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动向》揭秘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
作者：《动向》特约记者： 史鸣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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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中共当局把他捧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但是民间将其视为“民族败类、千古罪人”者也大有人在，而且这类人的比例在快速增长。最近，随着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长期以来关于他历史功过的争议遂将尘埃落地。
张氏党员身份乃中共最高秘密
北京的权威人士透露，关于张学良中共秘密党员身份一直是中共的一项最高秘密。了解这一秘密的在中共重要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除了毛因为是第一把手，统管全局，其他三位都是中共谍报和统战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是中共谍报系统的始祖、而对这一系统事实上的有效掌控，使他在历次权力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张学良对周恩来的仰慕也是众所周知的。前人大委员长、元帅叶剑英是周恩来的长期副手，尤其是抗战中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和内战期间任职军调处，更是中共谍报工作的前线指挥。一九三六年七月，他被中共委派到安塞，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九月，被派往西安，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在第一线协助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李克农长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中共建政后任社会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长、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前他就潜入西北军和东北军，策反高级军官，事变后，他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随周恩来赴西安谈判。事实上，说周、叶、李三位也是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并不为过。
如今，这四位掌握这一最高机密的中共领导人都已经先后去世，似乎这一秘密成了死无对证的悬案。然而，眼前却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阎明复披露，叶剑英生前曾经对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的编辑宋黎（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有过交待，肯定张学良就是中共党员。宋当时将叶剑英的这个谈话作了记录，并将记录稿封存在保险箱里，并交待张学良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绝对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后再把谈话记录拿出来报告中央。
叶剑英的谈话并不是孤证，另一位还健在的中共老人吕正操，也持肯定的态度。吕正操是张学良东北军的老部下，历任共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兼三纵队司令员，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人民政府铁路局长、铁道部长，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铁道部部长，铁道兵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九一年他在纽约与张学良数次晤谈，近日他也对人披露“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张学良字汉卿，被尊称为张汉公）。吕正操还多次对人说，周恩来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
当然，此事也有一个反证。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写作组组长高文谦表示，有关张学良是否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文件过去一直是中共的核心档案。他虽然没有看到过张学良亲笔写的入党申请书，但是他确曾看到过一份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请示关于如何处理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报告。这份电报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还在瓦窑堡的时候向莫斯科发出的。高文谦说，张学良想秘密加入中共这在党史研究的圈子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学良希望加入共产党并不奇怪。张学良少年得志，性格豪放、说一不二。他被日本人赶出了东三省，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又不满，因此同中共一拍即合是很自然的。
高文谦认为，共产国际不同意张学良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原因是莫斯科视张学良为军阀、汉奸，不可信任。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曾经因为中东铁路问题同苏联发生冲突，甚至兵戎相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莫斯科认为是破坏了苏联把日本拖在中国战场的战略，苏联塔斯社在事后发表的社论指张学良为汉奸。莫斯科对张学良的态度导致中共改变了对张学良做出的一系列承诺。一气之下，张学良不辞而别地陪蒋介石回了南京。高文谦说：“中共那边原来也要公审蒋介石，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策略是有一个变化的。这个变化的核心在于共产国际，就是苏联人的态度。所以这一子等于把张学良给晾在那儿了。”
阎明复也有类似的讲法，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偶然发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覆，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吸收张学良入党，当然要请示了。由此可见，张学良当时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党，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只是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
张学良曾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共
据北京的权威人士披露，张学良曾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共，第一次提出入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连夜在安塞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当时与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并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若接收张学良入党，势必造成东北军分裂，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向张说明此意，张表示理解。但此后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参加中共，中央同意了，但向在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报批时，却没有获准。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叶剑英与宋黎的谈话公布之时将彻底揭开这个谜底。
