体着手。2003年8月,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大陆版上发表长文详述此事,同时在电视台播出了对朱晓枫的访问,海外与大陆一些主流媒体也做了转载。

不过,我还是没有收到王昌诚的任何消息。难道他们已移民海外?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王昌诚的家人读到了报道,但不愿出面。

这段时间,我经过南京时,常和朱晓枫、冯亦同小聚。我说寻人的事毫无进展,实在抱歉,朱晓枫好像反而看开了,提到她母亲时反而有一股宽慰与笃定。

为了追寻朱谌之的下落,我发出了许多报道,意外地使朱晓枫获得了更多关切,朱谌之也被赋予诸多荣誉,朱晓枫的内心已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满足。母亲将流芳史世,永远活在世人心中,骨骸在哪里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

今年2月,我突然想到托台北市前任“民政局”局长林正修帮忙。此君熟识户政管理人员,曾投身社会运动,生性仗义,举办过许多纪念“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活动。我有一种莫名的预感,觉得这次会有突破。

果然,春节后,我接到正修的电话,说王昌诚已过世,不过陈莲芳(陈志毅的别名)还活着。王昌诚为朱谌之收尸,陈莲芳当然知道朱谌之葬在哪里,找到陈莲芳就意味着解开谜底。经过3年的寻求,答案终将出现。

正修查出,陈莲芳白天待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里,晚上才回家。于是,一大早我们就在这家疗养院碰头,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户籍数据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王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陈莲芳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上了4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个房间,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脱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说:“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还没明白,脸色变得凝重。于是我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她马上说:“朱谌之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我于是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疏忽了关键人物

我的失望可想而知。我再问:“如果您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您吗?”老太太犹豫了,随后说她女儿在公家机关做事,怕会影响到她。我清楚地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钢铁般的墙。话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只好告别。

照陈莲芳的说法,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当时的行刑单位、验尸的法医等,这些单位必然留下某些记录。正修说:“林郁芳是我的亲戚,他的助理可以跟‘国防部’查阅数据。”林郁芳是亲民党籍的“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

我回到办公室,还是感到不对劲,好像少做了什么。过去我一直把重点放在朱谌之和王昌诚上,没有考虑到陈莲芳。我突然想起来,朱晓枫曾提到陈莲芳的大姐陈兰芳还活着,身体不好,一直躺在床上,渴望见到妹妹,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但无处投递。朱晓枫复印了这封信给我,还让我翻拍了一些她们小时候在东北的照片,里面有陈家的全家福。此刻,这些东西都变得极有意义。

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在南京的朱晓枫与冯亦同。在电话那头,朱晓枫说:“我跟她不太熟,可北京的陈兰芳是她的亲姐姐,陈兰芳88岁了,很希望能见她一面。”冯亦同的话更有含义:“找到还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还有意义。”我似乎也想明白了,陈家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盼着团圆,现在知道彼此还活着,岂不喜极而泣?

于是我又赶回疗养院,陈莲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里唱歌,我耐心等着,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过了一阵子,老太太出来了,这回她显得亲切了许多。我拿出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她说:“你怎么有这个……”接着凝视着照片,久久不能言语。慢慢地,她开口说起东北的事情,谈起了她的父亲。我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她显得惊讶,露出高兴的笑容,不过对于双方重新联系这件事却迟迟无法决定:“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把我当外人,用惆怅的口吻谈到家里的事,谈到过去的事:“那些名字都是我的化名……”

两岸特工居一家

听到这话,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后来几天我一直在骂自己笨,怎么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如正修告诉我,透过户政档案是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人找到。两岸相互探亲通商已经快20年了,可王昌诚夫妇从没回过大陆,甚至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发生在那个杀伐时代的事,正是一个共产党特工寄居在国民党特工的家中以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是母女关系。我回想陈莲芳说的一些话,恍然大悟。

其实,陈莲芳的忧虑在今天早已不成问题,问题是我们没办法让任何人的人生重来一遍。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来往在两岸间。事情已彻底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原本我向陈莲芳承诺,如果她不愿意,我不会把她的电话和地址交给北京的姐姐,但后来我违背了这个承诺,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阻绝亲情的权利,她们姐妹的任何事情都应由她们自己面对面来决定。

据我所知,陈兰芳后来打电话到陈莲芳家,得到的是“没这个人”的回答。由于我的无能,原本家庭团圆的喜剧最终没有促成,也由于自己的食言,我再也没脸回去问陈莲芳任何事,只是偶尔想起小学时的课本:“海峡的水静静地流,上弦月啊月如钩,勾起了恨,勾起了仇……”我们曾经被这样灌输,两岸中国人流的鲜血好像只是为了换来更多的仇恨,这绝非流血的人所愿,我相信他们一定愿意自己的生命能换来更宽广的世界,敞开的心胸,宽容的情怀,一个理性与法律超越个人权力欲念的中国……

