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炳章
1、斯諾
青年时代的斯诺
西方人開始給中國政治領袖寫傳記，應該從斯諾算起。
由於時代的差異，我無緣同斯諾結識。斯諾晚年曾多次去哈佛，我想主要是因為寫書，需要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的圖書資料。我是1981年到哈佛的，當時斯諾已經去世多年了。哈佛師友中留下不少傳言，說他是一個文質彬彬，循規蹈矩的老頭兒。當然，這是1970年代對他的印象，1930年剛來中國的他則是熱血沸騰的理想青年。
斯諾和費正清是同年齡人，大致是1920年代末期來中國，剛剛大學畢業，在新建立的燕京大學教英文。費正清從哈佛大學畢業，來學習東方文化。
那時毛澤東也沒有架子，幾天幾夜，在陜西北窯洞大談紅軍長征的英勇故事，乃至涉及黨內人事糾紛、私人家庭關係，在外國人面前反而直言不諱，關於小時候童養媳等等。毛澤東的革命，首先是從自己家庭開始的，反抗富農父親。如果建國後國際友人採訪毛澤東，毛大概不會如此直言了！
浪漫有浪漫的好處，浪漫也有浪漫的弱點，斯諾一生沒有專注於什麼事業，背上《西行漫記》作者和毛澤東朋友的名義，晚年也寫過一二本關於中國的書。
毛與斯諾的私交是真摯的。1965年，毛把對劉少奇不滿意，想換接班人的想法先對斯諾說過，1970年通過斯諾轉達過邀請尼克松訪華以改善中美關係的傳話，等等。
2、史華慈
汉学大家史华慈
本傑明·史華慈是我在哈佛時的導師，可以說是哈佛東亞研究的第二號人物，猶太人，長相酷似愛因斯坦。他本來是研究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的，由於後來費正清的慫恿，轉到中國研究上來，但中文卻不太好。直到目前還有一個奇特現象，美國的“中國通”，凡是會說中文的，都成不了大家；而凡成大家的，都不會說中文。
其實大家也知道這是一種缺陷，史華慈教授曾對我說過：“我們那個時候不同。五六十年代大陸不讓去，台灣不想去，我又沒娶一個中國太太，找誰去說中文？”
《中國共產主義和毛的興起》是第一本美國有關中國政治領袖的學術著作，也是史華慈本人出版的第一本書，影響甚大。但五十年代美國關於中共的研究資料十分匱乏，他也多次表示自己是個“謙遜的無知論者”，我對此很欣賞，有自知之明。
史華慈對中共政治和中共領袖並非全身心投入者，第二本書就開始寫嚴復和東西方交流，晚年逐個寫古代文化思想。對於學生，史華慈不費心指導，也不矯揉，對中國和中國人持一般性友善態度，這是我所敬重的，也是他與費正清的相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於費正清是一個盡職敬業的工作狂，而史華慈則會常常忘記上課，遲到也是經常發生的。
3、施拉姆
学者施拉姆
國外從事中國政治和中國歷史研究的人，都應該知道這樣一個名字，就是斯圖爾特·施拉姆。他名氣很大，幾本書在國外很流行。施拉姆尤其是以研究毛澤東著稱，這方面在當今西方世界恐怕是首屈一指。毛澤東一生的事業、著作，也構成了他一生的著作、事業。施拉姆是一個美國人，在倫敦大學教書，而麥克法克是一位英國人，在哈佛大學教書，成為“中國學”圈子裏的一種笑談。
做學生時讀過施拉姆的著作，比如他一九六六年在中國出版的《毛澤東政治思想》，我便抱有懷疑，不敢輕易恭維。書裏明確指出，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已經成熟，毛澤東的政治事業已經完成，都不會有什麼新穎變化了，如此等等。只可惜的是，這本書出版不到幾個月，中國就來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研究成為“毛學”，正如紅樓夢研究成了“紅學”一樣，施拉姆畢生就在研究毛學，在美國學術界這恐怕是獨一無二的。施拉姆現在有七十幾歲了，身體也不好，從倫敦大學正式退休後來到哈佛大學從事客座研究。教授做大了，好找錢了，一直在編譯《毛澤東全集》。
我真難設想，怎麼編《毛澤東全集》呢？現有的所謂毛澤東的文章，可能有些不是毛澤東寫的，而不說是毛澤東的文章，倒可能是毛澤東寫的。還有多少毛澤東的文字，國內人都不知道，國外人更是沒有這樣一種條件。尤其施拉姆教授，他真是沒有這個主觀條件，單純文字翻譯也有問題，且不說人事分析。這只能說是不可思議，自己專心致志所要做的事情，又是自己完全不可勝任的事情。
4、特裏爾和李慶華
特里尔（图由特里尔本人提供）
現在我們國內最暢銷的毛澤東傳記，恐怕是羅斯·特裏爾的《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本，發行上百萬冊。英文名《Mao》。我和特裏爾是同年朋友，大不了幾歲。他本來是澳大利亞人，前幾年加入美國國籍，現在是雙重國籍。1972年從哈佛政治係畢業後留校任教，1978年合同到期，沒有獲得終身任職，又不願意到小學校求職，於是成為職業作家。
特裏爾的《毛澤東傳》1981年出版，得過一筆研究資金，使他訪問了同毛澤東個人接觸過的很多領袖人物，如李光耀、基辛格等，這是本書的一大亮點。這本書是一本新聞性著作，但是相對而言，其學術性還是比較強的。而之後他又寫的《江青傳》（英文名The White- Boned Demon白骨精），也許由於傳主本人曾是一個上海灘的女演員，也許由於作者追求市場效益的意圖，距離學術性著作更遠了，甚至接近“花邊”了。因為如此，費正清沒有像以前那樣給羅斯積極寫書評。這也體現了羅斯個人生活的一種轉向，他打算脫離哈佛學術圈子了。但羅斯的英文文筆非常好，甚至可以說，在我所知道的“中國通”裏是最好的。