张学良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张学良本人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而且他生前似乎也不避讳这个话题，台湾出版的《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张志宇校注），张学良坦陈：“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难怪中共学者要说，张学良是用“口述历史”的机会，向世人宣布：“我就是共产党！”
但是，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曝光，意味着以往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定性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恐怕也是中共迟迟不公开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的原因。
——《动向》2005年10月号
作者：《动向》特约记者： 史鸣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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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中共当局把他捧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但是民间将其视为“民族败类、千古罪人”者也大有人在，而且这类人的比例在快速增长。最近，随着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长期以来关于他历史功过的争议遂将尘埃落地。
张氏党员身份乃中共最高秘密
北京的权威人士透露，关于张学良中共秘密党员身份一直是中共的一项最高秘密。了解这一秘密的在中共重要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除了毛因为是第一把手，统管全局，其他三位都是中共谍报和统战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是中共谍报系统的始祖、而对这一系统事实上的有效掌控，使他在历次权力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张学良对周恩来的仰慕也是众所周知的。前人大委员长、元帅叶剑英是周恩来的长期副手，尤其是抗战中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和内战期间任职军调处，更是中共谍报工作的前线指挥。一九三六年七月，他被中共委派到安塞，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九月，被派往西安，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在第一线协助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李克农长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中共建政后任社会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长、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前他就潜入西北军和东北军，策反高级军官，事变后，他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随周恩来赴西安谈判。事实上，说周、叶、李三位也是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并不为过。
如今，这四位掌握这一最高机密的中共领导人都已经先后去世，似乎这一秘密成了死无对证的悬案。然而，眼前却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阎明复披露，叶剑英生前曾经对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的编辑宋黎（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有过交待，肯定张学良就是中共党员。宋当时将叶剑英的这个谈话作了记录，并将记录稿封存在保险箱里，并交待张学良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绝对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后再把谈话记录拿出来报告中央。
叶剑英的谈话并不是孤证，另一位还健在的中共老人吕正操，也持肯定的态度。吕正操是张学良东北军的老部下，历任共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兼三纵队司令员，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人民政府铁路局长、铁道部长，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铁道部部长，铁道兵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九一年他在纽约与张学良数次晤谈，近日他也对人披露“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张学良字汉卿，被尊称为张汉公）。吕正操还多次对人说，周恩来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
当然，此事也有一个反证。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写作组组长高文谦表示，有关张学良是否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文件过去一直是中共的核心档案。他虽然没有看到过张学良亲笔写的入党申请书，但是他确曾看到过一份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请示关于如何处理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报告。这份电报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还在瓦窑堡的时候向莫斯科发出的。高文谦说，张学良想秘密加入中共这在党史研究的圈子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学良希望加入共产党并不奇怪。张学良少年得志，性格豪放、说一不二。他被日本人赶出了东三省，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又不满，因此同中共一拍即合是很自然的。
高文谦认为，共产国际不同意张学良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原因是莫斯科视张学良为军阀、汉奸，不可信任。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曾经因为中东铁路问题同苏联发生冲突，甚至兵戎相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莫斯科认为是破坏了苏联把日本拖在中国战场的战略，苏联塔斯社在事后发表的社论指张学良为汉奸。莫斯科对张学良的态度导致中共改变了对张学良做出的一系列承诺。一气之下，张学良不辞而别地陪蒋介石回了南京。高文谦说：“中共那边原来也要公审蒋介石，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策略是有一个变化的。这个变化的核心在于共产国际，就是苏联人的态度。所以这一子等于把张学良给晾在那儿了。”
阎明复也有类似的讲法，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偶然发现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覆，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吸收张学良入党，当然要请示了。由此可见，张学良当时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党，并报告了共产国际，只是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
张学良曾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共