陈莲芳为什么没去收尸

台湾“国防部”对于我们通过林郁芳委员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做出响应,还派人拿着原始文件亲自前来说明,其中确有新发现。

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陈莲芳写给“军法局”局长的一封信,请求领取母亲朱谌之的遗骸和遗物,此时离朱谌之被枪杀已有3个多月。不久,“军法局”发给陈莲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请。

“国防部”根据这两份文书回函林郁芳“国会办公室”。他们觉得陈莲芳已领回了朱谌之的遗骸,不过他们也承认,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其家属签下领据领回。

我跟陈莲芳本人谈过话,加上眼前的文件,已经可以拼凑出大致的真相。我认为陈莲芳确实没有领回遗骸和遗物。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枪决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3个月后陈莲芳写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但她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她?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被牵连了吗?还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为历史毕竟不能重来。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这个单位早已没了,相关文件也不知去向。

到后来,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那是所有愿意付出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问题。

本来在这件事上,我的工作已画上句号,但是冯亦同建议我把整个过程平实无误地记下来,作为对中国社会的交待。10多年前,流行音乐制作人童安格有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作为落笔后的心情,我倒觉得应该是“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本文有删节)

 

附二、“吴石案”:

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据称由于受"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壁奎、联络人朱湛之(中共华东局干部,丁贵堂的儿媳),老部下聂曦(原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前"联勤总管"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湛之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被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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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仓(1900—1950)字自箴,河北遵化石门镇大辛庄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9期工兵科,原于晋军任职,后在张发奎将军麾下服务。抗战时期任第四战区副参谋长兼靖西指挥所主任。1940年12月晋任少将,1944年调任第4兵站总监,晋中将,抗战胜利时一度兼任军政部胶济区接收特派员。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就义,后被共和国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吴石(1894—1950)福州螺洲吴厝村人。字虞薰。1911年福州响应辛亥革命,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后入选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1916年毕业。1924年为何遂第十四师军械处处长,之后先后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由福建省政府派往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秋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战中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参谋处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1942年1月授陆军中将,任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吴仲禧(中共党人,国防部中将部员,后任全国政协五届委员)介绍参加"民联",直接受何遂(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并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朱绍良主闽,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3月1日,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干被捕叛变,被国防部保密局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6月10日,与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王正均等人在台北就义。吴石系胪雷陈氏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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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由右至左)聂曦、吴石(低首写遗嘱者)、朱谌之、陈宝仓聆听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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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曦上校被押赴马场町枪决的情形。台湾方面称“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此图已成为白色恐怖历史的经典影像。

 

附三、解放后潜入台湾的“红色女特工”朱枫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16时30分,阴霾低垂、空气肃穆的马场町刑场上,一位中年女子昂首挺立。微风吹乱了她的长发。罪恶的枪口开始向她瞄准。接着,人们便听到她一阵动地惊天的高呼:
  新中国万岁!
  人民解放万岁!……

  这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七弹,英勇地倒在血泊中。她就是女共产党员、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

  这一年,朱枫只有四十五岁……

  受命入台

  20世纪40年代末,一场摧枯拉朽的风暴席卷中国内地。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挥戈南下,横扫各路顽敌。仅仅几年光景,一个曾经由国民党统治的万里江山便成了人民的天下。

  然而,兵败内地的国民党军队并未被彻底消灭。他们加紧了对孤岛台湾的控制。台湾成了蒋家王朝的最后巢穴。由于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军政上层机关里的一些“内线”与中共的联系亦被切断。

  高层领导当即决策,尽快取回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经过研究,这项任务落到了朱枫的肩上。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 客货海轮。

  朱枫,又名朱谌之,早在1925年就在宁波竹洲女子师范参加过爱国反帝学生运动。1937年,她积极参加了浙东的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到情报战线,在上海、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

  母女团聚

  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作掩护的。

  “风信子号”海轮自香港启程的三天后,也就是1949年11月27日午后,终于在台湾的港口基隆靠岸。

  女儿、女婿,还有妹妹和妹夫,早就在码头迎候她这个远客了。

  这天晚上,她就住在女儿、女婿的家里。人们都已散去。夜深人静,涛?攵?K??久难以入睡。

  她想到了这次来台的任务。为了取回并转送高级军事情报,确保任务的完成,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中共方面,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乾);国民党方面,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吴墨非)。从这一天开始,一场不动声色的战斗就要在敌人的巢穴中展开了……

