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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聂元梓的回忆文章,想起我在大学里的一个老师,姓谭,方脸,戴眼镜。目前应该是不足六十岁的样子,很有才华,是个笔杆子,曾是文革中走红,文革后期任学校的宣传部长,为另外一个文革时的大牛人,写过发言稿。后来四人帮倒台后,这个老师被打成三种人,受特殊照顾。在系里,他整天像个小媳妇一样做人,见谁都不免点头哈腰,谦卑的不得了。
我去过他们家,四口之家,挤在一间房子里,即当卧室,又是厨房,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也都不小了,晚上睡觉的床给吊起来,白天再收好。
这个老师带我们的实习课,对学生非常的和蔼,他平时晚间在教室里和学生一起上自习,也经常到我们的宿舍里面一起聊天,他说人这种动物,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是最大的。谈话间,他还特别的羡慕系里的一个老教授,说人生一世,能像老先生一样,足矣。这位老先生,也留学德国,是老地下党员,很让人尊敬,至今仍然健在,但学术上比较霸道,听说老先生在文革期间挨斗,后来对斗过他的人,也很不原谅。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也不免的唏嘘。
后来在系里,我的这个老师一直的不得志,虽然业务上不错,但职称没有被提上去,一直是讲师。听说他在经济搞活后,到了一个贫困县,做了副县长。
一个同学告诉我,这个老师,目前混得不错,如鱼得水。
有时候想起这个老师,就不免慨叹,这也是一种人生!
2005-10-1