据北京的权威人士披露，张学良曾先后两次提出加入中共，第一次提出入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连夜在安塞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当时与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并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若接收张学良入党，势必造成东北军分裂，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向张说明此意，张表示理解。但此后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参加中共，中央同意了，但向在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报批时，却没有获准。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叶剑英与宋黎的谈话公布之时将彻底揭开这个谜底。
张学良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张学良本人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而且他生前似乎也不避讳这个话题，台湾出版的《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张志宇校注），张学良坦陈：“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难怪中共学者要说，张学良是用“口述历史”的机会，向世人宣布：“我就是共产党！”
但是，张学良的中共党员身份曝光，意味着以往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定性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恐怕也是中共迟迟不公开张学良中共党员身份的原因。
——《动向》2005年10月号
纪念西安事变的日子又临近了。同往年一样，张学良是共产党员的问题又会被关注者提出来。不过今年应是不必再怀疑了，因为不久前阎明复在《百年潮》上的文章回答得很肯定，解释得很圆满。
阎的父亲阎宝航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是共产党派进东北军的重要干部。阎明复自己担任过中央统战部的部长，也是与张学良及其亲属关系最密的大陆高官。他说张学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没有批准，但中共一直以党内同志来对待张学良。笔者参加过几次西安事变和东北军的学术研讨会，关注过这段史事，可以写一点个人所知，从赞同阎明复的角度略作补充，也让爱好历史的朋友们一同辨析。
话得从陕西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书谈起，看书名就知编者偏重学术价值，《西安事变实证研究》，由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和陕西省华清池管理处合编，收海内外学者文论70余篇，早已公开发行。书的版权页上标2001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实它至少拖延了几个月才定版的，因为和我一起，有好几篇论文都是迟至2002年春才交稿的。这部近800页的书，原是2000年8月那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汇编，会后增收的几篇，多是没有到会的知名专家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有毕万闻的《张学良是否加入了中共仍然是个谜》和周毅的《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述略》两篇。
毕万闻供职于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有年，著述颇丰。他主编的《张学良文集》上下卷，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他的这篇谈张学良中共党籍的长文，是一则很好的专题综述。他考察得很细，说1980年前苏联书刊中透露了中共在1936年有意吸收张学良入党，曾引起共产国际的不安。此说后来渐被史学界关注。毕万闻还介绍了国内译载苏刊的时间、国内学者们的看法。20年来莫衷一是。毕的基本看法是：“张学良到底是否加入中共，迄今为止，尚是一个历史之谜，在没有发现可资证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之前，仅就目前已经发现的种种间接史料加以推断，任何结论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那么谁掌握了“可资证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呢？这就该说说周毅了。他是辽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们那儿有个“东北军及张学良研究会”，他负责，在国内外近代史研究界颇有声望；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大陆与他老人家的联系接触、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祝寿问候，多由周毅他们预洽转告。周毅是国内目前掌握西安事变资料最权威的人士之一，他从70年代末就泡在中央档案馆里，多年冷板凳，并和事变幸存下来的老人们交往甚笃，关系极好。为了推进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周毅特别能团结各方人才，注意积累资料，注意建立学术基地培养学术传人。他一贯谨守我党的统战政策，懂得纪律分寸，懂得研究领域的保密，尝自称“述而不著”，轻易不下笔。在他的建议下，西北大学筹备组建了“西安事变研究中心”，成立后即举办“实证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周毅到会祝贺，还带来了两份史料，仅在极小的范围里传阅。后来，他可能碍不过李云峰（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面子，补写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述略》这篇短文。加之张学良将军已经作古，披露他的政治隐秘不再忌讳。周毅依据那两份史料及多年研究心得写道：
“1936年6月，张学良、王以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7月15日，共产国际只批准了王以哲，没有批准张学良，但中共一直以对待党员的态度对待张学良。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这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这几个问题的核心是双方配合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在9、10月间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发动抗日局面。后来红军和东北军的一切军事部署都按这个精神办理，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阶段。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见《西安事变实证研究》第629页）
这里对张学良的中共党籍一事说得很肯定，还透露了两份未注明馆藏处（自然应是中央档案馆了）的档案：一，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张学良同志的信（请注意，只有党内才称“同志”；信中对杨虎城却不称同志）；二，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共同签订的《抗日救国协定》。史料完整无误，前者“17个问题”，后者“计8条”，共十余页，我都有幸细细过目，阅后暗自兴奋不已。记得中央四位领导人的化名是“赵天、赵来、赵古、赵东”。李云峰还补充，陪张学良秘密会见毛泽东的有东北军115师师长熊正平，熊生前多次回忆过史事。从史证的角度说，这两件事已毫无疑问：一，张学良确是中共党员；二，张学良确和毛泽东有过会晤。毕万闻没有去西安参加那个实证研讨会，也没有看到周毅悄悄出示的史料，当然还寄希望于“可资证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呢。这次，他该看到阎明复的文章，或是同周毅交流一番，总之该转疑为信了。
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特将高崇民先生怀念张学良诗中“一人憔悴在东南”句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对此，许多人长期不解。如果联系张学良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背景，可能不难理解周恩来突出“奋斗”之心意。听听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对记者说：我就是共产党呀。近年来，回回纪念西安事变，纪念张学良将军，都会有些热闹的文字。依愚见，弄清张学良确是中共党员以后，就该着眼张学良和跨国的共产党里各派系的关系，这才是研究西安事变演进的关键，也是解开策动事变谜团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