  秘密接头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在一爿古色古香的茶食楼上,朱枫与“老郑”接上了头。“老郑”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在西海岸发动群众、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并表示:工委将进一步开展工作,把接应大军入台的事情做好。

  一个星期后,她又与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

  吴石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骨干分子。解放战争期间,曾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报,同时还经常掩护中共地下党工作,为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上海做出过巨大贡献。上海解放前夕,又被调来台湾工作,代号“密使1号”。入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在将军的书房里,他起身走向书房的北墙,掀开了一个钉有蝴蝶标本的镜框,露出了墙上的秘密小保险箱。他迅速拧动钢门上的密码刻度盘,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她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国军’现有陆、海、空部队的番号、代号,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重大火器并各类枪械、弹药的配备、库存数量;三军战斗部队团以上军官、主要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册;另外,还有《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勘乱区的负责人及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现在,我全部交到你的手上,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香港,送至内地。”

  三天之后,朱枫按照预先的约定,在基隆码头,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的手中。

  虎穴忠魂

  朱枫到台湾后转送的第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内地,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的手中。

  1950年1月上旬的某一天,这些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毛主席手中。

  毛泽东默默翻阅着,面色沉稳而又严峻。特别是那份《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主席一边看,一边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上不同的记号。怪不得最近各地土匪活动猖獗,原来是这位蒋总裁在那里同我们捣鬼呢!主席一阵自言自语后,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 “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哟?”

  “报告主席!”作战部长神情严峻,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密使1号’ 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

  “哦,”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看样子很高兴。“这位秘密特派员,还有那位国民党军队中的‘密使1号’,都很能干哟!我建议,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是,主席!我马上向总参传达您的指示。”

  作战部长正要转身离去,又被毛泽东叫住:“慢走,我要亲自写几句话给你带去。”

  只见主席沉吟片刻,便坐到办公桌前,挥笔在红竖格信纸上写下了几行苍劲的大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主席写好这几句话,交给作战部长:“你回去,别忘了给他们记功哟!……”

  风云突变

  不知不觉,朱枫到台湾已有两个多月。这一天是2月2日,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了。

  朱枫来台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她准备尽快返回香港,返回内地。

  就在此时,吴石将军派他的副官前来紧急约见,对她道:那个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已于一周前被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抓获。现在,他已全面招供……而且首先供出“那边”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

  “是吗?”朱枫的脑海里不由地一阵嗡嗡作响,思维一片混乱。

  “当局随时都可能对您下手。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一刻也耽搁不得!” 副官道,“将军的意思,让您先到阿里山大酒店住下,他再慢慢想办法。”

  在突变的风云面前,朱枫迅速镇定了下来,混乱的思维也开始逐渐清晰。

  她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转移至阿里山大酒店。

  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后天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朱枫的家乡镇海很近,还有她的一位老同学可以掩护……看来,也就这么一条路了。

  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朱枫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离开台岛,飞赴舟山……

  “钦定”要犯

  气急败坏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恼羞成怒。已经叛变了的“老郑”,此刻又供出了吴石中将。经毛人凤密报,蒋介石震怒了,火急下达秘密手令。参谋总长周至柔不敢怠慢,立即将吴石将军逮捕。在对其住宅的搜查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很快,朱枫也被捕了。

  朱枫被捕后,被关在定海县城的一个监狱里。

  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她决心以死来表达她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取出随身佩带的金链、锁片,还有海勃绒大衣衬垫里藏着的金镯,共有一百多克。她把这些金器分解、折断,全部吞进肚里,然后平静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降临……

  然而,巡查的敌人发现了她的异常。对于这位“总裁”钦定的要犯,他们哪里敢让她归天?

  于是,一架军用飞机将她从舟山运回台北。经蒋介石亲自指示,她被送往“荣民总医院”紧急抢救。

  死神没有将她收留。她将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需要的不是她的命,而是她的悔过与合作。

  浩气长存

  为了通过亲情感化来促使朱枫回心转意,在毛人凤的亲自安排下,朱枫的女儿、女婿被允许第一批来狱中探监。

  一见面,女儿阿菊便泪眼汪汪:“妈,您瘦了!这些天来受苦了!”

  “没有什么!”朱枫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些天来你们可好?”