八十年代初是特裏爾的轉折時期。在此以前他對中國非常友好，這從《八億人》上可以明顯看出來。為了這本書惹得許多西方反華人士對他進行討伐。從此以後他越來越變了，對國際共產主義失去信心。這從《江青傳》上已經看見苗頭，八十年代中期不時刊登在《紐約時報》和《波士頓環球報》上的評論文章就更顯著了。
特裏爾說年輕時曾對中國抱有太多幼稚的想法，現在沒有了。我本人不敢茍同，卻也沒有過多勸說。不同年齡上不同心態，這是一碼事；而國家社會的優良差劣、興盛衰亡，這是另一碼事。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片混亂形勢，不應該是幾個革命口號所能掩飾的；八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國民經濟連續二三十年高速增長，此種大局面也是不應該忽略的。
關於鄧小平研究，我們可以從李慶華的《鄧小平：通向紫禁城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一書說起，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最早的英文鄧傳。李慶華是台灣國民黨“行政院”院長李煥的兒子，1980年代赴美留學，此書是他的博士論文，中立學術態度很嚴謹，研究也很細緻，否則指導教師不會答應。因為是重新創新研究，基本事實上不免存在錯誤。
在此僅舉一例：李慶華曾寫出如下內容：“1926年8月，當馮玉祥動身回國時，陪同他的人有鄧小平，劉伯堅，史可軒和98名蘇聯顧問。9月17日，當著鄧和其他共產黨人的面，馮在五原誓師。”
實際上，鄧不可能參加1926年9月的五原誓師——他於1927年3月某一天經烏蘭巴托回到西安——同樣98名蘇聯顧問也不能陪同馮。正如馮將軍自己的日記清楚地表明，只有一小批五六個人陪同他在嚴格的安全措施下從莫斯科秘密返回中國西北地區。多年後鄧本人對此也予以澄清。
5、伊文斯和索爾茲伯裏等
伊文斯曾是英国驻华大使
理查德·伊文斯曾是英國駐華大使，有人是“學而優則仕”，他則是“仕而優則學”。不少人，在其他行業有了些成就，就希望自己寫上一本書，但卻往往缺乏必要的知識和訓練。在伊文斯出版於1992年的鄧小平傳中也存在著不少錯誤。他在書中多次引用我的書文，也曾對我表示好感，想在哈佛見一見我，但最後沒有見成，倒不是別的什麼原因，只是我當時不在波士頓地區。當然，他的基本立場是對華友好的，但確實不太懂中共政治和中共歷史。
同西方人書寫鄧傳有關的是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哈裏森·索爾茲伯裏的故事。為了寫《長征》，1984年夏天哈裏森通過在美國留學的黃賓與北京建立了聯繫，先後見到黃華、余秋里、王震、李先念、楊尚昆、胡耀邦等人。已有上頭這些大人物出面，加上是外國大作家要寫中國長征史詩，於是外交外事部門免費提供交通翻譯，各省各地的黨政軍官員更積極配合。
順著已經建立的人事關係，1985年到1989年哈裏森又多次去中國大陸，並多次見到楊尚昆，兩人似乎已經成為私交。哈裏森也很想採訪鄧小平，為鄧小平立傳，以寫就一部正面的傳記，就像斯諾在1936年對毛澤東的採訪那樣。但鄧小平有鄧小平的性格，拒不相見。
1992年江澤民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身份，成為第三代政治領袖。不少西方學者曾想寫江，也應該寫江。只是不好寫，資料太少。因此布魯斯·格雷1998年在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出版的《江澤民和新一代中國精英》，不得不把江澤民作為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一起寫，嚴格意義上不是一部個人傳記。1999年林和立的《江澤民時代》大致也是如此。
6、庫恩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库恩
庫恩用中英文同時出版《他改變了中國》，倒是以江澤民為專題的個人傳記，在國內外造成了巨大反響。前面我曾說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斯寫鄧傳是“仕而優則學”，庫恩寫江傳則是“商而優則學”。據報道庫恩是一位在中國做生意很成功的美國人。
作者對中國、對中國政治領袖的友好立場是相當明顯的，難能可貴的。主要內容上是在對於同傳主有關的各界中國人士的採訪，也可以說是本書一大亮點。當然，這裡也有不少問題。作者不懂中文，對中國政務很難切實了解。隨便列舉一個例子，是本書關於中韓建交的描寫（中文版186頁）。
起碼可以肯定，經過南韓總統盧泰愚，南韓人、夏威夷大學趙利濟博士，中國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最後到江澤民主席的多次傳信，導致中韓建交的說法，是過於簡單化、過於戲劇化。與中韓建交有關的1986年亞運會、1988年奧運會，以及1991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在錢其琛《外交十記》有過詳細的記錄。作者顯然曾有一個很長的採訪名單，為什麼不去採訪錢外長呢？作者周圍顯然也曾有很多的中國同志幫忙，為什麼不提醒他一下呢？（作者：楊炳章，哈佛大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
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