  “好,好!”女儿、女婿一边点头,一边应道。

  望了望女儿的泪眼,朱枫道:“是妈妈连累你们了……”

  “妈,您一死,女儿可就没有妈了!女儿心里难过呀!”阿菊更加泪眼汪汪,“妈,他们说了,只要您肯悔过,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就不会杀您。妈,您就答应他们吧!…… ”

  “胡说!”朱枫把眼一瞪,“妈妈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你要是再说这些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也不要再来看我了!……”

  阿菊哭得更伤心。

  望着女儿憔悴的面容,朱枫心里也很难过。想到自己这二十多年也是东奔西跑,对她也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朱枫又觉得有些内疚。

  女儿、女婿走了之后,奉命而来的游说者络绎不绝。

  然而,朱枫毫不为之所动。

  敌人没有想到,这个不识时务的朱谌之竟然如此顽固,他们彻底绝望了……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捕入狱已经是一百一十二天了。

  “哐啷啷!”牢门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特勤处”副主官章开觉的陪同下,跨进了这间“特别优待室”。

  朱枫缓缓回身,朝这大小两个头目冷冷扫视,嘴角牵起一抹轻蔑的笑。

  “够了!……”气急败坏的毛人凤一拳擂响桌面,朝眼前这位女共产党员厉声叫道, “朱谌之!实话对你说,奉‘总统’面谕,给予了你最高的礼遇、优待……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你的口供,不需要你提供任何材料……只想换你个回心转意、共赴国难。可你……”

  “我……怎么样?……使你们失望了?……”

  “我们的等待、忍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想,你也许猜得到,固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你说的是要判我死刑吧?”朱枫哈哈笑了。“我个人的死算得了什么?‘青山处处埋忠骨’,‘人间遍种自由花’……”

  “你?……”毛人凤脸色骤变,朝身后“特勤处”副主官做了个手势。章开觉立正回应,忙向前跨上两步,打开手中黑色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宣读:

  “将共党女‘匪谍’朱谌之押出去!”

  朱枫轻蔑地笑了笑,然后便昂首阔步,走出了这间“陆军监狱”里的牢房。

  接着,便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附四、红色特工献身宝岛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戒备森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上,一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七弹,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这一年,她仅45岁。

受命入台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经过研究,这项任务落到了朱枫的肩上。

  朱枫,又名朱谌之,1938年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到情报战线做地下工作。

  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的海轮在台湾基隆港靠岸。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作掩护的。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孝干),一人是吴石(吴墨非)。

秘密接头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我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吴石是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我党秘密情报员,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在书房里,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手中。

  很快,这批绝密军事情报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直至毛泽东的手中。朱枫等人的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朱枫送回第一批情报之后,又与“老郑”、吴石多次见面。他们又陆续交给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朱枫将情报安全送回大陆。

叛徒出卖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对她道:1949年10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老郑”被捕。现在,他已供出,“那边”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枫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由于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她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不料,在抓人扑空后,“老郑”又供出了吴石,并从其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了朱枫的去向。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在台湾当局多次劝降无效后,朱枫被判处死刑。同案被判死刑、与朱枫一起英勇就义的还有吴石等人。

  1951年7月,中共华东局组织部向朱枫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周恩来力排众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确认吴石为革命烈士。(《湘潮》2005年12期)

附五、浙江省镇江中学

朱枫烈士纪念楼

  朱枫(1905-1950),女,原名朱谌之,字弥明,浙江镇海人。1927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至1944年,先后在党领导的桂林、重庆、金华、上海“新知”书店办事处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底受命由香港赴台,执行秘密使命。1950年初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同年6月10日被害于台北。

  1995年,在烈士故居,朱枫烈士纪念楼落成。

朱 枫 传 略

  朱枫,女,1905年生,原名桂凤,改名湛之,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带头参加反帝爱国活动。1927年远嫁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家返乡,翌年丈夫病逝。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投入救亡宣传活动,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期间,与朱晓光结婚。当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元。武汉失陷前返浙江,在金华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慨捐800元,并向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物。1939年秋,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1940-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归队。1944年初至沪,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破坏,曾被捕押于日本宪兵队,经受酷刑,守口如瓶,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经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巧妙周旋于国民党经、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1948年秋,调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奉命去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950年2月,因叛徒告密,被敌人追捕,狱中坚贞不屈,同年6月10日,在台北壮烈就义。

朱枫台北就义

  渴望团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二个月,朱枫还在香港搞党的情报工作。她丈夫朱晓光己随解放大军,从东北南下,来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被任命为市新华书店主要领导。从8岁起就在部队里长大的女儿晓枫已经18岁了,进入上海医学院学医。十多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的一家为民族解放,战斗在天南地北,忘掉了自己和亲人的安危。现在,战争逐渐远去,和平建设即将开始,双方的工作环境也安定了下来,一家人是多么希望团聚呀!特别是,当朱枫得知自己的丈夫积劳成疾,身患肺结核时,她更牵肠挂肚,二天发出一封家书,又安慰,又叮咛,又对未来温馨家庭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领导上了解朱枫家庭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让她调往上海。这年8月,朱枫把带在身边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朱明,托好友先带回上海,而自己加班加点,想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个了结。不久,她终于办好工作移交,她飞笔写信给丈夫和女儿告诉好消息:“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右边相片于赴台前一个月照的[即1949年10月25日])

  舍亲受命

  正当朱枫一家在港沪两地共梦团聚的日子里,华东局有关领导也为一件重大使命而举棋不定。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门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员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各种条件,无出其右。可是,有关领导却对此犹橡了好一会。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在她即将调回上海一家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确有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她意见。这个任务虽出于朱枫意料,但在稍作思考以后,她却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挥毫给丈夫写了一封不好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过了几天,朱枫又发出一封给丈夫的信:“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多么伟大的战士情怀!又多么深厚的夫妻挚情……

  虎穴得“宝”

  朱枫26岁远嫁东北,丈夫是沈阳兵工厂炮厂的总工程师。“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她和她的丈夫,举家返镇海。第二年夏,丈夫不幸病逝。留下两个孩子,大女儿阿菊,女婿叫王昌诚,那时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几个月前,朱枫刚刚接到过女儿女婿的来信,邀她去台湾玩,还寄来“入口证”等证件,但被她婉言谢绝了。现在,她真的要去看望多年未见的女儿女婿了,但心却是沉沉的。在她身上,有组织开出的两封介绍信。一给蔡干〔孝干),二给吴石;在衣服隔层中,还藏有金链和金镯。

  11月27日,朱枫乘班轮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女儿女婿已经静候多时了。码头上母女的热烈相拥,把周围军警特工的警觉也融化了。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这次赴台,她只单线会两个人,完成任务即返回。凭借阿菊夫妇的天然屏障,她先会蔡干,双方约定联系方式;不久又与吴石接上头,并前后七次相晤,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她就让女儿买了返香港班轮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商界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的一张便条,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朱枫在家小名桂凤)1950年1月14日。”日夜默默祈祷平安的在上海亲人,接到朱枫的亲笔字条,心中的甜蜜无法形容。

  慷慨悲歌

  正当朱枫浸沉在功成即将凯旋的喜悦之中时,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她逼近。原来,在49年底和50年元旦,台湾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朱枫得到警报时,台湾己经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在紧急关头,她求助吴石。吴石冒险亲自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蒋军手中的舟山,谋求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返还老家镇海。2月2日,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干也落入敌手。想不到这个有25年党龄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仅经一星期拷问,全部供出党内机密,包括朱枫和吴石。他还亲自打电话找朱枫,但朱枫已经飞了。而敌特在吴石寓所,却搜到为朱枫开出《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罪证和朱枫去向全部揭示。朱枫在舟山某医院的好友处藏匿两周后也终落入魔掌。朱枫意识到在劫难逃,在沈家门羁押时,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决心以身殉职。但被敌发觉,延医未果,就立即押回台湾,在某总医院把金物取出。敌特原以为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干一样不堪一击,还特地制定“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策略实施征服,但一切手腕皆未如愿……
  6月10日下午4时半,朱枫与吴石将军、陈宝仓中将、聂曦上校,在台北刑场壮烈成仁。

(根据《枫叶飘落在台湾》改写)

朱枫生平老照片

 

←-- 1923年,18岁时就读宁波女子师范

 

 

 

1928年,23岁时摄于奉天 --→

 

 

←-- 1934年,30岁时摄于镇海

 

 

 

 


1938年,怀抱儿子朱明在湘西逃难途中与堂兄朱辉母子合影--→

 

 

←-- 1939年,与女儿摄于金华旅馆

1939年秋,去皖南抗日前线前夕于浙江三和 --→

 

 

 

 

 

 

←-- 1940年6月,在当时的敌占区上海

 

 

 

1941年,在桂林新光口书店 --→ 

 

 

 

1941年秋,化名周爱梅三进上饶集中营探监后回桂林 --→

 

 

 

 

 

 

1943年掩护从集中营越狱

的朱晓光去重庆途径贵阳 --→ 

 

 

 

←-- 1944年,39岁时从溪口寇沪西宪兵队出狱

 

 

1946年8月,摄于上海 --→ 

  

 

 

←-- 1947年7月,回家乡探亲

 

 

 

 

 

                        


←-- 1949年8月于香港




 

 1947年5月在重庆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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